（4）刘炘在1999年指出："(90年代以来)除了电视台在职的电视人外，在北京等大都市出现了一批被称为'电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加盟到电视台参与策划、主持节目。社会上大量涌现出来的独立制片人、创意者、策划者、包装者、推销者、自由撰稿人、主持人，事实上都间接地成为市场化的电视人的一部分，其中也包括一批受雇于一些制片人的被称为'文化苦力'的文化人。" 这里刘炘强调了是除电视台在职的电视人之外的"业外"人士。
当然，就汉语"电视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时间看，晚于布尔迪厄在1996年电视讲座中提及的时间，但是，考虑到学术界引进外来理论时正常的延后性，以及大陆收看法国电视节目的局限性，并且上述四位学者在论及"电视知识分子"时都未提及布尔迪厄，所以，汉语中的"电视知识分子"一词并非翻译自法语或英语的可能性较大。
2.何东、周安华、黄书泉和刘炘先生所指的"电视知识分子"和布尔迪厄的"电视知识分子"概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何东在《电视"知识分子"》一文中强调"电视知识分子"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凡此类认识屏幕亮相，或左或右下角处必会出现一行电脑排字：某科学院(或大学)某研究所'副'研究员(或副教授、副主任、副编审)，实在无衔可列的，便一概混称'学者'"。周安华所言的"电视知识分子"是"电视十项全能冠军"，可以理解为是以"嘉宾"、"策划"等方式介入电视制作的知识分子。如果从《文化观点》和《读书时间》这两个节目当时的表征看，黄书泉显然指的是请"学者"来当"嘉宾"。
这四人对"电视知识分子"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点，即知识分子都是作为电视"业外"人士介入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电视知识分子"一词，除了在何东的文中可以看出明显的"贬义"色彩，其他三人对"电视知识分子"词性的理解都应该是"中性"的，甚至有些还是偏"褒义"的。王立群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不愿做"学术超男"，"电视知识分子"是他到目前为止听到的最好听的一个称谓，这里该词带有"褒义"色彩。另外，《新周刊》的"2000年中国电视节目榜"在评价年度嘉宾主持人余秋雨时，有这样的论断："利用文化的力量提升电视节目的品质，扩大观众精神视野，堪称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这里的"电视知识分子"甚至是个"褒义词"。
反观布尔迪厄的"电视知识分子"，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并未对什么人是"电视知识分子"进行详细解释和定义，没有如上述三位对其内涵和外延做完备的表述。当然，这也是布氏的一贯立场，就如他在研究"知识分子"时，不对其做定义，只当作知识分子场域中的行动者来看待 。整个句子的表达为："反智性主义是新闻界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现象(很容易理解)，它促使记者们经常提出知识分子的谬误问题或是挑起争论，能发动的自然只是那些知识分子记者，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争论可以给那些电视知识分子提供机会，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联系上下语句的逻辑联系，这里的"电视知识分子"指的是"知识分子记者"。在本书以后的有关学者与媒体关系论述中，再没出现"电视知识分子"这一专门的词组。布氏的"电视知识分子"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如果按照我国学者认为的"电视知识分子"概念(即业外嘉宾、策划等)，布氏本人恰好正是这个我们理解的"电视知识分子"，在此，布氏自己给自己安一个"贬义"的名声，不符合逻辑。
(八) 以理念世界来批判现实世界的人。 (2)
虽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也多次谈到电视"业外"的学者被邀请到电视节目中，"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介绍，乞求传媒的邀请，抱怨自己被遗忘，听了他们的那些有根有据的抱怨，相当让人吃惊，不禁真要怀疑那些作家、艺术家、学者自己主观上是否想保持自主性"。但是，布尔迪厄这里是在讨论学者被大众传媒所影响，就本书中唯一出现的"电视知识分子"一词而言，不是指这些媒体"业外"人士，而是那些"记者作家"、"作家记者"、"知识分子记者"。
布尔迪厄专门在题为《新闻的影响》的附录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记者的权力'--更不是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业--而是越来越屈从于(读者和广告客户)市场要求的新闻场机制对记者本身(知识分子记者)继而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界等各种文化生产场所施加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布氏本文中经常谈到的是作为文化媒介人或是文化掮客的知识分子记者对其他知识场的影响，而所指的"电视知识分子"是在媒体"业内"的知识分子记者。这种知识分子记者，在其他场合也被他称为"大记者" 。
如果联系法国的实际情况，所谓的"知识分子记者"指的是这样一批人。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援引德布雷的观点："大约在1968年，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电台访谈节目的来宾和主持人、顾问、经理等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仰赖没有面目的消费大众这些'他者'所给予的赞赏或漠视。"也就是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大众媒体工作，以此为业。
法国学者白夏曾经说过："现在法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参加政府建立的专业委员会，借助报刊电视发挥其影响力。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法国也有所谓的媒体知识分子，但他们与法国历史上的大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是'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在这里，白夏是把"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发言"和"媒体知识分子"对立起来看待的。笔者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记者在西方社会主要表现为专栏作家、谈话节目主持人、文化媒介人等。就目前中国的国情看，我们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以媒体工作为专门职业的情况，而且，以宣传为主要职能的中国大陆传媒机制也没有提供如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大量的"谋生"职位。
