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陶飞亚
甲午之后的传教士议论获得了晚清以来最多的听众，但也仅此而已。作为半个世纪的零星行动的外国改良者，他们达到了影响力的顶峰，但此时已经在广东和海外崛起的革命者即将终结传教士改良的时代。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海战陆战大败接踵而至，最后被迫签订赔款割地的《马关条约》。毫无心理准备的无数中国人被惊得目瞪口呆，突然间还接受不了被一直被自己看不起的倭寇打得这么惨，还认为是某个奸臣误国的偶然结果，于是举国皆骂李鸿章。但是有一批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倒没有觉得这个结果多么出乎意外，他们认为这是中日近代化竞赛的必然结果。这些人就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
传教士是中国人不请自来的人，在中国官绅士民中很长时期是不受欢迎甚至遭到强烈反对的。不过，天长日久，不少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思想比较开放的自由派传教士，热衷于兴办学校、医院、出版书报等一系列现代性事业，输入西学新知、培养新型人才，在实际生活层面试点性地展示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使自己渐渐被朝野接受了。甲午战争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在城乡传教，一小部分则在通商口岸办学、搞出版，已经有些名气，少数人甚至成了清政府高薪聘用的洋专家。这是因为除了有条约的保护和中国人少有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教士精神外，这些人还有明显的知识优势：多数来自当时的一流国家，大部分受过大学教育，有在世界各地和中国旅行考察的丰富经历，再加上传教士共同体的组织网络和报纸杂志，使得他们对世界和中国大势的观察有更广阔的视野、更新鲜的知识和更便捷的资讯通道。他们对中外关系的了解远远超过只读圣贤书的中国知识人甚至大多数政府官员。因此，早在甲午战争前，他们就已经看出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正在日益拉大，他们常住中国，对中国的落后心有不甘，就想用日本的例子来激发中国人的竞争心。
北京：从卫三畏到丁韪良
在这批人中，最早感觉到中日差异的是早期来华美国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卫三畏1812年生于纽约州伊萨卡，曾就读于特洛伊仁塞勒（Rensselaer）工业学院。1833年来广州传教。1853年担任美国海军准将佩利与日本政府谈判的翻译。当年7月他在日本谈判时给家人的信中谈起对日本人的观察时说：
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充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中国人那样舒适。他们的行动很不自由，也没有中国人那样有灵性。不过，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进取心和好胜心。当这两个民族都认识到与别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以后，很可能日本人会在世界上为自己谋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
差不多时隔20年以后，已经是美国驻华公使的卫三畏再度和容闳一起到日本横滨，他在给妻子的信里说：
要想起日本从前的模样实在很费力。深挖、高垒已经彻底改变了这里的自然景观……然而该国的精神与道德风貌的飞跃更是物质巨变的一千倍，它的蓬勃与进步让亚洲以及其他各洲都刮目相看。
比起作为传教士转为美国外交官的卫三畏，后来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则成了清政府的雇员，晚清传教士中他在清政府中地位可能最重要了。丁韪良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这个在农场和森林广阔天地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高马大，在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后新阿尔巴尼神学院读神学，“多才多艺，无所不通”。1850年6月丁韪良到宁波传教，花5年时间刻苦学习“作为中国文学基础的‘四书’‘五经’”，并为中国人编著代数、地理、希腊罗马史教材，设立“天道书院”，1854年写出了结合中国文化阐发基督教义“最受欢迎的单行本”：《天道溯源》，该书在中国和日本都流传很广。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丁韪良担任中美谈判的美方翻译，与清廷高官结下友谊，这是他后来离开宁波北上传教的原因之一。
