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下的万历三十年三月初。
农历三月（这年有闰二月）的北京，天气已不那么令人瑟缩。御河桥下的冰凌化了，棋盘街旁的杨柳青了。可是，天宇京畿的百官万民却一点生机也感觉不到，心头重压的冻云不开，胸中拥塞的冰块难融。从庙堂大臣到市井小民，人们抹不去一个不忠不孝的念头，暗暗祈祷着，焦躁地盼望着：如果这位“酒色财气”四病缠身的皇上快快蹬腿，新皇登基照例来一番“与民更始”，大家兴许能喘一口气！
本来，二月里已有确凿消息传遍皇城内外，皇帝早晚工夫就要死了。
二月十六日，朱翊钧忽然感到病势沉重，将不得不撒手人间，急忙宣召诸大臣到仁德门候旨，并命首辅大学士沈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安排后事，说：“朕病甚，勉辅太子。这些年因为修建三大殿而征收矿税，本是权宜之计。现在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停勿征，所遣内监，都撤回京师。镇抚司和刑部关押的罪人可以开释；过去进谏得罪降谪的官员，都给他们复官吧。”说罢，便躺下来等着断气。这个晚上，内阁大学士们及三公九卿都非同寻常地在朝房守夜，以应大变。沈一贯按朱翊钧的意思拟好的圣旨，也已由太监送朱翊钧认可，交诸大臣传阅；大臣们如获至宝，期望即刻执行。
可是，第二天朱翊钧的病情好转，他反悔了，接连派出二十多批太监到内阁办事房索缴圣旨。沈一贯奏称：“臣等昨夜值宿朝房时已将谕旨传出，顷刻间已播扬四海，不宜出尔反尔。”但是，朱翊钧不管这些。司礼监太监田义侍候在旁，也力争道：“圣谕已颁行，皇上岂可反汗食言！”朱翊钧怒不可遏，拔刀要杀田义；田义不为所动，谏诤愈力。但首辅沈一贯害怕了，赶紧缴出前谕。过了两天，朱翊钧传谕内阁，说是前两天由于眩晕云云，一切“著照旧行”。
人们空喜欢了一场。
说到矿税等等，是怎么回事呢？这位万历皇帝长于深宫，自幼挥霍成性。冲龄践位，前十年有张居正夹辅难称心愿；待到成年，世间已无张居正，便纵性肆欲，哪管它天塌地陷。万历二十四年起，便向全国各地派遣大量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搜刮钱财供他挥霍。这些狐假虎威的钦差，所到之处树旗建厂，广招流氓地痞为爪牙，专以敲诈勒索为能事，侵害的不止一个阶层。富户不是被诬以盗矿，就是良田美宅或祖茔先墓被指下有矿脉，逼其献款；不论有无矿藏或矿脉贫富，皆强逼富户为承包矿税的“矿头”，抓来贫户为矿役。地方官员也不在这帮皇使的眼里。州县芝麻官固然不敢阻挠中使，藩司巡院等方面大员也不敢稍加钤束。此外，还有查收商税、店税、鱼课、盐税的特使满天飞，举凡舟车庐舍、五谷六畜、农工官吏，无不是纳税的对象。“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
如此穷凶极恶的折腾，闹得正如刑部侍郎吕坤所形容的：“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
万历二十六年，宦官陈增监山东矿税，凿山民夫多死，并逮及代纳税款稍缓的吏民，民众大哗。
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聚众三四千，驱逐税监马堂，毙其爪牙三十七人；沙市和黄州团风镇民众驱逐税监陈奉的徒党。
万历二十八年，京畿兵民苦于连年旱灾和矿税，起而为盗；浙人赵一平召集流民结党，拟举义兵造反。
万历二十九年，武昌民众聚集数万人围攻税监陈奉官舍，陈奉脱逃，投其党徒十六人于长江；苏州织工葛贤带领市民聚众包围税监衙门，乱石打死税使孙隆的参随黄建节，放火焚毁帮凶汤莘的住房，并捆住六七名爪牙扔进河流。
就在朱翊钧食言而肥的当日，江西又发生民变，景德镇民众烧毁了税使厂房，儒生们怒殴矿监潘相……
尽管民怨鼎沸，报警的羽檄联翩而至，朱翊钧却无动于衷，坚持照既定方略办。
朝野士大夫忧心如焚。那些不怕丢官杀头的便前赴后继上疏劝谏。万历二十五年，吕坤上疏陈天下安危，请缓催科撤苛税，以收人心，防止人民“悉为寇仇”。
