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导读】
香港将变得比现在更繁荣
——“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主任（即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能够光临，我感到特别高兴。刚才我们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在香港的生活中、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在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这个协议从现在起到1997年和1997年以后这段时期保持对香港的信心以及为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愉快地回忆起我于1982年9月对中国的访问以及我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那次我会见，邓小平主任时，我们同意就香港前途问题开始会谈，我们共同的目的是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正是本着自豪的、对前途充满乐观的精神，我再次来到北京签署作为会谈成果的这项协议。
谈判并非都很顺利，我想你们会同意这一看法。有时双方要作出决定都很困难，有时也出现紧张气氛。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需要依靠双方共同的诚意、友情和对香港前途共同承担的义务。这是取得成果的原因。我谨对在杰佛里·豪爵士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指导下的两个谈判代表团及其全体工作人员的忘我工作表示敬意。正是由于他们表现出的创造力和智慧，我们今天才得以签署这项协议。
这项协议完全符合英中两国的政治要求和香港人民的利益。它提供了一个框架，根据这个框架，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1997年7月1日以后的50年中，将保持其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协议给予香港高度的自治权，香港人民将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制定自己的法律。协议允许香港继续制定自己的经济、财政和贸易政策，并适当地参加国际组织和协定。它保持了香港所熟悉的法律制度及其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总之，协议为香港的未来提供了所需要的保证，使香港能继续作为贸易和金融中心在世界上发挥独特的作用。
英国议会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都认可了协议中的这些特点，并批准了各自政府进行签署的意向。香港人民对决定他们前途的协议进行了充分的公开辩论。虽然他们表示有些保留，并要求澄清某些具体问题，但很明显，他们认为，协议总的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协议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金融和经济界的广泛赞扬。联合国秘书长说，这个协议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成功解决国际问题的榜样。国际善意和支持对香港至关重要。我毫不怀疑，香港会得到这种善意和支持。
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为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提供了一个典范，说明了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
协议是香港人民今后赖以发展的基础。他们将以干劲、毅力和决心来进行工作，他们以具有这些品质而著称于世，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确信：他们将使香港变得比现在更加繁荣。
英中两国都继续负有责任来保持香港人民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条件。我们在这个庄严的国际协议里，为此奠定了基础。通过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我们为履行协议提供了合作的场所。今天，总理先生和我签署这项协议，表明我们对协议承担义务的决心。贵国政府一再表示，协议中有关香港的安排不是权宜之计，这种保证使我感到鼓舞。这些安排是长期的政策，它们将写入为香港制定的基本法，并在1997年以后的50年内保持不变。
就我而言，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取得成功。在1997年6月30日以前，我们将自豪而愉快地按照英国政府的最高原则来管理香港。我们将以人民的最高利益，谨慎而具有远见地管理香港。根据协议的规定，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地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进行到1997年以后，直至2000年。