1863年丁韪良到北京传教，在中国住了13年的他已经精明到像利玛窦一样，与中国官员交往时“不犯上，貌宜恭，学术为纲”。他在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支持下翻译了亨利·惠顿的《万国公法》，此书恰逢其时为清廷与西方打交道提供了帮助。总理衙门为此书出版提供支持，也打开了丁韪良通往清廷官场之路，1865年丁韪良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随后他辞去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职务，专门在同文馆做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还随时应清政府之请提供咨询出出主意。1867年恭亲王在与保守派激辩中扩充天文算学馆，丁韪良在新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876年他按照学生资质的不同分别制订了八年和五年不同修业年限的两份课程表，希望通过改造同文馆的课程表推广西方的“实学”。他看到只有使科学成为中国官方教育体制内的知识，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可惜此事进展非常有限，要使西学进入科举体制的愿望远没有成功。
除了清廷体制内的工作，1872年起丁韪良还负责北京传教士团体“在华实学传播会”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对中国人进行西学知识的启蒙，其中有关日本新闻量，仅排在美国英国之后，与中国相差无几。他报道日本的教育改革说：
（日本）建国学于东都，复议于八大城建大学院八，小学院三十二，大小蒙馆通国共立五万八千六百，女馆居其半。其小学以算格天文化学并各国语言文字为课，其大学院功课复添律法医学等科。
他提醒中国人，日本以前是中国文化的学生，现在已经全面转向“西学”，不仅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制度，引入西方的知识体系，并且女孩子也普遍接受教育。他认为日本这样坚持搞下去，未来在国民教育水平上将会成为“东海之英国”。
在现代化经济建设方面，他报道“日本已经主动在东京和横滨之间建立以一条较短的铁路，天皇还亲自乘车体验”。他也看到日本政府“在东京设立农政司，延美国人襄办”大力推动农业的现代化。他赞扬日本邀请美国农业学家建立的种子和动物实验场项目“大有起色”。他也肯定日本不仅到西方寻觅良种，而且“日本农政司派员来华，探访中国农政，并采办一切有用之谷果草木各种”，他认为这是真正的兴国之道。他把日本和印度作为亚洲国家向西方学习的范例，希望中国人能从日本经验中得到启发。
1880年春丁韪良在任职同文馆总教习11年后请假回美国探亲，清政府命他趁回国之机考察西方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因此丁韪良成为第一个代表清政府考察西方和日本教育的人。此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励精图治，在许多方面已是一派新气象。丁韪良到了长崎、神户、横滨、东京等日本主要城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在1882年向清政府提交的考察报告《西学考略》向清廷进言说“日本屡经派遣人游学西方，今则易辙改弦振兴本国学业，新建太学，延聘西人以教习之”。他指出日本的改革也并不是好事更张，“盖势有不得己以图自强者也”。丁韪良终日与总理衙门官员过从，知道中国官场说话政治正确的规矩——不能直接指出朝廷的不是。他说，中国人批评日本是在“效法泰西”，有点瞧不起日本忘了自己的文化根基，但实际上日本“虽间有采取西制，而其变易国政实仿中华所为也”，学习的还是大中华。为了满足朝廷的虚荣心，他更说日本是惧怕中国而改革，其“改旧更新之意不免有畏惧之隐情。彼知中国兴船政、修武备，在己若无备敌之具，实恐祸之将临，是日本所惧者，不仅在俄之一国也”。他还指出日本改革的“未宜”之处，如“通商规例、行用货币”，但“……若以大势而论，则群岛莫不连以电线，其轮船、邮电局等亦称繁庶，城邑郊野莫不设立学校以振兴格致测算等艺。以强弱而论则较咸丰九年余初至之时，殆不可同日而语也”。新教在华主流刊物《教务杂志》对丁韪良的《西学考略》的影响寄予厚望，认为“看过对这一报告内容的简介之后任何人都很容易会明白，这两卷本书经过总署的批准和认可而出版，会给中国官员带来多么重要的和无价的信息。这些重要内容的正确知识将因此会在当权者中间传播”。但传教士常常过高估计清廷改革的积极性，丁韪良后来说“惜原书刊行未广”，也就是说这份关于西方特别是日本发展的最新报告，当时并没有引起清政府足够的重视。因为从此时到甲午战争前，丁韪良的建议一条也没有真正付诸实施。清政府既没有明白现代化建设中教育、经济与军事的一体性，也没有觉察到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悄逼近。
