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叫他莫谢执事，就好像他从来没有过家族姓氏一般。他在哈西德派[1]的犹太教堂打杂。我的童年在锡盖图这个位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小镇上度过，锡盖图的犹太人都很喜欢他。他很穷，生活拮据。镇上的居民通常会帮助穷人，但并不真心喜欢他们，莫谢执事是个例外。他不会让任何人感到不快。他的存在不会妨碍任何一个人。他知道如何让自己显得无关紧要、不惹人关注。
莫谢执事看上去像小丑一样笨拙。他那孤儿般的羞怯让人禁不住发笑。我喜欢他那双梦幻的大眼睛，那双眼睛总是望着不知道什么地方。他的话很少，但喜欢唱歌，或者说吟唱。我们的耳朵捕捉到的零星片断讲述的是神的受难和神意的流亡，据《卡巴拉经》[2]所说，只有人获得救赎，神意才能得到真正的释放。
我在一九四一年末认识了他。那时我十三岁左右，是一名虔诚的教徒，白天研习《塔木德经》[3]，夜里跑进教堂，为圣殿被毁而哭泣。
有一天，我请求父亲给我找一位老师，帮助我研习《卡巴拉经》。
“你还太小，迈蒙尼德[4]说过，到了三十岁才可以踏入危险的神秘主义的世界。你应当先学习一些你这个年纪能读得懂的基础经典。”
我的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很少感情用事。即便在家里，他也几乎从不流露自己的感情。他成天忙着照顾别人，花在亲人身上的时间反而要少些。他最关心的就是锡盖图的犹太人，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人们都喜欢来找他聊聊。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姐伊尔达，二姐贝亚，我排行老三，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下面还有个小妹妹。
我父母是生意人。伊尔达和贝亚协助他们工作。至于我，他们认为我的位置在研习院。
“锡盖图没有《卡巴拉经》专家。”父亲反复告诉我。
他希望我不要再动这个念头，但是没有用。我为自己找了一位导师，就是莫谢执事。
一天黄昏，我正在祈祷，他注意到了我。
“为什么你祈祷的时候要哭呢？”他问我，仿佛我们早就相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回答，感到非常困扰。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哭是因为……因为我内心有某种东西想让我哭。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祈祷呢？”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我为什么祈祷？真是个奇怪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呼吸？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此时我更加困扰，而且很不舒服。因为我不知道。
从这天起，我经常见到他。他用强调的语气向我解释说，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答案无法涵盖的力量。
“人通过向上帝提问接近上帝，”他喜欢这样说，“这是真正的对话。人提问，上帝回答。但是对于上帝的回答，我们并不理解。理解不了，因为回答来自灵魂深处，并且永远停留在那里，直至死亡来临。真正的回答，埃利泽，只能在你的内心深处寻找。”
“那你为什么祈祷呢，莫谢？”我问他。
“我向上帝祈祷，祈求他赐予我提出真正的问题的力量。”
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这样交谈。其他信徒离开后，我们坐在教堂里，黑暗之中，燃了一半的蜡烛的火焰在摇曳。
一天晚上，我告诉他我很难过，在锡盖图竟然找不到一位能够教授《佐哈尔经》《卡巴拉经》等犹太神秘教义的导师。他脸上浮现出宽容的笑意。沉默了很久，他说：