内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也与六部九卿大臣会疏纠劾宦官酿乱，毒害天下，请召还中使，罢除矿税。
但对这些意见，朱翊钧全当耳旁风。进言，或留中不发让它自生自灭，或下诏切责；行阻，轻则罚俸、撤职，重则打入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诏狱中因建言及忤矿监税使的犯官，滞留未及时发遣的常有一二百名。
朱翊钧一意孤行，是因为他不相信大臣们的危言耸听。千古一局，中国的老百姓不都是在这么过吗？有几股刁民闹事、造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本朝太祖英雄盖世，体恤民情，夙兴夜寐，终他老人家一世，哪年没有几起乱子？光《太祖实录》记载的就有一百二十多次！武宗北“征”南巡，游龙戏凤，北虏窥边，宗室造反，暴民骚扰京畿，不也照样稳坐龙廷？他又怕什么“万姓不肯为朝廷屈也”！
因此，尽管天下人情汹汹，士大夫忧心忡忡，万历皇帝并不减他在后宫寻欢作乐的雅兴。万历十七年以后他就懒得上朝了，内阁大臣想见他难于登青天。尤可骇怪、史无前例的是，政府机构的人事任免章奏他也置之不理，以致万历二十七、二十八年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许多衙署的正常运转陷于瘫痪。
如果谁以为这个暴君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那就错了！他有十分警醒的一面。
他是厌恶大臣谏诤的，尤其反感言官，公然声明“耻为臣下挟制”，一再讥讽建言者是“卖直求名”。进言的疏奏绝大多数被打入冷宫。
然而，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动向，他从未掉以轻心。前两年通政使杨时乔具疏揭发有学者“以（程朱）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建议诏令“所司明禁，用彰风教”。朱翊钧立即“诏从其言”。
这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礼科都给事中（七品言官）张问达上疏，弹劾二十多年前已从知府任上退休、现寄居北京郊区通州的李贽惑乱人心。
这回朱翊钧阅处的效率极高。一看到劾疏的题由，便将珍宝古玩、俚曲杂说统统推到一边，聚精会神地看下去。
李贽这个人物他是知道的。虽说躲在重城深宫，靠着侦伺的锦衣卫和东厂特务无所不在，上至王公贵族的府第、三公九卿的宅邸，下至市井的茶楼酒肆、山村的野店荒寺，有什么大的异动变兆他都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个李贽前两年在南京讲学，一帮学子士绅趋之若鹜；去年移居通州后，燕蓟人士亦望风礼拜。此人“所至倾动”，有“大教主”之盛名，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可低估。若听任这样的人传播他的异端邪说，败坏人心，将比聚众滋事火烧几所衙门、占山为寇攻掠几座州县严重得多，危险得多！必须采取断然措施，防大乱于未萌，绝不容许开创蛊惑世道民心的先例！
朱翊钧自从“看穿”了张居正的真面目以后，压根儿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公忠体国”的臣子和光明正大的君子，对言官的奏疏更是满腹狐疑。他当然明白，张问达指责一个七十多岁的病衰老头勾引女人是无稽之谈；把麻城无赖少年明劫人财强搂人妇的流氓行为都归咎于李贽是深文周纳，就像把京城的流氓犯罪都归于公卿大臣教唆一样荒唐；至于说缙绅士大夫有诵咒念佛的，只要他们言行规矩恪守臣道亦未为不可，皇太后就喜欢烧香拜佛嘛，我朱翊钧从小陪母后礼佛还少吗？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这个李贽竟敢口吐狂言，与列祖列宗唱反调，说孔夫子的是非标准不足为据！如果臣民们都不信孔子的教训了，不循礼教，不守名分，不忠不义，上下相侵，尊卑失序，天下还成个天下吗？
