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全走后，祁老人问了瑞宣好几次：“小三儿哪里去啦？”瑞宣编了个谎，硬说日本兵要用瑞全的学校做营房，所以学生都搬到学校里去住，好教日本兵去另找地方。其实呢，瑞宣很明白：假若日本兵真要占用学校，一个电话便够了，谁也不敢反抗。他知道自己的谎言编制的并不高明，可是老人竟自相信了，也就不必再改编。
瑞丰看出点棱缝来，心中很不高兴，向大哥提出质问。瑞宣虽然平日不大喜欢老二，可是他觉得在这种危患中，兄弟的情谊必然增高加厚，似乎不应当欺哄老二，所以他说了实话。
“怎么？大哥你教他走的？”瑞丰的小干脸绷得像鼓皮似的。
“他决心要走，我不好阻止；一个热情的青年，理当出去走走！”
“大哥你可说得好！你就不想想，他不久就毕业，毕业后抓俩钱儿，也好帮着家里过日子呀！真，你怎么把只快要下蛋的鸡放了走呢？再说，赶明儿一调查户口，我们有人在外边抗战，还不是蘑菇？”
假若老二是因为不放心老三的安全而责备老大，瑞宣一定不会生气，因为人的胆量是不会一样大的。胆量小而情感厚是可以原谅的。现在，老二的挑剔，是完全把手足之情抛开，而专从实利上讲，瑞宣简直没法不动气了。
可是，他咽了好几口气，到底控制住了自己。他是当家的，应当忍气；况且，在城亡国危之际，家庭里还闹什么饥荒呢。他极勉强地笑了一笑。“老二，你想得对，我没想到！”
“现在最要紧的是千万别声张出去！”老二相当骄傲地嘱告哥哥。“一传说出去，咱们全家都没命！我早就说过，大哥你不要太宠着老三，你老不听！我看哪，咱们还是分居的好！好吗，这玩意儿，老三闯出祸来，把咱老二的头耍下去，才糟糕一马司！”
瑞宣不能再忍。他的眼只剩了一条缝儿，胖脸上的肉都缩紧。还是低声地，可是每个字都像小石子落在渊涧里，声小而结实，他说：“老二！你滚出去！”
老二没想到老大能有这么一招，他的小干脸完全红了，像个用手绢儿擦亮了的小山里红似的。他要发作。可是一看大哥的眼神和脸色，他忍住了气：“好，我滚就是了！”
老大拦住了他：“等等！我还有话说呢！”他的脸白得可怕。“平日，我老敷衍你，因为这里既由我当家，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吵嘴。这可是个错误！你以为我不跟你驳辩，就是你说对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你的坏毛病——你总以为搂住便宜就好，牺牲一点就坏。我很抱歉，我没能早早地矫正你！今天，我告诉你点实话吧！老三走得对，走得好！假若你也还自居为青年，你也应当走，做点比吃喝打扮更大一点的事去！两重老人都在这里，我自己没法子走开，但是我也并不以此就原谅自己！你想想看，日本人的刀已放在咱们的脖子上，你还能单看家中的芝麻粒大的事，而不往更大点的事上多瞧一眼吗？我并不逼着你走，我是教你先去多想一想，往远处大处想一想！”他的气消了一点，脸上渐渐地有了红色。“请你原谅我的发脾气，老二！但是，你也应当知道，好话都是不大受听的！好，你去吧！”他拿出老大哥的气派来，命令弟弟出去，省得再继续争吵。
老二吃了这个钉子，心中不平，暗中把老三偷走的事去报告祖父与母亲，为了讨点好。
妈妈得到消息，并没抱怨老大，也没敢吵嚷，只含着泪一天没有吃什么。
祁老人表示出对老大不满意：“单单快到我的生日，你教老三走！你等他给我磕完头再走也好哇！”
小顺儿的妈听到这话，眼珠一转，对丈夫说：“这就更非给他老人家做寿不可啦！将功折罪，别教二罪归一呀！”
瑞宣决定给老人庆寿，只是酒菜要比往年俭省一点。
这时候，学校当局们看上海的战事既打得很好，而日本人又没派出教育负责人来，都想马上开学，好使教员与学生们都不至于精神涣散。瑞宣得到通知，到学校去开会。教员们没有到齐，因为已经有几位逃出北平。谈到别人的逃亡，大家的脸上都带出愧色。谁都有不能逃走的理由，但是越说道那些理由越觉得惭愧。
校长来到。他是个五十多岁，极忠诚、极谨慎的一位办中等教育的老手。大家坐好，开会。校长立起来，眼看着对面的墙壁，足有三分钟没有说出话来。
瑞宣低着头，说了声：“校长请坐吧！”
