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除日本以外的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就给中国民族资本造成一个发展的机会。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民族工业在继续发展，而且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大战期间。其原因，一是大战刚刚过去，欧洲帝国主义在打得精疲力竭之后，经济力量尚待恢复，中国发展民族资本的有利条件仍然存在；二是民族资本家在大战期间扩充的资本，正好在战后几年转为投建新厂；三是“五四”前后兴起的两次抵制日货运动，打击了日本货的进口，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四是经过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中国民族资本家发展实业的欲望更加强烈。这样几种原因，就使得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从大战期间延续到战后几年。
民族资本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1920年至1922年出现建厂高潮，生产能力有很大发展。1910年前，民族资本所设纱厂共21家；1910年至1919年新设13家；而1920年至1922年3年中，设厂数目达32家，几乎等于以前几十年设厂数的总和。拥有的纱锭数，1919年为65万多枚，较1914年增长20%；1922年达150万多枚，较1919年增长129%。拥有的布机数，1919年为2650台，较1914年增长15%；1922年达6767台，较1919年增长155%。
民族资本另一重要部门面粉业，发展也很明显。在可确定设立年份的机制面粉厂中，1913年前为61家；1914年至1918年新设53家，其中所知39厂的资本总额为953万元；1919年至1922年新设47家，其中所知34厂的资本总额为1519万元，投资额增加很多。
在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棉纱、缫丝、面粉、卷烟四大工业部门中，1914年拥有工厂78家，1919年增为102家，1922年达到120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大战后的几年，迅速扩展了他们的产业。荣家于1902年开始投资面粉业，至1918年拥有茂新、福新系统面粉厂9个，粉磨128台，1919年增设面粉厂3个，1921年粉磨数达到301台，日生产能力7万6000袋，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能力的31%。1907年开始投资棉纺织业，1916年创办申新纱厂，1919至1921年增设申新二、三、四厂，拥有的纱锭数，1918年为1万2900多枚，1922年达到13万4900多枚，增长近十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涌现出一批很有作为的民族资本家。如前述荣家兄弟，是突出的两人。他们在上海和家乡无锡等地，经营面粉、棉纱两大产业。在中国面粉业中，他们被称作“面粉大王”。在纺织业中，他们的资本和生产能力也最为雄厚。1923年荣家自有资本1000余万元。浙江宁波人刘鸿生，在上海创办鸿生火柴厂和大中华火柴公司。产品占到全国火柴产量的四分之一，并在中国市场上压倒瑞典、日本火柴，被称作“火柴大王”。湖南湘阴人范旭东，1914年在大沽口开办久大盐业公司，大战后在塘沽创办永利碱厂，经过几年的努力，出碱后打破英国卜内门公司对中国纯碱市场的垄断。他还创设了黄海化工研究社，从事化工科学研究。广东佛山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清末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战后将总公司由港迁沪，资本额由10万元扩充至1500万元，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和南洋诸岛。湖南长沙人聂云台，1919年在上海创办大中华纺织厂，有纱锭4万5000枚，股金近300万两，曾任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会长。广东中山人郭乐、郭顺兄弟，早年在澳洲经商，后把资金移回国内，先后在香港、上海创办永安百货公司，1921年在上海创设永安纱厂。在民族棉纺织业中，其资本仅次于荣家。上海人穆藕初，先后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和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拥有纱锭10万余枚。这些民族资本家都是民族实业家，具有实业救国的思想，注意采用当时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方面，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2.民族工业面临的重重困难
中国民族工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发展的余地是有限的。民族工业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障碍。首先和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压迫。
在中国棉纺织业建厂高潮的年代，日本在华的纱厂、纱锭数也急剧增加，而且增长速度超过了华资纱厂。从1918年到1922年，民族资本纱厂的纱锭数增长132%，日本在华纱厂的纱锭数则增长158%。帝国主义控制着中国的重工业和财政金融。在1922年，中国原煤机械开采量的78%、全部开采量的52%，铁矿石和生铁产量的几乎100%，铁路运输的90%以上，都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1921年至1922年，中国机械进口价值达到5000万海关两的空前数额，其中60%以上为纺织机械，这表明了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势头，但同时也是对中国机械工业的严重打击。帝国主义在华银行，1914年前共有21家，连同分支机构营业所共101处，1914年至1930年增设44家125处，它们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经过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重新确定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和各国在华“机会均等”的原则。此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一步加紧。仍以棉纺织业为例：1925年与1922年相比，华商纱厂的纱锭数增长23%，布机数增长64%，外商纱厂的纱锭数则增长67%，布机数增长65%。1925年，在中国全部纱厂的纱锭和布机数中，外商纱厂已分别占到44%和46%。外商纱厂凭借其资金上的优势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操纵花纱市场，或抢购原料，或倾销成品，造成中国“棉贵纱贱”的状况，给民族纺织业以致命打击。
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威胁和压迫下，再加上军阀混战的破坏，苛捐杂税的重压，交通运输的阻梗，农业生产的不振等因素，民族工业在1923年以后虽仍然有所发展，但已是步履艰难，不少工厂因亏本而改组、停工，甚至破产倒闭或被外国资本吞并。
1923年至1931年，民族资本增设纱厂25家，但改组、出租、被债权人接管、停工、出售者超过此数的一倍。上海几家较大的机器厂都处于破产或勉强维持当中。曾生产过3500吨级船舶的中国最大机器厂上海求新机器厂，因钢铁涨价，无法弥补亏损，于1919年被法国资本吞并。大效机器厂于1926年停业。中国铁工厂在1922年开工后，因年年亏本，1927年垮下来。仅存的大隆机器厂也遇到产品滞销的严重困难。
事实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的。
