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改见到我,给了我一个拥抱,哭了。 我当时正在关外著名的文化大楼下面,准确说,是在一个天井里。那时候,我正抬头仰望头上正方形的一块天。正方形的天是关外的天。
关外住着来自全省各地小县城的人们,当然,也有一些外省的,比如我和几个自以为是的大学生。这道关,把犯罪分子和缺少自信的人一并挡在深圳外围。有了它,城里人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妥。安全指数,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因为这道关,我们这个地方被称为关外。七公分,指的就是一条铁丝网的宽度。也因为这绵长的铁丝网,许多人,也包括我,没有机会见识深南大道和国茂大厦什么样。
尽管如此,并不会耽误我在两个星期前写信向郭小改抒情。“千万里,我追寻着你……”这是现成的话。我把这首歌词的上半句挪到信里。我知道,这些话,会对郭小改这类人起作用。她是那种冲动的血型。还曾经煞有介事地说,这样的血型适合搞艺术,尤其是纯艺术。
话说回来,郭小改抱着我哭的当口,徐森林带着南方的下午阳光走了进来。他的头发留得像女人,搭在肩头,甚至有几缕温柔地立起的领口处。看见我们这个样,只是傻笑。他傻笑时把嘿嘿的声音也带出来。顺便甩了一下他闪着油光的发丝。这一系列的小动作,让我干燥的眼睛有点湿润。尽管我的脸和身体此刻因动情而显得有稍许僵硬。
估计郭小改的眼泪流完了,我改变了一下身姿。虽然她和我保持一小段距离,但是我们的手还拉着。她盯着我的脸说,“真是想死你了。”
我低下头,泪水终于滴在皮鞋上面。嘟噜一句,“我也是。”没人明白,在心里我期盼着郭小改早日到来。在学校,她是我唯一的姐妹,只有她明白我的艺术理想,人生追求,也真正关心我的终生大事。我知道她此番到来,就是为了改变我人生的。
手挣脱之后,我拖起了地上一个棕色人造革皮包,样子甚至有些夸张。徐森林则跟在后面,扛着两只更大的提包登上了文化大楼台阶。郭小改细长的手上只捏着一个红色小外套。就是这样的一小件东西好象累到了她。此刻,她如同一位受宠的公主,故意发出娇喘,眼睛四下瞄着,而脚步走得无比飘浮。显然她用上了我们都久违的猫步。
上三楼的途中,我们遇见很多人的眼睛。这些人有的站在楼梯上,收起身体多余部份,侧起身子给我们让路,顺便看一眼着装怪里怪气的郭小改和徐森林。也有几个靠在阳台上,互相眨着眼睛,交换着他们的兴奋。就像我们是一群来自北方的猴子。
郭小改才不管这些,自顾自地表现着兴奋和骄纵,用修饰过的发音来说话,用训练过的身姿站着或是原地走动。她把戏剧表演课上学到的东西挥洒得到处都是。倒是徐森林相对得体,他四下看了两遍,在进入我办公室的前的一秒钟,站在午后的阴影里,用他那种男人本不该有的樱桃小嘴,横空挤出这样一句,“他妈的,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
“真的吗。”我有些半信半疑,回过头追问。在这个既不是深圳也不是内地的小镇里,我常常觉得每个人都像蚂蚁,被放在了热锅上,至今也没有发现它的好。
“对!绝对是个好地方。相信我们的到来,一定会让它变得更好!”他重申了一次。作为一个男人,他有这样的嘴让我有些不舒服,我甚至想到,如果他留个胡子,把那个部位彻底埋藏起来倒是个好办法。
“如果你们再来晚点,我就回去了。”我嘟噜着,鼻子竟然有些发酸,有了倾诉委曲的意思。因为,我想起自己如今还在打杂。一会收发文件,一会帮人化妆,有时还要帮着那些上台唱歌的人看包。要知道我才是学表演的。除此以外,还有那些孤独而被人误解的夜晚。比如,我不仅没有去过蛇口,甚至连二线关都没有进过。可就在不久前,有人说在蛇口见过我做那种生意。说得很详细,还说到我当时正在荔枝树下与人价钱。有的人还建议,单位应该解骋我。
“所以我们马上就来了,也是祖国在召唤啊。什么都顾不上了,本来不该那么急的,毕竟有些事情还没等处理好。”徐森林对着我说。
“也没啥大事。”听了这话,郭小改意味深长地打了一下徐森林手臂,并与之深情对望。徐森林笑了,不再说什么。用绝对艺术的身段,把手中的行李一件一件分别放在办公室沙发和地上。
此刻,一直坐在椅子上的老何突然站起身。他先是盯着徐森林看了两秒,随后又盯着郭小改看了一秒。
显然,在此之前,我们因兴奋而忘记了他的存在。慌乱中,我只好做了类似补救的介绍。可是声音太小,如同蚊子被粘在灶台上,飞不起来。他像是没听到,先是用了大力,掀翻沙发上面最大件包裹,并从下面抽出一本被压皱的《关外史志》。随后,挺直身体,用食指轻掠额上面一缕头发,踢开挡在路上的米色皮包,出了门。从头到尾,他的脸上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错乱。
“这就是那个老何吗?”木门“砰”地响过很久,徐森林才一脸吃惊地发问。
“是啊。你们应该通过信的。”我故作轻松地对着郭小改说。
郭小改脸色早已变成灰色,她说,“不仅是通信,通电话,上车前还联系过一次呢。他说过两次热烈欢迎。前面一次,后面一次,还主动提出要到广州火车站接我,我说不用麻烦了,反正都是公路。”
“对啊。他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徐森林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大眼睛,困惑地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清楚你们今天到,也还特意换了一件新体恤。下楼接你们的时候,我还跟他打了招呼,如果不是顾及身份,他差点也要去。”