“通向神秘真理花园的门有一千零一扇。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那一扇。我们不能搞错，也不应该想通过其他的门进入花园。这对想要进入和已经进入花园的人都非常危险。”
而莫谢执事，锡盖图这个一贫如洗的穷人，为我讲述《卡巴拉经》的显明和隐微之处，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正是在他的陪伴下，我开启了自己的宗教探索之旅。我们一起将《佐哈尔经》的某一页研读了十几遍。不是为了熟记在心，而是想要触及神性的本质。
在那些夜晚，我深信莫谢执事将会带我进入永恒，在那里，问题与答案合而为一。
接下来的某一天，锡盖图所有外籍犹太人都遭到驱逐。莫谢执事是外国人。
匈牙利警察将他们赶进运送牲口的车厢，他们挤作一团，默默哭泣。站在月台上的我们也在流泪。火车消失在远方，留下一团灰暗的浓烟。
一个犹太人在我身后叹了口气说：“能怎么办呢？这就是战争……”
很快，人们就忘记了这些被驱逐的人。他们走了几天后，有人说他们被送到了加利西，在那里工作，说他们对自己的命运还算满意。
又过了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生活恢复正常。柔和的风吹进锡盖图的家家户户。商人勤恳地做生意，大学生待在书堆里，孩子们则在大街上玩耍。
一天，我正要走进教堂，看见莫谢执事坐在教堂门口的椅子上。
他告诉了我他和同伴遭受的一切。运送犹太人的火车穿过匈牙利边境进入波兰境内后，就被盖世太保控制了。他们在那里遭到逮捕。犹太人被赶下火车，上了卡车。卡车往森林的方向驶去。到了森林里，他们又被赶下车，被命令就地挖壕沟。壕沟挖好后，盖世太保开始工作。他们不带感情、不慌不忙地将面前的囚犯击毙。犹太人一个个走到沟边，背对着他们。孩子们被抛向空中，成为机枪扫射的活靶。这一切就发生在加利西的森林里，那里离克洛玛耶不远。而他，莫谢执事又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呢？那真是个奇迹。他们以为他死了，其实他只是腿部受了伤……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他走进一户又一户犹太家庭，向他们讲述年轻姑娘玛尔卡垂死挣扎了三天三夜，以及裁缝托比如何哀求让自己先于儿子们去送死……
莫谢变了。他眼中不再闪烁快乐的光芒。他也不再唱歌，不再和我谈论上帝或是《卡巴拉经》，他只讲述他见到的一切。然而人们不相信他讲的故事，甚至拒绝再听下去。
“他不过是希望我们同情他罢了。想象力还真丰富……”
或者是：
“可怜的人，他疯了。”
他则苦苦哀求：
“犹太人，你们必须听我说。这是我唯一的请求。我不要钱，也不要你们的同情，我只要你们听我说。”
在黄昏和晚上的祈祷之间，他在教堂里呼喊。
我也不相信他说的。我常常在晚课之后坐在他身边，听他讲那些故事，努力理解他的悲伤，只是出于同情。
“他们都以为我疯了。”他喃喃道，泪水从他的眼中滑落，如同烛泪。
有一次，我问他：
“为什么你那么希望大家相信你所说的呢？如果我是你，我就无所谓，无所谓别人是否相信我……”
他闭上眼睛，似乎是为了逃避时间。
“你不懂，”他绝望地说，“你不可能懂。我获救是个奇迹。我设法回到了这里。可我是从哪里来的力量？我一心想着一定要回到锡盖图，向你们讲述我经历的死亡。现在还有时间，你们还来得及准备。活着？我已经不再珍惜生命。我无牵无挂。但我想回来，让你们有所警惕。可是，瞧，根本没有人愿意听我的……”
这是一九四二年年底。
很快，生活重新归于平静。我们每天晚上收听的伦敦电台不断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德国上空夜以继日的轰炸，准备在斯大林格勒开辟的第二战线，而我们，锡盖图的犹太人，则在等待好日子到来，因为这一切似乎不远了。
我继续埋头研习，白天是《塔木德经》，晚上是《卡巴拉经》。父亲忙于生意和社区事务。为了参加著名的博歇拉比主持的祈祷仪式，爷爷赶来和我们一起庆祝新年。妈妈则想着该给伊尔达张罗个合适的小伙子了。
一九四三年就这么过去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从俄罗斯前线传来好消息。毫无疑问，德国要溃败了。只是时间问题，或许几个月，或许几个星期。