于是，他并不像往常那样去猜度这奏折后面有什么人事纠葛，也不屑理会勾引妇女之类诋毁名誉的惯用词语，而是“高瞻远瞩”，抓住政治要害，写下批示：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厂指由太监领导的特务机关“东厂”，卫指担负警卫和侦缉任务的御林亲军“锦衣卫”，五城指维持京城五个城区治安的宪兵衙门“五城兵马指挥司”）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一并治罪。
这个批示是异乎寻常的。请求劾治某人的奏疏，一般是有意从严议处的，以便给皇帝显示宽大为怀优恤臣工的机会，皇帝一般对拟议的惩处从宽减等发落。可是，朱翊钧的这个批示却比张问达的拟议要重得多：张问达只请求由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回故乡；朱翊钧却下令将李贽列入最高级别的要犯，由宪兵特务捉拿到案，打入北京的“天牢”候审；而且，关于查禁李贽著作，又加上了究治徒党私藏的命令。
这个批示于法是无据的。《大明律》虽有“谋反大逆”、“谋叛”等罪名，李贽却是公开讲学、公开印行著作，与“谋”即阴谋不沾边。《大明律》虽有“造妖书妖言”的罪由，但那是指秘密结社和兴立白莲教之类，造预言书、教规教约等，或编造蛊惑人心的谣谚、“天书”之属，并没有以著述和学术言论治罪的条款。张问达即便想置李贽于死地，他也想不出将李贽投入大狱的适用法律。
元朝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皇帝口含天宪，朱翊钧当然不必理睬有无法律依据。
有意味的是，他采用的罪名“惑世诬民”，是配享孔庙的大导师朱文公朱熹首创的。朱熹在那篇阐明他作《大学章句》的序言里，表白他就是为了扫除形形色色“惑世诬（欺骗）民”的异端邪说，以便后人“极知僭逾无所逃罪”。
但是，无论汉唐，还是宋元以来，纯粹以思想言论治罪，严惩一个举国知名的学者，迄今是没有先例的。北宋禁过苏轼的诗文，南宋禁过朱熹的“伪学”，因为他们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或卷入了官场权力之争的漩涡。查禁著述不过是由头、手段，是“恨屋及乌”。本朝英宗正统年间查禁过《剪灯新话》等坊间流行的小说杂著，主要是这些通俗小说太迷人，妨碍经生儒士诵习功课。查禁时，《剪灯新话》的作者早已作古，别的作者也没有费心去追究。
话说回来，这个李贽也太猖狂了！打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魏六朝、隋唐五代、两宋胡元，以至我大明政教合一一千七百余年，谁敢公然侮辱孔圣人，诋毁孔夫子的话不足为万世法？建国初期，祖宗立千秋万代不易之规，规定儒生研习《四书》《五经》，“一宗朱子之书”，以朱程的传注解释为准，开科取士择官时有悖孔离朱妄立论者，一概弃斥不录。他却道《六经》《论语》《孟子》是道学欺世的口实、假人藏身的渊薮，天生一人有一人之用，不必取给于孔孟，只要凭真心顺本性为人立世就好。朱夫子更是他讽刺挖苦的下酒小菜一碟！忠孝节烈人物，千百年褒贬定案，他肆无忌惮地掀翻；篡国危主的乱臣贼子，他列为智谋名臣；自媒淫奔的妖妇贱女，他颂为善择良缘……不一而足。这样触犯名教的千古罕见罪人，自当受千古未有之严谴！
朱翊钧的诏谕发下去，多年来与李贽交往的文武官员，并无一人上疏论救。
三月三日，倒是有两个奏札递上去。一个是御史康丕扬上的，称“不逐李贽，无以端天下之习”；一个是礼部尚书冯琦的，他首先赞颂“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其（为）辟邪之盛举也”，并要求扩大查禁范围，凡借佛典禅语“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背弃孔孟，非毁程朱”的“一切新说曲议”及生员人等，统行烧毁或黜革。
这次朱翊钧又破例迅速作出反应，批示道：
