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国》
[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
英国人赫德逊写的这本书，叙述十九世纪以前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对专治中西交通的学者或许是一本参考书，但一般读者亦可作为知识性读物置于床榻几案，其可读性不差于叙事散文。书中追溯西方人最初在向东方跋涉的那段历史时，特别强调希腊城邦文化中滋生的重商主义的开拓精神，是“神圣的贸易权利”使西方人在走近中国的过程中成了主动的一方。那些古老史实所包孕的种种话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末的WTO谈判。
其实，自古以来，贸易也是中国人跟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主要纽带，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便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宋代的商舶自泉州、广州的港埠放洋远航，往来于东南亚和波斯湾之间。商人和老百姓并不愿意闭关锁国，而明清以前的中国政府亦鲜有海禁之蠢事，许多时候是地理空间阻隔了跟外界的交往。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同样也使西方很少了解中国。赫德逊的书里首先回溯到纪元以前，那时西方人对中国一鳞半爪的听闻，全赖商旅辗转传述。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据此推测从亚速海到东方的路线，一直排列到伊塞顿人居住的地区（今新疆准噶尔一带），再往前就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伊塞顿人就是中国古书上所称的乌孙或月氏，当时这些游牧民族居住的地区并不属于周天子的地盘。希罗多德的空间想象已经进入了半个亚洲，还是没能神游到中国。
希罗多德之后的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使希腊人的居留地散布到西亚，将两河流域、伊朗和印度捏成一个与地中海各地互相交往的世界，却未敢越过帕米尔分水岭。亚历山大驻兵帕米尔二百多年以后，汉朝大将李广利横扫西域，这时希腊人早已远远撤过兴都库什山脉。真是两山不相遇。赫德逊于此大发感慨：如果没有这个时间差，让李广利碰上希腊军队，那就是中国跟西方的第一次正面碰撞。贸易之外，战争也是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那便是以残酷的手段向弱者揳入异质文明。
西方对中国最初的认识，显然得自古代的丝绸贸易，自张骞通西域之后，到公元六世纪以前，这种生意一直做得很火。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从中国运抵罗马的丝绸要经过重重中介，中亚和西亚的许多商人从事着这种转手贸易。隔山买牛难以实现真正的沟通，所以“丝绸之路”并没有形成中国和西方的直接对话。有记载表明，早在公元一世纪末到二世纪初叶，也就是中国的东汉和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双方都曾试图建立直接的交往。赫德逊书中引述《后汉书·西域传》所述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一事，有谓：
和帝永元九年（按，公元九十七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甘英遇海而返，是因为安息人存心阻挠两边的直接交往，向他隐瞒了通往大秦的陆路通道。而与此同时，罗马方面亦试图向东拓进。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一位名叫马埃斯的丝绸商人至少越过了帕米尔高原，只是说不准他是否深入中国腹地。赫德逊书里特别指出，罗马人希望跟中国建立联系的心愿显然更加迫切，因为他们想把那种间接贸易变成直接贸易，甚至六世纪时，干脆想通过土耳其向东开辟一条更便捷的丝绸之路。可是罗马人万万没有料到，当他们把土耳其人笼络得差不多的时候，产自君士坦丁堡的丝绸竟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自己家门口！原来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东方的蚕种已经被人经印度偷运过来了，这使得罗马人的一切努力都成了多余。
历史就这么会捉弄人，刚要出现的一次机会又悄悄溜走。如此一再蹉跎，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与西方居然没能从直接的贸易往来中发展正常关系，而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认识西方，竟缘于一种罪恶的贸易——鸦片贸易，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战争。