树上的花朵开始绽放。这一年似乎和往年并没有区别：春天到来，订婚，结婚，新生命诞生。
人们都在说：“红军正大踏步前进……希特勒就算想来，也没有能力来伤害我们了……”
是的，我们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想要消灭我们。
他难道要消灭一个民族，一个分散在这么多国家的民族？几百万人啊！他如何能做到？而且这是在二十世纪！
人们继续关注一切，比如战略、外交、政治、犹太复国运动，唯独不关注自己的命运。
甚至连莫谢执事也沉默了。他累了。他在教堂和大街上游荡，双目低垂，弓着腰，避开人们的视线。
那个时候还能买到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许可证。我曾请求父亲卖掉一切，离开锡盖图。
“我太老了，孩子，”他对我说，“太老了，已经不能再开始一段新生活。没法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从零开始……”
布达佩斯电台传出匈牙利法西斯政党上台的消息。霍尔蒂·米克洛什[5]不得不请箭十字党[6]的党首出面成立新政府。
但这还不足以使我们焦虑。我们当然听说过法西斯，但那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过是政府的更迭而已。
第二天又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德国军队在政府的默许下长驱直入，进入匈牙利领土。
这下，人们都开始担忧了。我的朋友贝尔科维奇从首都回来，告诉我们：
“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生活在害怕和恐惧之中。在大街上或者火车上，每天都有反犹事件发生。法西斯分子冲击犹太人的店铺和教堂。局势变得很严峻……”
这些消息在锡盖图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到处都在议论纷纷。但不久，乐观主义又占了上风。
“德国人不会来这里。出于战略或是政治考虑，他们会留在布达佩斯……”
仅仅过了三天，大街上就出现了德国军队的汽车。
恐慌在弥漫。德国士兵戴着钢盔和骷髅头标志来了。
然而德国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让人安心。德国军官都住进了民宅，甚至是犹太人家里。他们同房主保持距离，但彬彬有礼，从来不提无理要求，也不说什么冒犯的话，有时甚至会对女主人微笑致意。我们家对面那幢大楼里就有一个德国军官，住在卡恩家。大家都说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安静、体贴，又有礼貌。住进来第三天，他送给卡恩夫人一盒巧克力。乐观主义者大喜过望：“瞧，我们早就说过吧？你们还不愿相信。他们在这里了，你们口中的德国人。你们现在怎么想？你们整天挂在嘴上的残忍在哪里？”
德国人已经进城，法西斯分子已经掌权，条令已经颁布，锡盖图的犹太人还在微笑。
复活节的八天。
天气十分晴朗。母亲在厨房忙碌。犹太教堂全都关了门，人们只能在家里聚会——可不能挑衅德国人。事实上，每间公寓都成了祈祷场所。
大家吃饭，饮酒，唱歌。《圣经》指示我们在这八天里尽情欢乐，但是我们却无心欢乐。几天来，人们的心脏跳动得比以往更剧烈。大家都盼望着假日快些结束，不必继续强作笑颜。
复活节的第七天，幕布拉开：德国人逮捕了犹太社区的领袖。
从那一刻开始，一切快速展开。死亡之旅拉开序幕。
第一项命令是，在三天之内，犹太人不得踏出住所，违者处死。
莫谢执事跑到我家来，对父亲叫道：
“我早就提醒过您……”
没等父亲回答，他已经跑了。
同一天，匈牙利警察冲进镇上所有犹太人家庭——犹太人不得持有黄金、珠宝和值钱的物品，这些东西必须上缴当局，违者处死。父亲下到地窖里，把我们家值钱的东西都埋在地下。
母亲继续操持家务。有时候，她会停下来静静地看着我们。
三天后，颁布了新的法令：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标志。
