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的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毛泽东总是说“五四”的好话，因为他自以为是“五四”精神的守护神；蒋介石老要嘟囔“五四”的坏话，因为在他看来，“五四”教坏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就是这青年之一。自延安时期以来，我们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虽然多数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在其他一些学术研究中，“五四”的份量同样足得吓人。好像后面的历史都是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地是一种精神象征。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
北伐时的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也在创造历史。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的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铁石，就是不理会。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上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做秀，一边作“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让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一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作“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带的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上还有一张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效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体官兵受戒，官兵受戒后，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是用水龙头洗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自己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的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
东华门大街上的游散军队
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的主角却只能是军阀。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的团长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的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词，到现在还在使用；个人迷信和崇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戴过。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地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国二道倒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滥。
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19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一厢放枪，一厢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戏剧艺术家，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而闻名）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见《齐如山回忆录》）。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显然，不像后来的军阀大兵，兵变和抢劫已经是家常便饭，毕竟是清朝花大笔银子、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需要不时地求教于街头的“顾问”（齐如山语）。
洪宪皇帝袁世凯及玉玺
军人干政这把火，不仅烧掉了袁家的洪宪皇帝，连袁大总统的椅子也烤焦了。
兵变是袁世凯的杰作。在袁世凯如约逼清帝退位之后，南京的革命党人也如约把临时大总统让了出来。可屁股尚未离开总统椅子的孙中山还有点放心不下，不仅急火火地炮制了一个“临时约法”，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定都南京的办法来约束这个世之枭雄。为了让生米变成熟饭，他派出了以蔡元培为首的使团前来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离开自家的老巢到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去，但又不想公开说不，于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这么一出戏。不过，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北洋军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宫保、今天的袁大总统马首是瞻，但这种纵兵在大街上抢劫的事，还就是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才肯干（曹锟能从保定街头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布贩子，混成堂堂师长，靠的就是这股绝对服从的傻劲）。从此以后，曹锟的第三师以堂堂嫡系国军之身长时间背上了恶名，直到他的后任吴佩孚接手之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洗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北京兵变抢了上千家的店铺，更把南方的使团吓得半死（使团住的地方，枪声尤其密），一个个仓皇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一点约束，就这样被消解得干干净净。