赫德逊并不讳言，西方对中国的主动接触有时是以坚船利炮开路，充满霸权主义的血腥。所以，书中的若干论点多少带有一点道义上的忏悔意味，或许这是作者一再提示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世界如何产生影响的叙述动机。如果说，中国文化参与了欧洲文明的形成还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那么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辩护则透露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的价值反思。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写作此书的一九三〇年代初，似乎就已预见“全球化”的前景，面对不平等的发展态势，回视一种失落的文明，不由发出深深的喟叹。
《自达尔文以来》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著，田洺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一九五九年，时逢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一百周年，欧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纪念活动。未料美国遗传学家H.穆勒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穆勒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影响甚巨，此言既出，自是舆论大哗。其实，穆勒的惊人之语只是一番慨叹，因为在他看来，这一百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总是被人误解或曲解，而真正的理解似乎成了一桩难事。
问题在于，生物进化究竟是物质性的自然选择，还是如同上帝造物似的体现了某种精神预设目的？自从进化论诞生以来，人们在对这一理论的哲学阐发中注入了太多的神学观点乃至政治偏见，所以事情变得复杂了。好在七十年代末，一位后起的古生物学家S.古尔德怀着向公众澄清真理的心愿，写了《自达尔文以来》一书，从达尔文的基本理论说起，一直讨论到社会习见和某些政治观念对进化思想的影响，批驳了种种作为政治偏见的生物学决定论，总算替穆勒吐了一口恶气。
古尔德本人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科学家，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类科普作家，可是他这本书写得相当通俗而有趣。其笔下所至，无论是专业学者颇感困惑的寒武纪生命“爆发”问题，还是生物物体的大小与形状，一切叙述都是那么生动、简明。这里，他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散文笔调细说生物进化的历史掌故，把科学论述中常见的艰涩与枯燥撇到一边去了。不过，对这本书来说，可读性也许不是最主要的，书中关于进化论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影响的讨论无疑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作者深深厌恶那些从扭曲达尔文学说的迷雾中衍生的“达尔文主义”和“社会生物学”，他清楚地意识到：从十八世纪胚胎学引申的谬见到十九世纪的颅骨测量学，再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于智商遗传率的似是而非之论，所有这些种族主义的生物决定论构成了西方历史上一个长期悲凉的故事。作者在维护科学的纯洁性与真理性的同时，几乎是怀着人文学者的社会良心与正义感。
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题词：“献给我的父亲，我五岁时他带我去看霸王龙。”作者在成为科学家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第一次观察恐龙标本的情形，后来总有一天他会想到，上帝没创造过那玩意儿。
《托克维尔回忆录》
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是法国七月王朝垮台的一天。托克维尔一早从卧室出来就撞上哭哭啼啼的厨娘，这女人刚从街上回来，语无伦次地向主人诉说卡皮辛内大街上军队枪杀平民的情形。托克维尔出门时，街上已空无一人，商店都没有开门。此时此刻，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心惊肉跳，因为巴黎两天前已开始陷入骚乱。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当日的事况。这天上午他去了几位众议员府上，跟博蒙、雷米萨、科尔塞勒、朗瑞内、迪福尔那些左翼反对派磋商局势。前一天，路易·菲利浦国王解散了基佐内阁。
托克维尔接着写道：“我回到议会，议会根本没有开会。议员们像一群失魂落魄的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交谈着谣言，没有可靠的消息。这哪像议会，倒像群众赶集，因为没有人领导它了。”二月二十四日以后那几天，巴黎充满极度的恐怖，到处是路障和武装人员，托克维尔认为只有罗马遭遇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入侵时的情形可与之相比。
