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0日下午2点，薛忆沩在深圳文华花园景华阁一间简陋的房间里采访了薛忆沩。我们之间隔着一面稍带油垢的镜子。我们的交谈进行得非常流畅。
薛忆沩，我注意到最近这一年来，你的作品引起了媒体和读者的关注。但是，你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新人”，对你的第一轮关注其实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你能够谈谈你自己的文学经历吗？
我的文学经历有时候会令我自己非常泄气。我走的是“较少人走的路”中更少人走的路。我的所有作品总是与“时局”关系紧张，发表起来都很不容易。中篇小说《睡星》是我的“处女作”。它完稿于1986年1月。它开始被当时很有影响的《中国》杂志接受，但是，那家杂志后来因为“自由化”而被迫停刊。一年之后，《芙蓉》杂志准备将它刊出。可是，北京突然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学生运动，它再一次失去了出版的机会。1987年8月，小说由思想解放的《作家》杂志以头条刊出。那被许多人看成是我文学生命开始的标志。其实我更愿意将自己文学的起点定在1988年夏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耐力写出的长篇小说《遗弃》，以及1989年春节前夕，也就是《遗弃》完成不到半年之后，我写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遗弃》于1989年3月顺利“自费”出版，而后来定名为《一个影子的告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历经坎坷，至今仍不能出版。1990年12月，台北的《联合文学》和广州的《花城》杂志同时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联合文学》杂志将它作为当期唯一的“小说精选”，在封面上推荐。而《花城》杂志也将小说题目列在封面的要目里。半年之后，我的名字出现在《收获》杂志上，这是当时的文学青年“前途无量”的标志。很快，当年的台湾《联合报》小说奖揭晓，我的微型小说《生活中的细节》与王小波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一起得了奖。
在那之后，你突然就从文学的视野里消失了……
那是被迫的消失，正像红军长征一样。原因与我的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关。有人称那篇小说是“一个敏感年份的抒情诗”。但是，它明确的时间标志和情绪指向让我和发表我作品的杂志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前途无量”的文学青年前进的道路突然间就被堵死了。我的第一次文学生命在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状态中结束。这文学生命仅仅维持了四年。它的结束当然应该定性为是夭折。
可是经过六年的消失，你居然又“回来”了。这是生命的奇迹。你的那篇题为“重返文坛”的短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是的，六年过去了……那篇短文同时发表在《深圳商报》和台湾《联合报》上。那是我为自己吹响的冲锋号。我的“重返”其实早在短文发表之前就已经开始。1996年7月，《湖南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组小说，其中题为“走进爱丁堡的黄昏”的一篇是我搁笔六年之后的新作。这次发表可以看作是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的开始。这一次，我很清楚自己行囊的重量和价值。我感觉自己很像是《百年孤独》中那位死而复生的吉普赛浪人梅尔基亚德斯。
“重返文坛”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因为你从来都不属于文学界。
你说得很对，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属于文学界，将来也不会有那种归属感。除了在属于文学界的杂志上发表作品以外，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官方文学组织的活动。准确地说，在消失六年之后，我是重返“文学”，而不是重返“文坛”。
《遗弃》的发现当然是这次重返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是的，从1997年底开始，沉寂了将近九年的《遗弃》突然被几位国内知识界的知名学者注意。他们在北京、广州、香港等地很有影响的报刊上撰文评价和推荐这部作品，完成了我戏称为“世纪末的知识考古发现”。这成了中国的一个文化事件。经过将近九年的考验，《遗弃》像它的作者一样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它的修订本上个月出版并且迅速销售一空。《遗弃》的新生真是让我感慨万千。我记得卡尔维诺曾经说过，十年是对人写作才能的考验期。如果一个人写了十年，还能写，还在写，他就是一个注定的写作者。卡尔维诺的这种“算术”正好能够让我对号入座，对我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一本书也有自己的生命期。你估计《遗弃》的生命会有多长？
这很难说。我当然希望它走得更远。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它，有更多的学者能够研究它。《遗弃》可能是一部需要被不断发现的作品，它里面隐藏着关于生命和写作的许多奥秘。
除了《遗弃》之外，你的短篇新作更是让你的重返充满了活力。
是的，从这一批新作里可以看出我写作的多样性。《出租车司机》写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凄凉；而《历史中的转折点》是一个以北伐为背景的故事，写个人在历史中的无奈；《两个人的车站》由发生在巴黎、北京、伦敦和东京的四个故事组成，表现死亡、爱情和信仰在时间中的变迁；《流动的房间》通过爱情和欲望的不同形态来追寻个人与城市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还有《广州暴乱》，一个十六世纪的悲剧，关于权力和恐惧；还有《深圳的阴谋》，又回到了现代，表现人对爱情和记忆的狂躁……这些都是短篇小说。我对自己的写作非常苛刻，短篇小说正好满足了我的这种“病态”心理。我喜欢用不大的篇幅去审视很大的问题。我的作品总是在表现历史的荒谬和生命的复杂。
你刚才的这句话总结了自己的写作风格。