不消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谁来写历史，都绕不过他去。不过，他也是近代历史上挨骂挨得最多的统治者；同为挨骂的主儿，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遗老遗少不会骂，蒋介石至少国民党人不会骂，只有他袁世凯，清朝的遗老遗少骂，孙中山和身后的国民党骂，康梁党人骂，共产党自然也骂，甚至连他遗下的军阀子孙想要表白自己的时候都骂。海峡两岸的“正史”对历史的表述常常是红白各异，只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里是统一的，都是白的。虽然，近来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客观起来，说好话的人也有了。不过，在我看来，老袁的鼻子白，别人涂的成分居多，可跟他自己没把事情做好也不无关系，换言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他没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中心人物，没有完成或者推进这个转型。虽然客观地说，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情，从军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着力不少，史迹犹在，可是偏偏在转型的关键环节，却没有做好，身败名裂自家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刚刚提到的北京兵变里，就有他失败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当的方式，玩军人干政的游戏。
以马上得天下，在政治制度转换时期，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国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华盛顿，都有武夫的面目，均以武力打出一块天地。袁世凯凭军人力量起家，以当时情势论，非如此也难以服人，多舞弄几下东洋刀，原也无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玩抢帽子游戏，让北洋诸将打打停停，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一会儿嚷着坚决拥护共和体制，已经是在借军人玩权术，但还可以勉强算是夺权之际的战术变通。可是到了大总统已经到手的时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明言，却玩兵变的损招，说明袁世凯不仅不是当时国人所称许的中国第一华盛顿和世界第二华盛顿，连传统王朝的开国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
对于国家体制而言，军人从来都是双刃剑，成事亦可，败事更易，现代的民主国家如此，古代的帝制中国也如此。所以，人们往往采用各种制度性的防范机制，最大限度地遏制军事力量在政治体制上的作用，尽可能减少或者压制军人在政坛上的发言权。西方现代制度是文官治军、军人中立、军人不干政原则，而古代中国的制度安排，用西汉的一位高阳酒徒的话来说，就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谓提倡文治，以文制武，建构礼制框架。在礼制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几乎每个传统王朝的皇帝都知道，尽管政权没有武人不行，但对王朝最致命的威胁，恰也来自于自己麾下的这些赳赳武夫。
就辛亥后的情势而言，袁世凯不想去南方就职，只要明地坚持不去，随便找点什么理由都无不可。革命党人实际上是拿他没办法的，否则也不会因区区一次兵变而全面让步。其实，如果革命党人真的有力量，就根本不会把总统让出去的，现在大头已经让步，小的方面自然也就不好坚持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袁世凯却偏偏选择了最下三滥的对策，唆使军队闹兵变，由此产生自己留在北京的借口。不仅让军人直接干预国政，而且采取了最不该采取的手段——兵变。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兵变都是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忌讳，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比农民造反更令皇帝焦心，不到万不得已，在上面的人不敢轻易走这一步。更为可怕的是，允许军人以兵变的方式干政，就意味着手段的起码行为规则的底线被突破，以后军人什么都可以干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那是夺取政权的不得已，玩过之后，随即就是杯酒释兵权，在制度上将推他上台的武人限制得死死的，否则他就很可能像五代时期所有的君主一样，在下一次兵变中，被同一伙武人玩下去。袁世凯玩了兵变，却玩不了杯酒释兵权，所以没有古人的下场好）。
自曹锟北京兵变之后，袁世凯经历了短暂的凯歌行进的兴奋，北洋大兵不仅帮他扫荡了南方的革命党势力，逼得孙中山、黄兴等人再一次流亡海外，而且和警察流氓一起，包围国会，断水绝粮，逼得国会议员们把袁世凯选成正式大总统。可惜蜜月不旋踵就过去了，骄兵悍将们很快就找到了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和五代军阀前辈的感觉，不听命令，侵夺行政权力成为家常便饭，连兵变也很快变得司空见惯了。从北京兵变以后，大兵们烧杀抢掠，技艺日益娴熟，不再需要“顾问”指点，如果齐如山这样西装革履的人还敢往前凑和，那么恐怕连衣服都会被剥了去。散在各处的督军和师长们，都成了据地自雄的土皇帝，袁世凯虽然贵为大总统，却谁也指使不动。各省上解中央的款项越来越少，军头们甚至连海关的解款都敢劫了自己花。到了这个时候，醒过味来的袁世凯一迭连声地唱起军人不干政的高调，并且策划废督，可惜已经晚了，对于做了督军的昔日俯首帖耳的部下，他哪一个都不敢动，也动不得。在怎么着都没辙的情况下，出主意的谋士和袁世凯自己一起怀念起昔日君主的威势，于是大家像演戏似的演出了洪宪帝制，各种帝制请愿团，从乞丐到妓女，像农民闹社火似的出现在北京街头。不知是袁的手下蒙了他，还是他自己情愿被蒙，总之袁世凯“顺应民意”做了皇帝，结果却是给各式各样的反袁势力一个合适的借口。蔡锷反袁的大旗一举，散在各地的北洋将领们，不仅不帮忙灭火，隔岸观火者有之，暗中助敌者有之，宣布独立者更广而有之，直害得袁世凯坐在家里天天听噩耗，直到害病归西。
袁世凯逼清廷退位的时候，很多人都骂他是曹操，遗老遗少不用说，据冯玉祥说，连北洋军中也有这种议论。当然，他们所说的曹操，主要是《三国演义》上的形象。不过，如果指好行诈术这一点，袁世凯的确有点曹操的味道，只不过曹操玩的是天子，而袁世凯玩的是军人。曾经担任过袁世凯外交秘书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记录过他和袁世凯的一段谈话。袁世凯问他，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回答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倒在大街上，所关心的只是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说这是因为人民缺乏教育，他们的本性是爱好自由的，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该由政府来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表示，那可能需要几个世纪。因此，顾维钧认为，袁世凯虽然贵为总统，却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共和国，什么叫做民主政治（见《顾维钧回忆录》）。其实，袁世凯也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传统政治家，他不知道，无论何种政体，玩军人干政都跟玩火差不多，最后这把火不仅烧掉了袁家的洪宪皇帝，连袁大总统的椅子也烤焦了。
在西太后临死前，时人评价晚清人物，说袁世凯是有术无学，以后事观之，不可谓言之不预。
袁世凯的“选举”
