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六七岁前，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外婆家，在特里尼达的一个乡间小镇上。后来我们搬到了首都西班牙港，还是住在我外婆家，在伍德布鲁克区。我立刻爱上了我所看到的伍德布鲁克街头生活和市里的生活秩序：清晨在大街两旁清洗阴沟，市政的蓝色马车每天来收垃圾。我外婆家的房子建在高高的混凝土柱子之上，有一个前游廊，吊着蕨类植物，栽在敞口的铁篮子里，底部衬有铁丝网或者椰子树顶新枝的硬质外皮。蕨类植物吊在游廊上，好处是能遮挡，一早一晚给它浇水成了那幢房子里的例行公事。混凝土台阶上方，罩了一个用沥青处理过的瓦楞铁顶棚，一直往下连到大门和人行道上。站在台阶上的扶栏那里，街上以及街上的人可以一览无余。我很熟悉那些人，虽然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话，他们也从来没跟我说过话。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穿着、风格和说话声音。
十六年后在伦敦，有段时间我情绪低落，开始觉得我永远也无法走上作家之路。我想到了那条街和街上的人，他们让我写出了我的第一本书[1]。
那本书写的是那条街的“平面”景象：在我所写的内容中，我跟那条街凑得很近，跟我小时候一样，摒除了外界。甚至在当时，我就知道还有别的观察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退后一步、两步或者三步，看到更多场景，那就需要另外一种写法。更复杂一点，如果我想探究我是谁，街上的人是谁（我们那里是个移民小岛，文化及种族上都呈多样化），就需要另外一种写法。事实上，我的写作把我带向了那种复杂情况。我的写作生涯全在英国度过，这一点必须承认，这也必定是我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也必须承认，我做过很多次旅行，我无法假装作为作家，我只了解一个地方。我曾经面对过压力，要去那样假装，但是在我看来，那是种虚假的世界观。
我这一辈子，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