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官相告”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八月，贵州巡抚良卿上折，弹劾本省大定府威宁州知州刘标。良卿说，威宁辖区内有铅厂，知州刘标运铅不足定额，并以各种托词拖延输送铅料，明显有“侵蚀支饰情弊”。经初步查访，刘标短缺铅一百余万斤，并亏工本二十余万两白银。那么，良卿贵为一省巡抚，为什么要特意专折弹劾一个小小的知州？而其中的关键词“铅”，又是怎么和奏折扯上关系的呢？
铅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关系到国家的铸币与军械生产。贵州的铅产量在清朝长期占全国的70%以上，有时甚至能超过80%。朝廷的户部、工部以及全国许多省份的铅料需求，仰仗贵州供应。而威宁州又是贵州最主要的铅产地，产量占全省的大头。清朝非常重视铅的生产，对铅实行国家专营，即铅矿的开采、冶炼必须获得国家的许可，生产出来的铅由国家垄断经营。为此，朝廷设立了威宁铅厂，每年下达定额生产任务，下拨专项资金收购成品铅。铅厂的管理一般由所在州县的官员负首要责任，称为“厂员”。威宁知州刘标就是管理威宁铅厂的“厂员”。
近年来，贵州省的铅料输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经常迟缓误期，耽误了下游的一系列生产。尤其是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清军开赴西南与缅甸作战，对军械的需求大增，对铅料的需求随之增大。朝廷频繁催促贵州省及时、足额供应铅料，乾隆皇帝也多次申饬良卿要保障铅料供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良卿上奏弹劾刘标运铅不足定额，且亏空专项资金，给旁人的感觉似乎是找到了问题之所在：铅料主产地经营不善，亏空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良卿指控的亏空金额是20多万两。根据《贵州通志·食货志》记载：贵州全省田赋、杂课、契税在咸同年间的收入是21万两，加上商税4万两，贵州全省的年财政收入共计25万余两。这是距离良卿上奏大约100年以后的数额，良卿时期贵州的全年收入还要少。也就是说，威宁铅厂一个厂子的亏空抵得上贵州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了。问题非常严重！
乾隆皇帝阅览奏折后，雷霆震怒，于九月十一日下令将刘标革职拿问，交良卿严行审究。同时，乾隆对良卿也极为不满。他对军机大臣说，贵州省铅料供应屡屡误期，都是由于良卿督办不力造成的。如今因为朝廷催办，这才参奏下属侵欺亏空问题，明显是拿下属的问题来掩饰自己的责任。因此，乾隆传旨严行申饬良卿，严令他务必彻底查清刘标铅厂亏空的实情，倘若“尚欲存心袒护，曲为劣员开脱”，一并治以重罪。
良卿受到斥责后，诚惶诚恐，立即投入对刘标的调查审讯中去。良卿是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七年的进士，仕途从户部主事开始。乾隆皇帝对他的评价是“办事尚知奋勉”，良卿的职位也稳步升迁，累迁至贵州布政使，乾隆三十二年署理贵州巡抚，正式成为封疆大吏。当时，清军正在缅甸作战，地处西南的贵州是缅甸战场的后方保障要地，乾隆此时任用良卿主政贵州，或许正是要发挥他“办事奋勉”的优点。一年左右后，良卿实授广东巡抚，因为战事未决，留任贵州巡抚。
本案另一个主角刘标的资料，就要少得多了。刘标是直隶大城县人，长期在贵州当官，至少在乾隆二十五年到乾隆三十四年的九年时间里主政威宁州，期间长期管理威宁铅厂。刘标极可能是长期从事基层工作的州县官，“沉溺下僚”之人。如果不是因为良卿挑起的弹劾，刘标是不会在史书上留下记载的。
良卿的调查，进展很快。乾隆是九月十一日下旨申斥良卿，良卿在九月二十三日就回奏了调查结果。刨除北京和贵州之间公文往来的时间，良卿的调查肯定不超过十天。除非他之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否则良卿的这份调查报告是仓促的。