“选举”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指的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到了近代，由于日本人的掺和，才变成了今天这种投票选领导人的意思。所以，当西方政治意义上的选举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大家一时间都不习惯，选举人怯怯的，被选举人慌慌的。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民国第一个正式总统，就是这个样子。
其时也，袁世凯已经打垮了国民党的武装反抗，势力达到顶峰，除了少数国民党精英之外，全国上下，无不视袁世凯为收拾残局，使中国导向安定的惟一强人。后来袁世凯称帝时的反袁英雄蔡锷、梁启超等人，此时都在为袁甘效犬马。国会中，虽然国民党议员近半数，但民初的国民党原本就是为了选举而拼凑起来的杂烩，真正对袁世凯有点想法的死硬分子，此时死的死，逃的逃，逮的逮，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安分守己之辈，心里早就对袁世凯服软了。服软的标志是国会的程序改变，按西方的规矩，国会应该是先制宪（制定一部宪法），后选总统，断没有颠倒过来的道理。但袁世凯为了早点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非要先选总统后制宪，国会居然答应了，为了选总统，先炮制出一个本应属于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投票通过。选举按照袁世凯的意愿进行，而且几乎等于是没有竞争对手，按道理，到了这个份上，袁世凯对总统的归属应该放心了，可是，不。
1913年10月6日这天早上，国会两院议员们的屁股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发现国会外面来了黑压压一大群人，把国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来的人号称“公民团”，个个进退有据，号令严整，腰板笔直，分明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公民团”的人数，据当事人说，有几千或上万。人虽多，但大家嚷出来的却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如果今天之内议会不将国民期望的总统选出来，就别打算离开国会半步。就这样，在“公民团”的重重包围中，议员们开始投票选总统，第一轮，袁世凯没有达到法定的四分之三多数，第二轮还是如此，不得已要投第三轮。这时候，天色已晚，议员们一天滴水未进，渴饿难捱，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总算是把袁世凯选成了总统。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
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
操控选举是每个独裁者或者有心要独裁者的习惯，不操控就不能安心。
事后研究表明，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不派“公民团”来霸王硬上弓，估计他老兄第一轮就当选了。“公民团”的强买强卖，反而激怒了部分议员，于是故意捣乱，才要投上三轮（在大家感到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妥协了，可见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和袁世凯过不去）。不过，尽管如此，就算袁世凯事先已经知道大家会选他，他还是会派“公民团”的，因为操控选举是每个独裁者或者有心要独裁者的习惯。不操控就不能安心，哪怕操控的手段笨得像蛮牛，哪怕留下千古骂名。
好在，袁世凯以后的统治者学得聪明了，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把戏很少玩了。段祺瑞是从议员选举开始操控，选出来的议员大部分都在他的俱乐部里吃喝玩乐领补贴。曹锟则买选票，每票5000大洋。
买个总统当当
曹锟是北洋军阀将领中的憨包，投军前在保定府当闲人，人称曹三傻子，发迹之后，没人当面叫他傻子了，但背后还是当他是傻子。不过，傻人从来有傻福，此公不仅在袁世凯麾下的时候一路官运亨通，升到师长之后，虽然自己百无一能，手下偏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吴佩孚；两次军阀大战，居然连胜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张作霖，独自控制了北京政府。势大权大之后，人难免有非分之想，要当总统。按说曹三傻子闲人出身，偶尔出门贩点布，基本上是胸无点墨；投军后虽然被袁主公送到军校镀过几天金，但提起读书写字依旧头痛，据说平时动笔的话，只有一笔“虎”字写得还说得过去。以如此文化状况做总统，在他之前，中国还没有先例，漫说别人看了不像，就是他自己的部下，也大有不以为然的。
不过，傻人多有股痴劲，一旦迷上了什么，不弄到手就很难歇下。据说当年曹锟之所以投军，就是因为跟着花轿，盯着人家新娘子傻痴痴地看，惹恼了有势力的新郎家要办他，才一溜烟跑的。而眼下的曹大帅，迷总统比当年迷新娘子还甚，所以，这事还非办不可。可是，总统是要选的，袁世凯有本事派军警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不把自己选出来就不让议员吃饭。段祺瑞可以包办一次国会选举，再由自己人组成的国会选出符合自己心意的总统。现在轮到曹锟，他既没有袁世凯硬干的魄力，也没有段祺瑞操纵选举的能力，于是只剩下一条路：买。
是啊，可以买东西、买人、买官，为什么就不可以买总统？手下闻风而动，分设几个联络处，明码标价收买选票，凡是前来开会的每人500大洋，开会并同意投曹锟票的每人5000大洋（个别重要人物价要高些），所付支票，上面加盖经办人的名章，银行见章付款。幸好此时的国会议员，都是民国元年选出的，中间几经周折，不仅任期早过，而且意志已衰，大多见钱眼开。所以，重赏之下，大多欣然前来投票，曹家付出了500多张支票，届时得了480票，超过总票数的3/4，得以当选（有几十人拿了钱溜了，有一个人还将支票拍照登报，硬是要出曹锟的丑），总统买到了。
买来的总统
曹锟既没有袁世凯硬干的魄力，也没有段祺瑞操纵选举的能力，于是只能买。
民国以前，中国人本不懂什么叫选举，有本事问津最高统治者的人，也都是马上得天下。可是如今制度上共和了，皇帝没有了，大家不好意思让手下的武夫们将自家抬上宝座去，不得不指望国会来选。选可是选，但没有人能真正对选举放得下心，私下操纵是免不了的，操纵之外甚至还不放心，于是为求双保险用邪招。相比之下，曹锟的贿选，比起袁世凯派军警将议员包围在国会不管饭还是要好一点。有人拿了钱不投票，曹大总统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当时曹锟的亲信王坦就说，花钱买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声臭一生强得多，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
其实，曹锟贿选，在当时是公开进行的，跟买珠宝首饰和萝卜白菜没有什么分别，也并没有在中国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只有上海这种风气较开的地方，才会有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点激动。真正感到不满的是西方的媒体，正是他们的鼓噪，才使得中国的国会变成了“猪仔国会”，议员成了“猪仔议员”（“猪仔”一词，本无此特殊含义）。
军汉“韩青天”
古代，地方上没有专门司法官，地方长官的主要政务之一就是审案子。因此，传统戏剧演清官，少不了开堂审案：大堂之上，手持杀威棒的衙役站立两旁，一脸铁青，杀气腾腾；青天大老爷案头高坐，蟒袍玉带，威严赫赫；原告被告则跪在下面，委委琐琐，哆哆嗦嗦。清官如果出行，也是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之流前呼后拥，威风八面，而且免不了有人拦驾告状，青天大老爷走一路断（案）一路。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小角色，军汉居多。这些军汉们，多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占了某个地方，除了时不时地火并开战，平日政务最喜欢做的事情，居然是坐堂审案。有的人甚至抢来戏班里的戏装，把自己扮成清官的模样，蟒袍而皂靴地前去断案。