校长像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慢慢地坐下。
一位年纪最轻的教员，说出大家都要问而不好意思问的话来：“校长！我们还在这儿做事，算不算汉奸呢？”
大家都用眼盯住校长。校长又僵着身子立起来，用手摆弄着一管铅笔。他轻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诸位老师们！据兄弟看，战事不会在短期间里结束。按理说，我们都应当离开北平。可是，中学和大学不同。大学会直接向教育部请示，我们呢只能听教育局的命令。城陷之后教育局没人负责，我们须自打主张。大学若接到命令，迁开北平，大学的学生以年龄说，有跋涉长途的能力，以籍贯说，各省的人都有，可以听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们的学生，年纪既小，又百分之——”他又嗽了两下，“之——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在城里住家。我们带着他们走，走大道，有日本兵截堵，走小道，学生们的能力不够。再说，学生的家长们许他们走吗？也是问题。因此，我明知道，留在这里是自找麻烦，自讨无趣——可怎么办呢？！日本人占定了北平，必首先注意到学生们，也许大肆屠杀青年，也许收容他们做亡国奴，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咱们所能忍受的！可是，我还想暂时维持学校的生命，在日本人没有明定办法之前，我们不教青年们失学；在他们有了办法之后，我们忍辱求全地设法不教青年们受到最大的损失——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老师们，能走的请走，我决不拦阻，国家在各方面都正需要人才。不能走的，我请求大家像被奸污了的寡妇似的，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我们是不是汉奸？我想，不久政府就会派人来告诉咱们；政府不会忘了咱们，也一定知道咱们逃不出去的困难！”他又嗽了两声，手扶住桌子，“兄弟还有许多的话，但是说不上来了。诸位同意呢，咱们下星期一开学。”他眼中含着点泪，极慢极慢地坐下去。
沉静了好久，有人低声地说：“赞成开学！”
“有没有异议？”校长想往起立，而没能立起来。没有人出声。他等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们开学看一看吧！以后的变化还大得很，我们能尽心且尽心吧！”
由学校出来，瑞宣像要害热病似的那么憋闷。他想安下心去，清清楚楚地看出一条道路来。可是，他心中极乱，抓不住任何一件事作为思索的起点。他嘴中开始嘟囔。听见自己的嘟囔，心中更加烦闷。平日，他总可怜那些有点神经不健全，而一边走路一边自己嘟囔嘟囔的人。今天，他自己也这样了；莫非自己要发疯？他想起来屈原的披发行吟。但是，他有什么可比屈原的呢？“屈原至少有自杀的勇气，你有吗？”他质问自己。他不敢回答。他想到北海或中山公园去散散闷，可是又阻止住自己：“公园是给享受太平的人们预备着的，你没有资格去！”他往家中走。“打败了的狗只有夹着尾巴往家中跑，别无办法！”他低声地告诉自己。
走到胡同口，巡警把他截住。“我在这里住。”他很客气地说。
“等一会儿吧！”巡警也很客气。“里边拿人呢！”
“拿人？”瑞宣吃了一惊。“谁？什么案子？”
“我也不知道！”巡警抱歉地回答。“我只知道来把守这儿，不准行人来往。”
“日本宪兵？”瑞宣低声地问。
巡警点了点头。然后，看左右没有人，他低声地说：“这月的饷还没信儿呢，先帮着他们拿咱们的人！真叫窝囊！谁知道咱们北平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先生，你绕个圈儿再回来吧，这里站不住！”
瑞宣本打算在巷口等一会儿，听巡警一说，他只好走开。他猜想得到，日本人捉人必定搜检一切，工夫一定小不了，他决定去走一两个钟头再回来。
