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恩来由于身陷囹圄，失去了南开大学的学籍，但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严修为了保护好这位被他誉为有“宰相之才”的年轻人，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这一年，严修捐款7000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选派南开大学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他们一致同意派周恩来出国留学，并资助500元，供他做赴欧的费用。在南开校董事会上研究和征求部有关人员的意见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周恩来符合条件，同意派其出国留学。为了给周恩来创造更好的留学条件，严修还特意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的情况，推荐他去英国留学。
为了补贴旅欧期间的生活费用，周恩来还与天津《益世报》商定，做该报的旅欧记者，为报纸撰写通讯。
1920年11月7日，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驶离上海。这是一艘两万吨级的巨型邮船，上下共分10层。周恩来和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197人住在最底层的统舱里，他们是法华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12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登岸时，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了留法法华教育会学生部干事的迎接，并帮他们换乘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巴黎。
周恩来和一般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学情况稍有不同。他除了在巴黎雷诺汽车厂短时间做过工外，主要靠奖学金和稿费生活。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所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这使他得以腾出时间和精力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赴欧求学是周恩来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抉择。周恩来为什么将目的地选在欧洲呢？在他到达巴黎后不久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1921年春天，经早期共产党人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周恩来入党后，因工作需要，他放弃了报考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机会，与天津4名勤工俭学学生转到法国中部布卢瓦城学习。本来，爱丁堡大学也同意免去入学考试，只考一门英文。他放弃报考的原因除因工作需要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考试时间定在9月，开学则在10月，还要等待半年之久；更令他头疼的是，英国的生活费用是全欧洲最高的，在伦敦生活，每年的生活费用约200镑，折合中国货币在千元以上，爱丁堡是苏格兰首府，生活费用稍为便宜，但每年仍需千元左右，是巴黎的两倍。巴黎虽然是世界名都，可谓花花世界，但生活费用相对伦敦而言低得多，每月只需中国货币40元，一年也不过500元左右。这对经济拮据的周恩来来说，当然是一个好去处。
周恩来在布卢瓦时，一边学习法文，一边从事革命活动，白天学习和搞社会调查，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国内《益世报》撰写通讯报道。l921年初，100多万英国煤矿工人举行了震动全欧的总罢工，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奔赴英伦三岛，实地考察和研究英国矿工大罢工的全过程。返回法国后，他怀着对英国工人的无限同情，以惊人的毅力，从4月13日到6月20日先后写出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等16篇通讯，长达3.5万字，详细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和这次大罢工的经过、意义和影响。
（二）
1921年2月中旬，当周恩来从英国返回法国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正在进入高潮。这场斗争的起因是，巴黎华法教育会出于利益考虑，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学生解除经济依附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而当时大多数学生还没有找到工作，停发维持费将使他们无法正常生活。总部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主要帮助勤工俭学的学生寻找适当的学校学习，或寻找适当的职业做工，以及负责发放各省补助金、借贷和追回华法教育会单独发放的奖学金等事务。自1920年6月以来，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学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由于法国经济衰退，物价高昂，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生活极为贫困，华法教育会又置之不管，致使双方矛盾加剧。其后，学生们又听说华法教育会职员私吞国内救济勤工俭学学生的捐款，更加忍无可忍。
1921年2月28日，勤工俭学的学生提出“求学权、劳动权、生存权”的口号，包围了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为“二八斗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进入第一次高潮。法国当局出动警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立刻对这次事件的前前后后进行详细的了解，写出长达2.5万字的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寄给《益世报》，《益世报》分10天连续刊载这一事件。
“二八斗争”平息后，1921年6月，周恩来在一张法国报纸上看到一条关于“法国国务会讨论中国借款事项”的新闻，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周恩来立即与蔡和森、赵世炎取得联系，研究事件的性质。不几天，陈毅又从炮厂工程师那儿得悉有关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进行秘密大借款的确实消息。原来法国大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中法实业银行，因经营不善在竞争中濒临破产。中法两国政府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都想加以挽救，并以此为共同基点进行了一笔大借款交易。经过秘密谈判，拟借款3亿元。1亿由经手人及北洋政府瓜分，2亿给中法实业银行维持经营。抵押条件是中国政府出卖国家的印花税、验契税及滇渝铁路的建筑权等。由于这笔交易不可吿人，因而两国政府都严密封锁消息，直至法国大资本家集团分利不均、内部发生争吵才被法国报纸在字里行间披露出来。