韩复榘的名声不好，因为抗战时不战而弃山东，而且还被艺人们编了段子说他不学无术，关公战秦琼。可是当年韩做山东王的时候，却有“韩青天”的名头。是真青天还是假青天不说，此公喜欢升堂断案可是不假。韩复榘主政山东前后将近七年，别的事情都可以不做，但只要他有功夫，山东的狱案他必定要亲自审理的，有时候还要巡行地方，一个县一个县地一路审过去。
清代开堂审案图
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们，其实个个都是戏里清官的“追星族”。
韩复榘审案跟戏里的包公、狄公之类的人物差不多，只是王朝、马汉换了卫兵马弁，衙役改了手持大刀的执法队。被审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过堂，审问，上刑，打板子或者军棍。韩复榘审案，法律是根本沾不上的，全凭他自己的判断。虽说比《水浒》上李逵断案好一点，但基本上也属于任性胡来。明白的时候，还有点常识；糊涂的时候，常识都没有了。如果赶上心情不好，就该着下面跪着的人晦气，无论情由，不死也是重刑。有一阵儿，韩复榘特别相信自己的相术，审讯“人犯”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只盯着人看，看着看着，右手一挥，执法队就把这人拉出去枪毙；左手一挥，这人就无罪释放。当然，这种审案方式有时也会弄出一些戏剧性的效果来。比如，有次把前来送公文的人也当成“人犯”，一挥手给毙掉了，这是悲剧。有的时候抓来共产党人，如果审讯过程中，这人骨头特硬，坚贞不屈，任你怎么大刑伺候，死活就是不招，韩复榘钦佩这人骨头硬，是条汉子，结果很可能是无罪释放；相反，如果一上刑就熬不住招了，韩会特别鄙夷，往往将之拉出去毙了。这种情况，是喜剧。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头痛的时候。
明白的人都说，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只列“酷吏传”，不设“清官”一项。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大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一舒小民压抑的心境。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们，其实个个都是戏里清官的“追星族”，不管他们实际的统治如何乱七八糟、横暴专制，但有意无意都喜欢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断案时的威风，也效法清官断案时的专断。也许，在他们心目中，他们这样做，就是在为民做主，主持公道，也没准潜意识里就是想做个清官，但是这种司法过程（如果还算是司法的话）的实际运作给社会带来的，往往是真正的灾难。
“臭棋篓子”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中的大人物，仅次于袁世凯。当年袁世凯麾下有三员大将，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数段祺瑞在历史上的风头最劲。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
此公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为官多年，在清朝时就已经做到了一品大员，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甚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可一点积蓄也没有。一大家子人，从来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不过，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却从来没缺过钱花，需要的时候，一纸二寸半的条子，到金城、盐业银行，就可以取个几百上千的，既不需要存折，也无需担保。段祺瑞也不好色，几乎没有什么绯闻，偶尔吃吃花酒，多半是不得已的应酬。此公平生只有两好，一是玩政治，二是下围棋。
那个时代的高级官员，能下几手棋的人不少，但痴迷到段某人这般地步的却少。此公只要有点闲空，十有八九是在棋桌旁。上门来的客人，只要会下，就必然要陪他下几盘。平时公馆里养几个清客，专门陪他下棋，每月从陆军部里支薪水。曾经扫荡日本棋坛的大师吴清源，据说当年就是段公馆里年纪最小的清客，吴清源东渡日本学棋，也有段祺瑞的支持。
不过，段祺瑞虽然嗜棋如命，但水平却一般，说他是“臭棋篓子”也不过分，稍有点功底的人，就可以把他杀得大败。可是碍于他的地位，一般没有人敢这么干的，况且，上门来都是有求于他的，陪输两盘本是理所应当。然而，段某人棋虽然下得臭，但如果对方故意相让被他看出来，他是不干的。所以，既要让他赢，又要不露痕迹，非顶尖高手办不来，那些清客都有这个本事，每盘棋都下得看起来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最后总是让段祺瑞赢上那么一目半目的。
段祺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脾气倔强，其特殊的围棋生涯无疑使他的这种性格得到了强化，自以为天分不错，手段很高，至少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古人认为围棋是参合天地、运筹帷幄的玩意，段祺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下围棋，实际上跟他玩政治是相通的。自然，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也相当地自负。
段祺瑞是个武人，玩的政治都是军人政治，当总理、搞议会、做临时执政，都离不开枪杆子。可是尽管还喝过一年德国的洋墨水，他的军事才能却实在不敢恭维，戎马一生没打过像样的仗。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跟革命党人打，算是打赢了，没他什么事。讨伐张勋，五千辫子军他用了十多万兵马，胜之未免不武。接下来直皖大战，他麾下的皖系兵多枪好，光大炮就比直系多三分之一，而且士兵发双饷，上阵有面包西瓜吃，但一个星期下来，稀里哗啦就败了。军事上不行，政治上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了，当总理时跟总统闹府院之争，当执政（等于是总统）时却闹出了“三·一八惨案”，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后得靠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养着。此公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许，正是围棋上的常胜，害了他。
