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1966年，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学校不招生了，我就没有上成学，但隔壁那个小学校还是非常热闹的，是那个片区的革命中心。
学校里的青年教师们闹起革命来的形象很是狰狞，整天满院子贴大字报，开老校长和学校领导的批斗会，大喇叭里高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那个叫叶灵的校长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在做地下工作时背叛过革命，直到把那个瘦老头逼得走投无路，一把水果刀刎颈，算是“自绝于党和人民”。随后整个城市开始两派之间大打出手，整日价枪炮声不断，这些小知识分子才算是领教了革命的厉害，不再闹腾了，都四散回家了。
两派的“武斗”战场基本上是在城外的那些大工厂和学校里展开，老城圈里都是居民区，反倒安静，成了枪炮声下难得的胡闹乐园。城外在激战，城里我们照样穷闹腾。胡闹的目标当然是那个小学校了。小学校大门紧闭，荒草长了一人高。我们这些没学上的孩子就想方设法攀大铁门进去玩，能玩的游戏就是破坏——扔石头子砸玻璃窗听响，害得看门的老头满校园追我们。我们利用家里房子与学校毗连的方便，干脆从家里爬上房，从房上进学校里去，不仅砸玻璃，还掀教室房顶的瓦片，满院子扔，听那清脆的响声；还钻进天花板，踩着房梁和椽子跑，戳破天花板，把灰块扔得满地都是。那是我第一次从天花板隔层里向下看教室一排排的桌椅，感到视角变了，兴奋得很。看门的崔大爷每听到瓦片响就跑过来大骂，我们就顺着房脊回家，比猫跑得还快，他只能望着房顶叹气。每次在街上遇见他，他都一脸凶相骂我们，但拿我们也没办法。那个年代，一座荒弃的学校是不受保护的。但我的“发废”（淘气）终归是遭到了报应。有一天一脚踩空，从墙上掉了下来，摔断了胳膊，留下了永久的痛。如果幼儿班没有散，我想我是不会上房揭瓦并摔断胳膊的。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让我永远难以忘怀，后来我写了短篇小说《疯狂的记忆》，算是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心结。
革命闹了整三年，到1969年开始“复课闹革命”，中小学重新招生了，我们这些被耽误了的三个年龄段的孩子呼啦啦一起进了学校，那是被我们百般破坏的校园。学校从此改名向阳小学，意思就是毛主席是红太阳，全国人民是向日葵，一片丹心向阳开。全国有无数的向阳小学和向阳街，估计都是这么来的。有个电影名字还叫《向阳院的故事》呢，是个胡编乱造的阶级斗争加革命的电影，可因为里面有“向阳”二字，看得我们如醉如痴。
我们这些新生有几百人，分成了八个班。学校里一年级后没有二、三年级，只有四、五年级。读了不到半年，学校决定“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就从9—10岁的孩子中选出一个班来进行“跳级”教育，半年完成一年的功课，三年完成五年的课程，仍然按实际年龄升中学。我有幸进了这个快班。
这些疯跑了三年少调失教的野孩子因为被选出来而出人头地，竟然变得十分刻苦好学。我们硬是在学校里最好的老师带领下完成了“大跃进”，在所谓“读书无用论”泛滥的年代里整天忙于啃课本，做题，进行考试竞赛，三年学完了五年的课程小学毕业了！刚入学时我们还是戴红色臂章的红小兵，到最后一年恢复了红领巾，但我们的学生组织还是叫红小兵团。
1969年到1972年，短短的三年多，我们不仅学业优秀，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一直是学校里的模范班集体，所有的荣誉都被我们拿了。我们并不因为赶进度就成了书呆子，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我们都是最优秀的。这确实是奇迹。一个“快班”的光荣称号竟然能把这些野孩子的各种潜能都激发出来去争荣誉和保先进称号。现在回想起来那三年过得如梦如幻，整天就是考试，比成绩排名；组织乒乓球比赛，课间和课余时间都在学校垒的水泥乒乓球台子上对打，优中选优；练习大合唱，唱电影《红旗渠》里的雄壮曲子——“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山河重安排”；还学习当时的几个样板戏参加文艺演出比赛，还到处去演出学校自己排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片段。我们还办墙报，自己学习打背包在风雪天里踏着整齐的步伐行军拉练，一路高唱各种革命歌曲，如“野营训练好/千里红旗飘/毛主席挥手指方向/士气万丈高”等等，我们居然从城里一直走到乡下，成了小城里的一景。现在的小孩子哪里能跟我们比？
现在看我们这个班的毕业照，照片上怎么看怎么一脸沧桑，其实我们才十二岁。那个年代的孩子，生活苦，穿的衣服多是大人衣服改的，号称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蓝褂子裤子都洗得发白了，领子、胳膊肘和膝盖部位都打上了颜色不一的补丁。每个人的粮食定量三十斤里百分之三十是白面，百分之七十是玉米面和红薯面，每个人一个月只有三两食用油，一个月每人一斤肉，几乎没有油水，糖果更少见，只有一分钱一块的那种古巴黑糖，偶尔得到一块大白兔奶糖要分成好几次吃，糖纸都要用水蘸过抚平夹书本里当古董收藏。所以我们脸虽苦，但心里似乎很快乐，因为我们是先进班，才华横溢。
后来我们上了中学，就分开了，但我们当中很多人过年过节时都还像小学时那样串门相互看望。几年后赶上了大学恢复高考招生，我们这个班出了十来个大学生，有一个因为多年爱唱样板戏，竟然练成了著名京剧名旦得了梅花奖，其中几个还成了大款。但可惜的是只有一个女生上了大学。在1973—1977年那个特殊年代，几个很聪明伶俐的女同学没上完中学就早早退了学找了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她们没能考大学，否则她们当中至少也能出几个大学生。那个可恶的年代真害人啊，我特别为那几个女生感到可惜，家长也是为她们好，怕女孩子上山下乡不安全，初中时就托门子找路子让她们退学去当了工人，没有上高中，谁知道是好心办了坏事。但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呢，她们就躲过了上山下乡，反倒享福了。世界上的事谁也说不准的，时代偏偏就在我们那一茬儿人身上发生了巨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