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谋盛接管父业不久，正逢上矿业、饼干业都不景气。但他发现了建筑业的潜在商机，苦心经营数年后，业务宏发声誉大振，成为了建筑界的后起之秀。他先后被选为建筑公会会长、中华总商会董事、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等，逐渐走上了社会活动家的道路。林谋盛和当时一批亲近国民党思想的人士交往频繁，被称之为华人社会的“少壮派”，与当时以陈嘉庚为首、思想亲共的所谓“元老派”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抗衡和斗争，有关的同乡会、宗亲会等社团都被卷入漩涡之中。但是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新加坡的华侨纷纷参加抗战筹赈，林谋盛被推选为南侨筹赈会交际股主任，而陈嘉庚先生则是南侨筹赈会会长，过去的“少壮派”、“元老派”之争捐弃了成见，共同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之下。
当时日本人在星洲有很多铁矿山，从这里开采的优质铁矿满足了日本国内25%的供应，而日本国内生产的武器弹药则是运到中国大陆来屠杀中国人的。从1938年起，马来亚新加坡华人开始对日货的抵制和发动日本人矿山企业的大罢工，动员日本企业的工人退职，让日本人企业开不了工，林谋盛是这次运动的策划人之一。位于丁加奴州的龙运铁矿是日本人的企业，雇用华工近3000人，是日本人开办规模最大的铁矿，生产大量的铁矿石运往日本制造军火。林谋盛考虑，如果能够发动龙运铁矿华工罢工，将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而日本人也早有准备，在矿山上设立武装警备队，严防外来人进来宣传鼓动。林谋盛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矿区，成功地策动了来自中国内地河南、山东、温州、福州等地的三千名矿工停工离开矿山，甚至一大批人因此而乘船返回了中国。龙运铁矿华工集体罢工后，逼使铁矿陷于瘫痪，日本军火工厂也被迫停产。这一罢工事件不仅震动星马地区，而且轰动了世界，当时的各国通讯社纷纷发出电讯报导。
1941年12月，日寇进攻马来亚半岛，林谋盛出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委兼劳工部部长。随着日军的步步逼近，新加坡城内一片恐慌。由于陈嘉庚先生已先于全城陷落之前逃离，林谋盛便担当起了华人社团的总领袖。1942年2月11日这天，英军已做好弃城的准备，华人义勇军却迎着撤退的队伍而上，街上只见军人和逃难的市民交织在一起，乱作一团。林谋盛开着一辆吉普到英军的指挥部参加杰弗森准将主持的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另一个华人代表是林忠邦。这次会议没有讨论任何问题，杰弗森准将发出了这样的训令，要将城内所有新闻报馆的印刷机器加以摧毁，指示林谋盛拟具应当摧毁的报馆名单。
会议上林忠邦提出了现在英国侨民眷属已全部撤离，华人侨领的家眷何时可以撤退的问题。杰弗森准将答应将在上午九点的参谋部会议上磋商。到了上午十点钟，英方打来电话通知，说华人侨领和家眷可以立即离开新加坡，并已由政治部主任陶林烈安排撤离路线。
当日日军飞机正大举轰炸市区。林谋盛准备马上回家收拾行李，但发现市区宝笼岗律和麦波申律的交通已被封锁。到下午一点，陶林烈通知说坐飞机撤退已经不可能，有一只可容纳五十人的船只要前往印度，可座位已经不多，不得搭乘家眷。林谋盛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带妻儿一起逃难了，因为已没有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是他的妻子珠娘却心情镇定地接受了现实，劝林谋盛以大局为重，赶紧独自安排撤离的事。别无他法，林谋盛只得将妻儿交给自己的弟弟林谋炎照顾，留足了生活费用。告别时分他心情十分沉重，为不能带她们一起撤离敌占区而心怀惭愧。儿女尚小，对于未来茫然无知，他们依次和林谋盛吻别。林谋盛劝妻子在他走了之后最好到乡下地区居住，妻子珠娘却认为最好还是重返自己的家去住，林谋盛只能祈求上帝保佑看顾她们。