看起来，身居高位的人，可千万别把自己那点玩意上的胜利看得太重。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1925年到1926年，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寇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没上过一天学，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前面讲过，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张宗昌的原型（作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地走私、贩毒，其实这种事每个军阀都要沾，但都没有他张宗昌干得这样肆无忌惮。同样精于此道的小军阀孙殿英是个N姓家奴，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宗昌舒心。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小老婆就很多，据说是“八国联军”，有好几个国家的。此公走到哪里都乐意将他的姨太太队伍带着，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外，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这是上过外国报纸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要逛窑子，看上哪个窑姐就带出去给他做老婆，租间房子塞进窑姐，外面挂上“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上个卫兵，他张宗昌就算又多了一位姨太太。不过，几天以后，这个姨太太就被忘记了，卫兵开溜，姨太太再做冯妇，重操旧业。此地的闲汉再逛窑子，总会叫：走，跟张宗昌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就一笑置之。
张宗昌虽说混，但能在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崭露头角，却也不是没有他的过人之处。头一条，有点歪心计。张宗昌治军是一笔糊涂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纪律可言，但他看准了那个年月中国军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个子蓝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国革命，东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际，他收编了一万多白俄兵，每仗都令这些白俄打前锋，其他军阀的士兵，碰上这些丧家的洋鬼子也照样脚软。所以张宗昌就总是赢，从东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东。其次是有点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
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粗鄙而且流氓到了家的军阀，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做过诗，而且还出过诗集，你信吗？别忙着摇头，这是真的，谓予不信，先抄几首在下面：
其一 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笔者注：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
其二 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笔者注：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王状元的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一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其三 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笔者注：此诗最合古人张打油风格，但有抄袭之嫌。）
其四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笔者注：只有烟鬼才有如此想像力。）
据有关人士考证，在1925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最后一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长，并拜王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他做诗，结果是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效坤为张宗昌的字），分赠友好。这位状元据说本来不该是第一，只因殿试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为了拍老佛爷的马屁，故意将个叫寿彭（寿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让老佛爷第一眼就看见吉利的字眼，龙心大悦。按说，虽然清朝最后一科考的是策论，但混到了状元，帖试诗总是做得的，不知怎么，这位王状元待到教学生的时候，居然一色的薛蟠体。其实，就是不做这番考证，看着这薛蟠体的“诗”，读者大概也能相信，我们的张效帅，的确做过诗的。
其实，张宗昌当时不仅做过诗，而且还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都最好的《十三经》。在大印《十三经》的同时，张宗昌还让王状元整顿山东的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来，我们的张效帅跟薛蟠确有不同，做诗不是和妓女戏子逗着玩，主要是为了偃武修文。
耀够了武的有权有力者，总是免不了要弄点文。从小的方面讲，是他们总以为自家应该能文，甚至做诗。隋炀帝不是说过，就是跟士大夫们比诗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从大的方面讲，修文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毕竟，在中国这个“诗之国”里，修文或者能文的统治者，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统治合法性。因为“文”在古意里，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着以德治国，退一万步说，至少让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心里感到踏实——哦，原来上头的跟我们有同好！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夺了侄子的鸟位，杀够了人（对建文的忠臣夷十族），于是有了《永乐大典》。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清朝有了《古今图书集成》，有了《四库全书》。当然，到这个时候就用得着文人了，于是皇帝身边围了一群能文能诗的“上行走”，有权的大臣身边有能文能诗的清客，大家都围着一个中心诗酒唱和。传到我们的张宗昌了，身边来了一个状元公王寿彭，于是大家都不再稍逊风骚，不仅书编出来了，而且有诗传世。只是当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万多首（写了可能有上十万），而张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册，难怪康乾盛世总是那么让人看好，说也不够，写也不够，演也不够。
