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自修室上课，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还有个校工端着张大课桌。打瞌睡的同学惊醒过来，全班起立，仿佛刚才大家都只顾用功似的。
校长做个手势让我们坐下，然后转身对学监低声说：
“罗杰先生，这孩子交给您了，他上五年级。要是功课、操行都不错的话，就让他转到高班，按年龄他该进高班了。”
那新生缩在门后墙旮旯那儿，几乎谁都看不到。这乡下孩子约莫十五岁光景，个子比我们大家都高。头发齐额剪平，像个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看上去挺懂事，神情却很窘迫。肩膀不算宽，可是那件钉着黑纽扣的绿呢上衣大概袖笼太小，裹得紧绷绷的，袖口还露出一截红彤彤的手腕，想必平日里是裸露惯的。浅黄色的长裤用背带吊得高高的，穿蓝袜子的小腿肚露了出来。脚上那双皮鞋挺结实，敲了好些鞋钉，但擦得不亮。
大家开始背书。他竖起耳朵听，专心得像在教堂里听讲道，既不敢架起腿来，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课桌上。到两点钟，下课铃响了，他还不起来跟我们一起排队，学监不得不提醒他一声。
我们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好腾出手来，而且帽子非得一进门就扔，从凳子底下穿过，一直飞到墙脚，扬起一片灰尘。这叫派头。
可是这做法，新生不知是没注意到，还是不敢照做，直到祈祷完毕，他仍把帽子放在并拢的膝盖上。这顶帽子是个杂拌儿，有点像毛皮高筒帽，有点像波兰骑兵帽，又有点像圆筒帽、獭皮帽或棉便帽，反正看上去挺寒碜，那副讳莫如深的丑样儿，活像一张表情让人莫名其妙的傻瓜脸。帽子里面有撑条撑着，胖鼓鼓的像个椭球，底下先是三箍轮缘形饰边，而后交替镶拼着丝绒和兔皮的菱形方块，中间用红道隔开，再往上就是口袋似的帽筒，顶上是块多边形的硬板纸，上面绣着图案复杂的饰带，然后从帽顶垂下一条极细极细的长绳，下端荡着一个金线编成的小十字架。帽子倒是新的，帽檐闪着光。
“你站起来。”老师说。
他站起来，帽子掉了下去。全班都笑起来。
他弯身去捡帽子。邻座同学用胳膊肘一捅，帽子又掉了下去，他又俯身捡起来。
“就别管你那顶头盔了吧。”老师说。他是个挺风趣的人。
同学们哄堂大笑，弄得这可怜的孩子狼狈不堪，不知那顶帽子是捏在手里好，还是撂在地上或戴在头上好。他重新坐下，帽子放在双膝上。
“站起来，”老师说，“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新生嘟嘟囔囔说了个名字，谁也没听清。
“再说一遍。”
还是那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淹没在了全班的喧哗声中。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新生横下心，拼命张大嘴巴，使足全身劲儿，像大老远喊人似的喊出这几个字：夏波瓦砾。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喧哗声犹如crescendo[1]那般愈来愈响，夹杂着阵阵尖厉的噪声（有人乱嚷嚷，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一个劲儿地学舌：夏波瓦砾！夏波瓦砾！），震耳欲聋的聒噪好半天才平静下来，变成此起彼落的个别音符，但不时还会从一排座位冷不丁冒出没能忍住的笑声，仿佛一枚爆竹还没燃尽似的。
然而，罚做作业的警告雨点般落下来，课堂秩序渐渐恢复了正常，老师又要新生报名字，叫他一个一个字母拼读，末了再重念一遍，总算听明白了夏尔·包法利这名字，当即吩咐这可怜虫上来坐讲台前的懒生凳。他立起身来，但还没挪步便又踌躇起来。
“你找什么呢？”老师问。