良卿回奏说，威宁州知州刘标短缺铅料超过700万斤，亏空原料银4839万余两、工价银十余万两。原料银和工价银都是朝廷下拨的专款，前者是购买费用，后者是运输费用。因为数额特别巨大，良卿奏请将专管铅务的贵州粮驿道永泰和刘标直属上司、大定府知府马元烈革职审问，并恳请派遣钦差大臣来黔会审。
乾隆批准了良卿的奏请，于十月初四降旨将永泰、马元烈革职审问，派内阁学士富察善为钦差大臣，前往贵州，会同良卿一并详查严审。同日，乾隆传谕直隶总督，命令即速查抄刘标在原籍大城县的家产，防止刘家人隐匿、转移财产。贵州刘标威宁任所的财产自然也在查抄范围内。
乾隆又降旨再次训斥良卿“在任四载，属员承办铜铅，亏缺如此之多，漫无觉察，所司何事？”下令将良卿交部严加议处，如果刘标的亏空不能填补，要良卿、永泰、马元烈三人分赔。所谓“分赔”，就是由相关的官员分着赔补亏空。
至此，贵州铅厂案的发展都很正常，眼看着等钦差大臣抵达贵阳，会审嫌犯，就可以顺利结案了。如果此案照此发展，那么就太小看贵州铅厂弊病的复杂程度了。我们还只是看到了案子的开头，完全猜不到案子的结局。
之前的案情都是建立在巡抚良卿的单方面陈述之上。良卿身为贵州巡抚，处于当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掌握着行政优势，把持着话语权，主导了案情的发展，在乾隆和一般人的脑海中先入为主地植入了一套印象。那么，来自案子的另一方、嫌犯刘标的陈述又是如何呢？
按照正常的行政流程，刘标一方看似没有机会作出自身的陈述。刘标连给乾隆皇帝上奏折的资格都没有，在与良卿的对抗中处于完全的劣势。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便体现在这个细节当中。然而，清朝行政流程中允许“越级”行文。当情况紧急、上司不能及时作出反馈的时候，朝廷是允许下级官员直接向更高级部门反映情况的；或者是涉及敏感、机密内容的时候，朝廷也允许下级官员越级反映。越级的公文形式，有揭帖、有禀帖。比如，朝廷禁止下级逢迎、贿赂上级，严禁上级勒索、摊派下级，《六部处分则例》载明：“上司抑勒州县馈送，许州县官揭报督抚，若督抚徇庇不参，许该州县官开具款迹实封径达通政司衙门转奏，将该督抚降三级调用。”相反，如果官员甘心受到勒索而不揭发的话，处分更重：“官员将上司衙微索银之事，受嘱徇隐不报者革职。”这是下级官员与上司抗衡的终极武器之一。
在本案中，最先奋起上告的是遭到革职处分的贵州粮驿道永泰。永泰是分管铅厂事务的道台，因刘标巨额亏空遭到参奏革职。他没有坐等钦差大臣前来查办，而是整理自己掌握的情况，直接向户部呈报亏空缘由。永泰揭帖的主要内容是揭发署理贵州布政使高积营私枉法，私自将官府储存的水银，贩卖到苏州等地，并侵吞货款；高积还对威宁铅厂多次需索，这是造成铅厂亏空的重要原因。永泰此举目的，是要把查办的方向转向高积等更高层的官员，减轻自己的责任。他还揭发贵为巡抚的良卿也有贪索的行径。
清朝的财政，高度集权，造成地方官员开支拮据，而森严的制度又造成地方官员花起钱来束手束脚。如果辖区内有类似于威宁铅厂这样的工矿单位，不仅能获得巨额的稳定拨款，而且在国家垄断经营和市场活跃交易之间可以左右逢源，开创额外的收益。工矿单位的朝廷拨款和商品收益，可以壮大负责官员的财政实力，增强开支自由度。所以，威宁铅厂在州县官员眼中便是一个“香饽饽”。而管理铅厂的官员是最基层的州县官员[7]，位卑言轻，在许多上司，尤其是省级官员看来，铅厂无异于一个“提款机”。上级官府财政紧张，或者上司个人需要用钱的时候，都找下辖的铅厂“帮贴费用”。
永泰管辖威宁铅厂，又是负责贵州全省粮食、驿站事务的道台，对高级官员盘剥、贪赃辖区工矿单位的情况是清楚的。事实上，他本人就是把威宁铅厂当作“提款机”的官员之一。大家都这么做，那么大家都是安全的。可是，良卿迫于朝廷的压力，把永泰、马元烈、刘标三个官员推出来，为铅厂亏空负责，永泰便觉得很“不公平”，完全接受不了。“凭什么大家都拿了钱，我就要革职查办，其他人就安然无恙？”于是，他抢先越级行文户部，明确把脏水往更高层级的官员身上引。
