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里哀先生总是随叫随到，去看望病人和临终的人。他非常明确那是他最主要的职责和最主要的任务。他不用请，会主动去孤儿寡母家。他也会一连几个小时，默默地坐在失去爱妻的男子身边，或者失去孩子的母亲身边。他善于把握何时开口，也善于把握何时闭口。令人敬佩的安慰者啊！他无意用忘却抹去痛苦，反借希望使之伟大而崇高。他常说：“您要当心看待死去的方式。不要想尸骨要腐烂。要凝神观看，您会发现在九重天上，有您逝去的亲人的生命之光。”他知道信仰有益无害。他指着驯顺的人，极力劝导悲痛欲绝的人；指着仰望一颗星的悲痛，极力扭转俯瞰一个墓穴的悲痛。
五 每件主教袍都穿得太久
米里哀先生的私生活和社会生活，都贯穿同样的思想。能有机会靠近观察的人，就会看到迪涅主教甘于清苦，过着又严肃又感人的生活。
如同所有老人和大多数思想家那样，他睡眠很少。睡眠时间短，但很深沉。清晨，他要静修一小时，然后到大教堂，或者在自己的经堂里诵弥撒经。早餐只有一块黑麦面包，蘸着自家产的牛奶食用。吃罢便开始工作。
主教是个大忙人。他每天要接见主教区秘书——通常由议事司铎担任，几乎每天要接见他的几位副主教。他还要掌握宗教团体的活动，颁发特权证书，检查整个宗教图书馆，清理祈祷书、教理问答手册、日课经书等等，还要起草训谕，批示讲道手稿，还要调解各地本堂神父和行政长官的关系，还要处理教会方面的函件、行政方面的公函，总之日理万机，既对政府，又对教会负责。
处理完繁杂的公务，做完日课，余下的时间，他首先用来去看望贫苦人、患者和伤心的人；如果再有时间，他就干活。有时在园子里挖土，有时看书和写东西。这两种活，他统称为“耕耘”。他常说：“精神就是一块园地。”
中午用正餐，食品跟早餐一样。
将近下午两点钟，如果天气好，他就到田野或城里散步，路上经常走进陋舍。只见他拄着长手杖独自行走，目光低垂，陷入冥思苦想，身上穿着暖和的紫色棉袍，脚下穿着紫袜和粗大的鞋子，而头上则戴着平顶三角帽，由角上坠下三束菠菜籽形的金黄色流苏。
他所到之处，就跟节庆一样，仿佛一路撒播着温暖和光明。孩子和老人站在门口迎候主教，如同迎候太阳。他祝福大家，大家也为他祝福。无论谁有所需求，人们都指向他的住所。
他时走时停，跟小男孩小姑娘说说话，冲孩子的母亲笑笑。他有钱的时候，就去看望穷人；没钱的时候，便去拜访富人。
他的教袍穿得太久而破旧了，又不愿意让人看出来，进城就只好穿那件紫棉袍。可是到了夏季，未免捂得难受了。
晚上八点半钟，他同妹妹共进晚餐，马格洛太太站在身后伺候。晚餐简单极了。不过，主教若是留一位本堂神父吃饭，马格洛太太就趁机为主教大人做点鲜美的湖鱼或山里的野味。任何本堂神父，都是做一顿丰盛饭菜的借口；主教也听之任之。没有客人的时候，他的晚餐通常只有水煮蔬菜和素油浓汤。因此，城中盛传这样的话：“主教不款待本堂神父的时候，就款待苦修会修士了。”
用过晚餐，他就同巴蒂丝汀小姐和马格洛太太闲谈半小时，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写东西，有时写在单页纸上，有时写在对开本书的空白边上。他是文人，又颇有学识，身后留下五六种堪称奇文的手稿。其中有一种是论述《创世记》中的一节：“初始，上帝之灵漂浮在水面上。”[9]他用三种文本比较这一节：阿拉伯文译本上说：“上帝的风吹拂”；弗拉维乌斯·约瑟夫[10]写道：“上界的风骤降大地”；最后，翁克洛斯[11]的迦勒底文注释性翻译则为：“来自上帝的一阵风吹拂在水面上”。在另一篇论述中，他研究了雨果[12]的神学著作——那位雨果为普托勒马伊斯的主教，是本书作者的曾祖叔父——他确认上个世纪，以巴赖库尔为笔名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应当出于那位主教的手笔。
有时在阅读中，不管手上捧着什么书，他会突然陷入沉思，从沉思中醒来，便立刻在页码上写几行字。那几行字往往同书的内容毫无关系，例如，下面我们看到的几行批注，就是他写在一部四开本书的边页上，书名为：《日耳曼勋爵同克林顿、柯思华利斯两将军，以及同驻美洲海军将领的通讯录》，由凡尔赛普万索书馆和巴黎奥古斯丁河滨路皮索书馆印行。
批注这样写道：
您的存在啊：