“我的帽子……”新生一边怯生生地说，一边心神不定地朝四下里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一声怒不可遏的吆喝，犹如那声Quos ego[2]，制止了一场风暴的发作。“都给我静下来！”老师气冲冲地嚷道，拿起刚从帽筒里抽出来的手帕擦额头。“你，新生，给我把ridiculus sum[3]的动词变位抄二十遍。”
随后，声音放得缓和了些：
“嗨！你的帽子么，会找到的，没人偷你的！”
教室里安静了下来。一颗颗脑袋俯在练习本上，新生一连两小时坐得端端正正，尽管有人用蘸水笔尖朝他弹小纸球，墨水溅在他脸上，可他只是用手擦擦，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垂得低低的。
晚上在自修室，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把文具整理好，然后仔细地用尺在纸上画线。我们可以看到，他很用功，每个词都查词典，弄得很吃力。他大概就是凭这股刻苦劲头，才没降班——因为，他虽说语法还过得去，可是碰到造句就不开窍。他的拉丁文当初是村里本堂神甫教的，父母图省钱，一拖再拖，耽误了送他上学。
他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曾当过助理军医，1812年那会儿，在几起征兵事件里受了牵连，不得不退役，当时他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副身材赢得一家内衣铺千金小姐的芳心，毫不费力地捞进了一笔六万法郎的陪嫁。他相貌堂堂，好说大话，靴子扣着马刺，铮铮作响，漂亮的颊髯连着唇髭，手上戴满戒指，身上的衣服光亮鲜艳，一眼看上去就是条汉子，那股见面就熟的热乎劲儿又像个旅行推销员。结了婚，头两年全靠妻子供养，吃得好，睡得好，捧个挺大的瓷烟斗吸烟，晚上不到夜戏散场不回家，咖啡馆里更是常客。岳父去世，没留下什么遗产，他悻然之余，发愤办个小布厂，亏了些本，于是归居乡间，指望吃田产。可他对农事并不比印花布在行，几匹马不打发到地里干活，整天骑到东骑到西，苹果酒不装箱拿出去卖，光知道一瓶一瓶喝个痛快，院子里最肥的家禽宰了自己吃，猪的油膘用来擦猎靴，没多久他就明白对这份田产也不能存什么指望了。
于是，他以两百法郎的年租，在科地区和庇卡底地区[4]交界的一个村子，租下一座田庄兼住宅的场所，从此成天闷闷不乐，怨天尤人，悔不当初，四十五岁起就闭门不出，声称厌倦人世，只想清清静静过日子。
妻子曾经爱他爱得死去活来。她对他一往情深，百依百顺，他反而对她愈来愈冷淡。当年她活泼、外向、多情，上了岁数却变得脾气乖戾，就像酒走了味变了醋，好磨嘴皮子，神经过敏。起初看见他满村子围着那些骚货娘们转，瞧着他天天晚上让人家从乌七八糟的地方送回家，烂醉如泥，浑身酒气，她只觉得心痛如绞，但从不抱怨。而后自尊心抬起头来了。于是她压住怒火，抱定三缄其口的坚忍态度直至去世。她到处奔走，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她得去找诉讼代理人，见法庭庭长，还得操心票据什么时候到期，设法把应付款展期，在家里又得熨烫、缝补、浆洗、督工、结账，而老爷却赌着气，见天不是懒洋洋、昏沉沉地躺着，就是冲她说一些没心没肺的话，要不就是待在壁炉边上抽烟斗，往炉灰里吐痰。
有了孩子，只好寄养在奶妈家。小家伙一回家，就给宠得像个王子。做母亲的尽喂他吃果酱，做父亲的让他光着脚板到处乱跑，还摆出哲人的架子，说什么就像兽崽那样一丝不挂也挺好。他对妻子那种母性的温情不以为然，心里自有一套颇具男子气概的标准，打算用于训练自己的儿子，要按斯巴达人的方式，让儿子从小吃苦耐劳，造就强健的体魄。他打发儿子去睡不生火的屋子，教他大口大口喝朗姆酒，朝圣事行列骂粗话。可是，这孩子生性温顺，做父亲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母亲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硬板纸图画，给他讲故事，整天跟他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语，其中满含令人伤感的快乐和近乎孩子气的温存。