刘标的想法和永泰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刘标掌握的上司盘剥的信息更全、更细。就在永泰上告的同时，他也在整理材料，派人日夜兼程赶往北京上告户部。
刘标的禀帖，呈控威宁铅厂赔累及诸位上司勒索缘由，明确指出上司的勒索是亏空的主要原因。他是一个有心人，之前把诸位上司的需索、贪赃情况都暗地里记录了下来。如今，刘标把底簿作为附件一并呈上，里面详细记录了相关官员索钱要物的情况。
其中，现任巡抚良卿勒索铅厂代为购买朝珠、大玉瓶、马匹、毡货等，合计白银2500两；前任贵州巡抚、现任湖南巡抚方世儁索取朝珠、翡翠瓶，方巡抚的家人李四勒索白银1500两与方世儁的侄孙方四分赃，共计白银6800余两；署理布政使高积索要金如意、皮货、毡货，又强迫派买绸缎、玉瓶等，合计白银3500余两。此外，贵西道道台图默慎、贵阳知府韩极等，或派属员购买物件，滥令供应夫马饮食，或代上司转卖玉瓶，托买毡货皮货，巧立名目、损公肥私。这些“大户”勒索的铅厂银两就高达1.9万余两。威宁铅厂就算拨款再多、销售再旺，也经不起这么多长官的肆意盘剥。
户部先后收到永泰、刘标的两份越级告状，不敢怠慢，随即奏报乾隆皇帝。乾隆对比前后两种说法，不由得怒从心头起。贵州爆出铅厂亏空大案，良卿虽然把责任推给了刘标等人，乾隆还是痛斥了良卿，认为他懈政失察。懈政失察，尚且是能力问题，永泰、刘标揭露出来的盘剥贪赃，可是整个贵州官场的腐败问题，属道德败坏。乾隆翻看刘标呈报的底簿，认为可信度很高。良卿为了掩饰腐败，把刘标、永泰等人当作替罪羊，内心阴险狡诈，行为恶劣至极。
良卿和永泰、刘标等人上下互控。无独有偶，三年以后，相邻的云南省也发生了上下级官员互控的丑闻，那一次是因铜而起。铜在清代同样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主要产于云南，云南的铜产量最旺时占全国总产量的80%左右。乾隆三十七年，管理云南义都铜厂的宜良知县朱一深，同时向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禀告自己亏空铜厂数万两白银，并且列出从乾隆三十二年开始一直到乾隆三十七年，上自总督、巡抚，下自长官家的少爷、幕僚对铜厂的敲诈勒索、吃拿卡要。云南官场腐败大案就此爆发，最终朱一深与督抚藩臬等长官同归于尽。朱一深当时伏案书写禀帖的心情，想必与三年前刘标书写揭帖的所思所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那么，刘标会像朱一深那样，与良卿等上司同归于尽吗？
二、突如其来的御状
乾隆皇帝正在为贵州铅厂的丑闻烦心，看到奏事太监又捧进来一个黄木匣，外护以黄绫袱。乾隆定睛一看，这是统兵进攻缅甸的兵部尚书阿桂从前线发来的报匣，连忙令太监捧到面前开启。清军在缅甸的战争，是当下的头等大事，耽误不得。
乾隆取出木匣里的第一份折子，仔细阅读起来。读了几句，他就眉头紧锁。看得出来，乾隆怒容满面。他强压着怒火，把褶子看完，然后重重地掷在了案上。原来，乾隆看到的不是一道军报，而是一份状纸！贵州省普安州（今贵州盘县）百姓吴国治与吴倎领衔，状告当地官府“派累、侵蚀”。这是怎么回事？老百姓告状，怎么就以军情快递直达了乾隆的案头？
事情还得从缅甸战争说起。战争爆发后，贵州是军队与物资输送的必经之地。贵州部分州县的官吏、差役就借口军需，向民间横征暴敛、强派劳役。朝廷考虑到了这种弊病，三令五申相关省份不得私派累民，但是那些贵州官吏并未丝毫收敛。乾隆皇帝又曾颁发赏银，奖励为缅甸战事付出辛劳的官吏与百姓。一些不法官吏竟然把皇帝的赏银也敢侵吞，一分一厘都没有到达百姓手中。普安州的吴国治、吴倎，就是控告本州差役许文衡等人私自派累百姓，贪污皇上恩赏银两的。
更为恶劣的是，吴国治等人在本地多次控告许文衡等“派累、侵蚀”，普安州和上级的南笼府衙门都不受理，吴国治就一直告到贵州巡抚衙门。巡抚良卿又出场了，他批示由贵阳府知府韩极主审吴国治一案，可同时又令普安州知州陈昶随同会审。这严重违反了回避原则。百姓状告普安州横征暴敛的案子，怎么能指定普安州的知州会审呢？
结果可想而知。贵阳知府韩极主审时基本是甩手掌柜，不闻不问，会审的陈昶反而掌握了主动权。陈昶先是找各种理由斥责原告，给吴国治等人掌嘴、打板子，来了好一顿下马威，接着又授意原告悔过撤诉。吴国治等人在威逼之下，知道案子不可能得到公正审理，不得不具结悔过，含着泪撤诉了。
