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战运动风起云涌，黑人权力运动此起彼伏，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的狂乱时期。密西西比州也有自己的黑人激进分子，那就是新非洲共和国组织（RNA）。1968年，马尔科姆·艾克斯[2]曾经的亲信在底特律成立了该组织，并呼吁成立一个独立的包括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及路易斯安那州在内的黑人国家。新非洲共和国组织倡议合作化经济和社区自给自足，不过它的宣言还要求美国政府割让五个州，同时赔款4000亿美元给非洲裔美国人，以补偿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奴隶制度以及种族隔离制度。
不幸的是，对于新非洲共和国组织来说，大部分美国南方居民都对让渡自己的州给激进非洲裔美国人这个想法不感兴趣。在时任领袖伊麦里·奥巴戴尔的指挥下，新非洲共和国组织搬到了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刘易斯街的一处房产中，门口还安排了警卫，每天扛着一把短枪在前门走廊上巡逻。虽然这种行为并不违背法律，但肯定搞得邻居们和警察局人心惶惶。警局巡逻车开过他们的房子，那些警卫甚至会拿枪指着警察。
新非洲共和国组织搬过来几个月后，杰克逊市的FBI特工接到消息，有个底特律的杀人犯逃到了他们的房子里。警察已经从曾在那里居住过的线人处了解到，该组织已经在房子周围修建了沙坑和枪眼。假如我们以抓捕逃犯为名进行搜查，就会让警员们置身险境。尽管当时执法部门中的特警组已经有了雏形，但不管是FBI还是杰克逊市警局，当时都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特警组——也没有人质谈判专家。于是，杰克逊市警局和埃尔默·林德伯格管理下的FBI特工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计划，他们打算利用一台装甲车和一群勇敢的警官承担这个任务。他们把车开到房子门口，然后直接用扩音器把里面的人喊出来。
那是1971年的夏天，在这之后，纽约的阁楼监狱发生暴动，其危机处理十分失败，警方对于这起事件所作的反应让所有人感到羞耻，警方的无能也迫使执法部门开始寻找新的办案途径。就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哈维·斯伯格和弗兰克·博尔茨也正在寻找人质事件的新解决途径。纽约警察局已经搞砸了不少案子，他们深知，相比从前门冲进去开枪射击，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斯伯格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博尔茨则十分擅长抓捕罪犯，近些年来，他们俩一直在研究新的谈判方法。FBI学院认为这是个好事情，于是也参与其中，人质谈判模式由此出现在执法行动中。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充斥着种族暴动、反战运动，暗杀公共人物行动和街头暴力，因此美国公民对警方采取非暴力手段办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
不幸的是，新非洲共和国组织事件发生的时候，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还没出现早期的人质谈判。警察们为追捕谋杀案嫌疑犯，带着搜查令赶到该组织藏匿的房子前，并与房内的居民发生交火，在一片枪林弹雨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杰克逊市警察卢·斯金纳就牺牲了，另一名警察也受了伤，FBI特工比尔·斯金格则大腿中弹。又过了几分钟，枪声逐渐停止，房内居民向警局投降，没再出现更多伤亡。
然而，这次事件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嫌疑犯并不在现场，他之后在底特律被抓获。那时我和科尔比·莫斯特工刚完成纳齐市的任务，正在回杰克逊市的路上，并在收音机中听说了这次警方的突袭行动。我们一路开着警笛，马不停蹄地赶回杰克逊市，但是我们还没赶到现场，行动就已经结束。空气中仍弥漫着战火的气息，那是一个可怕的情景，警察和特工受了伤，大量嫌疑犯被拘留，无数目击者见证了这一切。这是不当执法造成的后果，我们后来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天，很明显，执法部门必须要重新审视其应对高危险人质情况的处理措施。
作为杰克逊市“首席办公室特工”，我被交给了许多特工教官，他们跟我分享自己的经验，教我怎样成功完成任务，告诉我如何让自己置之事外。“疯狗”让·杰克逊，哈尔·莱奇福德、警官萨姆·詹宁斯、塞西尔·摩西都是很优秀的特工，他们在1964年成立了杰克逊市FBI分局。当时，有三名民权工作者在纳什巴县被杀害，该案成为新成立的杰克逊FBI分局接收的第一起民权调查。在此之前，密西西比州的FBI特工都是来自孟菲斯和新奥尔良分局。
