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偶尔同一位朋友谈起某某先生的近况。这先生我自然是见过面的，经历很多，早年干过革命，也担任过要职，已经赋闲好几年了。
我是年前在省外和他认识的，在上海做寓公，找寻着刺激，但同时也很关心时事。而且，自然年事已经不小，那态度却是热烈的、彻底的，便在年青人听来也不免觉得偏激。
但这当然值得称赞，主张对日抗战，无论如何比主张对日屈膝有理百倍。何况这也合乎目前中国人做人的道德，可是，根据朋友的谈话，这位先生是逐渐沉沦在忏悔里了。
这忏悔大约来自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但说得深一点，则是恐日病抬了头，倘是不避挖苦人的嫌疑，我们还可加以发掘：先前他是寓公，光人一个，现在住的大公馆，儿孙满堂，心情自然就两样了。
这样的人，我想是还有的，决不止他一个。但需知救亡决不类于做投机生意，一转眼便会“麦克麦克”，“恭喜发财”。这是苦难，这里能有的是血和火的光荣的斗争。而那最后的胜利，却就正建筑在这斗争的长期支撑上面的。
全民族的解放运动，可以和生孩子比么？但我们都知道，就是生孩子吧，也决不像打呵欠那样的舒服、容易，是要经过大痛苦的。
（原载1937年12月18日《大声周刊》复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