《传道书》称您为万能之主，马卡伯家族[13]的人称您为创世主，《以弗所人书》称您为自由，巴鲁克[14]称您为无限，《诗篇》称您为智慧和真理，约翰称您为光明，《列王纪》称您为天主，《出埃及记》呼您主宰，《利未记》呼您神圣，《以斯拉记》呼您正义，《创世记》称您为上帝，人称您为天父；不过，所罗门称您为仁慈，这是您诸多名称中最美的一个。
快到九点钟时，两位妇女告退，上楼回房间休息；主教独自留在楼下，直到拂晓。
在此，有必要准确描述一下迪涅主教的寓所。
六 主教托谁看管住房
上文说过，他住的是一幢两层小楼：楼下三间，楼上三间，顶层还有一间阁楼。楼后有一座三四十亩的园子。两位妇人住在楼上，主教住在楼下。临街的那间屋当作餐室，另一间是他的卧室，第三间是他的经堂。出经堂要穿过卧室，出卧室要穿过餐室。经堂里端隔出小半间凹室，放了一张床，接待留宿的人。有了这张客床，主教先生时常接待来迪涅办事，或者为本教区的需要奔走求告的乡村神父。
原医院的药房建在园子里，是正楼的附属小屋，改为厨房和贮藏室。
此外，园子里还有一个牛棚，当初是医院的厨房；现在主教在里面喂养两头奶牛。不管挤多少奶，每天早晨他总是照例给住院病人送去一半。“这是我纳的什一税。”他常这样讲。
他的房间相当宽大，严冬日子很难取暖，而迪涅的木柴又特别贵，于是他想了个办法，雇人在牛棚里用木板隔出一小间，称之为“冬斋”，最寒冷的夜晚他就在那里度过。
冬斋和餐室一样，除了一张白木方桌和四把草垫椅子，再没有别的家具。餐室里还有一个涂了粉红胶画颜料的旧碗橱。主教将同样一个碗橱罩上白布帷和假花边，作为祭台点缀他的经堂。
迪涅城来忏悔的有钱女人和信女，常常凑钱，要给主教大人的经堂购置一个美观的新祭坛；然而每回他接了钱，就分给穷人了。
“最好看的祭坛，”他常说，“就是不幸者因得到安慰而感谢上帝的一颗心灵。”
他的经堂里有两把草垫祈祷跪椅，卧室里有一张有着同样草垫的扶手椅。万一他同时接待七八位客人，如省长、将军、驻军参谋，或者小修院的几名学生，那就不得不去牛棚搬来冬斋的椅子，去经堂搬来跪椅，去卧室搬来扶手椅；这样凑起来，就能有十一个座位接待客人。每当有人来访，总要搬空一间屋子。
有时来了十二个人，碰到这种情况，主教为了掩饰难堪的场面，如在冬天，他就站在壁炉边；如在夏天，他就提议到园子里走走。
不错，在那小间凹室里还有一张椅子，但是椅面垫子的麦秸脱落了一半，仅有三条腿，要靠墙才能坐人。巴蒂丝汀小姐卧室里倒有一张很大的木摇椅，早先漆成金黄色，包了花锦缎椅套，但是楼梯太窄，当初是从窗口吊上楼去的，算不上备用的家具。
巴蒂丝汀小姐有个奢望，能买一套细长桃花心木家具，并配有长沙发、荷兰黄丝绒椅套。但是，这少说要花五百法郎。为此省吃俭用，五年工夫才积蓄了四十二法郎十生丁，她只好放弃了这种打算。不是谁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想象主教的卧室再容易不过了。一扇门窗朝向园子，对面是床，一张铁架病床，挂着绿色哔叽天盖。床铺暗角的布帘里边，还有能显露贵绅老派头习惯的梳洗用具。卧室有两扇门，一扇挨着壁炉，通向经堂；另一扇靠近书橱，连着餐室。那架镶玻璃的书橱很大，摆满了书籍。壁炉通常不生火，木板炉台画成大理石花纹；炉里一对铁柴架上装饰的两个花纹瓶，凹槽纹从前镶有银箔，属于主教等级的奢侈品。炉台上方一般挂镜子的地方，有一块破旧的黑丝绒，上面钉着发暗的烫金木框，里边装了一个镀银剥落的耶稣受难铜像。在那扇门窗旁边摆了一张大桌案，上面有一个墨水瓶，堆满了凌乱的纸张和大部头书籍。书案前有一张草垫椅子；床铺前的祈祷跪椅，是从经堂搬来的。
床铺两侧的墙壁上，挂着两幅镶有椭圆形木框的肖像。肖像旁边中性底色的画布上，写着金黄色小字题文，标明一幅像是圣克罗德主教德·查理奥神父，另一幅像是夏特尔教区锡托修会大田修院院长、曾任阿格德代理主教的图尔托神父。迪涅主教继住院患者之后搬进这间屋里，发现这两幅画像，便保留在原处了。他们是教士，也许是施主；鉴于这两点，他尊敬他们。关于这两个人物，他仅仅知道在1785年4月27日，他们同一天得到国王封赏，一个任主教职务，另一个也任有俸圣职。马格洛太太曾摘下画像掸灰尘，主教才在大田修院院长画像背面，发现四角用胶纸粘着的一小方年久发黄的纸，上有淡淡的墨迹，标明这两位人物的出身。
