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已经不少了，接下来我似乎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能为画家打造口碑的最终还是他的作品。当然，比起大部分人，我更为熟悉他。远在他改行学画儿之前，我们就见过面。在他困顿落魄于巴黎的日子里，我常常和他见面。如果不是因为战乱使我有机会来到塔希提岛[12]的话，我是不会将某些回忆落诸笔端的。众所周知，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在塔希提度过的；我在那里遇到过很多与他熟识的人。在他悲剧的一生中最为晦暗不明的一段时光，我却了如指掌。假设那些认为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是对的，那么真正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对他的追忆肯定不会显得多余。假设有人和埃尔·格列柯就如同我和思特里克兰德那样熟识，那么为了能够读到他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我们还有什么代价不愿意付出呢？
不过列举这些，并非是为自己做辩解。记不清谁曾经说过：为了使灵魂得到宁静，每天都要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个睿智的人，我就一直在严格按照这句话去做：我每天清晨都要起床，每天晚上也都要上床睡觉。但我这个人生来就有苦行僧一般的性格，每个星期我都会让我的肉体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我从来不曾遗漏《泰晤士报》的每一期文学增刊。想到有那么多文字被写出来，作者看着文字被印成书籍，心中升起无限希望，殷切地等待着书出版之后的命运。这真是一次使身心都得到磨炼的修行。一本书要能从无边的书海中脱颖而出，希望如星辰般微茫！即使出版后大获成功，那成功又是多么转瞬即逝的事情啊！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作者为一本书要花费多少心血，经历多少磨难，尝尽多少辛酸，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给偶然读到这本书的读者几个小时的心灵休憩的时间，帮助他消解人生旅途的疲惫。如果我能够根据书评就做出决定的话，很多书都是作者费尽心血的结晶，作者为了它绞尽脑汁，有的甚至是终其一生努力的成果。我从这件事得到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写作的乐趣、从聚积在心头的思想发泄中获得著书的回报；其他一切都可以不必在意，作品的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赞或诋毁，他都应安之若素。
战争到来的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理念。年轻人去向我们老一辈不了解的神灵求助，借此他们已经能够看清作为后继者的前进方向。年青一代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喧腾吵嚷着，不再规矩地轻敲门扉，而是径直闯进屋子，坐在我们的宝座上，空气中充满了他们的吵闹声。老一辈的一些人也去效仿年轻人，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他们和那些最活跃的年轻人进行声音比赛，但他们的呐喊声听起来却是那样空洞。他们，好似一群可怜的放荡女人，虽然年岁已大，却仍然希望靠着涂抹脂粉，靠着轻狂浪荡以换回青春的影子。稍微聪明一些的，则摆出一副落落大方的姿态。他们的笑容中流露出一种宽容。他们突然记起，自己当初也曾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踩在脚下，也像年轻一代那样大喊大叫、桀骜不驯；他们能够预测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有一天同样也要让位，无论谁说的话都不能成为最终定论。当尼尼微城[13]繁荣昌盛、闻名遐迩之时，新福音书[14]早已老旧不堪了。高谈阔论的人们可能还觉得他们正在说一些前人未曾发觉的真理，但事实上连他们说话的腔调，前人也都已经用过上百次了，甚至没有丝毫改变。钟摆荡来摆去，这一旅程周而复始。
有时，一个人早已活过了他本该享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期，进入一个他感到完全陌生的新天地，这时一幅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图景便会映入人们的视线。举个例子来说，今天还有谁会记起乔治·克雷布[15]？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极负盛名，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在当下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他继承了亚历山大·蒲柏[16]派的写作技巧，用押韵的偶句写出很多具有说教意义的故事。之后便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开始吟诵新的诗歌。克雷布先生继续写他押韵的道德诗篇，我想他肯定看过那年青一代写的盛极一时的新诗，而且能想象到他一定认为这些诗不值一读。不可否认，大多数新诗的确就是这个样子。但就像济慈、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写的一两首小诗，雪莱的很多诗句创作，的确开拓了前人未曾涉及的广阔精神领域。克雷布先生早已过时了，但依然笔耕不辍地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偶诗。我也陆续拜读了一些当下年轻人的诗歌，他们当中或许会有比济慈更炽热、比雪莱更超然的诗人，并且已经发表了将会被世界铭记的不朽诗篇，不过这些只是我的猜测。我欣赏他们诗句的优美（尽管诗人们还那样的年轻，却已才华出众，因此假设只说他们充满希望，就显得太可笑了），惊叹于他们精巧的文体。但尽管他们用词丰富（从他们的词汇量来看，仿佛这些人躺在摇篮里的时候便已经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我们却无法从中看到什么新鲜的东西。我认为他们知道得很多，但过于肤浅；他们轻拍我肩膀时的那种亲热劲儿和冲到我怀抱中的那种感觉，我实在有些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似乎并没有温度，他们的梦想也平淡无奇。我并不喜欢他们。我早已过时了。我依然继续写押韵对仗的道德故事。但如果我写作除了自娱自乐之外还希望有别的什么用途，那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