丁韪良也渐渐明白清政府改良乏力的根子在朝廷。1890年丁韪良再度经过日本横滨回美国。可能是日本的景象再度让丁韪良很有感触，在中国驻美日秘公使崔国因的饭局上说“泰西人好游，其君往往出游。如英法俄德义（意）奥之君终年涉历他国，如春秋时‘觐遇会同’之典，亦风气然也。因言中国欲开风气须诸王贝勒游历东西洋，并以词臣之谙外洋掌故者置之左右侧，自天子以至百僚皆知今昔之时势矣”。显然丁觉得中国掌权的“君”与“诸王贝勒”足不出国门，因此不知当今世界大势，中国风气难开。席间有人称“日本励精图治，泰西各国以小英吉利目之，然则日本亦屈一指乎？”丁韪良没有回答。但对崔国因认为日本岛国，在铁甲舰远程炮火的时代已经无险可守，“国不亡者几希”。对崔引用西舆论“以日本为猴，言其跳踯轻狂，而实无用，且事事步趋人也”的轻视日本之论，丁只能付之一笑。尽管丁在美国外交场合也说过中国“地大物博，指日富强”的面子话，但其实对中国实力并不看好。
甲午战争爆发时，丁韪良正好在日本，在回答一家外国公司关于日本能否在战争中取胜时说“箭鱼可以杀死鲸鱼”。他已经预见到了这场战争的结果。丁韪良事后写道：
中国败在了一个受它蔑视的邻国手里，这种战败的屈辱，假如可能的话，要比他1860年败在英法联军手里的屈辱强烈得多。它见证了采纳西方的方法如何使一个东方小国的人民具有了不可抵御的力量，于是中国最富有智慧的政治家们便努力致力于采取一种类似的方法，来改造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
上海：傅兰雅与林乐知
看到日本崛起，替中国人担忧的还有上海的几个传教士。说的比较早的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傅1839年8月生于英国肯特郡海斯镇。因其父亲在传教上投入过多影响了家庭经济，傅兰雅求学经历比较曲折，但最后也在伦敦海伯利学院接受了师范教育。1861年来中国传教，先在香港圣保罗书院，后到北京担任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师，最后落脚上海，并在1868年受聘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翻译书籍多达90种，堪称晚清传教士中系统介绍西方科技到中国的第一人，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收入多种傅兰雅的译著。傅关心日本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一度曾对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抱有希望。早在1867年他在《教会新报》上撰文说：
在已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开始全力竞争，看最后谁是最强大的。近来日本已听到了奋斗的咆哮，开始追赶其他国家。中国今年也从长长的睡梦中醒来，看到了远在前头的优胜者。她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行动起来，加入这场竞赛：不过她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只会更加落后。
在上海，另一位影响很大的传教士是美国人林乐知。林1836年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帛尔克县，毕业于美国南方最好大学之一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自幼失去父母的林乐知很早就学会打理家庭的产业，有很强的生存能力。1860年7月受美国基督教南监理会的派遣携妻子女儿赴上海传教。次年美国内战爆发，林乐知四年之内没有收到母会的一分钱，最初靠租售教会物资，后来做经纪人，靠买卖大米、煤炭、棉花艰难谋生，最后到广方言馆及江南制造局挣钱度日。危机过后，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上海办报刊，办学校，既开拓传教事业，也传播西学帮助中国政府改良社会。1868年9月林乐知创办《教会新报》，此时也正是日本大力推进维新事业的时期。