在生活的孤寂中，她把自己凋零破碎的梦输进这孩子的心田。她渴慕显赫的地位，仿佛已经看见他长大成人，当了建筑工程师或是法官。她教他识字，甚至还在那架旧钢琴上教了他两三首抒情的曲子。然而对所有这一切，不谙文墨的包法利先生都说是白费劲儿！难道他们能供得起他上公立学校，能为他捐个前程或者筹齐一笔本钱吗？再说，一个男人只要拉得下脸皮，是不愁吃不开的。包法利夫人闭紧嘴不吭声，孩子在村子里到处闲逛。
他跟在农夫后面，扔土块惊飞乌鸦，他沿沟渠采黑莓吃，拿细树枝看火鸡，帮着翻晒谷物，到矮树林里撒腿乱跑，在教堂门前玩造房子游戏，逢到下雨天，或是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执事让他敲钟，吊住粗实的绳子，在半空中荡来荡去。
因而他长得像棵橡树般壮实，手劲很大，肤色红润。
到了十二岁，做母亲的执意要送他读书。老师是本堂神甫。可是上课时间挺短，又时做时辍，所以效果不怎么样。神甫趁洗礼和葬礼中间的空隙，站着在圣器室里匆匆给他上课，或是在响过晚祷钟，也不必再出门的当口，打发人去把学生找来。他俩上楼到神甫屋里坐下，蚊蚋和夜蛾围着烛光飞舞。屋里挺暖和，孩子打起盹来，那位好老头儿双手搁在肚皮上，不一会也张着嘴起了鼾声。也有时候，本堂神甫先生刚给邻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礼回来，路上瞧见夏尔在田野里淘气玩儿，就喊住他，训诫个刻把钟，再趁这机会在一棵大树下面让他练练动词变位。天下雨课就停，有个熟人路过也一样。不过，神甫始终对他挺满意，居然还说小伙子记性挺不错。
夏尔这样下去可不行。太太决心已定。先生有些不好意思，或者说懒得再争，没多说什么就让了步，但做父母的还是又等了一年，让孩子行过了初领圣体[5]仪式。
又过了半年，再下一年，夏尔终于进了鲁昂[6]中学，做父亲的在十月底亲自把他送去，正好赶上圣罗曼节[7]的市集。
现在我们谁也记不起他当时的样子了。他是个挺乖的孩子，课间休息就玩，进自修室就做功课，在教室里好好听课，在寝室里好好睡觉，在食堂里好好吃饭。作为寄宿生，他的监护人是冈特里街上的一个五金制品批发商，他每月领孩子出去一次，那总是星期天，等他的店铺打烊以后，他带着孩子一路走到码头看轮船，然后一到七点就送他回学校，不耽误晚餐。每星期四晚上，夏尔给母亲写一封长信，用红墨水，封口粘三个面团，然后复习历史课笔记，或是读一本在自修室捡来的旧书《阿纳卡西斯》[8]。散步的时候，他跟校工聊聊天，那人也和他一样是从乡下来的。
全靠用功，他在班里始终保持在中等水平，有一回考博物学甚至还得了口头表扬。可是到第三年末了，他父母叫他退学，打算让他去学医科，他们满心以为他就这么照样也能通过中学会考。
他母亲认识洛贝克河岸边一家洗染铺的掌柜，就在五楼给他租了个房间。她谈妥膳宿条件，弄来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从老家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另外还买了一只生铁小火炉，备好劈柴让可怜的孩子取暖。然后她在周末动身前，千叮万嘱要他自己学好，因为以后就没人照看他了。
贴在布告板上的课程表，把他看得晕头转向：解剖学课、病理学课、生理学课、药剂学课、化学课，加上植物学、诊断学和治疗学，还有什么卫生学和药材学，他对这些名称一窍不通，觉得它们就像一座座圣殿的大门，里面黑黢黢的，令人敬畏。
他什么也不懂，上课像腾云驾雾，听了也白听。但他还是很用功，一本本笔记装订成册，一堂课也不缺席，一次出诊也不落下。他当天的事当天了，却好似一匹拉磨的马，被蒙住双眼绕着碾磨转圈，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东西。