谈判本身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它增进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我相信，在今后的合作中，我们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两国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这对英国有利，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最重要的是，这对香港人民有利。
今天，我们荣幸地同中国朋友一起参加一个独特的仪式，情况是独特的，协议也是独特的。我们的确应该有一种历史感、自豪感和对未来的信心。
这是1984年12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第三次访华时发表的讲话，她代表英国在北京签署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此声明为香港回归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本稿就是撒切尔夫人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讲话中，撒切尔夫人先是回顾了《联合声明》的构想和签订过程，对双方参与工作的人员表示了感谢，随后表示协议是香港人民今后赖以发展的基础，英国方面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取得成功。这一演说，对于香港顺利回归起到了很重要的政治意义。
【名篇赏析】
印度面对的问题
——世界文坛巨匠 泰戈尔
我们印度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不仅是印度的情况，而且是所有国家的情况。我不相信什么单纯的政治利益。西方的政治已经支配西方的理想，我们印度正在努力模仿你们，我们不能不记住，欧洲各国人民一开始就拥有种族团结，那里的自然资源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它的文明自然具有政治侵略和商业侵略的性质。因为一方面他们没有内部纷争，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对付强大的、具有掠夺性的邻国。他们把自己完善地组织起来，并且对别人采取敌视的戒备态度，以此作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过去，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抢劫，现在，依然保持同样态度——他们组织起来剥削全世界。
但是印度有史以来一直有它自己的问题——种族问题。每个民族都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而我们在印度必须认识到，当我力图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时候，我们的形象是很难看的，这完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够完成上天交给我们的使命。
种族团结问题是我们多年来力图解决的问题，也是在你们美国面临的问题。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问我，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怎么回事？对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常常有一种优越感。我不由得以稍加改变的提法向批评我们的美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是怎样对待红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因为你们并没有改变对待他们的种姓态度。你们使用残暴的方法避开其他种族，但是在你们美国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你们没有权利质问印度。
尽管我们有很大困难，然而印度仍然做了一些事情，它设法在种族之间进行调整，承认真正存在于种族之间的差别，并且寻求团结的某种基础。这个基础来自我们的先哲那纳克、喀毕尔、柴特纳雅等人，他们倡导印度所有种族信奉一个上帝。
在寻求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办法时，我们也会有助于世界问题的解决。印度的过去就是全世界的先哲，由于科学提供的便利，全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国家。你们也必须找到一个非政治的团结基础，这样的时刻正在到来。如果印度能够向世界提供它的解决办法，那将是对人类的贡献。只有一种历史，那就是人类的历史。一切民族的历史不过是这种巨大历史的一些篇章。我们在印度情愿为实现这个伟大事业含辛茹苦。