犹太社区的知名人士到家里来找父亲，因为父亲和匈牙利警察局高层人物有往来，他们来问父亲对局势的看法。父亲认为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或许他只是不想让大家泄气，不想再往伤口上撒盐。
“黄星？那又怎么样，戴了又不会死……”
（可怜的父亲！那你又是因何而死的呢？）
但是，紧接着又颁布了新的法令。犹太人没有权利出入饭店和咖啡店，不得乘火车旅行，不得走进教堂，晚上六点之后禁止外出。
再接下来，是建立犹太人聚居区。
锡盖图建了两个犹太人聚居区。大的在镇中心，占据了四条街道，另一个小一些，占了几条巷子。我们家所在的蛇街被划分在大聚居区里，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待在自己的宅子里。只是由于位于聚居区边缘，临街的窗户必须钉上。我们腾出几间房，给被赶出来的亲戚居住。
生活又恢复了“正常”。被城墙一般的铁丝网包围起来并没有真正让我们害怕。我们甚至觉得挺好：大家生活在一起，一个小小的犹太共和国……这儿建立了犹太人委员会、犹太警察机构、社会事务办公室、劳动委员会、卫生部门，总之是一整套政府机构。
所有人都陶醉于此。不再有充满敌意的面孔在我们眼前晃荡，也不必再与充满仇恨的目光对视。不再有恐惧和焦虑，我们犹太人聚在一起生活，彼此都是兄弟姐妹……
当然，也有让人不快的时刻。每天，德国人都会来抓劳力往军用火车上装煤。很少有人愿意做这类工作。但是除了这件事，气氛还是相当安宁平静的。
人们普遍认为，直到战争结束，苏联红军抵达，我们都会待在聚居区里，然后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控制着聚居区的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幻觉。
再过两个星期六就是五旬节了，在温暖的阳光下，人们无忧无虑地在拥挤的街道上散步。大人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孩子们在人行道上用榛子玩游戏。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埃兹拉·马利克的花园里研习《塔木德经》里的一条律法。
夜晚降临，我们家的院子里聚集了二十来个人。父亲在和他们聊一些逸闻杂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父亲一向善于讲故事。
突然，院门开了，施特恩——原本是个商人，后来做了警察——进来，把父亲拽到一边。尽管夜色正涌入院中，我还是看见父亲的脸变得煞白。
“怎么了？”大家都问。
“不知道，只是要我去参加犹太人委员会的一个特别会议。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想给我们讲的精彩故事，到底没能讲完。
“我马上去开会，”父亲说，“我会尽早回来告诉你们。等着我。”
我们做好了等几个小时的准备。院子仿佛成了手术室的等候区。我们等着门重新开启，天空变得晴朗。一些听到传言的邻居也过来了。大家不停地看表，时间过得很慢。如此漫长的会议意味着什么呢？
“我有不好的预感，”母亲说，“今天下午，我在聚居区里看到了新面孔。两个德国军官，我想是盖世太保的人。自从我们聚集到这里，德国军官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没有人想去睡觉。有些人只是回自己家转一圈，看看是否一切正常。有些人回家去了，但希望父亲一回来就通知他们。
门终于开了，父亲出现在门口，脸色苍白。人们立刻围了上去。
“快说说！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说点什么……”
此刻，所有人都渴望听到一些让人安心的话语，渴望父亲告诉我们没什么好害怕的，不过是个平常的例会，只是讨论了一些社会事务或者卫生事务……但是看看父亲那张萎靡不振的脸，一切再清楚不过了。
“一个可怕的消息，”他终于开口了，“流放。”
聚居区将被彻底清空。从第二天开始，人们要一条街一条街地撤走。
我们想了解一切，想了解所有的细节。这个消息令我们惊愕，但是我们准备将这杯苦酒一饮到底。