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施沃纳三人驱车向南，来到密西西比州纳什巴县境内参加黑人选民的登记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只有5%的适龄黑人选民被登记在案、有权投票。多年来，黑人一直努力成为登记选民，但受到极大阻挠，因为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松散地实行了一个阴谋，他们通过荒谬的读写能力测试来限制登记。在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等几大组织的联合努力下，组织起一车又一车的北方大学生来南方登记黑人选民。那是1964年的夏天，因此他们把这次行动叫做“自由之夏”。
就是在那里，钱尼、古德曼和施沃纳被诬陷超速，遭到警方拘留。根据之后的庭审证词，警察将他们三个人关押了几个小时，随后就打算将他们释放，纳什巴县警官劳伦斯·雷尼将此事通知给几个本地的三K党员。那天晚上，这几个民权运动者刚一从监狱停车场开车出来，三K党人立即跟上了他们，并迫使他们把车停下来。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要看你愿意相信哪个三K党人的证词了。44天后，有人在一个堤坝附近几米深的红色泥土下发现了他们伤痕累累、被子弹洞穿的尸体。
命案发生后，胡佛当众宣称要对“三K党”发动战争。特工们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半，只剩半天用来在周日上午跟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电影《密西西比在燃烧》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暴乱，那时连密西西比的黑人教堂都被人放火烧掉了，FBI特工跟三K党人陷入了僵局。据说，当时杰克逊市特工办公室关于三名民权工作者失踪案的调查一度陷入停滞，于是一群特工绑架了一名三K党人，把他带到森林的沼泽地里，给他看了一个箱子，箱子里装了三万美元。特工们还拿一把短枪指着三K党人的脑袋，要他自己做个选择。这个家伙充分展现出一名三K党人应有的智慧，他选择了金钱，告诉特工们去哪里找尸体。接下来的故事就淹没在密西西比的历史中，特工长官罗伊·摩尔因破获该案，受到胡佛的公开嘉奖，但事实上功劳属于那些走在街头的基层特工，他们与三K党人面对面地对抗，逐渐从这些残忍的种族主义者手中夺回了密西西比州。
FBI调查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强度十分大，终于在1967年，联邦大陪审团以侵犯钱尼、古德曼和施沃纳三人民权的罪名，起诉了18名三K党人，其中只有7名三K党人被判刑。当地警方拒绝指控这桩谋杀案的所有嫌疑犯。2005年6月，距离谋杀案已经过了41年的时间，地区检察官终于以谋杀罪名指控嫌犯埃德加·雷·基伦，这表明密西西比州的人权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基伦是当地的“三K党”成员，还是浸信会的牧师，就是他策划了当年那起伏击。该案件在费城进行了连续四天的审判，那时基伦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不得不坐在轮椅上。法官判给他60年有期徒刑，而这个法官在小的时候，还曾到基伦布道的教堂里参加过礼拜。
事实上，“三K党”从未真正远去，我从杰克逊市调到牛津市后，连续接手了一打“三K党”的案子。我要定期查看他们的下落，写下被调查者的报告，例如“三K党”头目计划在周六晚上绑架一个黑人，并把他吊死。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在1971年，那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三K党人常常是独来独往的，因为他们普遍不善长交际、缺乏教养、性格极端、脾气暴躁，所以很少有人受得了他们。他们常常住在树林深处的某个地方，或者公路尽头，这样别人就没法打扰他们。他们住处的院子前面都摆着一辆破车、一个坏的洗衣机，以及一只独眼狗跑出来迎接陌生人，撕咬公务车的轮胎——那是一台1967年的甲壳虫，安装有伸缩天线，但是没有空调。我待在牛津市的那一年里，这台蓝色的旧车似乎从没降温过。在I-55公路上，我会把车窗全部打开，将时速开到110英里，这时整台车子就会发出哀号，简直就像发情的种马，然后对密西西比高速公路安全巡警挥手示意。密西西比的警察喜欢像理查德·佩蒂那样开车在州际高速上驰骋，这成了最受欢迎的游戏。我想这是因为高速路提供了很多车道，让大家觉得刺激。
每当我审讯一个三K党人时，总会听到他们用各种言词侮辱胡佛总统、最高法官、民权以及黑人。我的审讯任务完成得不够多，但是起码提醒了他们FBI的存在。令人遗憾的是，密西西比所有关于“三K党”的新闻报道，都说“三K党”并不代表全部的历史。有许多傲慢的密西西比人不断为那些激进主义者的行为向我们道歉，但在新闻中却是另一回事了。
我在杰克逊市待了几个月，在牛津市待了一年。此后，我受够了落后的密西西比，调到洛杉矶分局。为庆祝自己的解脱，我和妻子罗宾卖掉了那台旧甲壳虫，买了一台新福特（车里安装了空调）。我们开着新车在牛津市中心广场转了最后一圈，遇到一辆冒着黑烟的小货车。我们把车停下来，看到小货车后窗的行李架上挂着一把短枪，一只黑狗笔直地站在后座上，后挡板上写着一行字，“《圣经》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就是这样。”读完后我俩彼此会心一笑。
好莱坞的生活肯定会比这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