“拿谁呢？”他一边走一边猜测。第一个，他想到钱默吟；“假若真是钱先生，”他对自己说，“那——”他想不出来别的话了，而只觉得腿有点发软。第二个，他想到自己的家，是不是老三被敌人捉住了呢？他身上出了汗。他站住，想马上回去。但是，回去又有什么用呢？巡警是不会准他进巷口的。再说，即使他眼看着逮捕钱诗人或他自己家里的人，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这就叫作亡国惨！没了任何的保障，没有任何的安全，亡国的人是生活在生与死的隙缝间的。愣了半天，他才看出来，他是立在护国寺街上的一家鲜花厂的门口。次日便是庙会。在往常，这正是一挑子一挑子由城外往厂子里运花的时候；到下午，厂子的门洞便已堆满了不带盆子的花棵，预备在明日开庙出售。今天，厂子里外都没有一点动静。门洞里冷清清的只有一些败叶残花。在平日，瑞宣不喜欢逛庙，而爱到花厂里看看，买花不买的，看到那些水灵的花草，他便感到一点生意。现在，他呆呆地看着那些败叶残花，觉得仿佛丢失了一点什么重要的东西。“亡了国就没有了美！”他对自己说。说完，他马上矫正自己：“为什么老拿太平时候的标准来看战时的事呢？在战时，血就是花，壮烈的牺牲便是美！”
这时候，日本宪兵在捉捕钱诗人，那除了懒散，别无任何罪名的诗人。胡同两头都临时设了岗，断绝交通。冠晓荷领路。他本不愿出头露面，但是日本人一定教他领路，似乎含有既是由他报告的，若拿不住人，就拿他是问的意思。事前，他并没想到能有这么一招；现在，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他的心跳得很快，脸上还勉强地显出镇定，而眼睛像被猎犬包围了的狐狸似的，往四外看，唯恐教邻居们看出他来。他把帽子用力往前扯，好使别人不易认出他来。胡同里的人家全闭了大门，除了槐树上悬着的绿虫儿而外，没有其他的生物。他心中稍为平静了些，以为人们都已藏起去。其实，棚匠刘师傅，还有几个别的人，都扒着门缝往外看呢，而且很清楚地认出他来。
白巡长，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像失了魂似的，跟在冠晓荷的身后。全胡同的人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假若他平日不肯把任何人带到区署去，他就更不能不动感情地看着朋友们被日本人捕去。对于钱默吟先生，他不甚熟识，因为钱先生不大出来，而且永远无求于巡警。但是，白巡长准知道钱先生是一百二十成的老好人；假若人们都像钱先生，巡警们必可以无为而治。到了钱家门口，他才晓得是捉捕钱先生，他恨不能一口将冠晓荷咬死！可是，身后还有四个铁棒子似的兽兵，他只好把怒气压抑住。自从城一陷落，他就预想到，他须给敌人做爪牙，去欺侮自己的人。除非他马上脱去制服，他便没法躲避这种最难堪的差事。他没法脱去制服，自己的本领、资格，与全家大小的衣食，都替他决定下他须做那些没有人味的事！今天，果然，他是带着兽兵来捉捕最老实的，连个苍蝇都不肯得罪的，钱先生！
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应声。一个铁棒子刚要用脚踹门，门轻轻地开了。开门的是钱先生。像刚睡醒的样子，他的脸上有些红的褶皱，脚上拖着布鞋，左手在扣着大衫的钮子。头一眼，他看见了冠晓荷，他忙把眼皮垂下去。第二眼，他看到白巡长；白巡长把头扭过去。第三眼，他看到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像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样。极快地，他想到两件事：不是王排长出了毛病，便是仲石的事泄漏了。极快地，他看清楚是后者，因为眼前是冠晓荷——他想起高第姑娘的警告。
很高傲自然地，他问了声：“干什么？”