窗上挂的粗毛呢帘早已破烂不堪，为了节省买新窗帘的花费，马格洛太太不得不在正中补了一大条。补缀恰成一个十字图案，主教常常叫人看，并且说道：“这有多好啊！”
楼上楼下的所有房间，一无例外刷了白灰，如同兵营和医院的规矩。
然而，下文会叙述到，近年来，马格洛太太在巴蒂丝汀小姐房间里，看到白灰下面的壁纸有装饰画。这所房子改为医院之前，曾是有产者聚会的场所，因而有这种装饰。每间屋都是红砖铺地，每周刷洗一次，床前都铺了草席。总之，多亏两位妇人精心照管，这所房子从上到下极为整洁。这是主教允许的唯一的奢侈。他常说：“这不用从穷人那里拿一点东西。”
不过，要承认，他从前拥有的东西，还留下六套银餐具和一只大号银汤勺。每天，马格洛太太都要喜滋滋地瞧瞧白色粗桌布上闪闪发亮的银器。在这里既然要如实描述，我们就应当补充一句，主教不止一次这样说：“要我放弃用银器吃饭，恐怕难以做到。”
除了银餐具，还有两只粗大的银烛台。烛台插了两支蜡烛，通常摆在主教的壁炉台上。如果晚餐有客人，马格洛太太就点着蜡烛，将两支烛台放到餐桌上。
在主教卧室的床头有一个小壁橱，每天晚上，马格洛太太就把六套银餐具和大汤勺摆进去。应当指出，橱门的钥匙从不拿下来。
园子的景致，让前面所说的相当丑陋的建筑破坏了几分。园中四条林荫小道，从一口排污水渗井交叉向四面伸展，沿着白围墙还有一条环形路径。这几条小道两侧栽了黄杨，将园子隔成四个方块。其中三块，由马格洛太太种了菜；第四块由主教种了花。园中零散还有几株果树。
有一回，马格洛太太带着几分狡黠，甜嘴甜舌地对他说：“主教大人，您什么都要派作用场，而一块方地却不利用。不如种上生菜，总比花好。”
“马格洛太太，”主教答道，“这您就错了。美，同适用一样有用。”他沉吟一下，又补充道：“也许更有用处。”
这个方块地分三四个花坛，主教在上面花的工夫，几乎等于他看书的时间。他乐意待上一两个钟头，修枝，除草，随处在土里戳洞，撒进去花籽儿。他并不像园艺工那么仇视昆虫，在植物学方面也绝不自命不凡。他不懂分科和固体病理学说，也绝不想在图尔纳福尔[15]和自然方法之间评优劣，既不站在胞果一边反对子叶，也不站在朱西厄[16]一边反对利内[17]。他不研究植物，只喜爱花卉。他非常敬重学者，更敬重没有知识的人。对这两者从不失礼，因而夏季每天傍晚，他总提着上了绿漆的白铁喷壶去浇花。
那所房子没有一扇门上锁。前面说过，餐室的门正对着大教堂广场，从前安了锁和铁闩，好似牢门。主教让人将门锁拆掉，白天黑夜只用一个插关儿扣门。随便什么过路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推门而入。这扇房门从不上锁，起初两个妇人总是担惊受怕，而迪涅主教却对她们说：“你们的房门可以安上插销嘛。”到头来，她们也信从了，至少装作信从而放心。唯独马格洛太太有时还提心吊胆。至于主教这样做的心理，从他写在《圣经》边页上的三行字中，可以找到答案，至少找到线索：“只有这点细微的差异：医生的门永远不应关闭，教士的门永远应当敞开。”
在另一本名叫《医学的哲学》书上，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难道我不跟他同样是医生吗？我也有病人，首先有他们的病人，即他们所称的病人；其次，我有我的病人，即我所称的不幸者。”
在另外一处他还写道：“不要问求宿者的姓名。求宿者要报姓名往往特别为难。”
有一天，一位令人尊敬的本堂神父来访，记不清究竟是库卢勃鲁还是蓬皮埃里的本堂神父，他大概应马格洛太太的请求，以试探的口气问主教大人：房门日夜敞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是否就那么肯定不是大大的失慎呢？而且住在极少防范的房舍里，是否就不担心发生什么不幸呢？主教郑重而蔼然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房舍如无天主守护，人再怎么看守也徒然。”[18]接着，他就岔开话题了。
他常常爱说：“龙骑兵队长有龙骑兵队长的胆量，同样，教士有教士的胆量。”他又补充一句，“不过，我们的胆量应当是平静。”
七 克拉瓦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