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洛曾经问过我：“这像什么声音?”
“像种子播进地里的声响。”
那些木桩般的身躯都随之摇晃了一下，当时正在讨论的是要不要把储备的种子分了度过面临的春荒。
“头人家的孩子毕竟是头人家的孩子。”一个唐突而满含妒意的声音说。
“说不定他爷爷是跟达赖到印度去了。”
“他们的人不少。”
“加德满都，新德里，加尔各答，加、加拿大。”
“我喝过从加尔各答来的咖啡。”
“焦锅巴味。”
“那是你没放糖的缘故。那次，若巴头人请我喝那玩意儿，他是在银壶里熬的，我说，焦锅巴味，头人说，蠢猪，他替我放进一块四四方方的四方糖……啧!”
“我当红军时也吃过那鸦片一样的东西。”嘎洛说。
“红军还吃鸦片。”
“刚到若巴家，伤痛时头人就叫我和他抽上两口。”
“你不是说当红军的事你不记得了。”
嘎洛一挥手，说：“算了，算了，还是说说留不留种子的事吧，啊。”
那些年头，人们总聚在一起，排遣愁苦与孤寂。母亲带着我坐在会场的某一角落，我总要千方百计摆脱母亲，在火堆边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这时，总有人把粗砺的大手放在我头顶，我坐在一大堆细腻的尘土上，听话题不时转向我们家族昔日的富贵与荣耀。而使我与这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家族发生关系的父亲却是村里唯一不在会场的人，他只能坐在自家矮小土屋的火塘旁，手中攥着一张我从学校借回家的《参考消息》。他曾经向我详细讲述过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中间怎么会隔着一个印度这样与我们生计无关的问题。
一夜会议不得结果，并不意味着下一夜聚会就会使我们全村人的肚皮做出获得一个令人感到实在可靠的保证。这仅只意味着在一大溜袒着肚皮贴着墙根晒太阳的社员们注视下，父亲又得从残雪斑驳的树林中背回五大背干柴。冬天里无所事事的男性社员们漠然望着父亲一次次穿过广场，望着大片冻结的土地上野鸽和轻捷的云雀成群飞起又降落。
冬天林中的积雪被风聚集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漩涡。我总要尾随父亲身后，帮他拾掇柴火。父亲毫不领情地用刀背砍我，用绳子抽我，我一切都能忍受而不哭泣。终于有一天父亲动用了拳头，他恶狠狠地把我打翻在蒙着一层青色苔藓的岩石上，看到我口中的血一滴滴顺下颌慢慢地淌，把地上的积雪染红，父亲膝头一软，差点就跪在我面前。风在树林上空打着尖厉的唿哨。我想我看到了泪水怎样在他眼眶中打转，我转身奔下山冈，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我差点哭出声来，可她替我揩净血迹时又开始恶毒地诅咒我父亲。我咬伤了她的手，我恨她，她恨父亲，她和彩芹老师无法比拟。
后来，父亲就默许我跟他上山了。
我们坐在雪地上歇息时，父亲说：“你大了，阿来。”
一股暖流从头顶滑向脊梁，然后蹿向十根冻木的脚趾。我把脚趾紧紧蜷拢，不让这暖流从趾尖溢出。
我说：“阿爸。”我想像猫一样蜷缩在他脚前，我冷。
挂在冬日灰色天空中的太阳像一只迎风流泪的眼球。
“那天，你从对面坡地上下来，我才觉得你长高了。我想我看错了，我把挂书包的钉子往上移了，可你还是一伸手就挂上去了。”父亲笑笑，这是多少年以来，父亲第一次露出微笑。
父亲掏出一支经济牌纸烟点燃。
他又递一支给我。我摇摇头，泪水就下来了。
他又尴尬地笑笑。
“我想你饿了，抽烟抗饿。营长叫我抽烟时就说饱吃冰糖饿抽烟。”父亲粗糙的手指从我脸腮上刮去泪水，说，“大了，娃娃，男娃大了，鸡鸡上就要长头发一样的东西了。就要想女人了。”
我趴在地上，屁股朝天撅起，哭着说：“阿爸阿爸。”
在当时我差点就要对彩芹老师重复父亲对我说过的那句话。
她却趴在地上，看几只蚂蚁排成单行，从一片草叶渡向另一片草叶。茅草叶又瘦又长，闪烁着接近透明的翠绿。
至今，我仍把珍藏于心中的这个秘密，视为深长纯洁的初恋。
我们走出树林，站在村后的山丘上，妇女们一边筛选麦种一边等待分配锅里的杂碎。年轻人把宰杀出来的牛羊肉背到沟口，装上等在那里的供销社的卡车。我们站在山上，广场上的人被我高高在上的目光压成了一些蠕动的扁平的物体，强烈的日光使他们的躯体失去了明晰的轮廓，使他们实在的肉体与只是一片虚空的阴影——他们自身躯体的影子团在一起。他们的背像是沉甸甸的龟类的甲壳，壳下伸出摆动的四肢，短小而又缺乏呼应，真正龟类行动时肢体间协调的那种呼应。那些和我们同一个村子的人的行动笨拙而可笑，双腿沉重，仿佛被噩梦扼住喉咙时乏力的四肢一样。关键在于他们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中有我母亲，我的堂兄妹，表兄妹和我同村的乡亲。我心情沉重。林中一阵凉风吹在背后。少年时代的我俯视那热闹的沉迷于节日气氛的广场，就已经深刻感受到命运的沉重，我敏感的心胸被颓丧与虚无的情绪无情咬噬。
下山时，我用一根坚韧的桦树条拦腰扫断许多碧绿的野草。
彩芹老师执意要我把一朵紫罗兰色的复瓣的小花插在她头上。
我插了。
她说我好看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花一定好看我一定不好看。
一直到广场上我都还猜不透她那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
父亲已放下了柴捆。他捧着盛满蘑菇的旧军帽，昂昂然穿过人群。他瞥了我一眼，我还看见他看见彩芹老师头上的那朵小花。父亲的眼光像一团无形无色的火苗在小花旁跳荡一下又熄灭了。
这时，我不再视父亲为情敌，一变又为彩芹老师的同谋：“他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花。”我悄悄说，说出来我才知道我说错了。
“看见花没有看见我。”
所以，我干脆横下心说：“我阿妈昨天又生了。”
“昨天我在报纸里给他夹了条子。”彩芹老师说，“报纸他看了吗?”