这三个字像是烧红了的铁似的。冠晓荷一低头，仿佛是闪躲那红热的火花，向后退了一步。白巡长也跟着躲开。两个兽兵像迎战似的，要往前冲。钱先生的手扶在门框上，挡住他们俩，又问了声：“干什么？”一个兽兵的手掌打在钱先生的手腕上，一翻，给老诗人一个反嘴巴。诗人的口中流出血来。兽兵往里走。诗人愣了一会儿，用手扯住那个敌兵的领子，高声地喊喝：“你干什么！”敌兵用全身的力量挣扭，钱先生的手，像快溺死的人抓住一条木棍似的，还了扣。白巡长怕老人再吃亏，急快地过来用手一托老先生的肘；钱先生的手放开，白巡长的身子挤进来一点，隔开了老先生与敌兵；敌兵一脚正踹在白巡长的腿上。白巡长忍着疼，把钱先生拉住，假意威吓着。钱先生没再出声儿。
一个兵守住大门，其余的全进入院中；白巡长拉着钱先生也走进来。白巡长低声地说：“不必故意的赌气，老先生！好汉不吃眼前亏！”
冠晓荷的野心大而胆量小，不敢进来，也不敢在门外立着。他走进了门洞，掏出闽漆嵌银的香烟盒，想吸支烟。打开烟盒，他想起门外的那个兵，赶紧把盒子递过去，卖个和气。敌兵看了看他，看了看烟盒，把盒子接过去，关上，放在了衣袋里。冠先生惨笑了一下，学着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腔调：“好的！好的！大大的好！”
钱大少爷——孟石——这两天正闹痢疾。本来就瘦弱，病了两天，他就更不像样子了。长头发蓬散着，脸色发青，他正双手提着裤子往屋中走，一边走，一边哼哼。看见父亲被白巡长拉着，口中流着血，又看三个敌兵像三条武装的狗熊似的在院中晃，他忘了疾痛，摇摇晃晃地扑过父亲来。白巡长极快地想到：假若敌人本来只要捉钱老人，就犯不上再白饶上一个。假若钱少爷和日本人冲突，那就非也被捕不可。想到这儿，他咬一咬牙，狠了心。一手他还拉着钱先生，一手他握好了拳。等钱少爷走近了，他劈面给了孟石一个满脸花。孟石倒在地上。白巡长大声地呼喝着“大烟鬼！大烟鬼！”说完，他指了指孟石，又把大指与小指翘起，放在嘴上，嘴中吱吱地响，做给日本人看。他知道日本人对烟鬼是向来“优待”的。
敌兵没管孟石，都进了北屋去检查。白巡长乘这个机会解释给钱先生听：“老先生你年纪也不小了，跟他们拼就拼吧；大少爷可不能也教他们捉了去！”
钱先生点了点头。孟石倒在地上，半天没动；他已昏了过去。钱先生低头看着儿子，心中虽然难过，可是难过得很痛快。二儿子的死——现在已完全证实——长子的受委屈，与自己的苦难，他以为都是事所必至，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他很满意自己的遭遇。他看清他的前面是监牢、毒刑与死亡，而毫无恐惧与不安。他只盼着长子不被捕，那么他的老妻与儿媳妇便有了依靠，不至于马上受最大的耻辱与困苦。他不想和老妻诀别，他想她应该了解他：她受苦一世，并无怨言；他殉难，想必她也能明白他的死的价值。对冠晓荷，他不愿去怨恨。他觉得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像庙中的五百罗汉似的，各有各的一定的地位；他自己的应当死，正如冠晓荷的应当卖人求荣。这样的一一想罢，他的心中很平静坦然。在平日，他有什么感触，便想吟诗。现在，他似乎与诗告别了，因为他觉得二子仲石的牺牲，王排长的宁自杀不投降，和他自己的命运，都是“亡国篇”中的美好的节段——这些事实，即使用散文记录下来，依然是诗的；他不必再向音节词律中找诗了。
这时候，钱太太被兽兵从屋里推了出来，几乎跌倒。他不想和她说什么，可是她慌忙地走过来：“他们拿咱们的东西呢！你去看看！”
钱先生“哈哈”地笑起来。白巡长拉了钱先生好几下，低声地劝告：“别笑！别笑！”
钱太太这才看清，丈夫的口外有血。她开始用袖子给他擦。“怎么啦？”
老妻的袖口擦在他的口旁，他像忽然要发痧似的，心中疼了一阵儿，身上都出了汗。手扶着她，眼闭上，他镇定了一会儿。睁开眼，他低声地对她说：“我还没告诉你，咱们的老二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又来抓我！不用伤心！不用伤心！”他还有许多话要嘱咐她，可是再也说不出来。
