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利特尔
普利策奖得主威尔·杜兰特在死前四年，动笔撰写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本著作。这本遗作的创作计划最早来自于他和妻子、女儿共同的心愿——为深受好评的套书《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中译本《世界文明史》）编写一本浓缩版。这套杜兰特（在妻子爱丽儿〔Ariel〕的帮助下）花了五十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共计十一卷的巨著，宏观地呈现了横亘一万一千多年时空的人类文明。
之所以要编写一本浓缩版，是由于杜兰特敏锐地觉察到大众传播媒体正在改变全球的面貌，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媒体正在争相吸引现代观众的注意力。相比之下，当《文明的故事》第一卷在一九三五年出版时，其竞争对手还只是电影与初生的广播电台。一九七七年，杜兰特的女儿埃塞尔（Ethel）希望更多人认识其父母的学说，还联系了派拉蒙制片厂，建议把《文明的故事》编成一个迷你电视剧集，这得到了制片厂的积极回应。
此外，由于出版业的变化，曾经喜欢大部头著作的人，此时则希望能以更简明的方式获取资讯和娱乐。人们发现自己阅读大部头书的时间越来越少，阅读大部头书成为了苦差事而不是休闲。正因为现代人寻求更为有效的娱乐方式和教育途径，杜兰特决定制作一系列“迷你谈话”，例如录音演讲，主题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虽然杜兰特很喜欢这个想法，埃塞尔也已开始着手安排录制工作，但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给女儿的信中，杜兰特对届已九十二岁高龄的自己能否完成此项任务表示顾虑：
“当冷静看待这项当初我为两位在思想上冲劲十足的人制定的计划时，我感到即便有爱丽儿的协助，要写出并背诵如此繁多的内容，也已经超出了我的体力所能够支撑的范围……我感到死神终于上门，他已在对我招手，他让我记忆衰退，步履蹒跚，双腿僵硬。虽然我无惧于生命终了的暗示，活得太久反让我惶惶然，但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和派拉蒙把钱和精力都压在我的表现能力上。”
虽然如此，但杜兰特还是列出了一个历史人物清单，他认为现代听众会对这些人物的故事感兴趣并可从中获益。他的名单从孔子、李白列到林肯、惠特曼。单从这个名单来看，录音演讲的重要意义将远远超过前面讲述的理由。通过杜兰特夫妇，一般人也能得知史上伟人的成就与生活状况。通过录音带，人们能够听到两位美国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阐释诗人、艺术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在历史上的深刻意义，这些人构成了历史上最璀璨的篇章。这些录音带最后也可成为杜兰特夫妇给听众的私人课程，人们可以一再重听，因而获得持续不断的教育。在杜兰特看来，“历史就是以实例讲述哲学”（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持同一观点）。
列出名单后，当杜兰特热情投入这项工作时，他的创意源源不绝，杜兰特发现自己处在生命中最有创意和最多产的时期。到了第二年八月，他已经写出十九份手稿，并且和爱丽儿一起将其中大部分内容制作成谈话录音。也正是在此时，他有了新的想法：只要稍加修改，这些录音讲稿就能变成一本读者易懂的书。
他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给女儿的信中写道：
“已预留随函附上的‘第十八堂课’。至于‘第十九堂课’，我打好字但尚未修订，这部分讲的是一五一七年到一五六三年的天主教革命，共有十七页。由于我打算把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即《英雄的历史》（Heros of Histo‐ry），而不是给电视使用，因此比之前写的流露出更多的个人感情。共〔将〕有二十三章。”
杜兰特一心想做的，就是最后一次尝试去阐述他个人认为“历史就是哲学”的心得：
“历史对我就是哲学的一节。哲学是对真实与生命做更宽阔的观察，此种宏观观察决定了你面对真实与生命的态度，例如，能否让你更加体谅和宽容？现在你至少有两种方式来培养宏观视野，一是研读各种科学，这些科学描绘了外部世界的各种面貌；另一是研读历史，历史也能培养出宏观视野，因为其研究的是时间进程中发生的事件，而不是空间发生的事物。我本人放弃第一选择，因为科学太表面、太数学了，通过我自身与其他事情，我发现它无法成为真实的生命元素。因此我要说，我可以通过研究历史了解什么是人，但通过科学，我无法得出同样的理解。所以，历史是以研究时间发生的事件以获取哲学视野。当然，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我相信自己是写历史的哲学家。”