真相逐步清楚后，留法华人无不义愤填膺。周恩来一面调查内幕，及时指导这场反对大借款的斗争；一面与赵世炎等一起，多次组织集会，开展群众性的声讨运动。6月30日，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及华工代表300余人，在巴黎召开拒款大会，大会由赵世炎主持。会上群情激昂，发言代表纷纷声讨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
为了彻底揭露大借款的真相，进一步动员国内人民奋起同北洋政府作斗争，周恩来写下了《旅欧华人反对借款之运动》这一长篇通讯，寄回国内发表于1921年8月16日、17日、18日的天津《益世报》上。在这篇通讯中，周恩来有力地揭露北洋政府为“救济一垂亡之外国银行，分其余利”，不惜出卖“关系全国命脉”权益的卖国罪行，悲愤地发出“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之中耶！”的疾呼声。通讯向国人指出历来军阀开战，“均肇于借款成立之后。殷鉴不远，实所寒心”。表示要“积极运动，以与抗争”。这篇文章发表后，国内反响强烈，获得广大爱国人士热烈支持与响应，纷纷采取各种行动，投入了反借款斗争。8月13日，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周恩来还连续写下了《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和《中法大借款之近讯》等文章，寄回国内发表，进一步动员国内人民进行斗争。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经历两个多月的斗争，这一斗争终于取得成功。
（三）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利用“庚子赔款”余额创办的，校长是华法教育会发起人之一、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这所学校从筹办到建成，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1919年至1920年间，华法教育会募捐了一笔经费，加上“庚子赔款”余额，利用当时主张对华友好的法国里昂市长哀里欧捐赠一座旧兵营，开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学校筹建之初，依照法国1901年协会法的规定，以“协会”形式为法律基础，于1921年7月正式注册成立“中法大学协会”，负责人由中法各派出6人组成，教学科目有英文、数学、文学、化学等。1921年7月8日，“协会”举行首次会议，宣布成立里昂中法大学。
由于战后法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勤工俭学的学生纷纷失工失学而陷入了极端困境之中。而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和法国当局对学生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并停止了对勤工俭学学生的经济支持。
由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周恩来等领导下，成功地阻止中法秘密借款合同触怒了中法两国政府中的官僚政客，他们采取卑鄙手段报复勤工俭学学生。9月初法国政府单方面宣布从9月15日起，停止发放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维持费，这就使700多名既无工作又未入学的青年学生陷入绝境。正当这批学生处于绝境之际，里昂中法大学建成就要开学了。里昂中法大学在学校筹建时，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公开对学生宣布，中法大学如建成可容纳2500多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可全部进入学校都没有问题。但当留学生要求入学时，遭到校长吴稚晖拒绝，他从国内新招收一批富家子弟。他说：“华法教育会是李石曾办的，里大是我办的”，“我吴稚晖的里大，与他李石曾的华法教育会是没有丝毫关系的。你们勤工俭学学生，要去找华法教育会，将来要进里大，须报名投考。”他甚至极其无耻下流地说：“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不是栖留所，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结果把中法大学的创办同勤工俭学学生的关系，推脱得一干二净，给那些满腔热情渴望求学的同学，泼了一盆冷水。
对于这种恶劣做法，除了直接行动，没有别的出路。9月17至19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一致决定“争回里昂中法大学”。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提出，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是复杂的，要讲究策略，要作两手准备。在同各地代表一起讨论斗争任务和方法时周恩来强调指出：“现在无论在厂的、在学校的、领维持费的勤工俭学学生都是共同患难的同志，都应该在‘求学运动’的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他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
9月20日清晨，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发出一个“紧急通告”：（一）本会今日移驻里昂中国大学，巴黎方面留驻巴代表5人；（二）由本会周恩来去德国，分别建立和发展“少共”的基层组织，为成立统一组织作准备。周恩来在柏林期间，还介绍朱德和孙炳文两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旅德的共产党人张申府、刘清扬、张伯简等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
21日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人组成的“先发队”到达里昂，冲进中法大学进行交涉。校方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大队武装警察包围和拘捕了“先发队”的104名学生。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后，立即四处奔走，展开营救活动，但未能奏效。
10月13日，这批学生被法国当局押送到马赛，后被驱逐回国。赵世炎在别人帮助下借机逃了出来。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含愤撰写了长篇通讯《勤工俭学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反动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迫害经过。文中疾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昂格斯（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经过几场尖锐和复杂的斗争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终于走上了大联合的道路，旅欧革命青年即将团结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