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批评是以相关理论作为指导，对电视节目进行分析和解读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及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门与中国电视发展同步的学科，在促进电视创新和推动电视文化发展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引导，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电视批评正日趋走向成熟，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逐步搭建起较为完整的电视批评学。笔者学习所在的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电视批评研究开展得较早，也较为深入，受此学术氛围的影响，该研究希望以电视批评为主要方式、以相关理论为批判工具，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进行多层次的审视和探讨。按照欧阳宏生先生的观点，电视批评包括哲学批评、道德批评和文艺批评，以此为依据，可以从电视知识分子现象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电视文化、知识分子境遇、学术与思想、电视学术节目等诸多领域，开展电视知识分子批评活动。
综合吸收了多种批评手段的电视批评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工具：社会学电视批评方法"是了解电视作品思想性、研究创作者思想观念和社会理念、考察作品背景及文化内涵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是深层次研究和分析中国电视节目、知识分子和社会文化间的相互影响的重要方法；心理学电视批评方法"主要是以心理科学的研究成果，立足于电视活动作为心理精神活动的特殊性，对电视作品中所包含的各种心理现象，对电视创作心理和观众欣赏心理进行分析的方法"，以它为工具，有利于揭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通过电视媒体对观众所产生的权威效应、光晕效应等；使用系统科学的电视批评方法则可以"立足整体、统观全局，着重从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系统与环境相互关系中综合考察对象，从而达到理论优化"的效果，它为宏观把握电视知识分子行为及其对社会的综合影响提供了科学的视野和角度，也启发了笔者在本研究中使用场域理论。
对于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是电视批评从电视节目批评向电视文化批评等深层次发展的有益尝试，笔者希望在建设科学的中国电视批判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到微薄的作用。
2.构建本土化电视知识分子研究
电视拥有强大话语霸权并成为当代社会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今天，电视研究业已成为中国的一门显学，每年有关的研究文章和书籍层出不穷，这无疑推动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理论研究的步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解决好对于西方相关理论的本土化移植问题。鲁迅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为国人倡导了一种对待西方知识文化成果经验的基本态度，即剔除糟粕，留下精华；考虑本土语境，勿刻意附会。
西方电视研究的开展无论从时间还是从深入程度上，都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早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科学家们就开始思索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在欧洲与美国兴起了两种风格迥异的研究方法，即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这些研究也在不断融合和发展中)，并得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质和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中国进行相关研究的有力工具。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在引入西方电视研究理论的同时要明确几种认识。一方面，从时效性上，电视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研究理论也在与时俱进，一些西方主要的研究成果在介绍到中国时，多以20世纪50-70年代为时间背景进行研究和引用，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往往会陷入用过时理论解决新兴问题的尴尬；另一方面，从研究的语境看，西方电视理论多以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而中国的现实背景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而且西方国家电视观众、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等都与中国本土有一定的区别，这是必须应当考虑的时空因素。面对西方当代电视批评和研究丰富的理论资源，既要走出唯西方的学术怪圈，也应反对因西方文化语境与本土不同而加以拒绝的狭隘观念，对于其带有普适性的成熟理论，笔者的态度是大胆引用，小心求证，以西方理论为研究工具，综合考虑本土特征，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
第三节 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2)
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这既有传统中国士大夫几千年来的精神内核的延续，也有中国现实社会环境的综合塑造。不考虑这些，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西方电视知识分子会在电视传播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其中，最应当关注的是中国电视传播环境，西方电视传媒具有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明显区别，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善于利用公共电视进行哲学宣讲和社会批判，例如《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一书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系列节目的记录整理稿，该节目分别邀请了十几位当代著名哲学家、主要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柏林、马尔库塞、奎因等，进行哲学对话和辩难。
中国的电视传媒则是双重属性，即国家电视机构与商业化电视产业的杂糅体，所以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在参与电视节目时便要接受更多因素的制约。同时，中国电视观众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也使得知识分子在电视节目中不可能像西方同行那样开展严肃的哲学思辨。而且，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社会想象以及群体现状的不同，也是中西方电视知识分子相区别的根本原因之一。"电视知识分子"一词长期以来被中国学界认为是来自法国学者布尔迪厄，但正如笔者在上一节中的论述，在实际出场语境上，它也带有明显的本土化生成特征，在合理借用布氏有关知识分子与媒体场域关系理论进行分析的同时，应当强调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差异性。
所以，本研究是对中国语境下出现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本土化研究，和整个大众传媒文化研究一样，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也存在着一个西方理论的本土化移植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属于知识分子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产物，而这两者的相关研究，在国外开展得比较早，并且成果丰富。我们不可能因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并且是在中国语境下展开的，就关起门来造车。利用别人的先进理论并不妨碍我们自身的独特性。同时，也应当回避对于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仅仅为了引用而引用。在使用相关理论和观点时要充分考虑其产生背景和适用范围，区分国外实际和中国国情，才能够真正做到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的"拿来主义"。以上所谈的问题也是本研究中希望克服的，同时，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是本研究的基本研究态度。从研究的意义上讲，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对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电视文化构建、中国知识分子媒体化生存、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责任等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笔者希望为构建本土化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作出努力。