《教会新报》一开始就注意到日本正在进行全方位的改革。1870年5月，林乐知在文章中赞扬日本的改革，学习英国的议会制度，建设现代化的工厂和煤矿、铁路公路、电报及出版公司，甚至日本人过去穿和服，现在也改穿了西服。1871年9月，林乐知报道日本士兵采用西法操练，人民改变过去饮食习惯做法。他赞叹日本民族“弃旧从新”的决心，他预言“这个国家（日本）在将来也许可以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
由于林乐知有办学的经验，他比较关心日本的教育改革。1870年5月，他报道了日本的留学生预备学校是如何同时培养学生的外语和科学知识能力的。1872年12月，他描写道日本已经建立了从“大书院”（大学）到31所“中馆”（中学），再到210所“讲解馆”（小学）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1872年，他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了中国的留美幼童计划。在列举各项事实后，他指出这一计划将使中国大大受益，因为当学生们学成回国之后，就能帮助中国实现“国富兵强”。但是林乐知也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派出了一百多位年轻人出国学习，而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就已经派出了“几千”留学生。林乐知认为中国派出的人数“太少”了。
1874年7月林乐知将《教会新报》改为《万国公报》，在宣传基督教的同时报道时事新闻。1875年该报刊登的文章中介绍日本已经到了用本国产的机器设备来代替海外进口，已经自己建造蒸汽船和生产西式的酒和帽子，他们同时也在使用机器开采银、铁、煤矿。这篇文章在结尾时强调说日本已经进入了“万国会”（国际社会），对日本努力建设本国的工业体系倍加赞赏。《万国公报》时期已经不太报道日本的教育改革，可能是因为日本学校制度的主要改革早在1874年之前都已经完成了。但有文章开始关注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这些文章讨论了日本国家兵役制度变化，日本沿岸要塞采用新型大炮来代替旧式大炮，日本建造铁甲舰，从国外购买武器装备，以及日本陆军的实力等。
林乐知1878年回美国途中考察了日本，随后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了他在日本的考察见闻。研究林乐知的美国学者贝奈特说：（林乐知）主要介绍了日本各地区的历史概况，讨论了日本天皇制的起源，简要描述了日本的矿藏和农业资源、地形、气候等。不过他的兴趣集中于日本在采用西方先进成果方面取得的成功。……让林乐知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欲望。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发展十分迅速。许多旧的传统都被抛弃了，天皇开始学习西方的语言和科学。林乐知尤其欣赏日本在改革教育制度和吸收西方先进技术方面的成功。日本聘请了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并把学生送到国外学习。日本在农业生产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新建立的学校包括农学院，在那里可以为新农作物的种子做测试。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贸易都在发展，铁路、电报、新邮政体系和货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发展的证明。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包括建立新式军校、聘用外国专家、对男性公民实行新的兵役制度、大力建设海军等。这些变化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赞赏。林乐知相信，西方渴望尽一切可能帮助日本。
《万国公报》一直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的进步。在甲午战争前的几年几乎每期都会有日本的消息。1889年“国势振兴”中报道美国驻日本大阪领事向外交部报告：
日邦国政商务近日大有振作，即文学亦然。三年来书院学塾日有所增，广延西师多购西国典籍，讲贯习复，孜孜不厌，日后未可限量，盖日本内地前未开通者，今轮舶火车，络绎于道，多所观感，故奋发有为如此也。
同年在“国势日兴”中称伦敦新报云：
