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那些大人全是王公贵戚，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农村主教。”
他确实讨人厌，说话做事很怪，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地位很高的同事的府上，他居然脱口讲出这样的话：
“这样漂亮的座钟！这样华丽的地毯！这样漂亮的礼服！这些东西一定烦人。我可不愿意让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终日冲我耳边嚷：有人在挨饿！有人在受冻！还有穷人！还有穷人！”
顺便说一句，仇视豪华的物品并不见得明智。这种仇视隐含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对神职人员而言，除了显示身份和举行仪式之外，就不应该讲排场，那种习惯会暴露行善济贫未免徒有虚名。身为教士而养尊处优，就是倒行逆施。教士应当靠近穷人。要劳作就必然沾些尘土，而一个人日夜接触种种苦难、种种不幸、种种贫困，自身怎么可能毫无圣洁的清寒之色呢？能够想象一个人站在火堆旁边而不感到热吗？能够想象一个工人终日在冶炉旁干活，连一根头发也没有烧焦，连一个指甲也没有熏黑，脸上没有流下一滴汗，没有沾上一点炉灰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慈悲心怀的首要证据，就是清苦的生活。
自不待言，迪涅主教先生就是这样考虑的。
同样，我们也应当相信，在某些敏感点上，他不会附和那种所谓的“时代思潮”。他不大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在牵涉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上，他也讳莫如深；不过，有人若是真的打破沙锅问到底，就会看得出他倾向于罗马教派，而不大推崇法国教派[52]。我们描写一个人而又不想隐讳，就不能不补充一句，他对逐渐失势的拿破仑的态度极为冷淡。从1813年开始，凡有抗议政府的行动，他不是参加就是赞成。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经过本地区时，他也拒不迎驾；在“百日政变”[53]期间，他还拒不指示本教区为皇帝做弥撒。
除了妹妹巴蒂丝汀小姐之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是将军，另一个任过省督。他时常给他们写信。有一段时间，他对头一个兄弟口气严厉，因为在戛纳登陆那时候，那个当将军的兄弟在普罗旺斯地区是一方指挥官，率领一千二百名士卒追击皇帝，就好像有意放行。而当过省督的兄弟为人忠厚本分，回到巴黎在珠宝匣街隐居，他给这个兄弟写信的语气就亲热多了。
可见，卞福汝主教也有表示政见的时候，也有心酸的时候，也有阴云。一时情绪的阴影，还会掠过他这片只容永恒事物的温和而伟大的脑海。当然，这样一个人还是没有政治见解为好。请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我们绝不想把所谓的“政治见解”，混同于对进步的强烈渴望，混同于爱国的、民主的和人道的信念，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信念应该是任何慷慨心灵的底蕴。仅仅间接涉及本书内容的问题，在此就不深入讨论了；一言以蔽之，卞福汝主教如果不是保王派，在静穆的瞻仰中，他的目光如果一刻也没有走神儿，那就更加出色了。须知这种静穆的瞻仰能超越人间的风云变幻，清晰地望见真理、正义和慈善这三道纯洁之光闪耀。
