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天刘文典忍住了怒气，或者干脆低声下气，那他肯定不会被当时正威风凛凛的“蒋主席”关上两个星期，更不需要“即日离皖”。但那样他就不是刘文典了。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1928年11月29日，刚刚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视察，听说几天前安徽大学有学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闹事，就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安大文学院主任刘文典问话，并责令他尽快惩处肇事学生。
没想到刘文典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连主席也不愿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事情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觉得其中尚有内幕。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你这个新学阀，不将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看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身着灰布棉袍的刘文典“嗖”地站起身来，从容应答：“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是新军阀！”
结果可想而知。
骂蒋介石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实际意义上的校长，大小算是个“官”吧。这个“小官”原本是应该对那个“大官”保持那么一点恭敬的，即使内心不愿意，表面装装也可以吧。可刘文典不！不仅不愿意装，还要与被国人视为“党国救星”的蒋主席对着干。
他的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
这个刘文典到底是谁？他为何如此之“狂”？
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并不难查到刘文典的生平简历：祖籍安徽怀宁，1891年生于安徽合肥，原名文骢，字叔雅。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不久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底赴日本留学。早年倾心于民主革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中华革命党，担任党部秘书。袁世凯逝世后，刘文典逐渐潜心于学术研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任职。晚年栖身于云南大学，直至终老。代表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杜甫年谱》等。
报章零落的故事里，可以粗略看到这位“大师级人物”一生走过的辉煌：早年师承刘师培、章太炎，青年交游胡适之、陈寅恪，中年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老年批评过鲁迅、巴金，还曾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痛骂过蒋介石。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国家一级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慷慨发过言，还被开国领袖毛泽东当面夸赞过。似乎曾经风光过，但最终却在惊涛骇浪般的批判中倒下。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留下的只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身影，渐行渐远。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只可惜由于时光流逝、历史疏忽，目前所能查阅到的第一手资料十分有限，现存的记录也是互相抵触、错谬百出。刘文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留给今天的最大财富又是什么？
卷牒之中，并无太多明确的结论。人们只能从零星的历史档案、有限的回忆文字中去管窥这位老人丰富而艰难的一生。是的，关于他的最令人神往的人生段落，依然落定在那些被世人口口相传的种种传说之中。
狂傲，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就拿他“不称主席”的举动来说吧，即便放在今天，亦堪称动人心魄的独立文人风骨。1931年12月11日，鲁迅先生以“佩韦”作笔名，在上海“左联”旬刊《十字街头》上发表《知难行难》一文，特意谈到了这件事：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清高自守，不畏权贵，笑骂古今，是这些“狂人”区别于同世豪杰最为明显的特征，正如《论语》里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面对世俗的责难，面对风云的激荡，这些“狂人”每每抛出惊人言语，或左右乾坤，或推波助澜，或振聋发聩，或喃喃自语，均不失为时代的绝响。正是由于这些被人讥嘲为“疯言疯语”的声音存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才得以精彩传承。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越是在国势纷乱、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这些“狂人”越是会在“狂放不羁”的外表下，坚守内心，落拓不偶，为国家的尊严、民族的骨气留存几分亮色。这样的人物，确应为历史所铭记。
刘文典，就是这样一个亟须被历史“打捞”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