这部回忆录具有即时即景的现场感，一切描述都栩栩如生。议会大厅里，光身穿着一件旧礼服的布朗基兀然出现在讲台上，像是刚刚从下水道阴沟里钻出来，浑身带着霉味；造反分子涌入时，拉马丁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梳理着汗渍渍的头发；阿弗尔广场上，流浪汉们朝国民自卫军的士兵高喊“改革万岁”，士兵们不情愿地回应道“改革万岁”；腰挎军刀的贝多将军被比诺元帅派去镇压起义者，却在街头发表安抚民众的演讲……
在这书里，托克维尔并非回叙自己的一生，所有的记述只是集中于有限的几个时间节点，主要是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事变，以及第二年他在第二共和国内阁出任外长的若干片段。他要向自己说明，革命到来时自己做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而，作者并不认为这是一场事先计划好的革命，那种鼓吹事先“密谋”的说法只是想编织一套镇压的口实。他写道：“革命是由人们精神的一种通病自发地产生的，这种通病突然在谁也不能预料的意外状况下把事态引向危机。至于所谓的那些革命策划者或指导者，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策划，什么也没有指导。他们唯一的功劳，就像是冒险家发现了一大片不为人知的陆地。也就是说，风把你推到哪儿，你才能走到哪儿。”
那么，革命之风是怎么刮起来的？托克维尔在书里摘引了前一年为议会执笔的一份文件，其中写道：“……法国大革命废止了所有的特权，破坏了排他性的专属权，而只将财产所有权保留下来。……但在今天，财产所有权只是被打倒的贵族的最后残余，当它已经孤立无援地存在于平等化的社会之中，藏在也受到敌视和憎恨的其他许多权利背后的时候，它的危机就很大了。而在今天，每天受到民主舆论的直接的、不断的攻击的，也只是财产所有权了……”有鉴于此，托克维尔断言“我们正睡在活火山上”。
正因为担忧财产所有权和个人自由，托克维尔奋不顾身地登上政治舞台。其实，无论在七月王朝还是路易·波拿巴时期，托克维尔和他周围的那些人都只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夹缝中周旋。看上去，他们个个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其实他们谁也不知道蹲在街垒后边的是敌人还是同盟者。那是一个十分诡谲的时刻，社会主义者、山岳派、共和派和自由主义者，谁也无法掌控大局，在几起几落的潮流中他们已统统颜面扫地。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开篇就说：“除了很少几章之外，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但马克思认为，在这一连串失败中灭亡的并非革命本身，而是一些传统社会关系的残余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那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在马克思看来，自是革命得不彻底。可是托克维尔认为，“在对独立不羁精神的热爱之后，继之而来的将是对自由制度的恐惧，可能还有对这种制度的厌恶。自由被滥用之后，就必然要回归到原来的样子”。托克维尔的回忆中一再提示这种钟摆似的“反向运动”。
显然，六月事件是一个关键。托克维尔认为，是六月起义导致了后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使法兰西由共和直接走向专制。但马克思认为，根子在于对六月起义的镇压。
《思旧录》
收入《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吴光等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明代读书人与清儒迥异，不独学理学风几无近者，做人的趣味也相去甚远。明之儒者如吴康斋、陈白沙、王阳明辈讲究身体力行，人生或有鸢飞鱼跃之精彩瞬间。往后王畿、王艮、颜钧、李贽等渐流于跅弛，学术与性情更无以分别。在谨守规范的清代学问家们看来，那种类似“行为艺术”的做法也实在令人瞠目。至天启、崇祯间，君子小人门户分明，士林同气相求，交游结纳之风益盛。梨洲晚年手订《交游尺牍》，自言：“束发交游，于当世之名公巨卿，鲜有不抠衣进谒者。”可见其人脉之深，声气之广。又作《思旧录》，追述早年交游，是谓“其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追忆而志之”。书中列刘宗周、文震孟、范景文、张溥、钱谦益、瞿式耜、张煌言、顾炎武等一百一十七人，各具述传状。其中师尊长者十之二三，余多侪辈俦匹亦皆前朝名宿。
从《思旧录》开出的这份名单看，黄宗羲的社交圈子大抵不出东林、复社一脉。如刘宗周、文震孟、范景文、倪元璐、钱谦益、方震孺、朱大典、徐石麟那些人，都是上了“东林党人榜”的；而张溥、张采、陈子龙、吴应箕、杨廷枢、陈贞慧辈，乃复社中坚。另如大名鼎鼎的陈继儒，则是东林一派的同情者。其实，梨洲的父亲黄尊素就是东林核心成员。天启间，尊素与杨涟、左光斗等疏劾魏阉，因遭忌恨，均下狱坐毙。有此家庭背景，梨洲自幼即具爱憎是非之慨。作《思旧录》之时眼见大势已去，追怀国难尽节或从亡海外之士，心境亦自悲凉。想当日投缳、坠井、饮鸩、自焚，各个慷慨赴死，如此决绝惨烈，委实感天动地。有记余煌一则，谓绍兴城破之日投水自尽，身体在漩涡中沉下去又浮上来，“出没久之，犹举首曰‘忠臣难做’，复力沉而死”。梨洲绘述其状，如在眼前。
