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工人和机器，我们就在大中地毯公司那间8尺×12尺的头房里开了个小工厂。两个工人在这里做黄狼皮大小衣片，我们再把衣片发给外面的小家庭裁缝吊里子。有个裁缝叫沈耀明，他住在赫德道1号地下，离我们很近，我们有活就发给他做。有时候活多他做不过来，我们还发给一个叫高福财的毛毛匠。他在自己家里开了个小工厂，雇了两、三个工人代客加工。后来我们生意忙了，就又请了一个叫张小弟的工人。他们三人就挤在这个不足100方尺的小工作间做活。
这期间九龙又陆续开了七、八家皮草店，过了两、三年同行更多了。皮草业一旦形成规模，自己就不用出去买皮子了，卖皮子的就登门推销了。有个卖皮子的叫王德昌，南京人，还有一个叫陈元善，外号陈聋子，我跟他们熟了以后能赊欠两、三个月，这样资金就周转开了。
当时我店只卖黄狼皮衣、兔皮衣、羊皮衣等低档衣服，做不着大生意。貂皮衣服档次高，利润大，我决定做貂皮衣服。
我查看以前小方和我合作时买貂皮的单子，找到卖貂皮的维逊克皮草公司(Weinschenker Fur Company)在纽约的地址，一个挺长的名字，寄去一封简单的英文信，写明我要买几张皮(那时候一张貂皮要数十美元)。很快对方就回电了，真是太高兴了。他要我买一张美金银行汇票，到香港机场去拿邮包，我给了支票他们才让取货。这样买了五、六次货之后，他才记住我。
买来貂皮先做围巾披肩，开路子，找经验，然后再做貂皮衣服。那时一件貂皮大衣两个人做也要一、两天，成本在2万左右，做成后能赚一、两倍多，相当于买一层楼的钱。同行中如果谁卖了一件貂皮大衣，全香港就出名了。开始我还算不清成本，即使接到做貂皮大衣的生意，也不会要价。后来请教工人才知道，做明克大衣，公貂皮用25—30张，母貂皮用50—60张。当然大衣样子不同，尺寸不同，用料也有相应变化，所以接生意要格外小心计算成本。
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摸索出来的，同行是冤家，没有人肯真的教你，必须自己动脑筋钻研学习。
直到1962年二叔来港前，李庚杰怕他来后找我麻烦，要求分伙，我们的合作才结束。我退了店，把公司迁至家中继续经营。
幸遇贵人——尼克斯夫人 开店以后，如有客人定做衣服，我就向同业借几条水貂皮给客人看，问清客人要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然后再拿着样本，带着裁缝师傅上门，让客人试穿布样，量身定做。都是一样的毛毛匠做出来的，我的工艺比其它大公司只好不坏，而卖价却便宜五、六成。对客人定做的每件衣服，我都亲自严格把关，不敢麻痹大意，更不会投机取巧。我努力让每一位客人都满意，不管是对我的产品，还是对我的服务。
有一次下大雨，一位德商希斯太太(Mrs. Zils)因第二天要离港回国，让我把她定做的大衣送过去。希斯太太住在山顶，因大雨上山路有两段不能行车，电缆车也停了，我就让大儿子陪我沿着电车轨道步行上山。雨大路滑，我们走了约一个半小时才到山顶，按时把大衣送到她手中。希斯太太很满意，很感动，一再向我表示谢意。
我服务周到，定价合理，为人诚实，给许多客人留下了良好印象，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也让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贵人——尼克斯夫人(Mrs. Nichols)。
尼克斯夫妇是英国人，那时都50来岁，尼克斯先生任香港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尼克斯夫人，灰白头发，温文尔雅，是个热心肠。1960年，她在我公司定做了一件皮草衣服，感到十分满意，此后陆续给我介绍了不少生意。
尼克斯夫人爱打桥牌，周日休息时经常邀上3位好友到家里打牌。有时她打电话给我，让我带着皮草样本和几张皮子过去，向好友们推荐我做的衣服。她的好友都是当时香港社会名流的夫人，我每次去都能接到生意——定做一、两件大衣或短衣。这样做了两年之久，我又认识了几位尊贵的客人，有亚细亚石油公司、怡和洋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洋行大班的夫人，有教育局长、警察局长等政府高官的夫人。她们又热情地给我介绍新客人，这样一个传一个，使我有了不少客户，也有了点小名气，我的生意渐渐地做起来了。