“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那是秘密，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秘密。只有一个人除外，就是犹太人委员会主席。但是他不会说，也不能说。盖世太保威胁他，如果他胆敢透露一点，会立即将他枪决。
父亲用沙哑的嗓音说：
“有人说我们会被运到匈牙利的某个地方，在砖场劳动。似乎是因为战线离这里太近了……”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又补充道：
“每个人只允许带一些个人必需品。一个背包，一点食物，几件衣服。就这些。”
再一次，令人窒息的沉默降临。
“去叫醒邻居，”父亲说，“让他们做好准备……”
我周围的影子仿佛从漫长的睡眠中醒来，默默地向四方散去。
我们一家人单独待了一会儿。突然，一个住在我们家的亲戚巴西亚·瑞赫走进房间：
“有人在敲钉死的窗子，就是临街的那扇。”
一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那个晚上是谁在敲窗。是匈牙利警察局的一位督察，父亲的朋友。在我们进聚居区之前，他曾经对我们说：“不要担心。有危险的话，我会通知你们。”如果那天晚上他能够和我们说上话，我们或许还有机会逃跑……但是等我们设法打开那扇窗户时，已经晚了。窗外一个人也没有。
聚居区醒了。窗子后面的灯一盏接一盏亮了起来。
我走进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叫醒了主人。那是一位老人，留着灰色的络腮胡子，眼神迷茫，因为长年彻夜苦读，背已经驼了。
“快点起来，先生。起来！准备上路。明天就要被驱逐出去了，您和您的家人，所有犹太人。去哪里？别问我，先生，别问我问题。只有上帝能回答您。看在上帝的分上，快起床……”
我说的话让他如坠云雾。他肯定认为我疯了。
“你在说什么？准备上路？上什么路？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你疯了吧？”
在半梦半醒之间，他茫然地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仿佛在等我笑出声来，向他承认一切都不过是个玩笑，告诉他：“回床上去，继续睡吧，继续做梦吧。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个玩笑……”
我喉咙发干，说不出话来，嘴唇发麻。这个时候，我没有什么能对他说的。
他明白了。他下了床，机械地穿上衣服。接着，他走近妻子床边，带着无尽的柔情轻抚她的额头。她睁开双眼，我似乎看到她的唇边溢出一丝微笑。然后他叫醒了两个孩子，把他们一下子从睡梦中拽了出来。然后，我逃走了。
时间过得飞快，已经凌晨四点了。父亲四处奔走，精疲力竭，他安慰朋友，还跑去犹太人委员会，看看在此期间有没有收回成命。直至最后一刻，人们心中仍存有希望。
女人们忙着煮鸡蛋，烤肉，准备点心，打理背包。孩子们四处游荡，低着头，不知该待在哪儿才不会打扰大人们。我们家的院子成了真正的集市。值钱的物品、珍贵的地毯、银质烛台、祈祷用的经书、《圣经》以及其他宗教用品都散落在满是灰尘的地上，天蓝得要命，这些可怜的东西似乎不曾属于任何人。
早晨八点钟，疲倦仿佛熔化了的铅水，在血管、四肢和大脑中肆意流淌。我正在祈祷，街上传来喊叫声。我立刻丢下经匣，跑向窗边。匈牙利警察进了聚居区，在隔壁那条街上叫道：
“所有的犹太人都出来！别磨蹭！”
犹太警察则走进房子里，声音沙哑地说：
“到时间了……全都扔下吧……”
匈牙利警察挥舞着枪托和警棍，不问情由地到处打人，连老人、妇女、孩子和残疾人也不能幸免。
房子一间间地空了，街上挤满了人，还有包裹。十点钟，所有该出来的人都出来了。警察点了一遍名，接着又点了一遍，足足点了有二十遍。天气热得可怕，人们脸上身上都是汗。
孩子们哭喊着要喝水。
水！不远处的房子里和院子里就有水，但是他们不能离开队伍。
“水，妈妈，我渴！”
犹太警察偷偷地帮他们灌几壶水。我和姐姐们还可以自由行动，我们被安排在最后离开，于是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下午一点的时候，人们收到了出发的信号。