钱太太觉得她是做梦呢。她看到的，听到的，全接不上榫子来。自从卢沟桥开火起，她没有一天不叨念小儿子的，可是丈夫和大儿子总告诉她，仲石就快回来了。那天，夜里忽然来了位客人，像是种地的庄稼汉儿，又像个军人。她不敢多嘴，他们也不告诉她那是谁。忽然，那个人又不见了。她盘问丈夫，他只那么笑一笑，什么也不说。还有一晚上，她分明听见院中有动静，又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嘁嘁喳喳的；第二天，她问，也没得到回答。这些都是什么事呢？今天，丈夫口中流着血，日本兵在家中乱搜乱抢，而且丈夫说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想哭，可是惊异与惶惑截住了她的眼泪。她拉住丈夫的臂，想一样一样地细问。她还没开口，敌兵已由屋中出来，把一根皮带子扔给了白巡长。
钱先生说了话：“不必绑！我跟着你们走！”
白巡长拿起皮绳，低声地说：“松拢上一点，省得他们又动打！”
老太太急了，喊了声：“你们干什么？要把老头儿弄了到哪儿去？放开！”她紧紧地握住丈夫的臂。白巡长很着急，唯恐敌兵打她。
正在这时候，孟石苏醒过来，叫了声：“妈！”
钱先生在老妻的耳边说：“看老大去！我去去就来，放心！”一扭身，他挣开了她的手，眼中含着两颗怒、愤、傲、烈，种种感情混合成的泪，挺着胸往外走。走了两步，他回头看了看他手植的花草，一株秋葵正放着大朵的鹅黄色的花。
瑞宣从护国寺街出来，正碰上钱先生被四个敌兵押着往南走。他们没有预备车子，大概为是故意地教大家看看。钱先生光着头，左脚拖着布鞋，右脚光着，眼睛平视，似笑非笑地抿着嘴。他的手是被捆在身后。瑞宣要哭出来。钱先生并没有看见他。瑞宣呆呆地立在那里，看着，看着，渐渐地他只能看到几个黑影在马路边上慢慢地动，在晴美的阳光下，钱先生的头上闪动着一些白光。
眯眯瞪瞪的他走进小羊圈，除了李四爷的门开着半扇，各院的门还全闭着。他想到钱家看看，安慰安慰孟石和老太太。刚在钱家的门口一愣，李四爷——在门内坐着往外偷看呢——叫了他一声。他找了四大爷去。
“先别到钱家去！”李四爷把瑞宣拉到门里说：“这年月，亲不能顾亲，友不能顾友，小心点！”
瑞宣没有回答出什么来，愣了一会儿，走出来。到家中，他的头痛得要裂。谁也没招呼，他躺在床上，有时候有声，有时候无声地，自己嘟囔着。
全胡同里的人，在北平沦陷的时候，都感到惶惑与苦闷，及至听到上海作战的消息，又都感到兴奋与欣悦。到现在为止，他们始终没有看见敌人是什么样的面貌，也想不出到底他们自己要受什么样的苦处。今天，他们才嗅到了血腥，看见了随时可以加在他们身上的损害。他们都跟钱先生不大熟识，可是都知道他是连条野狗都不得罪的人。钱先生的被打与被捕，使他们知道了敌人的厉害。他们心中的“小日本儿”已改了样子；小日本儿们不仅是来占领一座城，而是来要大家的命！同时，他们斜眼扫着冠家的街门，知道了他们须要极小心，连“小日本儿”也不可再多说；他们的邻居里有了甘心做日本狗的人！他们恨冠晓荷比恨日本人还更深，可是他们不会组织起来与他为难；既没有团体的保障，他们个人也就只好敢怒而不敢言。
冠晓荷把门闭得紧紧的，心中七上八下地不安。太阳落下去以后，他更怕了，唯恐西院里有人来报仇。不敢明言，他暗示出，夜间须有人守夜。
大赤包儿可是非常的得意，对大家宣布：“得啦，这总算是立了头一功！咱们想退也退不出来了，就卖着力气往前干吧！”交代清楚了这个，她每五分钟里至少下十几条命令，把三个仆人支使得脚不挨地地乱转。一会儿，她主张喝点酒，给丈夫庆功；一会儿，他要请干姊妹们来打牌；一会儿，她要换衣裳出去打听打听钱先生的消息；一会儿，她把刚换好的衣服又脱下来，而教厨子赶快熬点西米粥。及至她看清冠晓荷有点害怕，她不免动了气：“你这小子简直不知好歹，要吃，又怕烫，你算哪道玩意儿呢？这不是好容易找着条道路，立了点功，你怎反倒害了怕呢？姓钱的是你的老子，你怕教人家把他一个嘴巴打死？”
晓荷勉强地打着精神说：“大丈夫敢作敢当，我才不怕！”
“这不结啦！”大赤包儿的语气温柔了些。“你是愿意打八圈，还是喝两盅儿？”没等他回答，她决定了：“打八圈吧，今个晚上我的精神很好！高第！你来不来？桐芳你呢？”
高第说要去睡觉。桐芳拒绝了。大赤包儿发了脾气，想大吵一阵。
可是，招弟说了话：“妈！你听！”
西院里钱太太放声哭起来，连大赤包儿也不再出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