日本近来行西法年盛一年，又云，二十年前不料其盛至此。案日之有铁路电线皆自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始，是年所筑第一条铁路自横滨至东京计十八英里。所设电线计九百英里。迨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铁路已加筑五倍，电线亦加接四倍。后此京城以及四境，电线日增，已有一万六千英里，而经理其事者皆本国所设电气学堂考取之人，去岁所收电线利息，共有七十四五千洋元，得利宏亦。至铁路现亦大兴，有电线处均有铁路，闻电线由国家专办，铁路由民合办。
在同期还报道了日本“许立议院”，介绍了上院由有爵位之大臣主持。下院则由民间公举，并称“总之，日之富强，实自改从西法，嗣后凡不如西法舍旧图新，其国势之隆，岂有量哉”。
1894年《万国公报》在“西事综纪”“日本国除旧更新”报道，1893年12月29日日本外交部大臣在议院中说：
我国向不与诸国往来，亦不准通商，自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以后，彼此交通贸易，遂有增无减，
计前二十年进出口货不过值日银三十兆元，今则曾至一百七十兆元之谱，其铁路则长至三千里，电路则一万里，在海面之船与各国相同者，亦多至数百号。武艺院练就之兵有十五万人，军械之精良亦不亚于欧洲诸大国，海口防堵之兵船大小四十艘，而且民之安靖，新教之渐兴，除将军之跋扈，立议院之新章。至于文艺一道，亦有日上之势，足见我主之见识高远度量恢宏，将来必能为极盛之国也。
也许是报纸担心日本的飞速发展吓着读者，作者最后引用《字林西报》的话，“观日本近与诸邦相联好，盖有美意存焉，毋畏惧也。”结果不到半年，甲午战争就爆发了。
走遍半个中国的李提摩太
真正在甲午战争前对中国危机看得最清楚的，要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1845年生于英国威尔士。祖父是铁匠，父亲先做铁匠后来经营农庄，他在农庄度过童年，家里并不富裕。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李提摩太自称“各种农活我都会做”。读书期间他还兼职做小学校长赚取生活费，最高学历是哈维福德韦斯特神学院（Haverfordwest Baptist College）毕业。受到戴德生内地会传教士的影响，李1869年11月作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从利物浦出发，1870年2月到上海，后辗转到烟台，最后落脚青州传教，他称自己一度是“英国浸礼会在中国北方的唯一代表”。
李到中国时还只是个二十四岁精力充沛的青年人，个性热情开朗，对古老中国充满好奇，到处去实地考察。1871年就外出5次，最初在山东半岛游行传教，最远到过满洲，对东北大平原土地的肥沃赞叹不已。他到过中国朝鲜的边境地区，看到当地百姓与“土匪”相安无事，得出中国“政府对老百姓的安危漠不关心”，是个“糟糕的政府”。他感到中国需要改革的迫切性是因为他目睹了1876到1877年的山东山西大饥荒。李提摩太曾在日记里记录当年的情况：
1878年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体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2月4日，太原以南630里：
……那天晚上在旅馆里，我听到了父母易子而食的故事，因为他们无法吃自己的孩子；也听到人们议论，现在没有人敢到煤窑运煤，因为运煤者的骡子、驴子甚至他们本人，都有可能被杀死吃掉。
李提摩太是个生性积极的行动者，在目睹饥荒惨状后，1876年7月7日李提摩太面见山东巡抚丁宝桢，建议从朝鲜和日本进口谷物、修铁路、开矿，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在山西时他见到曾国荃修铁路拉动经济改善民生，曾认为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的外国人，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这些建议都被束之高阁。只有在张之洞做山西巡抚时，看到李提摩太给曾国荃的建议书怦然心动，后来张调任湖广总督后，立马把他的一些意见付诸实施。
1887年李提摩太被看作传教士中的“社会福音派”，过于重视改良世俗社会，与坚持只有传福音才是唯一大事的传教同事意见分歧离开山西。他在天津见到李鸿章，建议要改变中国只有马上实行教育改革。李鸿章认为中国政府承担不起这样大的开销。1890年7月受李鸿章邀请，李提摩太成为《时报》中文报纸的主笔。他在于1890年撰写的《论学部亟宜设立》中说：