有权的人只要肯写，肯定会有人叫好，而且是轰然叫好，就像《红楼梦》里大观园刚建好，宝玉题诗的时候贾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样，叫好必然搔到痒处。乾隆文思泉涌，逢事必诗的时候，自是喝彩声一片；当年张宗昌写出诗的时候，据说也反响异常，王寿彭就捻着胡子击节赞赏，还为之一一润色——估计是改错字。大家一叫好，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也就难了，用不了多长时间，皇帝或者准皇帝都变了诗人，以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诗文好坏优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来评判了。于是，文网张开了，文字狱出来了。张宗昌虽然在写诗方面略逊于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绩，却不让古人专美于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张作霖，杀记者都有那么两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夫在忙于战事的时候，对那些乱嚼舌头的新派记者倒还能容忍，一旦开始吟诗作赋，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识分子的脑袋也就有麻烦了。
清朝有人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丢了脑袋，那是冤枉的。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来写成匾，挂在康熙、乾隆老儿的以及张宗昌的书房里，那该多好！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在近代的中国军阀中，孙殿英是个小角色，手下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三万人枪，不过，他的名气却和实力不成比例，大得很。那多半是因为此公指挥军队掘了清东陵，把西太后从棺材里拉了出来，将随葬的财宝洗劫一空。孙殿英此举，除了将溥仪赶出宫的冯玉祥别有用心地说他是革命行为之外，招来骂声一片。以“国军”军长身份去盗墓，无论怎么说都忒不像话。
其实，此公本来就是个流氓，当年在豫西起家的时候，就盗墓打劫、贩毒走私、包娼包赌都干过，跟各路毒贩子和流氓都有交情。在他的军阀生涯中，有奶便是娘，谁的旗号都打过，但据他自己说，还是跟张宗昌的时候最惬意，估计是臭味相投，俩流氓碰到一块了。从1922年起家，到1947年栽在共产党的手里，孙殿英足足混了25年，其军阀寿命超过了大多数他跟过的人。其秘诀，用他的话来说，就在于他有一套过人的“麻将相术”（不是麻衣相术）。
孙殿英大字不识一个，但赌技非凡，凡是赌的招数，他都会，于麻将最有心得。掷骰子可以随心所欲，想要几点是几点，从不失手；麻将往桌上一摆，都用不着用手摸，马上知道各家都有什么牌。下回香港再拍什么赌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实在应该以此公为蓝本才是。孙殿英的办公桌上，没有文房四宝，也没有手枪匕首，一年到头，总是摆着各种各样的麻将牌，从竹木的到象牙的都有。此公抽足了大烟，有事没事就拿手摩挲着消遣，就像老葛朗台摸钱似的。一般人赌技高是为了赢钱，但是孙殿英不是，人家自有别的来钱的道。他玩麻将，就是为了交际和相人。
用他的话来说，人在麻将桌上是最能看出秉性爱好来的。一圈麻将打下来，人是什么德行，爱好什么，吃哪口儿，弱点是什么，全都一目了然。反正不论是敌是友、上司下属、三教九流，孙殿英跟他们的交往过程都离不了麻将。饭后烟余，几圈下来，对方还蒙在鼓里，孙殿英可已是知己知彼了。这样一来，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只要用得着，人家好什么给什么就是，反正余下来的招数肯定招招冲着痒处下家伙，不着道的少。所以，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河南督军赵倜，还是狗肉将军张宗昌，以及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甚至蒋介石和日本人，任凭他坏事做尽，还都能让他平平安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应该说，孙殿英的相术是灵验的，用不着去验证史料，只要我们费点心观察一下牌桌上各色人等的表现，也就一目了然了。平常的时候，人人都有假面，可一坐到牌桌前，就不由自主地原形毕露，动作加手势将内心暴露得干干净净，连流口水挖鼻孔这种不雅的小动作都不会去掩饰。
孙殿英玩麻将，不仅有相术，而且还有哲学，在他看来，政治跟赌博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把钱收进来，再把钱散出去。收得多，散得开，是玩大政治的；收得少，散得不开，就只好玩点小的。有没有道理呢？读者诸公自己琢磨吧。
“马桶将军”的用人术
王怀庆是北洋军中老资格的将军，像曹锟、吴佩孚等人还在家乡吃老米的时候，他已经是北洋军的协统（旅长）了。虽然此公长期以来位不过师长，但由于多年担任北京卫戍部队的首长，民国风云，什么事都赶上过，所以在民国史上还算有点知名度。北洋诸将很多都有外号，有好听点的，像吴佩孚叫“秀才将军”，冯玉祥叫“基督将军”，也有难听的，比如唐生智叫“和尚将军”，孙殿英叫“盗墓将军”，曹瑛叫“茶壶将军”（茶壶即妓院之杂役），王怀庆就属于有不雅的外号的一位，人称“马桶将军”。
马桶将军王怀庆
王大将军的部队像他心爱的马桶一样固若金汤，连捣乱的都没有。只不过这种军队不能用来打仗。
“马桶将军”跟马桶的确有亲和力，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枪可以，没有马桶不行，一具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办公桌后面放的不是椅子，而是马桶，办公就在马桶上公干。行军打仗，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马抬着马桶随行。只要看到那只硕大而且鲜艳的马桶，人们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了。攻山头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坐在“王”字的马桶上督战，风景好得紧。
王怀庆喜爱马桶，是因为有便秘的毛病呢还是嗜臭如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公在他的部下和北洋圈子里，并不像他心爱的马桶那样臭。王怀庆从1905年当协统（旅长）开始，到1924年随着直系军阀的倒台而下野（属于跟错了人，非统驭无方也），在北洋高层混了近二十年，大旗不倒，比起他那些三五年就树倒猢狲散的同行来，简直可以称之为“长寿将军”了。这一点，说实在的，跟他的用人不无关系。
王怀庆的用人之术，说起来其实也简单，就是非老实人不用，挑兵不要市井之辈，越是山乡的农民越受欢迎，要脚上有屎，手上有茧。这一点似乎跟曾国藩练湘军有点相似，其实不然，当年曾国藩虽然重乡农，是用书生带乡农，而人家“马桶将军”，却根本不要书生。进入民国之后，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一天天多了起来，其中不乏喝过洋墨水的，但王怀庆一个也不收，说是不好管也不好用，他提拔的人，无论张三李四，都是穿了军装的乡农。不管多么脓包，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行，就是所有的军官都得无条件地忍受他的打骂。王怀庆每当要提拔某个人的时候，往往会无缘无故地当众将此人痛骂折辱甚至给一通拳脚，如果此人逆来顺受，唾面自干，那么第二天委任状就到了。时间一长，这个套路部下都摸熟了，只要谁哪天无故挨了打骂，其他的同僚就会赶紧让他请客，因为接下来人家就升了。
在北洋军阀时期倒戈、背叛随处可见的情形下，王大将军的部队确实像他心爱的马桶一样，固若金汤，不仅没有倒戈的，连捣乱的都没有。只不过，这种军队是不能打仗的，充其量只配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看家护院，连看家护院也没有看好，因为当时的北京治安也不怎么样。