每个人都有他的利己主义。因此，他的兽类本能使他为了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而同别人斗争。但是人类还有更崇高的同情和互助的本能。缺乏这种崇高的道义力量而且彼此不能结成伙伴关系的人，他们一定会灭亡，或者在堕落中生活。唯有具备强烈的合作精神的人，才能生存，并创造文明。因此，我们发现有史以来人们就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相互斗争或联合。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或者为全体的共同利益服务。
在我们早期的历史上，每个国家的地理疆域和交通设施的规模都很小，这个问题就其范围来说是比较小的。人们在他们各自分离区域内培育他们的团结感也就足够了。那时候他们自己联合起来，同别人斗争。然而正是这种联合的道义精神才是他们伟大之处的真正基础，并且抚育了他们的艺术、科学和宗教。那时候，人们不得不注意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一个特定的人类种族的成员彼此密切接触的事实。只有那些通过他们的崇高本性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的人，才能在历史上占有他们的地位。
现代最重要的事实是，所有不同的人类种族都亲密地来到一起。我们两次遇到两种抉择。问题是属于不同集团的人不是继续互相斗争，就是找出某种和解的真正基础并且互相帮助；不是无休止的竞争就是合作。
我毫不怀疑地说，拥有爱的道义力量和精神团结的眼光的人，对异族人的敌对感情最少并且能够设身处地对别人有同情心的人，将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最适合占有永久地位的人，而那些不断发展他们的斗争本能和不容异己的人，将被消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凭借我们更崇高的本性的帮助来解决它，从而证明我们的人性。为了伤害他人并避开别人的打击、为了挣钱而把别人拖在后边的庞大组织，不会帮助我们。相反，由于它们的沉重躯体，它们的高昂代价和它们对活的人性的有害影响，它们会在更高文明的更广阔的生活中严重地妨碍我们的自由。
在民族的演变过程中，兄弟情谊的道德文明受到了地理疆界的限制，因为那时候这些疆界是实在的。可是限制它们已经成为传统上的想象的界限，并不具有真正障碍的性质。因此人类的道义本性必须极端认真地对待这个重大事实，否则就要灭亡。环境改变的首次刺激，酿成了人类的贪欲和残酷仇恨的卑鄙感情。如果这种情况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军备扩充到不可想象的荒唐地步，机器和仓库以它们的污秽、烟雾和丑恶，包围这个美好的世界，那么世界将在自杀的熊熊烈火中毁灭。所以人类必须运用他的爱的全部力量和明澈的眼力作出另一次伟大的道义上的调整，这种调整将包括整个人类世界，而不只是分散的民族。现代的每个人为了争取新时代的黎明都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环境有所准备，这样的号召已经来到。在新时代的黎明，人将在全人类的精神团结中发现自己的灵魂。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伟大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05年，泰戈尔参加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1913年，他凭借英文版《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世界文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泰戈尔不断地被邀请出访。他先后十余次远涉重洋，访问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传播和平友谊。1916年，泰戈尔访问美国，其间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印度面临的问题》就是其中一篇。
狄更斯在饯别宴会上的演讲
各位先生：
我首先要讲的，没有比套用主席先生所说的有关“你我之间悠久自然的友谊”更恰当的了。当我接到纽约出版者私立协会邀请我今天与他们共同进餐时，我由衷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美意，同时想起这项一度是我的职业的工作。在精神上，我从来没有舍弃过这份忠诚的兄弟之谊。我年轻时，总是将我初步的成就归功于那些有益的报社艰苦工作的训练，以后我也会对我的孩子说：我始终以这得以进步的梯子为荣。所以，各位先生，无论如何，这个晚会都令我十分高兴和满意。
谈到这里，使我想到一点，自从我去年11月来到此地以后，我就注意到一种有时想打破的静肃沉默感。蒙你们善意的允许，我现在要与你们谈谈这一点。这就是报道人物的出版物，有时误传或误解之外，有一两次，我发现它有关我的报道资料并不十分正确，有时我看到的报道我生活现况的文章简直令我惊讶。