之前是老何给郭小改发出的邀请,邀请信放在郭小改红色小包里,一路上他们经常翻出来看。老何在信里说,虽然是关外,但丝毫不会差过深圳里面。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同样可以实现人生理想。来了先试用,很快就调档。他还说,试用也都是形式,走走过场而已,反正是他说了算。
老何是个大个子,刚才的表情停在半空中,谁都可以看得见。猜想他走出门后,已经拐了弯,下了楼,我们才重新有了呼吸。
为打破死一样的沉静,我对着郭小改说,“你怎么瘦了呢。”
过了半响,她才恢复说话的本领,但声音显得有些飘浮,说,“哎,别提了,一路上什么也不想吃,只想吐。”
“你肯定晕车了”。我说。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傻子,并不知道郭小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
徐森林恢复了笑,只是笑得有些没力,见了老何,他分明少了刚才的底气,头发从此再也没有甩起来。
无论如何,看见他们,我都觉得亲切,也突然生出踏实,这种感觉来到南方后首次拥有。虽然在这之前我一直反对郭小改和这个男孩子好。尽管他们是老乡,可徐森林为了郭小改就把过去的女朋友甩了,还是难以说服我。就凭这点,我说了他不少坏话。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爱郭小改,而是喜欢郭小改家里的人民币。
郭小改怀了孕还赶过来与我汇合,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甚至觉得对不起徐森林,不应该那么急切地催促她。不过,她的确想找到工作,早日实现理想。她说只要可以上台,什么苦都能吃,毕竟演员的生命很短暂。说到这些,她显得有些悲壮。
有了这样的前提,我竟然说出下面的话,似乎是让他们知道,我也受过苦,而这些苦并不算什么,可以熬过来。“之前我在关外快呆不下去了,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鸡,而我不是。”
“你当然不是了。”徐森林瞪着一双眼睛吃惊地看着我。我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两个人变得不知所措。其中,郭小改的一只脚错了方向,被玻璃茶几的一角撞痛。
“怎么样才能不像呢,我没办法啊,因为我讲普通话吧。”我只好自问自答。
“讲普通话就是那种人吗。”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嘿,那种人什么样子?”郭小改没有安慰我,而是好奇地问了这句话,让我感到不快。
想不到,我们见面最先探讨的竟是这类问题。
“那种人喜欢穿黑裙子,化装、打眼影。”停了一下,我又说“郭小改,你一定记得不要那样打扮。”没人知道,那样的服装,被我千里迢迢带来并压在箱子最底层。那是我最后一次上台,饰演**时穿的,花了我整整两百多块钱,而当时我还只是个穷学生。
郭小改愣住了,随后她的表情有些夸张地说,“我们北方女孩都爱穿那样的服装啊,黑色才会令人高贵、神秘、雅致,这可是老师说的。再说了,学表演的,哪个不化妆呢,化妆有什么错。”
这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可是我的邻居和同事总是用鼻子哼一下,或是两句话打发我,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总之,我们南方人不会那样穿衣服的,再说了,你看我们南方人哪个会去做那种事呢,只有你们那些老乡。”
我曾被这混帐逻辑弄得哑口无言。当晚我有了好奇,准备按他们提示,去看看。可是我到哪儿才能找到她们呢,那些我的北方老乡。
众目睽睽之下,我和郭小改、徐森林大谈妓女话题,似乎已经忘记老何带来的不快。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搞艺术的人一样,我们有意无意间把艺术与鸡婆这样的词高了八度提出来,然后再试着讨论。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这让一个楼里变得异常喧哗,每个人都过来看了我们几眼。
第一次发现郭小改是个人来疯。在学校,她有些腼腆,可这个时候她完全不顾自己刚到关外,还是一个外省人的事实,大声地说话,尖厉地笑,甚至变了调。
说话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天色,直到听见有人把办公室的门关得很响,才想起,早就过了下班时间。
徐森林也听到了。他用自己那双透着血丝的大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说,好了,你们两个别再说鸡婆的事了,今晚我们一起吃饭。他这样说话,让我们两个女生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像是受了刺激,郭小改的声音变了调,“还要喝点酒。”
“你还想喝酒啊。”徐森林对郭小改说。
郭小改说,“我高兴,太高兴了,就要喝酒。”
“好,你喝吧,不过少喝些。”徐森林用他粗糙的嗓子笑了一下。然后把放在沙发上的一个皮包斜挎身上,对着我和郭小改说,“走吧,吃啥,今天你们爱吃啥就吃啥。”
“我知道,是个大排档。那里的东西最好吃。”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着线菜、炒田螺和老何的脸。
“好,我们就吃那个东西。”徐森森说。
“线菜?难道长了线吗。”郭小改扮成小姑娘神情,好奇地发问。
我说,“没有,都是这样叫而已。南方和北方有太多不一样,你以后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