如日本国者，特亚洲一岛，东海国耳，人数不及印度七分之一，独于新学孜孜矻矻，极为研究，十几年前设立新学部，费银无多，现每年新旧各学至用银六百万，此外又有教士分立中等书院，以广甄陶，而日本绅宦虽不在教，因知其益国益民，各愿捐银几万助成善举。更有国家新学部所立中等书院五处，内有大臣几人，力荐教士总管各书院，其意在教士可兼授英文，英文既通，西国各书自易于融贯。至新学部各事，则派亲王总办，以昭郑重。此日本国设立新学部之大略情形也。
李还发表社论“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很多中国人感兴趣，张之洞要求把报纸直接寄给他。1891年10月，李结束为期一年的《时报》主编，转到上海出任广学会的干事。在林乐知休假时负责《万国公报》编辑。1894年他为刊物向社会征文，题目是“中国应仿效日本，修筑铁路、铸造银币、开办邮政，以强国裕民”，“中国应引进机器加工茶叶、缫丝、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以便输出、与外国竞争”，“如何同外国政府建立更有价值、更友好的关系”。
1893年11月李提摩太在南京传教士协会上宣读《中国需要改革迫在眉睫》的论文，他大声疾呼：
外国势力不断蚕食中国的边疆，灾荒饿死的人口数以百万计、人口自然增长而没有相应的谋生手段，这些问题已经极度困扰中国的保守派。在这些方面各类事件层出不穷，使得旧的治国之策已经无法应对这些内部和外部的问题，这已经充分表明，以更开明的思想者领导的宏大的改革已经不可避免并且为时不远了。
李提摩太指出，在政治上，清政府在广东、浙江、天津和北京不断战败已经在自己的人民心中颜面扫地，它在满洲失去法国一样大的近海土地，它还失去了比法国大许多的安南。在经济上，中国不但大大落后于欧洲，也落后于日本。日本自1871年来贸易已经增长了3倍，但同期中国只有增长了两倍。1880年中国的茶叶出口贸易是2097118担，但在1892年只有1626682担了。中国落后的银行业使得从江苏上海汇钱到山东青州的佣金高达8%。许多钱庄无疑是寄生虫。由于没有现代的银行业，银钱被囤积起来而不是被投放出去用作资本，高额佣金和囤积银钱造成的损失以千万计。在制造业和矿业方面，一个人用机器纺纱等于200个手工纺纱者。一个用机器织布的女孩可以生产出供1200人穿着的布料。还有许多现代工业的奇迹。1820年所有西方国家制造和矿业的产值是八亿八千四百万英镑，到1888年达到了四十八亿六千八百万英镑，增长5倍还多。假设中国达到同样的年增长率，中国的年均产值要达到十八亿零八百万。但现在中国几乎失去了所有这些巨量的财富。在农业、交通运输及教育事业方面，中国的落后无不使其损失巨大。
李提摩太还指出：
中国人的贫穷甚至在官员中也达到几乎不可想象的程度。尽管很少几个高官拿到世界上最高的薪水，以及最近的对外贸易垄断获得的暴利，大量等待候补的官员不得不多年生活在贫困中，通常要等十来年才有候补的机会，在这期间，只能有临时性的工作，每月薪水30两银子左右。
李提摩太在南京的传教士协会上发表这个演讲是1893年11月，1894年3月此文被发表在传教士喉舌刊物《教务杂志》上，不到半年，甲午战争的炮火使传教士们的担忧转眼变成现实。
唤不醒的清政府
其实，看到中国存在问题的传教士还有很多，这仅仅是几个代表而已。另外，他们看到的问题，晚清政要并非浑然不觉。1874年日军借口琉球岛民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事件进攻台湾，东南沿海防务告急，由此引发中国历史上著名海防塞防大讨论。1875年4月清廷决策采用左宗棠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在加强海防的奏折中提到：
目前所难缓者，唯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
只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清廷政要脑子里只有军事第一。李提摩太1893年的演讲中说“中国政府当时投入改革事业中的资源分配是军事68%，运输和工业30%，教育2%。”。
传教士在具体军国大事上肯定是没有朝廷中人知道的那么清楚的，但传教士们看到的现代化整体性，把教育、工业、金融、交通、民生等都纳入他们的改革议程里，特别他们的专长的教育事业，要远远胜过很少出宫禁且从未出国门的朝廷最高层。中日两国改革的赛程中，清军败在战场上，败在厂矿交通银行上，也败在教育上。1879年卸任中国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与傅兰雅同船回中国，傅兰雅向郭嵩焘谈起在他上海亲眼见到的事情。
一件是同治十三年（1874）因日本攻击台湾南部原住民，沿海戒严，政府调一艘兵船驻守吴淞口，船上官兵共三百多人，还未出发已有半数请病假，半数逃走，抵达吴淞口时船上只剩二十多人。另一件是傅兰雅某日在铸枪厂中见到一名童工操作开通内膛的机器，只用二寸左右的车口机器，根本无法开通内膛，只是空转而已。傅兰雅因此责问这名童工为什么用这么短的机器，童工回答说，他每月只有工资三元，没有心思工作，这样做是装装样子，拖延时间，反正总办也不会知道。