为完成此事，杜兰特删除了《文明的故事》中的一些章节，并为其他未删除的章节全部寻找了新的材料。这本完成的书虽然是以充当历史学科的精彩导言为使命，但它也能（也应能）激起被大部头著作《文明的故事》中精彩的“英雄”所吸引的读者之兴趣。
杜兰特一度预定替这本书写二十三章，但命运却改变了他的计划。因为妻子爱丽儿中风，到一九八一年末，杜兰特也因为心脏问题而住院，他只能完成二十一章。
爱丽儿也许是因担心丈夫此次住院恐无回家的可能，便拒绝进食，最终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家人决定尽量不让杜兰特知道妻子已经离开人世。根据当时的各种报道，杜兰特顺利完成手术，并且开始逐渐康复。也许正如杜兰特外孙女莫尼卡·米歇尔（Monica Mihell）所料，尽管家人尽力防止他知道，杜兰特可能已从电视报道和报纸中得知爱妻先他而去。但无论事实如何，最后，杜兰特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杜兰特魂归西天后，文章散落四处。有些保留在亲戚家中，一部分则到了收藏家手中或进了史料馆。这本书的原稿经历三次迁移和一次洪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我在二〇〇一年冬天偶然发现这些原稿，此时距杜兰特收笔去世已有二十年。
发现像杜兰特这种普利策奖得主作家的最后遗稿，不仅对于喜爱他的散文的读者、对全世界喜好历史和哲学的学者而言，是一件大事；对整个著述领域而言，也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杜兰特不仅在文字上备受推崇（他曾获金质勋章，这是美国政府给予人民的最高奖励），同时他还是个勇于为真相、不为个人名誉而战的哲学家。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的人，他写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佳作，同时笃信：人类只要受到足够的激励，就能提升到与神一样的伟大境界。
杜兰特同意尼采说的“现在哲学已沦为历史之流”，但他也坚持，了解当代问题的最佳准备就是研究过去，因为只有从过去中，你才能发现人类的真正天性。《英雄的历史》这本书在字里行间，都流露着杜兰特的这种哲学态度。这本书也揭示了杜兰特相信历史可以带给人类教训，从宗教、政治到阶级斗争这样的社会问题，甚至包括是否允许军中有同性恋存在这种流行议题（例如，你很难在历史上找到同性恋者不是英勇战士的证据，就像杜兰特在第八章中所述，正是一支由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领导的底比斯军队，联合了由三百名同性恋者组成的“希腊情人”队伍，于公元前三七一年在留克特拉〔Leuctra〕击溃了古希腊最勇猛的斯巴达军队，才由此终结了斯巴达人对希腊的主宰）。
《英雄的历史》展现了更真诚、更忠于自我的杜兰特。或许因为其人已老迈，或许是因为六十多年来对一门学科的潜心研究已臻至完美境界，所以更能深刻体会自由的真谛。但无论是基于什么原因，不同于多数历史学家避而不谈这些话题，或以大量科学术语代之，风格崭新的杜兰特坦率、自在、不避讳地畅谈性、政治和宗教事件。另外，杜兰特以第一人称叙述行文，对于意义深远的主题，则充分流露出主观情感。
杜兰特写作的动机全是为了阐述“文明的推进有助改善人类品德”这一理念。历史也已对这些理念的效用予以确认，如果我们愿意腾出时间听取这些确认的判定，而不是花大量时间去针对哲学命题设法抽出理论。例如，针对集中于少数人的财富是否该重新分配给一般民众这一问题，人类过去的种种所作所为，已清楚昭示了把少数人的财富重新分配给一般民众到底是带来了想要的结果，还是未料的灾难。
这本杜兰特的遗作不是日期、人物和事件的堆砌，也不仅仅是本《文明的故事》巨著的浓缩版，它还是我们要流传的遗产，借以启发与裨益后代的教诲。引用杜兰特的说法，它是管窥万象的锁眼：
“……一座天国之城，一个特殊的伟人国度，里面有许多圣人、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情人和哲人，依然活着、说着、教育着、雕刻着、歌唱着。”
杜兰特钟爱“伟人国度”，为之奉献一生，并将其呈现给世人，《英雄的历史》便是其对此留下的最后的叮咛。杜兰特以其充满魅力的语言打开了此国的大门，召唤我们的心灵入内，与愿意和我们一起漫步，讲述生命、爱情、战争、诗歌和思想故事的人共享片刻时光，提升我们的生命高度，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拥有包容心和智慧，追求更加有深度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