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7年的春夏之交，宁静的南开学校校园变得沸沸扬扬起来，即将毕业的莘莘学子都在筹划自己的未来，有不少同学准备去欧美留学。对于当时正在南开就读的周恩来而言，他又何尝不想远渡重洋呢？只是，家中境况的败落窘困，令他望而却步，无法承担去欧美留学所要支出的昂贵学费。
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周恩来对于前途一时较为迷茫。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加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使得一腔热血的周恩来并不能静下心来工作。而当时，去日本留学仍然很流行。因为日本是亚洲地区唯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年轻人把日本看成是变革的典范，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周恩来决定去日本留学。他选择留学日本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日本的情况，学习知识，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此外，由于家境贫寒，选择留学日本有可能享受政府公费待遇。
7月下旬，周恩来与同学李福景等去北京筹划赴日留学事宜。此时，他的好友于树德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于树德是天津静海人。五四运动前几年，天津的学生运动就开始活跃。当时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于树德在天津政法学堂，在共同参与学生运动中，关系逐渐密切。于树德也打算赴日留学，他的家境稍好，多方筹措了留学费用。在他临行前，突然得到了政法学堂给他的一个公费留学名额。他立刻想到周恩来，表示愿意将自己筹集的费用资助周恩来。周恩来犹豫再三，基于赴日本留学、追寻真理的强烈愿望，最终还是高兴地答应了。1949年，于树德应邀到北京，在北京饭店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满面笑容地问：“永滋（于树德，字永滋），我还欠你300块大洋的债务呢。要算上利息，这笔债我个人现在也还不起啊。怎么办？分期偿还，还是免去利息？”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行前写了一首七言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这首诗中，“大江歌罢掉头东”表达了周恩来负笈东渡寻求真理的决心；“邃密群科济世穷”说的是他到日本求学的目标，即细密地研究多门科学以拯救濒临绝境的中国；“面壁十年图破壁”，借达摩面壁修禅的故事反映出他刻苦钻研欲达到的境界和追求；“难酬蹈海亦英雄”，则表明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任何代价的誓言。
周恩来从天津登上东渡的轮船。到达日本东京以后，周恩来进入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来年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两所学校都是名牌大学。他只要考取其中任何一所，便可得到当时民国政府的官费补助。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一所语言预备学校，成立于1914年，是无数寄托救国、强国之梦的中国学子求学的起点。当时的日本是亚洲吸收欧美思想的前沿，大量近代名著、思想流派书籍被翻译成日文，这对于同样使用汉字的中国学生而言无疑是一条接受新鲜事物的捷径。周恩来入学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时，校长是当时主张“中日必须成为友人同志”的松本龟次郎。当年半数的中国留学生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全校共有350个学生，都是中国人。他们大多是爱国青年，主要在这里学习日文，也复习其他功课，然后考取其他大学。周恩来当时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二）
进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后，周恩来深知到日本求学不易，为自己制订了紧张而周密的学习计划，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时时刻刻去用功”，“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周恩来心里清楚地知道，食宿的艰苦困顿他能对付，最难对付的却是日文。起初，日文似乎很好学，孰料愈学愈难，当学到多变的语法和复杂的语句时，他虽苦苦练习，却始终没有太大的长进。面临着“背水一战”的官费考试，“成败与否不曾预料”，他忐忑不安，焦急万分。
偏在此时，他又接到淮安来信，得知久病的三叔父周贻奎去世。这一噩耗让他“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没了知觉一样”，他“连着三天，夜里总没睡着，越想越难受”，只恨自己“身在海外，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周恩来一度陷入严重的思想苦闷之中。他整天喝酒，以为酒可以浇愁。他又学着焚香诵读佛经，开始接受在日本流行的“无生主义”（“修得无生，便是涅槃”）。这是佛教名词，认为一切现象之生灭变化，都是世间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本质在于“无生”，修得无生，即是涅槃，即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可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个有着崇高抱负的爱国青年来说，当时他的思想虽处在波动之中，但他始终割舍不去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前途。想到这些，他依然是一腔热血，豪情如虹。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与挣扎，他终于从迷惘中走了出来。1918年新年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来日本求学，“第一样事情就是炼得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起，不为势屈”。不久之后，他又在日记中阐述自己的人生见解，他认为，大凡天下真有本事的人总是心里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挫折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暖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