我认为小说要去揭示历史的荒谬和生命的复杂。在我看来，这就是“小说的使命”。小说应该通过灾难性的生活细节、简洁又紧张的语言手段以及狡黠和逻辑的叙述策略来完成这一使命。我想做的与我能做的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知道，只有不断地付出时间，不断地付出努力，才可能不断地缩小这种差距。写作是需要用一生来专注的事业。
有人说你的作品太理性，你怎样回应这种说法？
我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训练，我喜欢学习西方的语言，我在大学里任教，我十二岁就读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理性”当然会成为我的特点。但是，认真的读者很容易在我冷静的叙述中体会到情感的细腻和热烈。我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我的每一篇作品同时又都是我的这种敏感的见证，充满了脆弱的感性。
我同意你的这种自我评价。我想这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也是你的作品能够获得台湾文化人认同的原因。
在重返的途中，台湾的《联合报》副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投寄过去的所有作品都被刊用，其中包括大陆的报刊不敢刊用的《不肯离去的海豚》。我的作品也首先是在台湾被译成英文的：《与狂风一起旅行》的英译，刊登在齐邦媛女士主编的杂志上。还有，香港的《纯文学》杂志去年以来也在不断登出我的作品。在大陆，对我的重返给予最大支持的是《天涯》杂志。
你对自己的这第二次文学生命有什么期待吗？
发表的艰难不能扼杀我写作的激情，却扼杀了我对文学生命的许多期待。《遗弃》出版将近九年之后才被社会注意，而紧接《遗弃》之后完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至今都不能出版（尽管这部小说的评论都已经在香港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我还能期待什么呢？或者说，我有对创作本身的期待，却没有对“市场”的期待。我期待着能够在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中创作岀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我肯定会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曲折和坎坷的道路磨练了我的耐力。我有时候会感谢自己好文学的“坏运气”。
你经常强调自己是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对写作很重要吗？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作家协会，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官方组织的文学活动，也很少与文坛里的人物来往。我相信文学是个人的事业，是孤独的事业。就像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精神一样，孤独也是艺术家保护精神世界的“铜墙铁壁”。
你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的。我从小就对历史和科学有浓厚的兴趣。而这两方面的兴趣让我很早就看到了暴力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灾难。历史在不断地重复非理性的暴力（如战争、专制等），而科学的许多成就最后会演变为理性的暴力（如原子弹、敌敌畏等）。历史与科学好像在用不同的语言创作同一部悲剧。它会将人类引向何处？我的许多人物也都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对生活的悲观看法经常会令我震惊。在短篇小说《两个人的车站》的结尾处，叙述者说：“生活是最真实的赝品。”这是多么深刻的绝望啊。
让我们躲开这种绝望吧。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作家和作品？
我喜欢表面很冷，里面很热的作家和作品。最近在读的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都属于这种类型。
你拥有复杂的学历，在中国的小说作者中，你是一个罕见的例子。
我在本科阶段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而我的博士学位完成于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业是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复杂的教育背景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复杂的影响。
《遗弃》的主人公是一位“业余哲学家”，你自己现在也是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你能谈谈现在的本职工作吗？
我现在是深圳大学文学院的教师，主要上写作课，有时候也教一点文学理论。我以前一直是做不好（不能也不愿做好）本职工作的人，但是这一次，我做得很好。我相信我的课给学生们带来了多方面的启发。我还有机会开了一个学期符号学的课。这让我很开心。我曾经非常着迷符号学，总是盼望着有机会能够在那个领域里做点什么。
在你游历过的西方城市中，哪一座城市对你的文学最有影响？
莫斯科、伦敦、爱丁堡、巴黎、阿姆斯特丹、波恩、旧金山……最令我着迷的还是爱丁堡。前面讲过，《走进爱丁堡的黄昏》是标志着我重返文学的第一篇作品。也许可以说，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就诞生于爱丁堡。
而深圳是你现在的居住地，你的第二次文学生命在这里发育成长。你对这座城市应该有特别的感情。
谁都知道深圳是一座时尚又浮躁的城市，对我来说，这不是这座城市的坏处，而是好处。一座时尚和浮躁的城市是不需要写小说的人的，所以写小说的人也不会受到太多的打扰。在深圳，我可以安心于自己的冥想，安心于自己的孤独，安心于自己的写作。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我与这座城市感情的见证。
后记
这是我有生以来“接受”的第一次采访。它“自言自语”的特殊形式决定了我随后一些访谈的性质。这次采访的原稿曾经在《万科周刊》1999年第18期和香港的《纯文学》杂志2000年第2期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