稳定和效率是一对矛盾，如果过于追求稳定，结果自己所在的系统很可能就会变成一只大而无当的马桶，里面还断不了有味儿。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佛法重光的年月。在此之前，随着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佛教大有倒运之势。西学东渐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佛教的式微。虽然佛教当年也从西边来的，但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变成东方的迷信，不仅西方的洋人看不上，就是中国的士绅也多拿它当祸国害民的累赘，辟佛的理学传统，在西学的接济下格外地强劲。打戊戌维新开头，新政变本加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是办学堂、开工厂，首先要拿佛寺开刀，全国上下，佛教庙产被侵夺者不知凡几，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更是不知凡几。达官贵人，即使有心对佛慈悲，也是偷偷摸摸，一般不敢公开说话。
不想十几二十年过去，事情突然转了过来。世上有钱有势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赳赳武夫们，不知怎么一来，对佛教又感兴趣了。和尚和居士，升为贵人的座上客，喇嘛与活佛，翻作武夫的帐中宾。大小法会东南西北一个劲地开，有求升官的，也有求发财的，更有求保命的。显然是军阀混战，命运多舛，大家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管不管用暂且不说，至少能让自家的心里少点不安。
不过，只要佛法重光，就不可能仅仅充当武夫和贵人们的心理安慰剂，总是要将光芒溢出来点，照到本来不该到的地方。湖南这个近代出兵出将最多，仗也打得没完没了的地方，武夫们争钱、争地、争女人、争烟土，在用枪、用炮、用光洋、用烟土打仗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突然之间忽发奇想，比斗起佛法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世纪20年代初，湖南的督军是赵恒惕。但是湖南这个南北冲突的四战之地，一向派系纷纭，大大小小十几个军阀，谁都没太把督军放在眼里，对赵恒惕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出身保定军校的唐生智。自从直系吴佩孚部撤出湘南，北上和皖系争天下去了之后，唐生智就占据着湘南小半壁江山，招兵买马，大力扩充实力，隐隐然有问鼎长沙之意。赵恒惕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但又没有胆子撤了唐的职务或者干脆派兵去打，最后花重金从康边请来了白喇嘛，在长沙开大光明法会，一方面打着为全湘祈福的名义收买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拢湘中其他佞佛的军人，给唐生智好看。当然，如果佛真的发了慈悲，让唐生智从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主公在长沙开法会，唐生智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过，唐毕竟占的是相对贫瘠而且久经战乱的湘南，迅猛的扩军已经耗尽了财力，花不起钱请一个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来跟赵恒惕对抗。但是法毕竟还是要斗的，不斗的话，也许他的部队明天就会士气瓦解，为众多参加大光明法会的群狼所吞噬。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湘中著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顶上用了。他们的主意是，干脆令他的部队全体受戒，变成一支佛军，在深度上下功夫。为此，唐生智和顾伯叙两个，不辞辛苦地一个营一个营地走，所到之处大治佛堂，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由顾伯叙摩顶受传戒，受戒仪式完了，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书所受的五戒，同时，由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说三身佛的含义是，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不用说，忠义是最关键的“佛性”。
还别说，虽然受戒之后，这群武夫该杀人还杀人，但凝聚力还硬是强了不少，在日后的竞争中，还真的就是唐生智占了上风。
不知道释迦牟尼在西边的极乐世界里，会作何想。
各大马路巡阅使
中国从来就不缺乏捞钱的官，但是纯粹为了捞钱而做官的人，其实也不多。因为多数的官大小还算是个读书人，即使谈不上修齐治平，也多少得讲究一点面子。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末年，这种人不知怎么猛然多了起来，先是蜂拥而至的捐班，然后是大大小小的武人。辛亥革命，满清的大王朝变成龟缩在紫禁城内的小王朝，武人变成最有权势的猛人，我们称之为北洋军阀。
我曾经说过，跟梁山好汉一样，北洋军阀大多数都有外号，有一个人的外号很特别，叫做“各大马路巡阅使”，此人名曰王占元。
王占元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老班底，但却既不骁勇也不善战，只因为老实听话而一步步升上去。自打袁世凯将黎元洪从湖北的地盘上骗走，到北京做光杆副总统之后，王占元就一直占着湖北，由护军使而督军而两湖巡阅使（辖湖南、湖北，但实际上管不了湖南）。此公手握重兵，占据要冲，而且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却在全国的政局变幻中无所作为。不打算问鼎北京也就罢了，连个地区霸主也不想做，一门心思稳坐武汉三镇刮地皮。那个时候武汉在全国的商业地位与现在不同，不仅九省通衢，而且商路北抵俄罗斯，南通广州，坐着就能发财。
王占元虽得地利，捞钱却捞得不高明。一般来讲，那年月做军官不喝兵血的少，但有了地盘变成军阀之后，往往会对兵客气得多。因为在军阀混战、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兵是他们赖以占地盘刮地皮的根本，是命根子。所以，宁亏老百姓，不亏一个兵，差不多是军阀们的信条。某些特别有野心的人物，比如吴佩孚和冯玉祥，甚至宁可让自己和家人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也要尽可能地多养兵，养好兵。可人家王占元不，不仅老百姓和商家的钱要刮，而且兵血也照喝不误，害得手下的士兵总是闹兵变。在1920年代，全国数湖北兵变闹得最厉害，连外国人都看不过去，老是提抗议。
王占元如此做派，未免影响到他的实力。1921年，他的近邻也是他名义上管辖的地段上的湖南人，开始打他的主意，一连串凌厉的攻势打得他招架不住，不得已只好向刚刚打败皖系军阀、风头正劲的吴佩孚求救，结果是为了拒狼，接来了狼外婆，没奈何，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还好，王大巡阅使事先已经将大部分刮来的民脂民膏和兵血，都转移到了天津外国租界，虽然变成了光杆司令，但钱还真不少。此公下野之后，随即置办产业，一时间，天津租界各大马路上，遍布王家的店铺和房产。王占元从此不问政事，专心经营，天天挂着一长串钥匙，巡行在各大马路之间，因此人送外号：各大马路巡阅使。