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收集资料，埋头写一本有关美国的新书，我所付出的精神和毅力实在令我自己吃惊。现在我已经计划并决定，在我回英国之后，再写下今晚我已透露的有关贵国各种重大的变化作为见证。同样地，我要写下我所受到的至高的礼遇、佳肴、亲切温和的款待、体贴、照顾。只要我活着，只要我的子孙拥有我的作品和合法权，我就要把这些证言翻印在我所写的两本有关美国的作品的附录上。我之所以要如此做，并不只是出于热爱和感谢，而且由于我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公道和荣誉。
各位先生，我对美国的感情和兴趣，很自然地会转移到我对自己同胞的感情和兴趣。大约是去年圣诞节，在这都市里有人问我：“美国人在英国是否会受到礼遇？”而他认为英国人会视美国人为外国人。他的这种想法使我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
依我过去所受到的礼遇，我觉得美国人在英国也应受到最热忱的尊重与款待的。我举两个例子。有一个对艺术很有修养的美国绅士，在某一个星期日，走到某一个以绘画展览闻名的英国历史性城堡墙外，根据那天城堡的严格规定，他是不准入内参观的。但是，这位观光旅游的美国绅士，却破例参观了画廊和整个城堡。另外一个是在伦敦停留的女士，她极为渴望看看大英博物馆著名的阅览室，陪伴她的英国人却告诉她，很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场所要关闭一个星期，而她只剩下3天的停留时间了。然而那位女士单独来到博物馆门口，自我介绍是美国人时，那门迅速打开了，仿佛有魔术一般。我不愿意再说一句“她一定很年轻，而且十分漂亮”，但是据我对那博物馆守门者的最仔细的观察，此人体型肥胖，感受力并不佳。
各位先生，我现在谈到这些小事是为了能间接地告诉你们，就像我希望的一样，那些很谦逊努力地在英国本土对美国犹如对祖国般忠诚的英国人，已无昔日的偏见作祟。在这两个大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特点，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但是，英国广播一直在传播英美两民族本质为一的情绪。要维护主席先生所谈到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及其对世界所有的伟大成就，是他们二者共同的意愿。假如我了解我的同胞的话，我知道英国人的心会随着美国星条旗的飘扬而激动，就像它只会为它自己的国旗飘扬兴奋一样。
各位先生，最后我要就教于各位的是，我深信两国大多数正直人士内心宁愿这个世界遭地震撕裂、彗星燃烧、冰川覆盖、北极狐和熊践踏，也不愿这两大国家各行其道，我行我素，一再地显示自己，防备对方。各位先生，我十二万分地感谢贵主席及各位对我身心的照顾，以及对我贫乏言辞的注意。我以最诚挚的心感谢各位。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同时也是一名擅长朗诵的表演艺术家。1867年11月，狄更斯受美国观众的热情邀请去美国巡回朗诵，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离开纽约之际，纽约出版者私立协会准备了饯别宴会。这就是狄更斯在宴会上发表的演说。
希腊礼赞
——法国著名外交家 马尔罗
希腊的夜又一次揭去我们头上满天星座的面纱，这些星座，阿耳戈斯的守望者在特洛伊城陷落的信号发出时曾经仰望过，索福克勒斯在即将动笔写作《安提戈涅》时曾经仰望过，伯里克利在帕拉农神庙的工地停止喧闹时曾经仰望过……
然而这是第一次，透过千载悠悠的黑夜，西方的象征浮现了出来。很快，这一切将成为日常的景象；这一夜，亦将一去不复返。雅典人民啊，在你那摆脱了大地上的黑夜的精神面前，欢呼那个自从升起于此地便萦绕于人类记忆而不曾被忘却的声音吧：“尽管世间万物终有尽时，未来的世纪啊，当你们谈及我们的时候，你们可以说我们建造了最著名、最幸福的城邦……”
伯里克利的呼吁对于醉心永恒并且威胁过希腊的东方来说，可能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在斯巴达，直到那时为止，也没有任何人对未来说话。许多世纪都听见了这一呼吁，然而今夜，他的话将传到美国，传到日本。世界第一个文明从此开始了。
由于它，雅典卫城大放光明；为了它，雅典卫城向它发问，任谁也不曾这样问过。希腊的精神几次出现在世界上，然而并非总是同一种面目。他在文艺复兴时代尤为光彩夺目，然而文艺复兴几乎不知有亚洲；今天我们知道了亚洲；它就变得更加光彩夺目，也更加令人惶惑。很快，如今日这样的景象将照亮埃及和印度的古迹；让所有生命出没之地的幽灵们发出声音。然而雅典卫城乃是世界上唯一的地方，既有思想活跃，又有勇气贯穿。
面对古老的东方，我们今天知道了希腊造就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人，伯里克利——无论是这个人，还是与这名字有联系的神话——他的光荣在于他既是城邦之最伟大的仆人，又是一位哲学家，一位艺术家；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倘若我们不记住他们也是战士，我们理解他们的方式便会不同。对于世界来说，希腊依然是倚着长矛沉思的雅典娜。而在她之前，艺术从未将长矛和思想结合在一起。