3.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活跃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都进一步增强。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他们痛感华洋资本所受待遇的不平，不满意军阀统治所造成的政治上的黑暗，因而发出“不平则鸣”的呼叫。但是他们又不能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也不赞成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改造现实社会。他们只是希望停止军阀间的争斗，改善国内政治，由此创造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条件。主要基于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治愿望的增长，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改良思潮。代表性的主张有以下一些：胡适、蔡元培等人发表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文章，提出“好政府”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即“好人”，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组织一个“好政府”，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
当时，地方军阀政客为保存和扩展自己的势力，大唱“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论调。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极力倡导这种主张，或直接参与地方军阀的“自治”活动。他们把中国政局混乱的原因，归结为中央政府“权借过高”，以致引起争夺，主张削弱中央权力，增加地方权限，通过“省自治”和“联省自治”，使中央政府变成“虚置”，把中国变成联邦制的国家。如此，没有人争夺中央权势了，武人间的争斗也就可以停止了。再一种主张是“制宪救国”。认为中国“唯一要途，无过于急速制宪以立国本”，有了宪法，就能“绝乱源，定国基”。《东方杂志》在1922年出版两期《宪法研究号》，广泛宣传了这种主张。还有一种主张是“废督裁兵，化兵为工”。上海的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等20多个团体联合发表《废督裁兵宣言》，不少地方召开过废督裁兵大会，一些个人提出过裁兵计划书和废督裁兵具体方案，孙中山也曾积极倡导裁兵和化兵为工。所有这些主张，都是资产阶级的软弱的政治呼声和要求，都不是救治中国的良方，都不能彻底解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根本问题。
4.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战斗力，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相比的。自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组成自己的政党之后，工人阶级就以更积极的姿态活动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和改善待遇，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罢工高潮。13个月内，全国工人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1922年1月中，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首先罢工。2月底发展为各行工人总同盟罢工，有10万人参加，终于迫使港英当局答应增加工人工资15%—30%，恢复被封闭的工会。1922年5月，共产党通过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有12个城市的100多个工会的代表参加，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及其他各种派别的工会组织。会议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等议案。这表明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全国团结反帝反军阀的道路。七八月间，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大纲19条。这是中国历史上保护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立法活动的开端。
9月中，爆发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有1万7000多人参加，最后取得增加工资、矿方承认工人俱乐部合法权的胜利。10月下旬，爆发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有5万多人参加，遭到英国资本家和中国反动当局的武力镇压。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为反对军阀破坏该路总工会的成立，举行政治大罢工。2月7日，军阀吴佩孚对罢工工人进行屠杀，造成二七惨案。此后，工人运动暂时由高潮转入低潮。持续一年的罢工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威望，也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凶残。
在全国工人运动高潮期间，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流行的时候，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等12人。这次大会制定了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纷争无已的根源。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前，任何阶级的革命者、改革者，都没能对此做出科学分析，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指出：经过帝国主义列强80年的侵略，“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无不受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支配；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很远，在政治上还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压迫之下。“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这是最早的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的科学分析。
大会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奋斗，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援助和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第一次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基于以上认识，大会规定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即最终奋斗目标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即当前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是：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大会做出同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势力结成“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这个纲领的制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步骤。“二大”以后，党对民主革命纲领进行了广泛宣传，出版《向导》周报，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改良思想，并提出同盟会成立初年使用过的“国民革命”一词，作为总的政治口号。此后，“国民革命”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共同的斗争旗帜。全国人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下迅速地广泛地动员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