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果然如此。去年的八月十五是阴天，今年的正月十五就下大雪。天公造化，真是灵验。这个元宵节，良辰美景，雾凇渐渐被微风吹落，翠竹一点点挺起腰身，房檐下依稀滴着化雪的水珠，我却没有感到那种过节的激动和兴奋。现在的我，坐在花园洋房里，挨着热乎乎的暖气，看着花园里的景色，感到了角色的错位。好像童年的我早就看到了自己现在的样子，又似乎是我在看一场黑白片老电影：对面有个穿着厚棉裤棉袄的穷孩子在雪地里堆着雪人，在雪人身上按个红枣做鼻子，厾两个黑煤球当眼睛，肚子上再点插几个煤球算是衣服扣子，伙伴们一起放鞭炮。那是童年的我，他抬头看看我，想进我的房间，但他却过不来，我想去拥抱他，但我也过不去，只能这么遥遥地对视。他玩他的，我看我的，我们是被白雪皑皑的花园阻隔的两个电影银幕，放着两个不同的片子。那个花园叫时光。
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是个保定大杂院里的穷孩子，过的是底层百姓的穷日子。说起正月十五，眼前出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男孩子们在街上抽着陀螺（我们称之为“懒老婆”），推着巨大的铁环，或在街边的残冰上滑着自家做的简易小冰车（一个小板凳下加了两根铁条，用绳子拉着跑），女孩子们在青砖墁地的院子里奋力地用脚尖钩皮筋，嘴里大声地念着什么跳皮筋的唱词，家家户户的大人们在忙着摇元宵。到晚上我们点起自家大人给糊的各式各样的灯笼满街跑（手巧的能做出各种花样，如各种动物，手笨的就用竹签儿搭个方方正正架子，糊上花里胡哨的彩纸），边跑边放鞭炮。整挂的鞭炮买不起那么多，给孩子玩的都是拆散的小炮仗，一个一个地放。
正月十五最重要的事当然是摇元宵。大人们忙着做各式各样的元宵馅儿，多是糖拌碎花生、核桃、瓜子、芝麻，然后用湿馅儿滚上干面粉，滚一遍后往上喷水，喷湿了再滚面粉，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好像还要放进笊篱里在水盆里过水，湿透后再滚面粉。
小孩子们不会干别的，就只能帮大人往湿元宵上滚面粉，用一个细网眼的筛子滚，折腾一个下午，把全家人要吃的元宵滚了出来。那个时候大家都挺穷，基本上家家都自做元宵。只有看望老人和拜访重要人物时才在点心铺里买元宵，用草纸包了，用细纸绳打上十字结拎着招摇过市。最讲究的则是装个纸匣子，匣子顶上铺块红纸表示吉利，那一定是去看望要人的阵势。家里如果收到一两包或一纸匣子元宵点心什么的，那一定舍不得吃，大人马上差小孩子们转送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于是小孩子们就高高兴兴拎上点心包和点心匣子串门去了。临出门家长还要再三叮咛：小心走路，别摔了元宵！于是就小心翼翼溜边走，送到了人家总会给几块糖什么的犒劳一番。因为有利可图，小时候我最爱干这种差事，弄得特有人缘儿，被大人们夸作“这孩子真懂事儿”。可能是小时候干多了，现在反倒不会干了，连走动都懒了，所以越来越没了人缘儿。
到了80年代成了“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了，单位胡同口就是著名的北京稻香村食品店，每到正月十五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那长队一直排到拐弯的东四十二条胡同里去，敢情大家都想买名店的元宵。那里的元宵永远供不应求的，那大队一直排到晚上。估计那是80年代北京的一大盛景。我不信非买名店的不可，坚决不排那个大队，随便到别的店买没牌子的元宵。回家一煮，居然煮成了粥，那个元宵心子还像石头一样坚不可摧。于是每到正月十五便毅然决然放弃吃元宵，自顾瞪着眼睛回忆儿时自家摇的元宵，虽然馅子那么普通，可至少软和，全家人在一起忙得不亦乐乎，吃得热火朝天。那种感觉就叫幸福。
现在北方的粗硬元宵已经被南味汤圆不可抗拒地取代了，超市里的冷冻名牌汤圆随时可以买到，甚至成了我们周末必吃的早点，我们开始挑剔地“遴选”周末早点，换着牌子吃，直到锁定某一种紫米黑芝麻汤圆。一切都变得平常稀松，每周过两个正月十五，当年的幸福感早已云消雾散了。我怀念自家摇元宵的感觉，甚至一想就会眼睛发热。那个年代孩子们对过节的期盼是那么热切，愿望是那么容易满足，在如今的孩子们看来简直形同弱智。可我们那时就是那么幸福，有点幸福就高兴得犯傻。
但我不会毫无理智地批评现在的孩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我知道，那时我们感到特别幸福是因为一年只有几次好日子过，而那种一年偶尔几次的幸福变成了今天唾手可得的天天幸福甚至没有幸福感的幸福才真是幸福。我怀念过去，也留恋，但我更热爱今天，今天的平静来得真叫不易。或者说，过去的时光和那个时光里的幸福是一种人类境况中的幸福，现在的安宁幸福也是一种。两种不可替代，不可比较，更不可相互替换，它们属于不同的维度。我们这一代有幸体验到了两种幸福和两种生命，这本身就是难得的福分。能让自己在两个不同的电影片里出现，两个片子同时面对面上映，这该是怎样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