3.2000年以后，在论及"电视知识分子"时，国内主要学者所言的"电视知识分子"仍然更多地指向作为"业外"嘉宾、策划的教授、学者，虽然名义上是引自布氏，但实质上是存在差异的。
如果把时统宇先生发表于《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的《试论"电视知识分子"》明确提出"电视知识分子"概念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作为一个显性的分界线，可以发现，对于"电视知识分子"概念的运用呈现出两个阶段。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在时统宇之前，也有学者引述过布氏的观点，但是未使用"电视知识分子"一词，如周宪先生在2000年的《教师、作家、名流》一文中指出："我们不禁想起了法国另一位学者布迪厄的看法，他在颇具争议的《论电视》中，深刻迪剖析了媒介和知识分子'互搭梯子'的共谋关系。一方面，媒介为知识分子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利用媒体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
第一阶段：1997年至2003年，"电视知识分子"是一个本土化概念，指"电视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作为媒介"业外"人士介入电视运作；第二阶段：2003年以后，"电视知识分子"被作为一个外来词汇运用，但是实质还是本土化的，和第一个阶段并无明显差异。
如上述陶东风先生等人的定义，又例如刘艳臣在2005年提及"近些年的中国电视界，电视知识分子的出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于高校、研究院或权威学术性平面媒体，多为大学教授、研究员和高级编辑，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 。
所以，通过上面的论述，笔者认为"电视知识分子"在汉语中不是一个外来词，它在发生和内涵上都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与布尔迪厄所特指的"电视知识分子"不能完全吻合。而且，为什么会在1997年前后出现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论述呢？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其本质的原因与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加速发展所带来的知识分子分化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电视业确认为第三产业有关，而其直接原因应该与电视体制改革的1993年"制片人制度"改革相联系，在激发电视制片人的聪明才智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业外的学者、知识分子参与到电视的运作当中，例如这个时期社会学者郑也夫也曾经成为央视《实话实说》最早的策划者之一，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社会现象，被文化界关注和批评。
正如戴锦华先生所言，"布尔迪厄式对当代西方功能性知识分子、文化习俗及文化趣味的解剖，对知识分子群体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位置和角色的批判，并不能简单地挪用到对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观察中去，因为西方'革命'之后的这种历史进程在中国并未真正发生；准确地说，是正在发生，但并未完成" 。如果在引用布尔迪厄偶尔提及的"电视知识分子"一词时，不加以区分和本土化说明，就有存在着误读的可能。所以，笔者认为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所言的并未作定义的"电视知识分子"是特指一些在电视媒体工作的知识分子记者，但是，该书中大量论述的"新闻的影响"，尤其是电视媒体对文化生产者、知识场、文化场的影响的一系列论断，如"媒体常客"、"快思手"、"互搭梯子"、"特洛伊木马合谋"、"伊达诺瓦法则"等适合于批判我国学界理解"电视知识分子"行为，所以，也就被中国学界大量运用于电视知识分子批判中。
三、本研究之"电视知识分子"定义
在上一节中，笔者区分了作为外来词和本土化的"电视知识分子"，并非是要否定我国学者对"电视知识分子"的定义，而是认为"电视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出现，是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鉴于上面的论述，本研究中的"电视知识分子"是一个中国化概念，也就是说，它的外延要大于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提及的"电视知识分子"，即以媒体从业者身份出现、以大众传媒为谋生手段的知识分子记者。
中国学界对"电视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所谓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状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存在布尔迪厄所特指的"电视知识分子"，但是数量并不多。
就大陆地区可以收看的电视节目而言，此类"电视知识分子"较多地集中于凤凰卫视，例如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阮次山，获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既为纽约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又是著名的专栏作家，可以说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记者"。颇有趣味的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并批评"电视知识分子"的何东，如果按照布氏定义，恰好其本人才是布氏心目中的"电视知识分子"。何东既是"作家记者"，又是"记者作家" 布尔迪厄在提出"电视知识分子"一词后，在后一段的论述中，专门谈到"作家记者和记者作家之间玩起互搭梯子的手法"。而且他主持了娱乐访谈节目《何东星问题》，并且在凤凰卫视新媒体节目《凤凰非常道》中担任主持。
第二，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的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数量众多，并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有不断涌现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