做母亲的替他节省开支，每星期托邮车捎来一块烤小牛肉，他上午从医院回来，一边用脚底跺墙，一边拿这块烤牛肉当午饭。饭后匆匆赶去教室、解剖室、济贫院，然后再穿过一条条街道回到住所。每天晚上，用完房东准备的那顿可怜的晚餐，他就上楼到自己房间埋头用功，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给烧红的炉火烤得直冒热气。
晴朗的夏日傍晚，暖烘烘的街上空荡荡的，女用人在门前拍板羽球，这时他就推开窗子，倚着窗台往下看。那条小河，在他下方淌过，时而发黄，时而发紫或发蓝，流经小桥和栅栏。鲁昂的这一地区因它而变得像个脏兮兮的小威尼斯。工人蹲在岸边，在河里洗胳膊。顶楼高处伸出的晾杆，晒着成绞成绞的棉纱。前面那一排排屋顶上方，是一片高旷明净的天空，红日正在冉冉下沉。那边天气该有多好啊！山毛榉树下有多凉爽！他张大鼻孔想吸进乡间宜人的气息，但到底没能嗅到。
他变得瘦削了些，身材也拔高了，脸上有一种伤感的表情，让人见了不觉会多看上一眼。
稍一松懈，早先下的决心自然而然就给抛到了一边。有一回，他落下了出诊实习，第二天又缺了课，而一旦尝到了懒怠的滋味，渐渐地想改也难了。
他习惯了去酒吧，玩骨牌上了瘾。每到晚上，一头扎进一家肮脏的赌场，拿起带黑点的羊骨牌在大理石牌桌上碰出去，在他而言就如一种体现自由的壮举，为其平添了几分自尊。这就好比领受涉世的启蒙，初尝禁果的滋味，进门的当口，他捏住门的把手，就有一种近乎肉感的快意。于是，许多郁积心间的东西膨胀了开来，他学会了唱歌给女伴听，对贝朗瑞[9]崇拜得五体投地，调潘趣酒颇有一手，最后连谈情说爱也入了门。
试前如此预热，结果医师资格会考一败涂地。可当天晚上全家人都在等着为他庆贺哩！
他一路走回家，到了村口停住脚步，让人去把母亲找来，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她。她原谅了他，将这次儿子考砸归咎于考官不公，安慰了他几句，答应把这事兜起来。五年过后，包法利先生方才知道实情。时过境迁，他也就让它去了，再说他也没法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是个笨蛋。
于是夏尔发奋用功，没日没夜地埋头温习功课，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背了下来。他通过了会考，成绩相当不错。这真是他母亲的大喜日子！全家人吃了顿丰盛的晚餐。
上哪儿去行医呢？去托斯特。那地方只有一个上了年岁的医师。包法利夫人早就在盼着他死，还没等到这位老兄卷铺盖，夏尔就在对面安顿下来，接管了他的地盘。
可是，光把儿子抚养成人，让他学医并在托斯特找到地盘行医，还算不得大功告成——他得有个老婆才行。她为他物色了一个：迪耶普[10]一位执达吏的遗孀，年纪四十五，年金一千二百利弗尔。
这位迪比克夫人，虽说长相难看，骨瘦如柴，满脸粉刺像春天的树芽，想娶她的却大有人在。包法利夫人为了达到目的，憋足了劲把他们一个个挤出去，有个肉铺老板背后有神甫撑腰，照样也让她很巧妙地破了他的招数。
夏尔原以为结了婚就会情况大大改观，指望从此可以自由自在，行事花钱都不用受人管了。不料这个家是他妻子说了算，他在人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得听她的，每星期五得守斋，平时得按她的心思穿戴打扮，得听她的吩咐盯住没付钱的病人，不放他们过门。她拆看他的信件，窥伺他的行动，还隔着板壁偷听他在诊室里怎么给女病人看病。
她天天早上得有巧克力喝，随时随地得有人关心。她没完没了地抱怨神经紧张，胸口闷，情绪不好。脚步声叫她心烦，人都走开了，她又嫌冷清，觉得受不了。谁要来看她，那想必又是来瞅瞅她死了没有。每晚夏尔一回来，她就从被窝里伸出瘦长的胳臂搂住他的脖子，让他在床沿坐下，向他诉说她的苦恼：他把她给忘了，他爱上了别的女人！人家早就说过她会受苦的，她说到最后，要他为她的健康给配点糖浆，还要他多给她点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