上帝创造出卞福汝主教来，绝不是为了一种政治作用，尽管如此，卞福汝主教以人权和自由的名义所提出的抗议，他面对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采取的高傲的反对态度、甘冒风险而大义凛然的抵抗，让我们既理解又赞赏。不过，抗拒一个逐渐失势的人，毕竟不如抗拒一个扶摇直上的人那么大快人心。我们只喜欢有危险的斗争；不管怎么说，只有最初投入战斗的人，才有权清理最后的战场。在政权如日中天的时候，谁没有百折不挠地控告，那么当政权日暮途穷的时候，他就应当缄口。只有揭发称王的胜者，才有权审判为囚的败者。至于我们，只能看着老天睁眼，降祸惩罚了。1812年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到了1813年，一向噤若寒蝉的立法院，在国难当头之际，胆量陡增，居然大放厥词，那种行径只能令人气愤，而为之鼓掌就大错特错了。在1814年，那些元帅纷纷卖主求荣；参议院从一个泥塘跨进另一个泥塘，起初奉王子为神明，这时又大肆侮辱；还有那种狂热崇拜，随后又改弦更张，唾弃自己的偶像，凡此种种不堪入目，我们理应扭过头去。及至1815年，已有大灾大难降临的征兆，法兰西因感到祸患逼近而不寒而栗，张开臂膀等待拿破仑的滑铁卢也隐约可见了，当此之际，军队和人民痛苦地欢呼气数已尽的独裁者，就丝毫也不可笑了。姑且不论这个独裁者如何，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在深渊的边缘紧紧搂在一起，这其中的悲壮意味，像迪涅主教那样的心灵，也许不应当视而不见。
除此而外，在任何事情上，他都一贯仗义，率直，公道，既精明又谦和，总不失身份；他乐善好施，又善气迎人，而善气迎人也是一种行善。他是一名教士，一位智者，也是一个人。我们刚刚责备了他的政治见解，还准备相当严厉地评论这一点，不过我们也应当指出，他还是很宽容和平易近人的，而且比起我们这些在此议论的人来，也许更为宽容和平易近人。且说市政厅有个门房，当初还是皇帝安置在那里的，他原是旧朝御林军的下级军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荣获勋章，他像鹰那样是个坚定的波拿巴分子。这个可怜的家伙常常信口胡言乱语，而根据当时的法律，那便是“叛逆言论”。自从皇帝的侧面像在荣誉团勋章上消失之后，他就不再穿“制服”了，如他所说，免得佩戴他的军功章。他虔诚地亲手将皇帝侧影像，从拿破仑授予他的十字章上取下来，这样就留下一个洞，而他不愿意用别的饰物代替。他常说：“我就是豁出去这条命，也不在我胸前挂上那三只癞蛤蟆！”他也明目张胆地嘲笑路易十八，说他是：“扎着英国绑腿的老风湿！快拖着他的辫子滚到普鲁士去吧！”他十分得意，能把他最恨的两样东西，“普鲁士”和“英格兰”，在一句话里就骂出来。骂得痛快是痛快，可也丢了差使。他和妻子儿女流落街头，衣食无着。主教让人把他找来，口气温和地责备他几句，就任命他为教堂侍卫。
米里哀先生在他的教区里，是个名副其实的牧师，是大家的朋友。
在九年当中，卞福汝主教一贯行为圣洁，态度和蔼，结果使迪涅全城都洋溢着互敬互让的家庭式温和气氛。就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为老百姓所接受，仿佛默宥了。老百姓真是又善良又软弱的羊群，他们崇拜他们的皇帝，也热爱他们的主教。
十二 卞福汝主教的孤寂
将军周围总簇拥着一群年轻军官，同样，主教周围几乎也总有一帮小教士，即可爱的圣弗朗索瓦·德·萨勒所说的“黄口小儿教士”。哪一行都有追求者，围着功成名就的人。世间哪种势力无不拥有徒众，世间哪种荣华无不拥有幕宾。追求前程的人，总要蜂拥缠着现时的赫赫显名。任何宗主国都有其参谋部。任何稍有影响的主教，身边都会围着一群小修士，他们在主教府巡逻，维持秩序，小心伺候，以博得主教大人的一笑。能讨主教的欢心，就是进身台阶，有望当上副助祭。人总应当不断进取，而教会绝不会亏待神职人员的。
世上有人戴峨冠，教堂同样也有巍峨的法冠。得宠于朝廷的主教也同样富有，坐吃年息，他们老于世故，出入于上流社会，不但懂得祈祷，也懂得祈求，不大讲究手段，促使全教会的人都来登门拜谒，充当教会和社交界之间的纽带，身为教士更像神父，身为主教更像教会大员。能接近他们都深感荣幸。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望，向周围的人普施恩泽，把富足教区的肥缺、有丰厚俸禄的教职、主教代理的头衔、随军教士的职务和大教堂里的差使，都赏给趋奉的人和亲信，赏给善于讨得欢心的一帮年轻人，将来还要将这些人提拔为主教。他们本人升迁，就能带动卫星升天，真是整整一个太阳星系在运行。他们的光芒照得随从都红得发紫。他们一人发迹，随从都能得到油水。