创业之初，我财力小，经验少，也没名气，尼克斯夫人给予的帮助弥足珍贵，我和玉霞非常感激她，曾多次邀请他夫妇来家做客。
十多年后，尼克斯先生退休了，他们回到了英国。
有一年，我到英国谈生意，特意去拜访他们。他们诚恳挽留我住在家中，盛情款待我，就像招待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
后来，我再次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尼克斯夫人已经与世长辞了。她儿子陪我到她坟墓上拜祭，我感念她的恩情，将身上带的念珠十字架埋在她的墓旁，愿天主保佑我的贵人在天堂永享安乐。
开服装店 万君良是万丹卿的胞弟，原本在香港经营着万昌地毯公司，资产超过百万元，在地毯业中是财力最大的。但是，他嗜赌成性，打麻将、推牌九不分昼夜，叫同事们陪他玩，不玩不行，根本没心思做生意，还曾几次被老千“关照”。
有一个老千盯上了他，和他合伙做土豆进口生意，说好获利各半。他投了不少钱，开始分了点红，得了甜头，结果却中了圈套，血本无归。
接着又一次，这家老千公司骗他说：到夏威夷买一艘美国旧战船，把它运回香港拆解了卖废铁，能赚两、三倍。一艘旧战船价值100多万美元，各投资一半，半年后即可获利。老千公司说得有鼻子有眼，诱惑力很大，他认了真。双方讲好先把钱存入银行临时户头，然后再共同到银行签字汇钱到美国。结果钱汇去后音信全无，去找这家公司，公司已经关门，再也找不到人了——他又中了圈套。这次损失十分惨重。
后来他的地毯公司转成了西装店。开始店里的生意不多，但也算可以。有一个国泰航空公司的王彼得先生(Mr. Peter Wang)在飞机上工作，经常带客人到他的西装店里来做衣服。他仍旧天天沉迷赌钱，不照看生意，西装店经营了两、三年就支撑不下去了。就这样又赌钱又被骗，百万家产几乎被他败光。
他的店所在的街道是旅游区，客流量大，很有发展潜力，而且这个店开业时间不长，也有点生意，关门挺可惜。店里有位老伙计叫宋鸣皋，是我表叔，为万先生打工多年。他提议，拉几个朋友凑点本钱，把这个店承包顶租下来。另一位工友周学勤当即表示赞同。他是上海人，大学生，英文很好，很有口才，在上海巡捕房做过侦探，还代我写过英文生意信。店内的裁缝彭金龙也愿意参股。他又拉上一位女装老裁缝朱师傅和一位男装裁缝王平富。我本来就在这个店内租着摊位经营皮草，也算一股。我们六位小股东都想做做老板，都想尝试一下，都想有机会发财，于是每人5千凑足3万元，就把店承包下来，更名为永和服装店(Everfit Tailor Shop)。
没料到真正做起来并不理想，生意有时清淡有时忙，很不正常。每月付房租就要几千元，再加上职员薪水、生活费、水电费等等，总是入不敷出。我们这些小股东又没有一个是有财力的，需要钱时都无力再投入了，没到半年服装店就难以为继了。后来，我的皮草店搬回家里，服装店也关了。
开永和服装店让我得到一个教训：做生意股东不要太多，人多意见多，很难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买卖或大或小都要自己做，一个人做决策最妥当最安全。
代客采购 二叔有位同业好友叫张静民，他是上海静安寺路金龙地毯公司的老板，很有财力。他有两子一女，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女儿后来又赴美求学。1949年，他带领长子张天真、次子张福真来到香港发展。
他们刚到香港就被老千公司盯上了。
老千公司是香港一家花边台布公司，劝他们去南美做台布生意。他们轻信了这个公司的花言巧语，就买了上百万元台布运往巴西。装货前，这个公司叫他们到货仓开箱验货——其实只是看样品——他们一看没错就装运了。
一个月后货到巴西，张福真在巴西提货时开箱一看，货全部是水渍变质、存仓很久的废布，不值钱，没人买。张福真一下子气疯了，在巴西住了几个月才回港。
他们告那个公司，官司打了一年多，律师费也花了不少，但是没用，因为那个公司关了门，人也早溜了，找不到人赔偿。他们中了人家的圈套，损失巨大。
我和张天真常联系，他有学问，懂外语，有时请他写封英文信和外商联系皮草生意，有时请教他怎么扩展生意。
我关店以后，他们一家已经移民美国三藩市，张天真在唐人街Grant Ave开了一个中国工艺品商店，主营古玩首饰，并做男女服装业务。