一片欢腾，没错，一片欢腾。人们也许以为，在上帝的地狱中，没有比在暴烈的阳光下坐在人行道上、包裹堆中和大马路上更痛苦的了，什么都比这样强。他们开始往前走，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渐渐荒凉的街道，空荡荡的令人窒息的房子，还有花园和墓碑……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背包，每个人的眼里都是痛苦，浸泡在泪水之中的痛苦。队伍缓慢而沉重地走向聚居区的大门。
而我就在那里，坐在人行道上看着他们经过，不能动弹。我看见了大拉比，他把胡子刮掉了，弓起的背上搭着包袱。他出现在被驱逐的人群中，让眼前的场面显得愈发不真实。似乎我看到的是从故事书，从讲巴比伦囚徒或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历史小说中撕下的一页。
他们从我面前走过，一个跟着一个，有我在学校的老师、朋友，还有其他人，所有我害怕过、嘲笑过，并且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他们垂着头走了，拖着背包，拖着他们的生命，抛下了家园和童年时光，像被打败的狗。
他们走过去，没有看我。他们一定很羡慕我。
队伍在街角消失。再走几步，他们就出了犹太聚居区的围墙。
整条街道仿佛被匆忙遗弃的市场，地上什么都有，箱子、毛巾、挎包、小刀、盘子、钞票、证件、发黄的肖像。所有人们在某一刻想过要带走最终又扔下的东西。它们如今毫无价值。
到处是敞着的屋子。门窗大开，朝着一片空寂。所有东西都成了公有的，不再属于某个人，任人取用。这儿像一座敞开的坟墓。
夏日的阳光倾洒在这里。
我们一整天没有吃饭，却一点儿也不饿。每个人都精疲力竭。
父亲跟着队伍一直走到聚居区大门口。他们先是被赶进大教堂仔仔细细地搜了身，以确保没有携带金银或是其他值钱的东西。不时响起尖叫声和警棍敲打的声音。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我问父亲。
“后天，除非……除非事情有了什么转机，出现奇迹，也许……”
我们要被带去哪里？仍旧没有人知道？是的，一切都被严格保密。
夜幕降临，我们很早就上了床。父亲说：
“好好睡吧，孩子们。我们后天才走，在星期二。”
星期一很快过去了，就像夏天的一朵云，或是黎明时分的一个梦。
我们忙着准备背包，做面包和糕饼，什么也不想。随后命令宣布了。
晚上，母亲让我们早早睡下。攒点体力，她说。这是我们在家里度过的最后一晚。
黎明时分，我起了床。我希望在出发前还有祈祷的时间。
父亲已经起床，出去打探消息了。大约八点钟，他回来了。有个好消息：我们不是今天就离开，而是到小聚居区去，在那里等着。我们最后一批离开。
九点钟左右，星期天的一幕重现了。警察手执警棍叫道：“所有犹太人都出来！”
我们准备好了。我第一个出门。我不愿意看父母的脸，也不想哭。我们坐在大街上，就像前天那样。同样暴烈的阳光，同样的干渴，但是没有人给我们送水。
我望着我们的家，在那儿，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寻找我的上帝，为了救世主早日到来而斋戒，想象自己未来的生活。我几乎没有感到悲伤，什么也不想。
“立正，报数！”
立正。报数。坐下。再站起来。再坐下。无休无止。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被带走。他们在等什么呢？
命令终于来了：“前进！”
父亲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哭。我从来没想过父亲也会哭。母亲面无表情地走着，一言不发，似乎在想什么。我望着小妹妹齐波拉，望着她梳得整整齐齐的鬈发，望着她胳膊上的红大衣，她只是个七岁的小姑娘。她咬紧牙关，已经知道抱怨毫无用处。警察四处挥舞着警棍喊着：“快点！”我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旅途才刚刚开始，我觉得自己是那么虚弱……
“快点！快点！前进，懒鬼！”匈牙利警察叫喊着。
从这一刻起，我开始恨他们，这种仇恨如今是连接我们的唯一的纽带。他们是我遭遇的第一批压迫者。他们是地狱和死亡的第一张面孔。
我们被命令跑步前进。我们开始跑。谁能想到我们竟然如此强壮？我们的同胞正躲在玻璃窗和百叶窗后面看着我们经过。
终于抵达目的地。我们把背包扔到地上，祈求道：