老板管辖的教区越大，宠信分掌的地盘也就越大。况且，还有罗马在。一名主教有机谋晋升为大主教，一名大主教有机谋晋升为红衣主教，就可能进而当上教皇选举团的秘书，就可能跻身于教会最高法庭，佩戴表明身份的绣黑十字架的白呢披带，当上陪审官，再进而成为教皇侍从，再进而成为教廷官员，只需跨一步，就能从大主教升为红衣主教，而从红衣主教到教皇，只要把红衣主教的选票集中烧毁的工夫就够了[54]。凡是戴着圆帽的教士，都可以幻想戴上教皇的三重冠。如今，神父是唯一能照例成为国王的人，又是何等尊贵的国王！那是至高无上的国王。因此，一所神学院，是何等有效的培植野心的苗圃！多少见人就脸红的唱诗班的孩子，多少年轻的神父，头上都顶着佩莱特[55]的奶罐！野心又多少容易化为使命，谁知道呢？也许诚心诚意，错而不觉还自迷其中！
卞福汝主教又朴实又穷困，与众不同，不属于头戴大法冠之列。这情况一目了然：他身边根本没有年轻教士。大家都知道，在巴黎“他吃不开”。没有一个年轻人想把自己的前程寄托在这个孤独的老人身上。没有任何发为幼苗的野心会如此愚蠢，会在他的荫庇下生长。他的那些议事司铎和副主教，全是和善的老头，跟他一样有些土气，和他一样困守在这个教区里，无路通往红衣主教的职位；他们很像他们的主教，唯有一点不同：他们是完事的人，他是成事的人。刚出神学院校门的青年，分到卞福汝主教手下任职，都明显感到不可能成长壮大，纷纷走门路尽快离开，投向艾克斯或欧什的大主教。因为，我们再重复一次，谁都想要发迹高升。陪伴一个过着清心寡欲生活的圣徒，是相当危险的；他可能把无可救药的穷困症传染给你，害得你腿关节僵硬，难以往前行进，总之，你不得不更加克制自己。有鉴于此，大家都逃避这种癞疥似的德行。这就是为什么卞福汝主教的周围冷冷清清。我们生活在阴暗的社会里。要飞黄腾达，这就是自上贯彻下来的慢性腐蚀教育。
顺便说一句，飞黄腾达，是一件相当丑恶的东西。它貌似才能，实为欺世盗名的冒牌货。在大众的眼里，成功和出人头地几乎是一码事。成功，这个才能的假象，有一个上当者：历史。唯独尤维纳利斯[56]和塔西佗[57]对此有微词。在当今时代，有一种几乎是正宗的哲学，到成功的门下甘为仆役，穿上成功的号服，卑躬屈膝地效命。飞黄腾达吧，这就是学说。风云得意就意味本事才干。你中了彩票，就被视为一个精明的人。谁得势谁就受人尊敬。生来命好，什么都不成问题。交上好运，其余的也就顺理成章了。只要万事亨通，就能身价百倍。除了反响要延续上百年的五六个重大例外，当今推崇的仅仅是短视。镀金即真金。谁撞上大运没关系，只要飞黄腾达就是好家伙。俗物犹如一个老那喀索斯[58]，自我欣赏而又为俗物鼓掌。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方面，只要达到目的，就立刻赢得众人喝彩，被夸为旷世奇才，被誉为摩西、埃斯库勒斯、但丁、米开朗琪罗，或者拿破仑。一个公证人摇身一变成议员；一个假高乃依写了一部假的《提里达特》；一名太监居然掌握整个后宫；一个从军的小市民偶尔打了一个划时代的大胜仗；一名药剂师发明了纸板鞋底，当成皮底鞋卖给桑布尔—默兹军队，挣了四十万利弗尔年金；一个货郎娶了“高利贷”，这一公一母生下七八百万；一名传教士因为摇唇鼓舌而当上主教；一个大户人家的总管退职时成为巨富，便被擢用为财政大臣。上述种种，世人都称作天才，如同说穆斯克东[59]的嘴脸非常俊美，克洛狄乌斯[60]的仪表十分庄严。他们把烂泥塘中鸭子的爪印，和苍穹上的星辰混为一谈。
十三 他所信的
在宗教观念上，我们对迪涅主教先生无需探测。我们面对这样一颗心灵，只能油然而生敬佩。完全相信他的心地正直。况且我们也认为，只要具备了某些品质，人就可能在不同的信仰中发展各种美德。
那么，他如何看待这种教条那种奥义呢？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只有接纳赤裸裸灵魂的坟墓才一清二楚。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肯定，信仰上碰到难题时，他从不采取口是心非的解决办法。钻石绝不可能腐烂。他是竭诚相信的。他常说：“相信天父。”[61]而且，他行善所得的种种满足，既无愧于良心，又能喃喃说道：你和上帝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