周恩来一边学习日语，一边留心考察日本社会。他经常阅读日文报纸，并注意从接触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知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他很快为自己定下了生活准则：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周恩来经过一段时间对日本社会的观察，认识有了变化。由于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经济发展迅速，可谓学习西方卓有成效，成为近代史上亚洲最早的一个独立国家。因此，过去曾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把日本奉为楷模，认为走日本的道路可以救中国。周恩来也曾受到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太弱了，日本那样的“军国”道路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但后来他的看法改变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恐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周恩来尽管在学业上不顺利，但开始接触国内外的先进思想。日本人也有过春节的习俗。节日期间，东京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凡，留日同学有的归国探亲了，有的则出入于各种社交场所。周恩来住在租金低廉的“贷间”内，阅读起从国内带的《新青年》。《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早期主要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极广泛的影响。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虽在书铺里买来看过，或许是浅尝辄止，当时他并无深切感受。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在他动身赴日本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他将这本杂志带在身边。
这回重读，周恩来对其中所宣扬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地赞成”，认为自己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他不由得喜欢起半年前曾出席了南开学校毕业典礼的那个冷峻、难以接近的陈独秀来，表示要“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对于自己能领悟到这一点，他“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尽管东京的街道上残雪未尽，可是，周恩来已经想要情不自禁地欢呼“一轮红日已东升”。与此同时，1918年上半年，周恩来开始关注马列主义，阅读了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日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来，他成为河上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半月刊《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读者。
1918年春节过后，周恩来开始全力以赴地为考试准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日期是1918年3月4日至6日，科目有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和博物，还有口试。结果，他因日语成绩不理想而名落孙山。这个打击似乎也在周恩来的预料之中，毕竟自己补习迎考的时间太短，日文基础差也是事实。对于7月间将举行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仿佛也有了底。但他不敢懈怠，他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计划：每天读书13个半小时，做其他事3个半小时，睡眠为7小时。
5月初，日本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腐败的中国政府再一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退缩了。这使得周恩来忧愤不已，惊呼：“国事益坏矣。”日本的强权和中国政府的退让，引起广大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组织“救国团”，号召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以示抗议。这一举动却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5月10日那天，当中国驻日记者彭翼仲于8天前从轮船上蹈海赴国难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极度震惊，悲愤难抑，在当天的日记上录下了彭翼仲的两句绝命诗：“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贪生！”
5月16日，段祺瑞反动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公然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北京等地爆发了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留日中国学生更是义愤填膺，许多人以罢学归国来表示抗议。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一运动，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并在日记中逐日记载事态的发展。到5月底，要求归国的学生达3000人，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恐慌。
国家危亡的严酷现实，使得周恩来再也无法静下心来按原订计划准备7月份的入学考试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爱国运动之中，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新中学会”是他到东京的前两个月，由从南开学校毕业的童冠贤、高仁山等人，在东京发起成立的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留日学生团体。周恩来到达日本后，很快就与童冠贤、高仁山等同校学友建立了密切联系，常常参加南开同学会的活动，并被推选为南开同学会的评议员。
1918年5月19日，由南开同学会干事长童冠贤介绍，周恩来正式加入新中学会。对此，周恩来在日记中记述：“我今天在新中学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本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了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见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从此，周恩来成为新中学会成员，开始经常参加新中学会的活动。
1918年7月上旬，周恩来继在同年3月参加东京高等师范的招生考试未果之后，再次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只是又以日语“会话不好”等原因落榜。当时，他的心情很不好，尽管新中学会的会友给了他不少安慰，他还是决定回国休息一段时间。月底，他离开东京，绕道朝鲜釜山回国在天津度假。
（三）