事后，吴国治怨愤难平，想到了最后一条路：冒死告御状。但是，如果千里迢迢去北京告御状，不仅耗费巨大、时间漫长，而且沿途可能遭遇州府官吏的刁难拦截。有了之前屡次告状失败的惨重教训后，吴国治觉得正常的告御状的办法行不通。吴国治曾经在云南腾越州军台充当号书，清楚军情快递不经地方官府传递，速度快而且安全。他就想到了把状纸混入军报，直送乾隆手上告御状的主意。巧了，同乡吴倎在贵州军营中有熟人，便冒险将原呈词夹入军台驰递报匣内。驿站把这份“紧急军报”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约六昼夜就送达紫禁城。于是，便出现了乾隆皇帝龙颜大怒的一幕。
乾隆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每一次战争，难免侵扰百姓，造成社会动荡。皇帝希望能将这种干扰降到最低。因此，缅甸战争伊始，乾隆就担心军需会破坏贵州正常的秩序，告诫良卿要做好征用民间物资和劳役的登记工作，防止滥征。良卿回奏说具体事务都是乡保在执行，难以一一核实。乾隆大为不悦。后来颁赏官民，良卿却上奏说要先核实官民的付出再一一赏赐，乾隆当即愤怒了，申斥良卿之前说难以详细核实，如今却要先核实再恩赏，明显前后矛盾，办事推诿拖沓，给了良卿一个降级留任的处分。虽然在军需扰民问题上，乾隆和良卿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但是良卿信誓旦旦地说贵州官府对百姓没有“丝毫侵扰”，乾隆还算是放心。
如今，贵州百姓的告状信就摆在案头，乾隆如何看待良卿的信誓旦旦呢？贵州官吏不仅横征暴敛，还压制百姓，粉饰太平。良卿之前的保证是“欺君罔上”，愈发不可饶恕。再考虑到之前威宁铅厂的巨额窟窿，良卿与永泰、刘标的互讼丑闻，贵州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乾隆不禁感叹：“黔省吏治，狼藉至此，实出情理之外。”
乾隆决定，贵州铅厂案的审查矛头，从刘标转移到良卿。十月十五日，乾隆下谕严斥良卿。他说：自办理军务以来，朝廷向相关各省发放帑银赏赉急公奉上的百姓。朝廷屡次申饬各省巡抚悉心洞察，务使百姓均沾实惠。贵州巡抚良卿一再回奏官员胥役没有丝毫侵扰之事，如今普安州百姓呈词控告，款证凿凿，证明良卿之前所奏，全系捏词欺饰，不可不彻底追究。“良卿之罪，实在于此”。永泰揭报高积违法之事，又涉及良卿。之前朝廷已经任命富察善为钦差大臣前往贵州查办，因为案情重大，现在加派湖广总督吴达善、刑部侍郎钱维诚前往贵州审讯，务令水落石出，以惩积弊。如果良卿、高积确实罪证确凿，吴达善可以一面奏闻，一面将二人革职拘禁。最后，乾隆提醒钦差大臣，防止良卿等人隐藏、转移财产，或自戕自残逃避审讯。
当时，贵州布政使张逢尧正好进京陛见，朝廷对他另有任用。乾隆命令军机大臣向他询问贵州吏治并按察使高积贩卖水银之事。张逢尧原本以为这只是例行的任前召见，没想到突然受到讯问。他是个明哲保身的官僚，脑袋瓜子立刻飞快地转了起来：贵州的事情已经和自己没有关系了，可是皇上让军机大臣讯问，肯定是发现了什么问题。那么，皇上掌握了多少信息呢？张逢尧不清楚。他避重就轻地回应着高积的问题。张逢尧说：“卑职几个月前即交卸印信，赴京觐见皇上，对贵州近况并不了解。只是今年夏天，卑职曾闻船户言及，他们曾经装过按察使高大人的水银。”
张逢尧的回答并没有让乾隆满意。相反，其中透露出来的油滑退缩和欲言又止，使得乾隆更加深信贵州吏治的肮脏不堪。于是，乾隆不等三位钦差大臣的回奏，在十月下旬至十二月初，连下数道谕旨，高调而严密地指示对贵州一系列案件的审理工作。
第一，审查高积。乾隆认为张逢尧的回奏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高积私卖水银。就这一件事，便罪无可贷，足够把他革职查办。命吴达善将高积任所赀财严密查封，命两江总督查抄高积寄放苏州的财产，命闽浙总督严密查抄高积在福建原籍地的一应田房产业。