当日下午，林谋盛和庄惠泉等人来到了惠罗公司附近的小码头，他已托人搞到两条摩托舢板船，准备当晚就落船出发。他们从水上警察局搞到了所需要的汽油，还有食品饮水等维生用品。本来当天晚上即可开船，但林谋盛很希望老朋友陶林烈能一起乘船逃亡，但陶林烈却还在指挥着城内的疏散，不能脱身。林谋盛于是决定等到次日早上六点，待陶林烈安排了公事之后能一起离去，于是当晚他们就睡在舢板船上。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只听得炮声连续不断。从炮声的方向判断，战斗是在武吉知马一带进行，表明华人义勇军还在浴血奋战。晚上有个叫卓祺嘉的非官吏议员前来向林谋盛索要一张疏散证，并说自己很对得起英国政府了，因为他是从北方的森美兰一路后退到新加坡，没有放弃议员职责。说毕他匆匆而去，准备带家人找船逃难。随后，有一个叫林建邦的人来见林谋盛，请求能将妻子黄素云带着逃离，而林建邦自己却不知何故要留在新加坡。当林建邦和林谋盛告别时，含有托妻的神情，依依不舍良久离去。当时庄惠泉对黄素云来搭船同行深不以为然，因为此次为逃难而非旅游，前途生死未卜，加上全船都是男性，多一女流十分不便。再说他自己和林谋盛等人均留下家眷在危城，却带着他人的太太逃难。林谋盛对于庄惠泉的责难沉默不语，稍后才对庄惠泉解释，时势紧迫大家只能通融点了。后来他们知道，先前那个来索取疏散证的卓祺嘉在红灯码头准备搭大火轮撤退时，惨遭敌机轰炸而死，死时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而那个托妻的林建邦自妻子离去之后，日夜思念妻子，不久也抑郁而死，夫妻两人在惠罗码头的最后一面竟成永诀。
第二天早上六点，陶林烈和几个同僚如约而来，但他说自己现在还不能离开新加坡。于是林谋盛决定留下一条摩托舢板给陶林烈备用，自己和十六个人立即开船出逃。
这天的天气晴朗，阳光普照，他们船后面的新加坡一片浓烟弥漫。在前方，三务岛及毛广岛方面可以看到两柱黑烟直冲云霄，当局已开始破坏石油设施。抵达三务岛之前，舢板的摩托坏了。当船员在忙于修理之时，突然有三架日本飞机从毛广岛朝着他们的方向飞来，朝海里几只火轮投弹袭击。他们的舢板因为很小，免于遭轰炸而平安脱险。后来他们庆幸好在没有坐大火轮，否则已葬身大海了。
当日下午三点左右，摩托舢板到达了毛洛（Moroe）岛，遇见好些由新加坡撤出的人，其中有林谋盛的八哥、十四弟、十九弟。在这里，他们转搭上了和丰轮船公司的“丰川”号货轮。这条船上的马来籍船员都跑掉了，因此船长要他们在船上兼着干添煤烧锅炉、洗刷、做饭、守望等工作。林谋盛立即接受了任务，因为他想做些具体事情获得船上的英国军官兀菲罗上校的好印象，毕竟现在是寄人篱下。
这趟航行持续多天。两天之后是农历年三十，早上的时候他们的轮船驶抵印地亚真河口，看见两艘铁壳驳船和一艘小型汽船，用树枝和树叶伪装掩饰。他们发出信号却没有得到答复，对方可能怀疑他们是日军登陆部队。于是货轮沿着海岸继续向前。林谋盛等人轮流担任机房的添煤、煮饭，及守望飞来的飞机。庄惠泉在船上找到马来船员留下的四只鸡，做了一大锅香喷喷的鸡粥，供大家共度除夕。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他们到达了占碑岛，获知了英国军队总指挥官已向日本人投降。他们听到岛上爆炸的声音，引路的当地华人侨长解释说：苏门答腊的荷兰当局正在实行“焦土政策”迎接日军，焚烧了所有树胶存货和工厂设备。他们一路看到数股浓烟冲天，弥漫在占碑市镇上空。大年初一，他们一路所见的是这样一幅凄凉情景。
经过辗转反侧的难眠一夜，林谋盛这天很早起床，前往码头去寻找到巴东的船只。他看见两艘汽船停泊在海关码头边。一位马来人船员说：若干英国军人昨晚乘搭此船来到占碑。林谋盛决定去寻找那些军人，却不见他们踪影。市区内，所有商店仍停止营业。他们来到警察总局，看见数位英国军官在那里。林谋盛决定碰碰运气，过去自我介绍并提出要求。经过盘问之后，英国军官知道了林谋盛的名人身份，同意带他们一班人去巴东。他们深感高兴，连忙收拾行李上了船。下午六点时分，他们乘坐“海伦娜”号汽船离开占碑。
二月十八日晚七时，汽船停歇在甘榜，在那里他们获悉当地土著曾劫掠若干华人商店，双方都有死伤。在苏门答腊每个地方，华人非常担忧在荷兰当局撤退之后，当地土著将大肆抢掠他们。苏门答腊的土著占人口多数，尤其是在小市镇及甘榜地区。这天晚餐后，他们出外到当地侨长卓先生家里去听无线电广播。后来，有武装警察闻讯来调查他们的身份。他们被带到了当地统制官的办事处，见到了丹林那先生，他是白俄人，隶属于新加坡新闻部。在他的证明下，武装警察查清了他们的身份，同时答应提供一辆巴士车，载他们去目的地巴东。