“上帝啊，万物之主，可怜可怜我们，宽恕我们吧……”
这里是小聚居区。三天前，人们还在这里生活。我们现在使用的东西曾经属于他们。他们都被赶走了。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这里比大聚居区还要混乱。居民应该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赶走的。我看了舅舅一家住的房间。桌子上有一盆没有喝完的汤，还有等着进烤箱的面团。地板上到处都是书。也许舅舅还想过把这些书带走？
我们“安顿”（多么可笑的词！）下来。我去找了些木柴，姐姐们生了火。尽管很疲惫，母亲还是开始做饭。
“必须坚持住，坚持住。”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
大家的精神还不算差：我们已经开始适应形势。大街上的谈话依旧乐观。人们都说，德国人没有时间把我们带走……对那些已经被带走的人，我们无能为力。至于我们，也许他们会让我们在这里维持可怜的生活，直到战争结束。
小聚居区没有人看管。所有人都能自由进出。以前的仆人玛丽亚来看望我们。她哭着请求我们到她的村庄里去，说她在那儿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安全的窝。父亲不愿意听她说下去。他对两个姐姐和我说：
“如果你们愿意就去吧。我和妈妈、妹妹留在这里……”
当然，我们拒绝分离。
夜晚。没有人祈祷夜晚赶快过去。星星只是吞没我们的大火的火星。这火有一天将熄灭，那时天上什么也没有，除了暗淡的星星、亡者的眼睛。
除了上床睡觉，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做，而床是已经离开的人空出来的。我们只能休息，恢复力气。
天亮了，忧虑已然消散。我们让自己相信这是出发去度假。大家都在说：
“谁知道呢，或许被带走也是一件好事。战场已经不远了，很快就会听到炮声。城里的居民都要疏散……”
“他们一定是害怕我们加入抵抗组织……”
“在我看来，驱逐我们这件事只是一个玩笑。是的，别笑。德国人只是想窃取我们的珠宝。他们知道我们都把珠宝埋在地下，所以准备挖地三尺，在房主出去度假的时候动手更方便……”
度假！
这些乐观的谈话只是用来打发时间的，根本没有人相信。在小聚居区度过的这几天很平静，也很舒服。人与人之间前所未有地友好。这里不再有富人、贵族和“大人物”，只有被处以同一刑罚的囚犯——未知的刑罚。
星期六是休息日，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将在这一天离开。
头一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星期五的传统晚饭，做了例行的祈祷，祈求上帝赐予我们面包和酒，然后一言不发地吞着菜肴。我们都感觉到，这是最后一次围坐在家里的餐桌旁。我沉浸在回忆与思绪中，一夜无眠。
清晨，我们来到街上，准备出发。这一次没有匈牙利警察。他们与犹太人委员会缔结了协议，一切由委员会自己组织。
我们乘坐的车子往大教堂的方向开去。城市似乎荒无人烟。但是，在百叶窗后面，我们昨日的朋友肯定正等着洗劫我们的房子。
大教堂仿佛一座巨大的火车站，到处都是行李和眼泪。祭坛被打碎了，挂毯也被抢走了，墙壁光秃秃的。那里的人很多，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在那里度过的二十四个小时非常可怕。男人都在一楼，女人则在二楼。那是个星期六，好像我们是来教堂诵经的。因为不能出教堂，人们只好在角落里大小便。
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去火车站，在那里等候一趟运送牲口的火车。匈牙利警察负责押送，八十人一个车厢。他们发给我们几个大面包和几桶水，然后逐一检查了车窗的栅栏，看是否牢靠，最终封上了车厢。每节车厢都指定了一个负责人，如果有人逃跑，就枪毙负责人。
站台上，两个盖世太保军官正在悠闲地散步，脸上挂着微笑。总的说来，一切顺利。
一声长鸣划破天空。车轮发出了尖锐的摩擦声。我们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