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写作时间未知，作者也没有署名。这份提纲究竟是怎么来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缺少文献记载的遵义会议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中国共产党脱离了群众和广大同盟者而陷于孤立境地，不但在白区的组织丧失殆尽，也丧失了中央苏区等主要的根据地，在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上也处于严重的被动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突围长征，到11月下旬，人员已损折过半。突围中由于实行“大搬家式的行动”，队伍行动迟缓，始终无法冲出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包围，面临被全歼的危险。“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此无计可施，一筹莫展。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的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的发言得到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大多数人的支持。
后来，博古在回忆遵义会议的情况时说：“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独立自主地正确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1982年5月，陆定一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手书了对遵义会议的4条评价，这是其中一条。
张闻天在整风笔记里写道：
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邓小平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曾说过：
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
遵义会议集中力量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正如1945年4月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
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然而，由于当时条件困难，会议未能留下完整的资料，专家在研究遵义会议时遇到了困难，以致一些重要的情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说法不一。比如，会议召开的时间、出席的人员与人数、有什么决定等等。鉴于有关遵义会议的文献留传后世的只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和《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主要是纠正博古和李德在反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等方面问题，并没有涉及改组党中央的领导问题。
如何复原遵义会议就产生了一定困难，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议题、中央在遵义会议期间人事重大变动等情况，均缺乏坚实的史实作依据。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人是陈云
1956年，苏共中央决定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方，中央办公厅即派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赴莫斯科，把1922年至1943年间有关中共中央的档案，带回北京。此批文献数量巨大，足有几百箱，后来一直存放在中央档案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这批档案中的一件。由于没有署名，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找到上、下相关的部分，再加上其它的一些原因，这份文件在1980年以前，除了向为数很少的党史研究部门提供过复印件外，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没有人知道它的意义。
1982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将手稿的复制件分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聂荣臻、杨尚昆和邓小平等同志，请他们辨别鉴定。
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回忆：
党史资料政委会的领导同志跟我讲，这个东西已经拿给很多人看了，包括邓小平同志、聂荣臻同志、杨尚昆同志，凡是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还在世的同志，都给他们看，大家都没有印象。那时候工作比较多，陈云同志每天要看文件，是有一定限制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当前的一些急迫的事情还等着他去看、去处理。3月份到杭州以后，陈云同志休息的差不多了，我就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情，把这个拿给他。大概过了两个小时，陈云同志把我叫去了，叫去以后就给我讲，这个东西是我写的，是我的笔迹。他说他还给拿给于若木同志看了一下，于若木同志说不错，是你的笔迹。因为于若木同志过去在延安的时候经常给他誊写稿子，所以对他的笔迹很了解。他说是我的笔迹。我大喜过望，我是学过党史的，我对这种事情很有兴趣，所以我也很兴奋。陈云同志就给我讲，他说这是我在遵义会议之后向干部传达的稿子。在过泸定桥以后中央决定我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那么我就把文件全都留下来了。这份东西就可能是当时我留下来的，后来带到了延安。陈云同志说完了，我回去把他这个话写出来然后经过他本人看，他认可以后我马上给中央档案馆打电话。正好是他们的负责人接电话，听了以后也是兴奋不已，一字一句的把它记下来，搞了一个电话记录。这就解决了我们在党史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只知道遵义会议有个决议，但是遵义会议到底有一些什么决定，里面有哪些具体内容，在党史界很多事情不清楚。那么这份档案啊，把这个问题啊好多都讲清楚了。
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原来作者就是遵义会议的参加人和传达人陈云。
1983年8月，这份档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刊出，题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发现，恰恰弥补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的不足。由于陈云在当时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又亲历了遵义会议全过程，并受中央委托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所以，他亲笔书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有关遵义会议的重要文献。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有关遵义会议内容的最为完整的原始材料。