第二，复审良卿。良卿与高积同在省城，岂有署理布政使私卖水银而巡抚毫不知情的道理？良卿不揭发查奏，其中或有知情袒徇及希冀分肥之情，亦未可定。命吴达善将良卿因何隐匿不报，以及良卿、高积二人平日有无往来密交的情况，严审回奏。同时，命令查抄良卿任所财产。
第三，将湖南巡抚方世儁解任。方世儁，安徽桐城人，乾隆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二十九年，擢贵州巡抚。三十二年，调湖南巡抚。方世儁担任巡抚以来，乾隆认为他办事认真，平日为人谨慎稳重，对他的印象不错，想不到他勒索属员，公然索要金银，毫无顾忌，“实出情理之外”。传谕将方世儁解任，押往贵州质审，并严密查封其任所赀财。
很快查明高积私自将库存水银运到苏州贩卖，得银6800两。良卿对高积贩卖水银、勒索属员等事，推托一无所知。可是，高积在按察司衙门交银领货，闹得满城喧腾，良卿显然是撒谎。随着良卿、高积、方世儁等人勒索强取的事实一一得到证实，乾隆毫不留情地下令将高积等人革职，并将方世儁家人李四及其侄孙方四等人押解贵州质讯，并查抄安徽桐城方家的家产。十二月初七，乾隆降旨，良卿与高积勾结，肆意侵渔，“督抚与藩臬，至于上下一气，串通结纳，任意营私，将何事不可为？此则甚有关系，不可不审明从重治罪，毋令稍有遁饰”。至于永泰、马元烈两人，直接管理刘标，岂有刘标馈送遍及上司，而单单漏了永泰、马元烈这两个直接上司的道理？最后，乾隆再次强调要“严究定案”。
乾隆皇帝对高官的贪腐案件，一贯痛心疾首，处置起来雷厉风行，痛下杀手。之前，被乾隆处死的督抚层级的高官达十人以上。但是，高官的贪腐案件层出不穷，行为恶劣，金额动辄数万，甚至上百万。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官员们贪腐的手段无非就是那么几种，贪污、挪用、监守自盗、敲诈勒索下级官员等。这些行为明摆着就是严重违法，随时可能败露，一查起来就会革职罢官，甚至斩首示众。那为什么官员们，包括那些阅历丰富、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总督、巡抚们，还要前赴后继，去犯这些低级幼稚的错误呢？
有一种流行说法是清朝的低俸制导致官员普遍贫困，而贫困是腐败的重要诱因。事实上，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人，家境都不会太穷。因为漫长的科举考试，要以相当的物质能力作为基础。而乾隆时期贪腐的督抚大员，几乎没有贫民家庭出身的，相反很多人原本就家产丰厚。比如，方世儁在原籍安徽桐城有祖传的田庄六座，随庄瓦土草房175间，每年收田租2242石。他不存在靠贪污养家糊口的问题。而且官员的俸禄、养廉银和其他灰色收入，足够让高官们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
那么，官员们为什么还要贪腐呢？因为他们有来自正常生活、工作之外的巨大经济压力。
比如乾隆时期，官员频繁的进贡。原本，端阳、万寿、元旦时，大臣们有向皇帝进贡贺礼的惯例。乾隆则规定上元、中秋等节日也要进贡，此外平常还有不定期的进贡。仅有制度可循的，乾隆时期的总督每年进“例贡”就有183项、巡抚进“例贡”277项，这还不包括制度之外的“非例之贡”。乾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低价向下属强买黄金，少付银两，打的旗号就是“办贡”。乾隆查办后，宣称各省贡品限送土特产，自己不会收黄玉重器。乾隆是在撒谎，紫禁城里多数的自鸣钟、西洋镜和玉器、金佛，乃至名人字画，哪样不是高官大吏们进献的？
乾隆还创立了“议罚银制度”，又称“自行议罪银”“议罚银”“罚银”等。中央和地方重要官员，特别是督抚高官，凡犯有“过误”，无论渎职、违例、侵贪、奏事错误等，或者根本无过但是乾隆认为有过的，均得自愿认缴银两“自行议罪”。金额少则扣发一年养廉银，多则数万两。闽浙总督陈辉祖因胞弟陈严祖在甘肃冒赈案中参与贪污，交议罪银3万两；浙江巡抚福崧在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年的四年时间里，缴纳议罪银7.4万两。这样的金额远远超过了官员正常的收入。