前面提到丁韪良1882年在考察西方教育制度后写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在总结西方成功的经验在于向他国学习之后，他顺势向清政府建议，在改革教育体系上要“稍用两术于科场”或将科学知识渗入科举，具体做法是在各省设立格致书院，并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格致一门。对于中国的科举考试这种形式，丁并不一概否定，而是要利用这种激励机制的形式稍做变革，为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和新的知识开通道路。
尝思中西学术互异而立法各有所长。中国则明经取士因而京省郡县按期考试以为登进之阶：西国则广建书院，不但振兴古学并主在推陈出新以增人之知识。中法专务本国之文而人才之卓异者足供国家之需；西法博究异邦之文而殚心测算、格致诸学。盖非由于师授，难以独臻其妙。中国抡才之典，西国皆艳羡之，近亦渐开考试以拔人才而为仕途之初步。中国倘能稍用西术于科场，增格致一门，于省会设格致书院，俾学者得门而入。则文质彬彬，益见隆盛矣。
他在《中国六十年记》中言道：“我曾再三向内阁备大臣建议，力陈科举采用科学的必要。大学士宝鋆的答复是，只要一旦定议，那便好办了。‘我们只要把三场考试的次序颠倒一下，把三场改为头场，那便行了。’第三场名义上是专考科学的，但是实际并不注重，对于考生成败的关系很小，甚至没有影响。我向另一位大学士沈桂芬建议，主张在各省设立教授科学的学校，他答道，‘将来我们要把科举开放给科学的。那时考生自会与习时文一样，自去请人教导的’政府对于时文的研究，只奖励有成绩的人，并不为学习时文的人设立学校。”结果是清廷耗资请丁考察西方教育，却对丁的建议不了了之。
李鸿章算是当时政局中的明白人，李提摩太记载1890年他与李鸿章关于改革中国教育的对话：
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一笔开销。我说，这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好处。”我回答道。“噢”，李鸿章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如此回答，因此洋务运动从来也没有真正重视过教育也是事所必然了。令人奇怪的是学术界老是揪住洋务派战败的责任，却至今忽略洋务运动的这块短板。其实，洋务派事权有限，气数已尽的清廷已经是一个人心涣散摇摇晃晃的“软政府”了。所谓洋务运动，正如史景迁讲的根本算不上是一次国家的改革运动：
“洋务运动”始终未能真正掀起，它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场试验，而非一次运动。付诸实施的那几个项目——创立江南机器制造局等几家军火厂，几家棉纺厂、造船厂、纸厂、煤矿、几条不太长的铁路、一家轮船公司、不过是一系列孤立的现象。……中国未能通过零星的吸收西方科技，把自己从外国侵略中解救出来，已是明显的事实。
甲午一战，中国大败，受尽凌辱。值得一提是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存亡危急之际，还是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教士精神。李提摩太奔走于朝廷，提出自己救中国的方案。林乐知第一时间出版了《中东战纪》，总结战败的惨痛教训。此时的传教士议论获得了晚清以来最多的听众，但也仅此而已。作为半个世纪的零星行动的外国改良者，他们达到了影响力的顶峰，但此时已经在广东和海外崛起的革命者即将终结传教士改良的时代。
最后要提一笔的是本文几个主角的终局：卫三畏1856到1876年间，曾7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1877年回美国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1884年去世。傅兰雅长期担任江南制造局翻译，1896年去美国担任加州大学第一位东方文学语言教授，1928年逝世。李提摩太甲午战争后参与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后用教案赔款创建山西大学，是最早向中国介绍社会主义的思想者，1919年在英国去世。林乐知一直在上海办学办报，1907年去世。丁韪良曾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晚年在北京传教，1916年去世。丁韪良与林乐知一样长眠在他们工作了一生的中国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