1985年1月17日，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人民日报》发表这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当月出版的《红旗》杂志也刊登了陈云的另一篇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
《随军西行见闻录》最初发表时署名廉臣。陈云又为什么不署真名呢？
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党的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惟一的一台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因此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
渡过湘江后，中共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但是行动未能成功。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踏步进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吸引滇军东调，然后突然从贵州西进，直逼昆明。由于遵义会议批评了共产国际支持的人，党中央认为十分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共产国际方面通报，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继续支持。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共产国际的代表一直在上海，由于陈云曾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会讲当地话，于是中央决定派陈云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陈云后来回忆说：“到昆明时，中央决定派我去沪……想从昆明走，不果，折回红军中。”
张闻天夫人刘英曾回忆说：
遵义会议后，要改组后勤队，那时后勤队叫红七纵队，它是负责部队搬运工作的。毛主席指示，部队要缩编，机关要精简轻装，要舍得丢掉坛坛罐罐，并让陈云负责这件事。当时，整个后勤队带的东西很多，陈云就大刀阔斧地砍，除了档案资料、报话台、银元等必须随身携带外，其他能舍弃的都要下决心处理掉，该扔的扔，该埋的埋。陈云办这件事确实很果断，很有气魄的。经过整顿，我们后勤纵队中，比较年轻力壮的同志都充实到战斗部队，这些事都是陈云办的，中央认为陈云能办事，会办事。
其时，红军正准备抢渡金沙江。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羊肠小道通向岸边。国民党为防止红军渡河，已下令把所有船只掳往对岸，并控制对岸渡口。红军能否顺利渡过金沙江，关系着全党和全军的安危。
陈云后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回忆道：
这里必须叙述一件事，就是云南的龙云将军无意中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龙云本想派飞机给四川的一位将军送去军用地图和大批药品，可是飞行员病了，于是龙云决定派汽车送去。有一位司机自告奋勇，愿意担此重任。我们攻克一座城镇后，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从公路上过，发现迎面驶来一辆汽车。我们当即缴获了这辆汽车，在车上发现了几十份军用地图和大批治伤的好药。这些正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我们打开这些地图，发现有９处渡口。我们还了解到，有的渡口只有１条渡船，有的渡口有３条渡船。这使我们对成功渡江信心大增。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1977年8月23日，陈云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时说：过泸定桥后，中央开了会，决定要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因为那时白区的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我离开时，刘伯承给我开了两张证明，要我到他老家四川的弟弟那里去。
1978年5月18日，陈云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也谈到此事，说：
1935年6月，到了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我就离开了，这是中央开的泸定桥会议决定的，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派我、潘汉年、夏采曦三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我们各走各的……大概工作了三四个月，后来……我也去莫斯科了。……
从上述陈云谈泸定桥会议内容看，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恢复那里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的党组织，这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党的地下组织——上海中央局是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后成立的，它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它的任务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作，保持和疏通党中央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联系”。
1934年9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联系。10月，党中央率领红军主力离开瑞金进行战略大转移后，作为领导中共的共产国际十分关心红军的动向，但只能引用外电和报刊提供的资料，来综述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与军阀进行战斗的情况。11月6日、13日、14日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三篇署名文章：《新的战区》、《中国农村的破产》、《争夺四川的斗争》，12月15日发表《饥饿的中国》。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是多么迫切盼望能尽快得到来自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的真实情况，以便对红军适时给予指导和帮助。因此，1935年6月，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得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的潘汉年，受党中央派遣离开长征队伍到了上海的消息，立即派联络员和共产国际代表与潘汉年联系。
8月间，陈云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并与再次到达上海的潘汉年接上头。上海党组织向陈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陈云和潘汉年都去莫斯科。但因陈云的任务是在上海恢复白区工作，故决定陈暂不去，让潘汉年先走。……8月中旬，上海的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根据共产国际在沪代表的意见，陈云也不得不离沪赴莫。……从10月2日起，陈、潘分别以史平、白林的化名，同陈潭秋等人一起开始参加中共代表团的会议，陈云并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