清兵南下之际，梨洲亲身参与抵抗，跟从鲁王辗转海上，流徙中感触亦深。其述吴钟峦于舟中率生员行冠礼一节，读来颇有风啸啸之肃穆意味。又谓：“觞余于鲸背之上，落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人物与景状，历史之悲情，尽在其中。此等文字不在韩柳之下。梨洲怀人思旧，自有存其性情品格之意，如写陈龙正之迂阔，卓人月之豪爽，寥寥数语，声色俱在。写梅朗中一则，略叙早年相遇南都之事，秦淮名士之倜傥风流可见一斑，如云：
夜半鸟声聒耳，朗三推余起听曰：“此非喧鸟覆春洲乎？如此诗境，岂忍睡去！”薄暮，出步燕子矶，看渔舟集岸，斜阳挂网，别一境界。有言某家多古画，余与朗三往观，二更而返。月明如昼，复上酒楼沽饮。
明亡以后，每忆前尘往事，梨洲犹自恻恻。记倪元璐亦追忆其园林竹海，仅“磨有声”三字就是一幅画面，而“先生殉节以后，余再过之，其地已为瓦砾矣”。
早年朋辈相遇，观摩图书乃一大乐事，梨洲叙述令人神往。如写祁彪佳一则：“入公书室，朱红小榻数十张，顿放书籍，每本皆有牙签，风过铿然。”又记梅朗中：“戊寅，余登其家三层楼，禹金读书之所也。古木苍然，下临古冢……”记孙爽：“桑间败屋，图书精致，吟咏自如。”记张溥：“天如好读书，天姿明敏。闻某家有藏书，夜与余提灯而往观之。”
入清后，既为遗民，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如说到余增远：“改革以后，居城南破屋，床头屋漏，则以鳖甲承之，担粪灌园，似老农家……”又写汪沨：“改革后，不入城市，寄迹于僧寮野店。”其惨状更甚，“己亥，笑鲁迎余及魏美至其庵中，夜月甚明，笑鲁以卧榻让我两人，止有一被，五更不胜其寒，魏美与余贴背相磨，少取煖气。”
明人确有性格，而《思旧录》中的人物也多具信念，可是明朝还是亡了。何以如此，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交代。梨洲援笔为文之际，脑子里大概也还未能转过弯子（情感上很难接受明亡的事实），更未能就士者之人格形态检讨儒家礼法之弊。有道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士大夫对于自身文化品格的过度崇尚，大抵是明亡的原因之一。然而，也许正是怀着情感而不是理路上的反省，兵燹之后的幸存者才有这般让人心酸的文字。
《文学讲稿》
[美]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执教那几年，开过一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欧洲小说大师”的课程，那是一九五〇年前后。后来他曾打算将那些讲稿整理成一本书，可始终没顾得上这事。纳氏去世后，由弗莱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编辑的两卷本《文学讲稿》（Lectures on Literature），分别于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年问世。中译本《文学讲稿》即其中第一卷，第二卷专讲俄罗斯作家，中译本称《俄罗斯文学讲稿》。鲍尔斯还整理了纳氏后来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的《堂吉诃德讲稿》，于一九八三年出版。
这里只说《文学讲稿》。书中依次分析了七位欧洲作家的代表作：一、简·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二、狄更斯《荒凉山庄》，三、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四、史蒂文森《化身博士》，五、普鲁斯特《斯旺宅边小径》，六、卡夫卡《变形记》，七、乔伊斯《尤利西斯》。这个目录绝非无可挑剔，史蒂文森的名字搁在里边未免有些碍眼。纳博科夫最初斟酌选目时，曾写信征求大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意见，后者坚决认为应该把史蒂文森拿掉——“史蒂文森是二流作家，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显然，纳博科夫与威尔逊在审美观念上有着不小的分歧，厄普代克为本书撰写的前言中特别说到这一节。譬如，奥斯丁最初竟不在目录中，纳氏坦率地说：“我不喜欢简，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见。她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但威尔逊认为狄更斯和奥斯丁二人是最伟大的英国小说家，而且“无与伦比”。在另一封信中，威尔逊建议他读读《曼斯菲尔德庄园》，并强调说奥斯丁是六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其他五位是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济慈和狄更斯）。看来，最终确定的目录是纳博科夫与威尔逊意见的勉强折中。
然而，奇怪的是后来纳博科夫对奥斯丁的看法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他不但在课堂上开讲《曼斯菲尔德庄园》，甚至还让学生们去阅读书中人物提到的那些作品（那可是一长串的书目）。即便在“新批评”理论家倡导文本细读的一九五〇年代，这种延伸性阅读也显得过于细苛。这事儿若是出现在博尔赫斯笔下，准是一个头脑冬烘的搞怪教授，让学生去阅读作品中人物提到的作品中的人物提到的作品中的人物提到的……以致弄出一个“书中书”“镜中镜”的无限衍生的文本。