乾隆时期还大规模推广“分赔”“摊赔”制度。凡是财政亏空难以填平，或者某事责任不清，便让所有相关官员，包括离任官员分担责任，出钱补足亏空。虽然乾隆意识到此举可能让廉者替贪者担责，但还是强力推广分赔制度，在各级官员身上加了另一道沉重负担。
乾隆的这些制度，本意是检验官员的忠诚，制约高官大吏，结果是让官员，尤其是地方督抚不堪重负。他们本能地把经济压力向下转移。闽浙总督伍拉纳承认：“我们并不自出己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自肥囊橐。”而浙江巡抚福崧到任后，马上吩咐盐运使柴桢“代办”贡品，计有玉器、朝珠、手卷、端砚、八音钟等件，一次进贡就花费白银3.8万余两，全部计在盐运司衙门的账上。
高官大员们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经营创收”。贪污挪用公款有之，敲诈勒索下属有之，更多的人还把贪腐所得资财进行市场化经营。清朝禁止官员在任职地置办产业，官员们就纷纷易地置产，或者在原籍地盖房买田。他们还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经商，一般在苏州、扬州以及京师将银两借出生息或营运，开设当铺、首饰楼、绸缎铺、杂粮店、酱房铺等。案发后，朝廷查抄涉案官员资产的谕旨往往发往多个地区，就是官员在多地置产或经营的缘故。毫不夸张地说，置产经营以应对经济压力成了清朝中期以后官员的一项常规动作。督抚大员贪腐败露，固然罪该万死，但乾隆皇帝在此问题上也难辞其咎。他强力反腐，严办了诸多腐败官员，但许多做法却在客观上迫使高官们在贪腐道路上前赴后继。
三、复杂的真相
钦差大臣吴达善等人抵达贵阳后，首要工作是理清威宁铅厂巨额亏空的主要原因：是厂员刘标贪污侵蚀造成的，还是巡抚良卿等人敲诈勒索导致的呢？
威宁铅厂由官府垄断经营，可是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大工厂生产模式。官府并不直接涉足采矿与冶炼，这两个环节由老百姓完成。从事铅生产的老百姓，需要登记在册，称之为“炉户”。铅厂向零散的炉户收购成品铅，再统一把铅运送到相关部门或地区。因为个体炉户资本微薄，难以独立承担风险，常常出现不能按时、保量供应铅料的情况，铅厂的生产面临困难。而朝廷每年给铅厂规定的供应任务是固定的，为此下拨了采购专款。厂员就从采购款中挪用银两，预先向炉户发放购铅款，称为“工本”。这本质上是一种官府和炉户之间的“预购”行为。炉户用预付款采矿、冶铅，再以官方规定的价格卖给矿厂。矿厂扣除预付款和税银后，如果有剩余，再向炉户支付尾款。以上这种折中的“土政策”，在西南各地的矿产地普遍存在，名为“放本收铅”。如果是铜矿，就是“放本收铜”，依此类推。
放本收铅并非法定政策，一旦出事是不受朝廷律例保护的。从理论上分析，这个政策本身存在巨大的风险。预付的工本，炉户并没有任何抵押。如果遇到老天爷大灾大难，炉户生老病死，或者当年产量不足，甚至出现炉户逃亡等情况，官府的工本就血本无归了，铅厂的账目就出现了亏空。这种亏空称为“炉欠”。威宁铅厂的亏空，最初正是源于炉欠。
贵州威宁州不但是清代最重要的铅产地，还出产铜。乾隆二十年，朝廷议定威宁每年办铜52万斤。所以，威宁知州刘标除了供应铅，还要负责办铜，也向炉户采取“放本收铜”的土办法。从乾隆二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三年间，知州刘标挪用工本，向炉户发放预付。无奈乾隆二十八年威宁发大水，淹没矿硐，铜厂生产不继，产量稀少，由此造成的炉欠多达七八万两。日积月累，铅厂、铜厂两边都有炉欠，刘标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勉强维持。
刘标也曾努力为铅厂的生产经营四处奔走，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形势。这个时候，他个人品性的肮脏和不堪就暴露了出来。刘标看到铅厂经营不善，亏空导致账目日益混乱，竟然动起了浑水摸鱼的歪主意。他想，反正土政策奉行多年，亏空不止一日，一直没有清查准确过。真实的账目，谁也不知道。刘标开始挪用铅厂银两私用，后来慢慢发展到中饱私囊，肆无忌惮。