1918年9月4日，回国探亲的周恩来又返回了东京。10月份，“新中学会”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较大的房子，作为会员宿舍，取名“新中寄庐”，约定除确有困难者外，会员都搬到宿舍居住，过集体生活。为了锻炼劳动生活和养成节俭习惯，约定凡宿舍内一切清洁卫生、烧饭、洗碗等生活事务，均由会员轮流担任，不再雇用任何人；发扬经济互助精神，就餐实行一饭一菜制度。周恩来搬进新中寄庐后，与大家一同过起了集体生活。不久之后，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等人访问美国归来，路过东京，曾特意到新中寄庐参观，并与新中学会会员共进午餐，那一次的饭菜，就是由周恩来和马洗凡、李峰等新中学会的会员自己烧的。这些给张伯苓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热情称赞周恩来、马洗凡等新中学会会员这种集体生活。那时，周恩来在经济上比较拮据，通过新中学会这一组织，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较大资助，同时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会友。
就在他离开日本的1个多月时间里，发生了席卷全日本的“米骚动”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半封建落后农业的矛盾，造成粮食短缺，加之地主、米商预料政府将要出兵西伯利亚，因此囤积居奇，致使米价猛涨。1918年7月23日，富山县下新川郡鱼津町（今鱼津市）从事装卸工作的渔民妻女拒绝外运本县产的大米，立即在邻镇引起连锁反应，发展为向官府和富豪要求发放救济米和降低米价的运动。8月5日，消息在报纸上报道以后，骚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民众纷纷夺取奸商粮店，捣毁富豪住宅，袭击警察署，进而焚烧建筑物，许多地区的群众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在城市的抢米骚动中，以京都、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地最为激烈，参加者主要是自由劳动者、工匠和部落民。8月中旬以后，骚动向地方村镇和煤矿区发展。矿工以炸药为武器同军警进行战斗，不少农村的租佃纠纷转变为暴动。骚动一直持续到9月19日，波及1道3府32县。政府出动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被捕群众达数万人，其中有2645人被判处各种徒刑。
日本的“米骚动”事件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暴露出日本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它使周恩来认识到日本农民和工人的力量，从中深受鼓舞。他认为这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是“国民自觉的事绩”。同时也给各种社会学说，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周恩来逐步认识到，过去他和许多留日学生都把日本看成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其实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那样理想。救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周恩来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俄国，对十月革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此前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以及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已纷纷涌向日本。早在4月间，周恩来就读过一本《露西亚研究》杂志，注意到了“露西亚”（即“俄罗斯”）的党派斗争，从中作了比较鉴别，认定社会民主党内“过激派”（即“布尔什维克”）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里，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1918年下半年，随着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开展，日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一些马克思著作被翻译成日文出版，报刊上也不时有评介文章发表，特别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在1919年1月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开始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广泛接触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等思潮。但马克思主义对他影响显然是主要的，他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1919年3月，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到东京，周恩来思考之后，决定重回南开学习，寻求革命的真理。临行前，他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好友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并将《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为他饯行的另一南开同学张鸿诰。
恰在这时，也是南开同学吴瀚涛从京都来信，邀他前去商量进京都大学就读的事情。京都大学有周恩来所仰慕的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传播者河上肇博士，遂直奔京都。在京都逗留期间，周恩来学习了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上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懂得了阶级斗争学说。他接受了这门科学，并决心用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他除了阅读书刊外，有时也外出走走，4次游览了京都名胜岚山，触景生情写下了《雨中岚山》（4月5日）、《雨后岚山》（4月5日）、《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4月5日）、《四次游圆山公园》（4月9日）4首诗。其中，《雨中岚山》全诗如下：
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这首白话诗反映出年轻的周恩来探索革命真理的艰辛，体现了他在各种学说中探寻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那种无限喜悦和振奋的心情。置身于秀丽景色之中，周恩来思索着自己思想上经历的许多艰难和曲折，回忆着一件件难忘的往事。他觉得朦胧的雨雾中，让人感到渺茫，感到失落，而那穿云透雾的阳光，又给人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让他看到了真理之光。
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周恩来于1919年4月中旬由神户港登船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