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间１９世纪中叶。
关键地点伶仃洋。
关键词汇鸦片走私。
在传统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中国所产的茶叶、瓷器、丝绸在欧洲市场上广受欢迎，而英国对外输出的工业品如纺织品等则门庭冷落，这是因为１９世纪初中国并没有对这些东西的需求，人们日常所需的一切都靠自己生产。
正如踌躇满志的乾隆皇帝所说：大清帝国地大物博，什么都不缺，哪里需要与欧罗巴蛮荒之地通商。然而他太自信了，哪知在中英贸易中屡屡碰壁的英国人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这就是鸦片。至此，鸦片从西方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而香港就成为鸦片输入的基地。从１９世纪初开始，鸦片贸易就开始了，那时主要的形式是非法走私。地点在香港附近的伶仃洋上，那里有利于走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位于珠江口外，离广州市场非常近，同时又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中国政府将此处视为外洋，因此鸦片走私者可以逃避中国政府的管制；那里也不受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的约束，更不受澳门葡萄牙当局的牵制，海盗也不敢深入此地活动。于是，伶仃洋成为走私者的天堂。当时走私的主力是以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为首的外国商行。这些洋行做代理业务，从中提取佣金。那些真正的货主们在印度、土耳其收购到鸦片后，就将其交给洋行代为销售。走私的大体情形是这样的。
第一步，洋行在伶仃洋上设有走私基地——趸船，这种船简直就是一座海上仓库。洋行将鸦片从印度等地用飞剪船运来后，就暂时堆放在趸船上。
第二步，在广州，外国商行拿着鸦片样品开始兜售，与他们接洽的是中国鸦片批发商的掮客们，即所谓的中间人。（中国批发商一般都躲在幕后）业务谈妥后，就由掮客将货款一次付清，洋行则出具一张提货单。然后烟贩自己雇佣一种称为“快蟹”的走私船去趸船提货，接着开箱、验货、上船，偷运进各口岸，鸦片就以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走私到中国。
对伶仃洋的鸦片走私，广东地方政府其实是十分清楚的，但却听之任之。一方面是管不着，那是外洋，即公海，不在管辖范围内。而大清帝国水师又仅仅相当于一支搜捕海盗的“海岸警卫队”，对走私船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是懒得管，由于清朝官员的腐败，对鸦片的走私不仅不进行认真的查禁，反而默许甚至参与这种非法交易。虽然鸦片走私是非法的，但这种非法活动在珠江口却是公开进行的，非法的鸦片走私反而比合法的贸易要好做得多。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港督德庇时以鸦片贸易已在中国沿海普遍展开为由，放纵鸦片进口，并对鸦片实行专卖，每年由专卖商竞标承办鸦片专卖。
因此，走私都转移到了香港本岛，再不必冒着风高浪急的危险在洋面上进行了。如怡和洋行就将总部迁往铜锣湾，这里建有办公楼、仓库、造船工厂、维修工厂等一系列走私活动的配套机构，成为鸦片走私的总指挥中心。在广州、上海、厦门的怡和分行，往返于印度和香港间的飞剪船，从珠江口到吴淞口沿岸数目繁多的趸船，每天的交易活动都执行着来自于这里的指令。
而鸦片走私带来的滚滚财源，也使铜锣湾成为当时东方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烟贩们是不会满足于这种非法的走私活动的，自从有了鸦片贸易后，他们就一直期待着这种活动的合法化，为此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他们不停地对清政府软硬兼施：“如果中国决定对鸦片输入课以关税，使之合法化，同时税率之低足以使走私者放弃设法偷税输入的念头，这样，英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似乎将更加巩固，中国政府的税收显然会获得大量的增长。”他们清楚，腐朽的清政府是不可能禁止鸦片走私活动的，更清楚在经历了一系列内外打击后的清政府财政已是捉襟见肘，正千方百计寻找着财源。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帝国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为了早日达成和议，终于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在１８５８年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洋药交纳关税后即可进口。这个所谓的洋药就是鸦片，是清政府自欺欺人的提法。英国梦寐以求三十多年的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从此，英政府和它的子民再也不必为走私感到愧疚和耻辱了。鸦片就这样在中华大地上泛滥开来，清帝国被洋人称为鸦片帝国。
据估计，在当时中国成年男子中，有１／３的人吸食鸦片。以香港为例，获得牌照经营的鸦片专卖的公白行有三十多家，至于零星的售烟处更是多如牛毛，在各俱乐部、酒楼、妓院等服务场所都设有鸦片出售点，各大公司如银行、保险公司、米行、南北商行等都为客人设有烟床、烟枪等鸦片吸食工具。
鸦片贸易合法化后，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走私的队伍更加庞大了，人员也更加复杂了，甚至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加入到走私鸦片的行列中。从香港出发的船只，几乎每艘都有走私的嫌疑，方式也是花样百出。
据清海关估计，自清朝同治十四年到光绪四年，每年运到香港的鸦片在８．４万箱到９．６万箱之间，而报关的仅为６．５万到７．１万箱之间，故实际上还有两万箱走私进入了内地，清政府因此损失的关税每年多达白银３００万两。鸦片的泛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的体质。泱泱大国竟被西方列强蔑视为“东亚病夫”。
由于鸦片的罪恶，世界上要求禁绝鸦片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国国内的正义人士也组织了“禁止鸦片贸易会”。英国议会于１８９１年通过了谴责鸦片贸易的法例。１８９８年，美国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后，率先在那里采取了取缔烟馆、禁止鸦片输入的政策。１９０９年２月，关于禁毒的首次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人类正式向鸦片宣战。在强大的世界舆论压力下，港英政府于１９３１年宣布禁烟，撤销鸦片专卖制度，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鸦片贸易终于开始走入了末路。
一个有良知的英国传教士曾告诫英国政府：“如果由于使用鸦片造成了摧残与死亡……如果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行为，那么造成罪恶的责任便落在我们全体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对中国负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