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最近才回到在这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在街上我看不见一张熟面孔。其实连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也没有了，代替它们的全是些尘土飞扬的宽马路。从前僻静的街巷现在也显得很热闹。公馆门口包着铁皮的黑漆门槛全给锯光了，让崭新的私家包车傲慢地从那里进出。商店的豪华门面几乎叫我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我大胆地跨进一家高门面的百货公司，刚刚指着一件睡在玻璃橱窗里的东西问了价，就给店员猛喝似的回答吓退了。
我好像一个异乡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付了不算低的房金，却住着一间开了窗便闻到煤臭、关了窗又见不到阳光的小屋子。除了睡觉的时刻，我差不多整天都不在这个房间里。我喜欢逛街，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热闹和冷静对我并没有差别。我有时埋着头只顾想自己的事，有时我也会在街头站一个钟点听一个瞎子唱书，或者找一个看相的谈天。
有一天就在我埋头逛街的时候，我的左膀忽然让人捉住了，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我还以为自己不当心踩了别人的脚。
“怎么，你在这儿？你住在哪儿？你回来了也不来看我！该挨骂！”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姚国栋，虽说是三级同学，可是他在大学读毕业又留过洋，我却只在大学念过半年书，就因为那位帮助我求学的伯父死去的缘故停学了。我后来做了一个写过六本书却没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他做过三年教授和两年官，以后便回到家里靠他父亲遗下的七八百亩田过安闲日子，五年前又从本城一个中落的旧家杨姓那里买了一所大公馆，这些事我完全知道。他结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太太，又接了太太，这些事我也全知道。他从来不给我写信，我也不会去打听他的地址。他辞了官路过上海的时候，找到我的住处，拉我出去在本地馆子里吃过一顿饭。他喝了酒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他的抱负、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我很少插嘴。只有在他问到我的写作生活、书的销路和稿费的多寡时才回答几句。那个时候我只出版过两本小说集，间或在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不知道怎样他都读过了，而且读得仔细。“写得不错！你很能写！就是气魄太小！”他红着脸，点着头，对我说。我答不出话来，脸也红了。“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也要写小说，我却要写些惊天动地的壮剧，英雄烈士的伟绩！”他睁大眼睛，气概不凡地把头往后一扬，两眼光闪闪地望着我。“好，好，”我含糊地应着，在他面前我显得很寒伧了。他静了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第二天便上了船。可是他的小说却始终不曾出版，好像他就没有动过笔似的。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位朋友，高身材，宽肩膀，浓眉，宽额，鹰鼻，嘴唇上薄下厚，脸大而长，他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人稍微发胖，皮色也白了些。他把我的瘦小的手捏在他那肥大的、汗湿的手里。
“我知道你买了杨家公馆，却不知道你是不是住在城里，我又想你会住在乡下躲警报，又害怕你那位看门的不让我进去，你看我这一身装束！”我带了一点窘相地答道。
“好了，好了，你不要挖苦我了。去年那次大轰炸以后，我在乡下住过两三个月就搬回来了。你住在哪儿？让我去看看，我以后好去找你，”他诚恳地笑道。
“国际饭店。”
“你什么时候到的？”
“大概有十来天。”
“那么你就一直住在国际饭店？你回到家乡十多天还住在旅馆里头？你真怪！你不是还有阔亲戚吗？你那个有钱的叔父，这几年做生意更发财了，年年都在买田。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他放开我的手大声说，声音是那么高，好像想叫街上行人都听见他的话似的。
“小声点，小声点，”我着急地提醒他。“你知道他们早就不跟我来往了……”
“可是现在不同了，你现在成名了，书都写了好几本，”他不等我说完便抢着说。“连我也很羡慕你呢！”
“你也不要挖苦我了。我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做一套像样的西装，他们哪里看得起我？他们不是怕我向他们借钱，就是觉得有我这个穷亲戚会给他们丢脸。哦，你的伟大的小说写成没有？”
他怔了一下，忽然哈哈大笑。“你记性真好。我回家以后写了两年，足足写坏了几千张稿纸，还没有整整齐齐地写上两万字。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后来又想拿起笔翻译一点法国的作品，也不成。我译雨果的小说，别人漂亮的文章，我译出来连话都不像，丢开原书念译文，连自己也念不断句，一本《九十三年》[1]我译了两章就丢开了。我这大学文科算是白念了。从此死了心，准备向你老弟认输，以后再也不吹牛了。现在不讲这些，你带我到你的旅馆里去。国际饭店，是吗？这个大旅馆在哪条街，我怎么不知道！”
我忍不住笑起来。“名字很大的东西实际上往往是很小的。就在这附近。我们去罢。”
“怎么，这又是什么哲理？好，我去看看就知道。”他说着，脸上露出欣喜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