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就是大家公认的这门学科真正的学科创始人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该书1934年出版了上册，十多年后的1947年才出版下册。幸好它有下册出版，现代学术界流传一个笑话，讽刺有人写书只能写个上册，上册出版了，别人都以为下册不久也会出来了，哪知道等了若干年还是不见下册出来，作者都去世了还是没有下册出来。这讽刺的是胡适先生。胡适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是只有上册而不见下册出来，黄侃先生对此就有调侃。他在中央大学讲课时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他还补充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对胡适先生的讽刺挖苦不可谓不辛辣。黄侃先生这话流传甚广，但出处还需要考证。
而梁漱溟先生《略谈胡适之》中认为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下卷写不出来是因为胡适"对佛学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作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这种猜测可能有几分道理，写到后面不能继续写出下册的原因很多，但确实与下册涉及的内容很多人没有搞明白或者不懂有关。下册的部分涉及大量佛教的内容，很多人对佛教的东西又确实没有办法。过去很多人，包括已故的大哲学家，不像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敢把什么东西都拉通了写。胡适就不敢拉通，只写了个上册，起码内心是真实的，就是我只能写这个部分。但是，郭绍虞先生还是把下册写出来了，只是他的下册到1947年才出版而已。这部书体系庞大，内容众多，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通史，有70多万字。从7万字到26万字，再到70多万字，我们从形式上看见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学科的"成长"。
郭绍虞先生把中国文学批评分为三期八段。要注意，陈钟凡先生分的是八期，而郭绍虞先生只分三期，但是有八段。第一期叫文学观念演进期，第二期叫文学观念的复古期，第三期叫文学批评的完成期。八段是哪八段呢？第一期分三段，周秦一段，然后两汉一段，魏晋南北朝一段。第二期就是所谓的复古期，分两段，隋唐一段，北宋一段，不包含南宋。最后的第三期分为南宋一段，金元一段，再加上明清一段。从他这三期就能看出来，他这部书体系庞大，而且符合标准的西方结构观念，文学观念的演进是用哪个标准来看的？进化。他认为文学观念要进化。在我看来，中国文学从先秦一直到清代基本上就是那个广义的"文"的观念，没进化。他用的是西方的纯粹的文学观念，认为到魏晋南北朝就差不多接近西方那个纯文学观念了，这是他的看法。正因为该书体系庞大，在观念上也非常明确地提倡纯文学观念，所以受西风熏染的现代学术界一般也就认为真正奠定这门学科的就是郭绍虞先生，但他在本学科的研究方面缺憾也相当多。
第四个是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先生这本书的编写过程比较曲折，也比较复杂。1934年的时候只写了周秦汉魏南北朝部分，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到1943年，又加了后面的隋唐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就分四本书来出了：《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此次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57年，又把这四本书合起来，分两本来出，由中华书局出版，叫《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中国文学批评史》(二)、1960年，罗根泽先生去世了。1961年，别人把他后来写的两宋部分的东西整理出来，就叫《中国文学批评史》(三)、罗根泽先生就只写到宋代，他的抱负应是要把中国文学批评史写完，但可惜的是写到宋代就去世了。
罗先生在"文学界说"上把文学观念分为"广义的文学"、"狭义的文学"与"折中义的文学"，他自己取"折中义的文学"观念。在我看来，相比较于采用"狭义的文学"的观念者，这反而是一个进步，但罗先生采用"折中义的文学"观念只是一种妥协而已，既要"预流"现代学术，同时又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传统的特色。另外一个特点是写法上体例比较灵活，通史上采用编年体，断代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罗根泽先生对于体例的选择有他的说法："我们不能拘于一种体例，我们要兼揽重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写法。
这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发展情况。20世纪50年代至1966年前基本上原地踏步，没有新东西出来。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再版了，重新出版就有些变味了，已经不是民国时候的那个风味了，而是用新的指导思想对旧作进行了较大的改写，以适应新的气候。再一个就是罗根泽先生的书原来是四本，现在合成两本出版，内容基本上没变化，也未采用新的指导思想改写旧作罗根泽先生对于旧作的态度在1957年的《新版序》和1958年的《重印序》里面有说明："既然编写在解放以前、抗战以前，限于自己--特别是那时的水平，不免有许多错误和缺点。现在对自己能发现和同志们曾经指出的错误，作了一些修改。但仍保存了原来的组织和面貌，对一般的受那时观点局限的地方，没有改动。"。60年代以来，大家都没办法做学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下面介绍一下70年代末以来的情况。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又刺激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再加上那个时候这个学科的奠基人郭绍虞先生还在世，有人领头，于是这门学科有了比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刘大杰、王运熙等先生所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该书的上册实际上在1964年就出版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书修订出版，同时出齐了中册与下册。这个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出版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是很多材料的搜集与观点的形成基本上在60年代前期。