清末民初，是个传统意识形态坠落，而新的意识形态又没有能建立的年月。原来的道德追求随着王朝和天下的覆灭而七零八落，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在民族国家的痛苦建设中确立起来，国家状况似乎又很是不好，所以，不择手段地弄钱，成为许多政界人物惟一的选择，也是他们心理最后的依靠。为了能够尽快尽可能多地弄到钱，他们可以向进城挑粪的农民要捐，可以把田赋预征到2010年，甚至不惜自挖墙角，把手伸到自己麾下的士兵口袋里。有了钱，就赶紧存到租界的外国银行，即使这些银行不给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费也在所不惜。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前途，也不想做点什么来为自己的祖国争取一个好一点的未来，所作所为，只是在准备后事：一旦国家崩盘，就逃到租界或者外国。
神仙治军
说到民国时的四川军阀，不能不提到刘湘这个人。刘湘其人据说很木讷，土得掉渣，不仅没有开过洋荤，比如像他的同房小幺叔刘文辉那样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而且连个四川的速成军官学堂几乎都念不下来，还是靠了老师的格外开恩，才得以毕业，挎上了东洋刀。川人从来勇于内斗，四川军阀自蔡锷讨袁始，就打个没完。虽然开始打的时候像演川戏，开仗之时总免不了有大批好事的市民扶老携幼前来观战，但打到后来，也是刀刀见血，枪枪死人。不过命运好像特别垂青刘湘这个笨人，四川的所有“牛人”，有些甚至够得上国家级的牛人，竟统统败在了他的手下：熊克武、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甚至连他吃过日本生鱼片的小幺叔，也在一场大战之后，退到了西康。可以说，自袁世凯以来，在成都这个地方做土皇帝的人不少，但屁股坐得最稳的，还是刘湘。
说到刘湘的成功，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此人姓刘，名从云，川人称为刘神仙。他的出名因两样东西，一是创立了一个名叫孔孟道的教门（可能是一贯道的一个变种），道徒甚众；二是扶乩请神据说格外灵验。民国是个各种黑社会组织公开化的时代，各种秘密宗教纷纷登台，敢创教的人，多少得有点“法术”，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气功治病。刘从云恰恰在两方面都有点名气，所以，自1925年开门，道徒就挤破门，刘湘也是在这一时期入的教。
当时，刘湘已经是四川王了，投到刘神仙门下，完全是因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后，刘从云事实上成了刘湘的军师，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术，还是他阅历丰富，见机得准，或者是他门徒众多，耳目广，信息特灵，反正刘从云的乩语很是灵验，至少在刘湘那里比较灵，说这个事能成，八九不离，说这事不成，就是大费周章。特别是刘从云还成功地预测过一次以杨森为首的若干川军将领对刘湘的挑战，使得刘湘占得先机，大获全胜。
驱鬼请神符
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当军败涂地时，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不过，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忘形的时候。很快，在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的追捧下，刘神仙不再安于神仙府里的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先是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惹得外面都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在围攻川陕红军的的时候，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围剿大军作战。当刘神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搬进指挥部之后，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害得向来不信教的杨森老大委屈，而且总是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当然，军事地图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时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显然，这样的总指挥是不可能不打败仗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但愿那些求神仙的人和神仙本人，能记住当年刘神仙的故事。
昔日南天王
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座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本来不该改的大门，结果官运亨通。开始还有点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步曲里，不由你不信。
人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19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屈居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下，一直心有不甘。这时候高人出现了，告诉陈济棠，如果把你家祖坟迁个好地方，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见陈动了心，高人进一步支招，说是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特好。于是，南天王一声令下，洪家的祖坟动迁，陈家祖宗的枯骨由此鹊巢鸠占。迁了祖坟之后，效果如何，史无记载，但至少陈济棠没有升官是可以肯定的。
时间到了1936年，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怂恿，和祖坟搬家双重鼓舞的陈济棠，在准备公开反蒋，但又举棋不定的时候，又想起了高人。于是请高人扶乩，请神说话，忙活半天，得乩语四个字：机不可失。于是乎南天王心雄胆壮，打出反蒋大旗，兴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动，陈济棠赖以自豪的广东空军，一股脑儿反出南天，飞到了南京；接下来，他名下的陆军也相继离散，南天王变成孤家寡人，只好夹起细软走人，躲到了香港。到了这个时候，陈济棠才悟到，原来“机不可失”的意思是：飞机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为什么不早说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黄鹤。其实就是找到高人也没有用，人家会说，天机不可预泄。
又过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派飞机来香港接知名人士，名单中就有陈济棠。大概是老蒋担心陈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对他不利，可是同在香港的孔二小姐偏不领会姨夫的心机，硬是把上了飞机的昔日南天王扯了下来——因为飞机要运她的狗，德国黑贝。唉，如果当初不听高人指点，南天王何至于命不如狗。
古人云，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其实，一个家族，一个团体，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话需要修正一下，实际上不是听于神，是听于“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