林谋盛在逃亡的过程中每天都写下详细的日记。这些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的经历和心情，现摘录如下：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二日
上午十时半，我们乘搭巴士车离开甘榜。山间的公路穿行在山峦起伏的乡村，一场倾盆大雨使得巴士行路更加困难。我们在路上停留一宿后，天已放晴，山峦环绕，风景如画，这个市镇的建筑物都是新型的，是我们在苏门答腊所见到的最好建筑物。开车的司机告诉说这里是煤矿中心，所以有很多富裕人家。继续向前，上午九时即途径梭洛山区，这里布满了疗养地，道路蜿蜒于高山峻岭之间，周遭景致十分宜人。在抵达巴东之前，从崇高险峨的山顶可见到印度洋的情景，不少农舍式的华丽住家点缀在丛山中，风景绝佳，让人暂时忘记了战争的烦恼。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巴东，并被带往警察署。
主管警长是个很和善的人，但他无权处理我们的事。不久后侨长吴顺通偕同任职警局政治部的何先生来看望我们，经过四个小时的检查旅行文件及抄录所需的资料之后，我们被带往海天旅馆去歇宿。吴通顺告知我们陈嘉庚于前日到达了巴东。我十分急切地期望能和他见上一面，商谈今后的大事方向。但很快得知陈嘉庚先生已于昨日晚乘船前往爪哇，令我觉得十分惋惜。倘若陈嘉庚先生能与我们在巴东碰头，当力邀他跟我们一起去印度，以图日后抗日大计。晚上七点，我们用了今天第一顿餐食。晚餐后，黄奕菊君到旅店来见我们，并表示愿意让我们歇宿于中华会馆。
二月廿三日
我们发出一电报给巴达维亚（即今日之雅加达）的中国领事馆及总领事叶公超先生，请求帮助办妥我们前往锡兰哥伦坡的护照。乘此期间我买了一只手提皮箱，也做了三套衣服。因为我从新加坡撤退时没有时间去收拾我的行李，当时只带上两条旧长裤及破烂的恤衫。
二月廿七日
上午在爪哇银行等待兑换钱币时，我遇见了从新加坡刚逃出来的塔纳先生。我的太太珠娘和七个儿女还住在我弟弟郊区的住家，一切平安。这个消息消除了我心中的忧虑，深感放心。因为我本来预料他们会重返宝笼岗区自己的住家居住，而我离开的那天该区正处于剧烈的战斗之中。
今天中午，我们获悉黄志杰率领下的华侨义勇军的十七名全副武装的人员也已到达巴东，其中有青年团员张德爵，还有一名女军人谢伟萍小姐。他们是在新加坡英军投降之后搭小船逃脱出来的。黄志杰不久后亲自来旅馆探访，并告诉我说英陆军肯贝尔少校已安排他们随同由新加坡撤退的英澳军队搭乘大型军舰前往锡兰哥伦坡。他建议我们去访问肯贝尔少校，最好能搭乘军舰一起撤退。于是，我们到桑塔查特俱乐部去找肯贝尔，却找不到他。晚餐后，黄志杰告诉我们说，他曾和负责军官之一讨论该事，并承他允诺尽力帮助我们。
三月一日
今晨，我们再去桑塔查特俱乐部去找肯贝尔，却被通知中午十一点再来。我们如约再来，这次运气好了一些，见到了另一名军官黎洪上尉。他很同情我们，但还是不能肯定我们能否成行。
下午四点钟，黄志杰来向我们告别，因为他们接到通知马上要登船启程了。我们心急如焚，决定再去找英国人商量。那个黎洪上尉最后总算答应，我们需立即出发，六点以前在火车站聚集。我们及时抵达火车站，并被带往十英里远的海港码头。我们获悉要搭乘澳洲海军的“丹那道斯”号驱逐舰。在这条军舰呆了不久后，军舰靠上了另一条巨大的“贺伯”号巡洋舰。我们一行要攀上绳梯登上该军舰，和我们同行的女眷黄素云则要用绳子网吊上去。这才是我们乘坐的开往哥伦坡的军舰。
在军舰二层仓位内，我因嫌空气欠佳，乃邀庄惠泉兄登上船面择一位置睡下，谁知睡到半夜，忽觉我等正睡在露天甲板上。原来临睡时头顶的遮盖物乃为舰载巨炮的炮位伪装网，夜间时需移开便于战斗。我们自笑傻瓜，但仍硬着头皮不再另择栖处。
我们所乘的“贺伯”号巡洋舰居中行驶，宛若旗舰。前后左右，计有四艘驱逐舰护航，威风四足。各舰为避免受袭击，均蜿蜒而行。我们一直在听日军的广播获取消息。一日忽闻日军广播发出惊人消息，谓日本人鉴于新加坡华人胆敢组织义勇军抵抗皇军，已于大军入城之后，屠杀十万之众华人，藉此膺惩华人反叛之心。另一消息，谓前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高凌百的尸体已在新加坡海港内发现。日本人此项广播，纯因华人的抵抗，发此消息予以恐吓。
三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