二、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笔者尝试在广泛涉猎有关知识分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大众传播、文化批判、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去分析和解释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现象，希望能够对该现象的研究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小结，并提出一些创新性的观点。
1.研究的内容
电视知识分子由于社会涉及面广，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笔者有所取舍地搭建了以下的研究框架。
第一章以历史的维度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电视媒介化历程，利用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的视野，得出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两次媒介化转型的结论，其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知识分子的报刊媒介化转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现为电视媒介化转向，并以2003年为界限，把第二次转向划分为两个阶段；解析中国知识分子电视化转型的内因，即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电视化转型的外因，即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思潮、电视体制改革迎来的机遇。
第二章在提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现象以后，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呈现状态进行描述和总结，该章参考了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的方法，并探讨中国电视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介入电视的知识分子的本土化特色。从"士"传统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正、负两方面影响入手，认识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在电视知识分子身上的延续，同时考察中国特殊的电视体制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特征的影响；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类型和风格，将其划分为深度参与电视内部运作规则制订的"内部人"，即"幕后谋士"和"幕前主持"类型，以及不参与电视内部运作规则制订的"外部人"，即"阐述者"和"讲演者"，这两大类和四个分类的区分，基本上适用于所有电视知识分子群体；针对不同的电视知识分子个体，展开典型个案分析。
第三章进入具体分析阶段，首先，为了研究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对其他领域的影响，笔者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为工具，进行剖析。在较详细地解释了场域理论和相关概念并阐述了其对研究电视知识分子的启示和作用之后，深入研究电视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场域的关系，并使用传播心理学的理论解释电视知识分子对电视场的"添魅"效应，同时，重点论述电视知识分子对于学术场自主性的影响，采用了布氏在《关于电视》中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为依据。
第四章是分析的第二个阶段，电视知识分子话语对于其权力运作和社会影响具有核心作用，所以将其作为研究的重要章节来看待。研究理想状态下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特征，以及电视传播特性与知识分子话语的矛盾；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话语权力构成，并重点以央视《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采访易中天的对话内容为样本，分析其中隐含的话语权力；重点阐发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特色，总结出浅思维、标准化的快速思维、自我肯定与同类肯定、保守等特点。
第五章是解决问题阶段，在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之后，提出其是中国电视文化的建构者、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者和传播者、社会中三种文化形态的沟通者和对话者，并指出其所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总结性地提出，电视知识分子既是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被改造者，同时也改造着电视文化和大众品位。对于电视知识分子现象中的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知识分子不发挥作用，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应当允许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媒体，进入公共领域，但目的应当是为了文化干预社会、为了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而不是为了个人声望和财富积累。当代社会电视知识分子应当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2.研究方法与创新
研究方法是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的，何种研究方法的选择，要以研究目标、研究对象为根据，以顺利完成研究任务宗旨，因此，本书确定的研究方法，是达到基本研究目的的基本手段。基于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复杂性，本书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来研究，具体如下：
(1)辩证分析法。这是贯穿全文研究过程的基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即按照客观事物自身的运动与发展规律来认识事物的方法。在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中，坚持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
(2)比较分析法。尤其在对布尔迪厄有关观点的中国适用性研究和中西方电视知识分子差异中，将重点采用。
(3)案例分析法。以具体的电视节目和具有代表性的电视知识分子为案例，参照国外学者的一些做法，对其进行分析，判断其文化层面的意义。
(4)话语分析。此处不同于具有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话语分析，更多的是探寻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模式和背后隐含的话语权力，总结带有规律性的内容和特点。
(5)在利用以上方法的同时，本研究希望得到的理论创新：
第一，以专门研究的形式，以较大篇幅对此问题全面展开研究。
第二，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本土化特色研究，将分析和说明中国"电视知识分子"概念的本土化、电视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国化特征，并根据其与电视媒体的关系区分出不同的类型。
第三，在话语权力、知识分子分化、电视文化与知识分子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期望得到具有创新性的观点。
第四，引入场域理论，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对社会各个场域的影响。
第五，通过较全面的分析和说明，提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希望对扭转电视知识分子现象中的不良倾向，提供部分理论支持。
第六，具体的个案研究有一定创新性。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区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不同类型和特征，有助于了解该群体的整体全貌和具体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