因为文化不靠继承，文化靠的是争取。而且文化的争取有许多种方式，其中每一种都与孕育它的人相像。从此，希腊的语言是说给人民听的；这个星期，雅典卫城的形象将受到比两千年间还要多的观众瞻仰。这千百万人听见这语言，与昔日罗马的高级教士和凡尔赛的贵族老爷听见的语言是不同的；这千百万人也许会听得充分完全，倘若希腊人民从中听出它最深刻的稳定性，倘若业已消亡的最伟大的城邦中还回荡着活着的民族的声音。
我说的是活着的希腊民族，我说的是这个人民，雅典卫城首先向着它说话，而它则将其绵绵不断地在西方传布的精神体现奉献给它的未来，这些体现是得尔福的普罗米修斯世界和雅典的奥林匹斯世界，拜占庭的基督世界，总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狂热崇拜，如今只剩下对自由的狂热崇拜。
然而，这个“在痛苦中依然热爱生活”的人民，它既是向着圣索非亚大教堂歌唱的人民，又是一边倾听俄狄浦斯的喊叫一边在山脚下兴奋激动，将要穿越世纪的人民。自由的人民，就是使抵抗成为悠久传统的人民，就是其现代历史成为一场无穷尽的独立战争史的人民，这是唯一的人民，它欢庆“不”的节日。这昨日之“不”乃是米索隆基之“不”，索罗莫斯之“不”。在我国，则是戴高乐将军之“不”，也是我们的“不”。世界没有忘记它最初是安提戈涅的“不”，是普罗米修斯的“不”。当希腊抵抗运动的最后一位战死者紧靠在他将度过第一个死亡之夜的土地上时，他是倒在这样的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一天的夜里，在那些为死去的萨拉米人守灵然后注视着我们的星辰的照耀下，人类之最崇高、最古老的挑战诞生了。
我们是在为同样的事业而抛洒的同样的鲜血中认识同样的真理的，那时候，自由的希腊人和自由的法国人在埃及战役中并肩战斗；那时候，我的游击队员用手帕做成小小的希腊国旗来纪念你们的胜利；那时候，你们的山村为了巴黎的解放而响起钟声。在所有的思想价值中，最富有成果者产生于团结和勇气。
它写在雅典卫城的第一块石头上。“外邦人啊，到拉栖第梦去说，仆倒在此地的那些人是根据拉栖第梦的法律而死的……”今夜的灯光啊，去向世界说，德摩比利呼唤萨拉米，止于雅典卫城，只要人们没有忘记它。愿世界不要忘记，在雅典女神节，往昔和昨日之死者的庄严队伍在夜间布下隆重的岗哨，向我们发出无声的启示，这启示第一次与东方最古老的咒语合为一体：“倘若此夜乃命运之夜，那就祝福它吧，直到黎明来临！”
人们可以毫不过分地宣告：文化——艺术和思想的创造之总和——这个如此模糊的字眼，对我们来说，其含义乃是将文化作为一种培养人的重要途径，而这样做的光荣属于希腊，根据这一没有圣经的文明，智慧这个词意味着询问，从询问中产生的思想对于宇宙的征服，悲剧对于命运的征服，艺术和人对于神的征服，很快，古代的希腊将对我们说：
“我寻找真理，我却发现了正义和自由，我创造了艺术和思想的独立，我第一次让四千年来到处匍匐在地的人面对他的神站立起来。”
这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然而我们听在耳中，仍觉得它是一种永垂不朽的语言。
这种语言被遗忘了几个世纪，每一次我们重新听见它，它总是受到威胁。也许它从未像今天这样不可或缺。我们时代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乃是调和社会正义与自由；最重大的文化问题乃是让最多的人接触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现代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一样，也是一种发问的文明；但是它尚未找到堪为楷模的人的典型，哪怕是短暂的或理想的，舍此任何文明都不能形成。统治着我们的那些庞然大物仍在黑暗中摸索，似乎尚未想到一个伟大文明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力量，而且也是对人之所持的一种清晰的意识，这曾是被奴役的雅典的不可战胜的灵魂，它让亚洲沙漠中的亚历山大不得安宁：“雅典啊，为了无愧于你们所受到的赞美，你们要遭受多少苦难啊！”现代人是所有那些试图共同造就现代人的人；思想不知有弱小的民族，思想只知有友爱的民族。希腊，还有法国，只有在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伟大的时候才更为伟大，而一个隐面不彰的希腊栖息在所有西方人的心底。我们都是思想的古老民族，我们不应该躲进我们的过去，我们应该创造未来，这是我们的过去对我们的要求。在这原子时代开始的时候，人又一次需要受到思想的培养。整个西方青年都需要记住，当人第一次受到思想的培养时，他是用长矛阻止了泽尔士并为思想服务的。代表们问我法国青年的座右铭是什么，我回答他们是“文化和勇气”。让它也能成为我们共同的座右铭吧，因为我是从你们这里得到它的。
在这希腊自觉地寻求其命运和真实的时候，你们比我更有责任把它给予世界。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著名的作家、政治活动家，早年曾在远东地区从事考古工作。20世纪30年代起投身反法西斯斗争，1936年参加支援西班牙的国际纵队，担任外国空军部队的总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法军和游击队的高级指挥官。法国光复后，历任新闻部长、国务部长和文化部长等职。本文是马尔罗代表法国政府在雅典的一次纪念活动上的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