刘标始终心存侥幸。这个侥幸，并非混乱的账目，而是诸多上司的敲诈勒索。他所主管的威宁铅厂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被历任上司需索逼要，就是要把更多的人牵涉到铅厂亏空中来，把更多的人塑造成自己的同案犯。上司们从铅厂拿走的每一样东西、每一笔银子，刘标都记录在册。不知情者以为威宁铅厂是贵州官员的提款机，殊不知它是贵州官场腐败的发动机、浑浊吏治的搅拌机。牵涉进来的官员越多，刘标感觉自己就越安全。要不是最终乾隆皇帝严饬查办，铅厂的糊涂账也许就糊里糊涂地拖延下去了。
当刘标得知巡抚良卿参奏自己巨额亏空，他知道“最后的战斗”打响了。刘标把脏水拼命往历任上司那里引。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多交代一笔金额、多咬出一名官员，刘标感觉自己的罪行就能减轻一分。
比如，刘标供认为了申请重开一度遭到封禁的铜矿矿厂，曾向前任巡抚方世儁奉送1500两银子，经手人是方巡抚的家人李四。李四被缉拿到贵阳后，供认刘标曾送1000两银子给方世儁，他本人只得到40两银子从中说合。但是刘标坚称送了1500两银子，并且表示其中的500两银子很可能为李四独吞或与方巡抚的侄孙方四分肥。对此，李四坚称只收到1000两银子，方四并不知情。一直等到十二月十二日，方世儁被押解到贵阳受审，对刘标送给他朝珠、玉瓶等物品一一供认不讳，唯独对刘标赠送白银一事，只承认1000两的金额。办案人员安排方世儁与刘标当面对质，刘标这才承认是为了推卸责任，捏造虚词。从这件小事，可见刘标人品之恶劣，以及浑水摸鱼的做派。
经过五个多月的调查和审讯，钦差大臣吴达善、钱维诚、富察善三人，才把威宁铅厂案及其相关贪腐案件查办清楚。三人于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上奏了案情和处理意见：
贵州巡抚良卿在任期间营私肥己，荒废政务。良卿明知刘标亏空巨大，却不及早参劾，直到事情难以掩盖，才上奏揭发，显然是为了弃卒保车。良卿对刘标私自出借的1.08万余两官银不予追究，还将已追回的6700余两银子批示留抵，私填公项，不列入查封款内，属于知情故纵。另有晋安州民吴国治控告差役派累侵赏，遭知州陈昶斥责，百姓上告到省里，良卿批示由陈昶会审，明显是强压民间诉讼。此外，良卿还有长支养廉银1790余两等问题。按律，良卿应判斩监候，但其“受恩深重，敢于匿情欺罔”，实属欺君，请旨即行正法。
威宁州知州刘标亏空帑银29万余两。他自知行将败露，在案发之前三四个月，即派侄子、侄婿等携带行装十七八驮，从四川绕道回直隶原籍，嘱托亲属隐匿寄顿财产，以致官府在直隶大城县查抄所得田房地亩，仅值400余两银子。后来经过多次追查，也不过查出刘标财产二三万两，加上其揭发的上司勒索之银也仅有2万两，其余的20多万两赃银下落不明。这笔巨款哪里去了呢？钦差大臣的结论是“显系密藏”，也就是被刘标隐藏转移了。刘标行贿、亏空都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奏请即行正法。
贵州按察使署布政使高积收受属员贿银，私将藩库水银及从厂收买水银共2.6万斤运往苏州发卖；贵州布政使张逢尧虽然没有勒派需索问题，但徇情透支巡抚良卿养廉银，自己也预支养廉银930两，且对刘标的亏空没有及早参奏，有失整饬通省属员之责。
前任贵州巡抚方世儁收受属员贿赂，其中白银1000两已为其家人方四供认不讳。方世儁贪赃枉法，请旨即行正法。家人李四绞监候，秋后处决；方四未拿赃银，无罪释放。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初二，乾隆下旨终结此案。他对良卿深恶痛绝，认为“良卿与高积受贿交通，听任高积贩卖水银，并任幕友往来无忌，已属败检不法”，在刘标亏空数目达到20多万两的问题上，良卿明知故纵，知道事情即将败露，才参奏塞责，“徇纵劣员，毫无顾忌，致通省效尤，罔知检束，吏治官方，不可复问”。而普安州百姓吴国治状告官吏科派一案，良卿既不查办，又令被控的知州参加会审，敷衍了局，“是其心存消弭，尽丧天良，公行欺罔，并不止于法婪赃，封疆大吏败裂至此，天理国法尚可复容乎！”