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来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出了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敏泽先生写了两卷本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书的名字略微不同于既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加了"理论"两个字。中国人民大学的蔡钟翔、成复旺、黄保真先生写了一个五卷本的书出来，书的名字也不同于以前的惯例与传统，以前都叫中国文学批评史，他们把这个名字改了一下，叫《中国文学理论史》。20世纪80年代有意于较大改写这门学科的写法的应该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罗宗强先生。罗先生出了一本《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对学界影响很大。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罗先生的旨趣所在，那就是用"文学思想史"的提法代替"文学批评史"的提法，我个人是同意而且同情了解罗先生的这个提法的。罗先生的主张与理念在该书的"引言"部分也作了阐述，基本理念就是"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里，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坚持紧密结合文学创作的思路去面对古人对文学的各种思考与看法。罗先生有志于按照这一理念写一部《中国文学思想史》的通史。
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学术愿望得到了部分实现，罗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他的博士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先后出版了，但其他断代的写作似乎还尚待完成。同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少康先生也写出了上、下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复旦大学中文系王运熙等先生主持写出了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从大的趋势看，似乎是越写越厚，蔡钟翔等先生们已经写出五卷本了，这么厚了，大家还觉得意犹未尽，又写得更厚。这个七卷本每一卷大概都接近一千页，七卷本加起来总体接近一万页，可谓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各个角落都作了搜罗殆尽的工作。从字数上看，这个学科从7万字发展到复旦大学的七卷本，七卷本起码也有420万字。我们先从量上来看，确实是蔚为大观了。
到这里是不是我们就该结束学科史的介绍了呢？还不到结束介绍的时候。过去我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的时候，读的不是文艺学，考硕士的时候目录上面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我报考的专业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是汉魏六朝文论。那个时候，这个学科是和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平起平坐的二级学科。1997年国家调整学科目录，就把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学科调整得不是二级学科了，所以我进来时是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专业招进来的，毕业的时候却变成文艺学专业出去了。
那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学科就进入末日了呢？那也不是，只能说在学科目录上是终止了它的历史，而事实上却又存在着。要注意，我讲的这个学科名称始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说，直到1997年，官方的研究生培养目录上这个学科的名字都叫中国文学批评史，反而是"中国古代文论"这个名字从来没有上过官方的学科目录。当然，最近又要修改学科目录，学界开会时很多人都呼吁恢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二级学科目录，能否恢复尚不得而知。总之，我把这个学科从诞生到最终从学科目录上消失，给大家交代清楚了，这个学科史也就应该是给大家交代清楚了。但学科史交代清楚并不等于就解决了核心的问题，而这些相关问题就是下面我要讲的内容。
二、学科史中的有关问题：文学观念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
前面讲了第一个问题学科史，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学科史中的有关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观念层次，就是在文学观念上能不能够用西方纯文学观念来整理传统中国的东西。第二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我们既然是讲过去的东西，必然涉及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认知问题，这是我们讨论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中国文论的背景。
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思考过，认为用西方文学观念去整理与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学思想是不证自明的，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一回事。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这个学科最核心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搞错了，这门学科的方向就错了。一旦这个观念搞对了，这个学科的路径也就对了。那么通观我们刚才说的学科史，从1927年一直到现在，我个人认为这个学科在观念上是有问题的。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基本的根据让大家参考。我们知道，黄侃先生对传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黄侃先生说过一句话："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他是这么看的，而我们这个学科从其发展可以看出基本上就是一部接收新理论的历史，西方新出理论了，马上就用来装点中国古代的东西，基本上是这样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