他来香港采购货物时，让我代他定制男女装，给我两成佣金。他在美国接了西装、旗袍等生意，给我尺寸，我就在香港找人做好，然后发给他。他在香港认识一位专做高级男西装的唐哲甫师傅和一位专做旗袍的杨师傅，来了生意我就去找这两个裁缝及小工厂定做。为此，我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代客采购公司，英文名字叫Kowloon Purchase Service Co.。有时他也托我在香港买手镯、手链等小首饰发给他，生意都不太大。
后来，他介绍了一位在美国赌城开衬衫店的老板与我直接交易。这个老板专做男衬衫，规模大，订单比较多。
代客采购业务持续了两、三年，赚了一点钱，成为我关店后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
三 艰难的岁月
二叔返港 从二叔来信说他一家要来香港，我和玉霞就开始找房子，因为汉口道二楼的房子太小，二叔他们来了根本住不下。1960年，玉霞在离汉口道不远的赫德道23号地下，找到一层五间大房。业主叫陈秉权，是澳洲华侨，非常和善。这套房子1千3百方尺，带有后院，不靠商业街，每月租金600元，玉霞很满意，就租下来了。
二叔他们来港之前，我们把房子转租出去一部分赚取房租。前头大房有150方尺，每月租金220元；中厅(一间小房)留作皮草业务办公室；第三间房租金180元；第四间房150元，租给了一位高太太；后院还有一个小石屋80元。高太太的先生高述友在一家玉石器公司里当伙计，后来自己跑点小生意。她还有个老妈妈，住在房内自己搭建的小阁楼上。
我们则住在尾房(也叫工人房)。尾房在后门上楼的楼梯下，屋里有个斜角，刚好放下一个木箱和一张双层小双人床。我夫妇二人挤着睡下层，女儿和小儿子睡上层，大儿子就睡在木箱上，一家5口在这个小屋里凑合了有1年。有一次，小儿子半夜尿床了，小便滴到我身上，我在睡梦中惊醒，大叫：“下雨了！下雨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既好笑又心酸。
1961年，内地政策不那么紧了，开始放人出来了，二婶和素贞妹来到香港，随后三妹(胞妹秀荣)也来了。
1962年，二叔在时隔11年后返回香港。他返港时，我花了500元坐大船到澳门去接他，在那里过了一夜。晚上，我向二叔汇报了香港的情况。我说：“叔叔，对不起，我没本事，大中没有了，地毯还剩三、五条，大的卖不了，都摆到您的老朋友宋宝骞先生的地毯公司寄售。平时积攒的一点资金都投到皮草店里了，我还卖了一阶段服装，现在皮草店关了，服装店也关了，一切要从头开始。这些年，我在香港还能谋生，请叔叔放心，只要有吃的，我会先给您老人家吃。”二叔听了只是点头，并没有责怪我。
二叔来后，我们腾出前头大房不出租了，让叔婶及素贞妹住。他们谁也没有找事情做，吃住都由我负担。
玉霞负责照顾全家九口的日常生活，尽心尽力侍奉叔婶。一下子增添了4口人，又减少了房租收入，总感觉钱不够花，为贴补开支，玉霞就和一位来自山东的好友王太太一起蒸菜肉大包子，到附近裁缝厂去卖。卖了一、两周，被我发现了，我坚决不同意她继续做下去，一是因为这些裁缝厂熟人多，觉得很丢人；二是裁缝厂里都是一些年轻男工，多有不便；三是蒸包子卖很辛苦，也赚不了多少钱。在我的极力反对下，她们只好收摊。
我在家里继续做点皮草生意，做衣服，改衣服。我家住地下，没有门窗临街，只能靠登小广告招揽顾客，靠电话联系业务，我必须天天在家接电话等生意来。周学勤还在帮我写英文信，一封5元。平时他给打好，我就多看一两遍顺便学习，但是记不住。过了一段时间，我对他说：“你别打了，你给起草，我自己打吧。这能逼着多学点英语。”就这样，我边打边记，英语水平有了很大长进。有简单的英文信，我就自己写，再请周先生修改。有个外国客人也给我帮过忙，他教我写广告，给我编词。
那时候3个孩子都念书了，为省学费，都进了天主教教会的德信小学，学费只有10元。他们是先入教会成为信徒，才得以进校的。教会经常派发奶粉、大米、糖等救济品，我们节省下来就寄给北京的家人，那时他们的生活特别困难。
二叔来港后改名为孙甫臣，用这个名字给人看看病，开点中药，收点医药费，还收了一个徒弟。找他看病的人不多，他收入也不正常，因为他不懂广东话。每天早晨他都去京士柏公园练易经健身拳，还教了一些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