于是，乾隆时期被斩首的封疆大吏中又多了一个人。良卿在省城贵阳，由钦差大臣监视正法。在省城的贵州官员都来观斩，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课。良卿的儿子富多、富永，销去旗籍，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人为奴。
前任巡抚方世儁失察、受贿，罪无可免，但其没有良卿那样的欺君长奸行为，乾隆开恩判处绞监候，秋后处决。方世儁被押赴北京，在当年的“秋审”中归入“情实”，押往菜市口处决了。
贵州布政使张逢尧，吏部的处理意见是“降三级调用”。乾隆则认为张逢尧“斤斤自守”，不问同僚贪腐，也不监察下属，致使贵州省吏治狼藉，“国家于此等颓废职守之藩司，将安所用之”？张逢尧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经手给良卿的预支养廉银及本人超支的养廉银共1920余两，按十倍赔缴，以示惩戒。
贵州按察使高积勒索财物、盗卖水银、贪赃枉法，判处绞监候，不准减等，秋后处决。贵州粮驿道永泰照良卿例，斩监候，秋后处决。贵西道图默慎勒索财物，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贵阳知府韩极杖一百，另处徒刑三年，定地发配。大定知府马元烈革职，分赔刘标遗留的亏空。
铅厂的亏空，有20多万两的窟窿无法填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吴达善奏请将良卿、方世儁、高积、永泰等人的家产抵补亏空，不足部分再由历任上司分赔。这本是惯常的做法，不料乾隆大发雷霆，下谕斥责吴达善：“刘标亏空官帑至29万余两之多，良卿等人欺谩长奸，扶同舞弊，因此将他们全都从重治罪。查抄良卿等人的家产，是因为他们枉法欺公，不是要代刘标填补亏空。吴达善的提议，明显是要减少历任上司理应分赔的数额，一味取悦沽名，殊为谬误。著将此折掷还，交吴达善等另行改议具奏。”因此，良卿等人的家产额外查抄归公，不算入铅厂亏空的弥补金额。乾隆谕令将刘标父子严加刑审，务必找出隐藏家产的下落。如果查找不到，那么历任贵州相关职位的官员，就要分赔二十多万的巨额亏空了。无疑，这是一笔巨大的经济压力。
乾隆意犹未尽，在二月十三日又下谕，列举此案告诫地方官员，并申饬言官闭口不劾。这道谕旨可以作为此案的结束语：“朕临御以来，整饬官方，谆谆训诫，于诸臣功罪，无不秉公核定，若其犯出有心，孽由自作，一经败露，亦未尝不执法示惩。……为督抚大吏者，苟有人心，亦当洗心涤虑，畏国宪而保身家，何意尚有冥顽不灵、天良尽丧如良卿等者……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于大吏等有簋不饬、蠹国剥民之事，皆当随时举劾，知无不言，何此案未经发觉以前，并未有一人劾奏其事者？言官职司纠察，若惟知摭拾细故，而置此等侵亏败检大案于不问，则国家亦安用此委蛇缄默之言官为耶？”
乾隆希望通过唤起官员群体的天良，强化言官的监察作用，来防止类似铅厂亏空大案的发生。事实上，铅厂亏空案的根源，一在于落后的铅厂经营管理体制，二是乾隆时期额外施加给官员的巨大压力。乾隆对威宁铅厂案的处置，并没有改变这两大根源，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案件的复发。讽刺的是，第二年（乾隆三十六年），威宁铅厂又爆出了亏空大案。经查，威宁铅厂历年旧欠白铅116万余斤，厂员张祥发新欠白铅34.9万余斤。署威宁州知州高伟不足额发放工本银，“逐季通融办理”。原任厂员王葆元有历年未完秋粮及采买荍折等米5100石等。乾隆大为感叹：“此事大奇，实出情理之外。”他本以为去年刘标亏空一案，已经彻底查明各种问题，“何以尚有旧欠？”况且，王葆元正是查办刘标亏空的官员，怎么也重蹈覆辙？乾隆盛怒之下，将张祥发、王葆元、高伟全部革职查办。革职容易，从根子上杜绝问题难。乾隆当局者迷，找不到杜绝亏空的根本办法，只能从严从重处置一波又一波的贪腐案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