“看了，阿爸只说美国人跟苏联怎么怎么了。”
“谈判，武器谈判。”
“晚上，阿妈就生了。” 我想这时父亲正腾手推开院子的栅门，随之仿佛又听到了饿猫一样的婴儿啼哭。晚上我梦见了这种啼哭。梦中我也知道这啼哭不是虚假而是真实。就在一年以前我也曾听到过这种令人心悸的嘶哑的哭声，也是一样的夜半。第二天早上母亲拥着牛毛毯子啜饮一碗热茶，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陈年的酥油。当时我就嗅出了血腥味。一抹阳光照在黄土墙上，火塘中的松木劈柴上袅袅几缕淡淡的青烟。母亲把碗举到我嘴边，我使了很大劲才克制住了没有呕吐，父亲从外边赶回来，他迅疾和母亲交换一下目光，母亲就放下碗嘤嘤地哭了。直到我背上书包出门，父亲都没敢看我一眼。
我出门时又悄悄折了回来。
听见母亲说：“你真担保他断气了。”
“都僵硬了。”
“把他送走了?”
“一直送出沟口，才放进大河的急流中间，他平平顺顺地走了。”
“要是他生下来哭声都没有……”
“……你也就不伤心了。”
“我……”
这天早晨我从毯子中探出头来时，看到母亲对父亲微笑。母亲嘴唇不停地翕动，吐出的不再是诅咒父亲的刻毒语言。她 对着一团偶尔蠕动一下的破布细语喃喃。她半躺在新打的地铺上，掏出的奶子又大又饱满。婴儿嗞嗞的吮吸声像一只钻子在我脑勺上旋转。
母亲把那团破毡片举到我面前：“看看你妹妹。”
隐隐绰绰一团红肉从毡片里漏了出来，我突然想起在收割后的地里捡麦穗时也见过这样的颜色，这样的皮肉，那是一窝没有长毛的吱吱乱叫的耗子。
我说：“看见了。”
父亲正弓腰把一块陈年的猪油放进铜罐，呼呼作响的火苗在罐子周围缠绕跳跃。
一阵冷风挟带着广场上到处都是的草屑，特别是翻卷的牛胃中那些细细的被日光晒干的草屑吹在我们背后。我想父亲正把新采的蘑菇下进铜罐。他的腰弯下去，腰上的长绳勒进腹肌。而彩芹老师眼中仍然摇曳着痴迷的光芒。
这时，那三口巨大铜锅里的头蹄和肚肠已经捞了起来，晾在临时架起的案桌上。这些东西散发出热腾腾的蒸气。许多孩子在喷香的雾气中穿过。
嘎洛盘腿坐在三石灶前，烘烤风湿严重的膝头。通红的火烤得他龇牙咧嘴。他大声地呻吟着却又一点不肯后退。锅边溅出的油汤不时溅到火里，发出滋啦啦的声音。
他叫道：“唉，唉哟哟。”
快乐的孩子们齐声应和。
——唉!
——唉哟，唉哟，唉哟哟哟哟。
嘎洛骂：“小土匪，打嘴!”
——打!打!打打打打打嘴!
嘎洛终于转过头来。因为关节僵化，他实际上是整个肩背和头颈一起别转过来。他的脸皱巴巴的像干旱年头的核桃一样。那只独眼，独眼上粗大而又泛出淡淡金黄的眉毛使他的面容看上去十分和善。我伸长颈项咽下一口唾沫。
他扶着拐杖慢慢站起身来，他儿子走过去替他放下挽起的裤腿，他说：
“娃娃们到沟边掏些野葱来。”
我们快活地叫喊着。吆喝着几条肚皮被牲血胀得溜圆而脊背骨却像一串算盘子一样支棱在皮下的瘦狗们，奔向玛岗觉卡岸边潮湿的灌木丛。
只有我家皮毛光滑的黑狗追风虎踞在那根木头前对着我们的背影凶恶地吠叫。
它是在提醒我，像父亲提醒过的那样：不要和这群被少油水的肚皮弄贱了骨头弄厚了脸皮的孩子们搅在一起。父亲曾用极其鄙屑的神情对我讲过：过去，每当收完了若巴家的庄稼，头人就吩咐宰杀三头牛，牛血用以衅鼓，牛肉挂在家里的寨楼横梁上风干以备随时佐酒，头蹄和肚肠则像这样煮好犒赏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