纳博科夫坚持要讲史蒂文森，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喜欢，这不难理解。对于那些擅长推理性想象的作家，他有一种偏爱，比如爱伦·坡、儒勒·凡尔纳、柯南·道尔和威尔斯。可是，难道他真的是重新认识了奥斯丁，发现了她的伟大？这可不好说。
埃德蒙·威尔逊的意见恐怕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很难说当初纳博科夫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认领了奥斯丁。一九六七年他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谈到与威尔逊的关系，他只提到二十年前他们一起为《新共和》杂志翻译普希金诗歌的事，说着又补充了一句，“去年他竟敢质疑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理解，真是愚蠢至极。”对于艺术理解的分歧，竟让纳博科夫斥之“愚蠢至极”，这表明他们早年的友谊已不复存在。当年威尔逊质疑他对史蒂文森的欣赏，也许还让他耿耿于怀。
纳博科夫初来美国时自然要为生计着想，他先是在卫斯理学院找到一份讲师教席，同时在哈佛动物博物馆兼任昆虫学研究员（这种“研究员”并非高级职称），因为他没有高级学历，在美国的大学里很难获得稳固的学术地位。他能够来康奈尔大学执教，是该校拉丁语系主任莫里斯·毕晓普特别欣赏其才华的缘故。至于开设欧洲小说这门课程，是因为他的俄文班学生人数太少，所以被指定另开一门英文课程。当然，这种为稻粱谋的教书生涯并非意味着他讲课不花心思，事实上从这部讲稿来看，他投入的精力相当不小。
只是，这部《文学讲稿》并不像许多学者和文青所推崇的那么有价值。
纳博科夫的讲法是将作品像拆卸机器似的全都拆开，时间，空间，人物关系，再是一桩桩事件，一个个主题变换……照他自己的说法，“一个读者若能了解一本书的设计构造，若能把它拆开，他就能更深刻地体味到该书的美”。比如，他举述奥斯丁用四种方法刻画人物：一是直接描写（穿插着作者的冷言妙语），二是用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三是通过间接引语（人物对话被间接提及或部分引用）刻画人物，四是提及某个人物时就模仿那人的原话（他承认这一手法用得很少）。这些只能说是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手法，尤其前边两条任何小说都少不了，第三条也常见，如果说第四条才是独门暗器，可是用得很少也很难说是一种特色。按照这一二三四的解剖要领，纳博科夫将整部小说从头至尾拆了个七零八落，却并没有给读者某种特别的启示。因为讲述得杂沓而琐碎，很少表现出某种审美趣味，其他各章的讲法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也是大学教师分析作品的常规套路。当然，这不能怪他，通常的课堂教学就是这样，他首先要考虑如何用书中的事例拴住学生的思绪，好把时间打发过去。
又如，在卡夫卡一章里，纳氏先是饶有兴味地分析格里高尔变成的甲虫究竟属于哪种昆虫——不是某些注释者所说的蟑螂，也不是书中女仆形容的蜣螂（屎壳郎），而是一种属于鞘翅目的圆顶状甲壳虫。这里，纳博科夫充分显示了自己作为昆虫学家的专业优势。他认为，无论格里高尔还是卡夫卡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他把《变形记》分解成三个部分二十七个场景，整个儿复述了一遍。家庭的主题、门的主题、时间的主题……还有数字“三”的主题：房间里的三扇门，家里的三个人，前后出现过三个用人，来了三个留胡子的房客……终于发现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象征意义：三位一体，三连音，三和弦，三联画……，最后又扯到小说的三幕剧形式，好像从机器上拆下三个曲轴，就能证明上帝造物的旨意。
当然，纳博科夫的机智是不用说的，他概括奥斯丁风格要素的几段话，足以让认真做笔记的学生忙乎个不停。譬如，借用象棋术语“马头棋步”归纳范妮的情感偏转，还有他称之“带笑靥的句子”的暗讽手法，还有所谓“警句式语调”……不过，他转过来又说，这种风格并不是奥斯丁的发明，甚至也不能说是英国人的发明，他认为这种风格缘自法国文学，是那个时代的时髦文风，奥斯丁只是把这一手玩得炉火纯青而已。说到底，他并没有说出奥斯丁的风格是什么，奥斯丁的重要性在哪里。
在这部篇幅不小的讲稿中（中译本有三十三万字），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纳博科夫自己的灼见。如乔伊斯一章里，他说到莫莉·布卢姆的平凡、粗俗，特别指出“她能够对生活中肤浅的可爱事物表现出丰富的情感反应”，这样的评论才真正让人明白什么是小说家的艺术感觉。又如，在福楼拜一章里，说到爱玛也有一段精妙的概括：“她的风韵、聪颖、美貌，她那漫无目的的智慧，她的想象力，她偶尔流露的温柔体贴，以及她小鸟般短暂生命的悲剧式结束，这一切掩盖了她的鄙俗。”还有狄更斯一章，他特别提示小说修辞的“重复”手法。纳博科夫自己是很有创意的小说家，对别人的手法自然洞若观火。但是作为教案，这些局部和细处的妙意都显得无足轻重，因为在纳氏看来，重要的首先是要解剖一个构造，讲解机器零件以及零件的材质与功用，等等。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原刊《书城》2015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