泸定桥会议后，刘伯承为陈云写了两封亲笔信，托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6月上旬，在红军攻占天全、芦山后，陈云随军抵达天全县北面的灵关殿，只身从这里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临走时，陈云带了一本线装的《三国演义》，并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经费，把大面额的钞票放在随身携带的一只热水瓶瓶胆下面。
陈云昼夜兼程，五六天后，到达成都。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了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并托他把钱汇给在上海一家银行任副总经理的章乃器。次日一早，陈云托人去成都春熙路上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同周恩来商量好的，是他向中央报告自己平安抵达成都的信号。
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区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特务、叛徒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像陈云这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独自一人横穿大半个中国，远赴敌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其危险性可想而知。1935年7月，陈云终于到达上海。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有许多变节的叛徒，其中很多人认识陈云，不少地方都挂着陈云的通缉令，上面有陈云的画像。
陈云长子陈元后来回忆说：
父亲有一次上街，到车行里叫了一个出租车，低头从柜台往里一望，叫车的人是个叛徒。当时这个场面就很紧张，我父亲说了一句，你要说出去，共产党饶不了你，共产党不会放过你！那个人把帽子往下一拉，派出一辆车，我父亲乘车就走了。就这样，陈云利用叛徒心虚的弱点，一次次地躲过了被叛徒告密的危险。
此时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已连续4次遭受严重破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来信指示取消上海临时中央局，并将中共在上海的一些人员接到莫斯科。
陈云在上海在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生动地记载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八个月、途经六省、行程12000里的传奇经历。
红军的长征是世人广泛关注的一件事情。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国内外新闻媒体一直没有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报道，只能靠国民党政府“剿匪”的陈词滥调来判断中国的政局。
红军被迫长征后，蒋介石宣称红军已“溃败”，只剩下极少数人在“逃窜”。这篇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由于用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得以在国外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传，戳穿了蒋介石的谎言，说明真相。它最早于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上登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此后便很快传回国内，并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等书名多次出版。迅速风靡海内外，翻印再版不计其数，成为中外各界了解长征、了解红军、了解共产党的必读之书，有力地宣传了中国革命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部反映红军长征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的著作，它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时间还要早一年多。《随军西行见闻录》文学水平较高，传播面在国内、国外都比较广。陈云虽然没有走完长征全程，却是最早记录和宣传长征的人，因此陈云可以称得上是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的第一人，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远赴苏联完成特殊使命
1935年8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巧妙安排下秘密地乘上了一艘苏联货轮。当陈云登上货轮后，才发现没有随身携带刮胡刀。上海有很多国民党特务，而且很多人都认识他，陈云就把那钱交给一个苏联的船员，请他下去帮忙买了一个刮胡刀。刮胡刀7毛5分钱，装载一个胶木盒里。陈云晚年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他还是用这把刮胡刀，他每天早上都要刮，直到生命的最后。
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陈云藏在船的底舱里，那里霉腐气味刺鼻，空气稀薄，又不能发出任何响动，直到货轮驶出吴淞口他才走出底舱。陈云一行在海参崴下船后，从那里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接见。
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已长时间失去联系，陈云便借此机会在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张闻天夫人刘英曾对陈云的汇报有一个评价：陈云到共产国际后，就把我们的国际路线打通了，他报告了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了毛泽东担任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汇报以后，共产国际领导很满意。在此之前，有人造谣说红军被消灭了，实际上经过长征红军是发展壮大了，而且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所以说共产国际这条路线是陈云首先打通的。
陈云详细、客观的报告，使当时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消息的共产国际有机会正确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增加了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了解和信任，共产国际因而迅速转变了态度，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最早系统地向世界阐述长征过程的报告。陈云的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以他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的最珍贵资料。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经两次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迫切需要形成新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新的指导思想，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前进道路。两次历史性转折，一次以遵义会议为标志，一次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这两次历史性转折中，陈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