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彰宋儒。近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用？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益），可开列条款奏来。
皇上到底英明仁厚，不赞成牵连到修道信佛的人，不愿扩大打击面：“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
自朱翊钧登基以来三十年，关于逮问李贽的决定，朝廷上空前地一致通过；尽管口口声声“敬天法祖”的大人先生们知道，这样严惩一个异端思想家是旷古没有的事体。
圣旨下达之后，锦衣卫立即派校尉驰赴通州城北门外马氏庄擒拿李贽。
七十六岁的李贽，寄住在七年前因上疏冒犯龙颜被削职为民的前监察御史马经纶的庄上，数月来病势沉重，僵卧床榻，只剩下一口呼吸不匀的气息。自料不久于人世，已在二月初五给随侍弟子及朋友口授遗言，吩咐后事。
这一日，他迷迷糊糊中感到似乎出了祸事：病房里守护的人匆匆进出，压着嗓子低语……
李贽立即问马经纶发生了什么事。马经纶无法隐瞒，便告诉他锦衣卫来了。
李贽好像早就等着这个时刻，猛地双手撑床坐起，大声说：“这是为我而来的！”
他勉力下床，向房门口走去。才走两三步，虚弱的病躯支持不住，摇晃着要倒下去。有泪不敢垂的马经纶急忙搀扶住李贽。李贽吩咐道：“给我取块门板来。”
李贽躺到门板上后，对锦衣卫校尉和抬门板的马家仆人喊道：“快走吧！我是罪人，不宜在此逗留。”
马经纶要同李贽一起进京。李贽劝阻他：“您是被放逐出京城的犯官，按规章是不能进京的，何况您还有老父在堂。”
“不，先生既是朝廷的要犯，我就是隐藏要犯的同案犯。要死就一起死，我绝不能留下来而让先生一人去！”
一向骄横跋扈恶如豺虎的锦衣校尉目睹此情此景，一个个默默无言，静静地在一旁守候着。
一行人抬着门板上的李贽向西走去。走不多远，马家仆人数十，奉马老太爷之命，哭泣着跪倒在路，请马经纶不要自投罗网。马经纶不听，扶着门板，守护着半昏迷状态的李先生，义无反顾地向监狱进发。
经不住路途颠簸，半路上李贽就昏迷不醒了。偶尔苏醒，不是咳喘，就是干呕。当日投进监狱时，他的脉息已很微弱。
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是奉诏关押钦定要犯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上称作“诏狱”。这是一座实在的人间地狱。“其室卑入地，其墙厚数仞”，阴森恐怖，腥臭腐恶，动辄施用十八种大刑。解缙、杨最等多少名臣就先后惨死其中。
第二天提审，随侍看护李贽的人，只得半掖半拖地将他带到大堂前。经这一番折腾，又因躺在堂前冰冷的石阶上，李贽苏醒过来。
镇抚司镇抚见这个须眉皆白、瘦骨嶙峋的老头已是气息奄奄，开恩免去了惯常的见面礼——严刑拷打，只是厉声喝问道：“你何以妄著书？”
“罪人著书甚多，有目共睹，于圣教有益无损！”
李贽答话声音细微，却毫不示弱。从那挣扎着昂起的头颅上，看不出一丝恐惧乞怜的影子，深陷的眼眶里一双眸子仍有几分咄咄逼人的光芒。
这老家伙果然是条倔强汉子！镇抚觉得好笑，心底不禁泛起股敬意。他从来没审办过，甚至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案子。不就是写了几册书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值得这样大做文章？这帮文官互相咬起来，就找不出更合适的由头了！
镇抚懒得继续审讯，示意将犯人送回监室。
以后再也没有提审，李贽便在监狱里等候皇上的最后裁决。
对抗的意志激发了他的生命力。他渐渐苏醒过来，病势竟比入狱时有所好转。
由于镇抚司长官并不重视此案，马经纶又不惜破费家财在诏狱上下打点，李贽囚禁的条件受到了一定优待。他可以有侍者入狱照料生活，并可以观听他一生嗜之如命的书卷。
站在囚室那小小的一方窗户下，望着院子里随风飘动的袅袅晴丝，因风飞过屋顶或沦落阴沟污泥的杨花柳絮，望着一角蓝天上冉冉向南行去的白云，谁也不知道李贽想到了些什么。
他想起了南方泉州湾畔的家乡和家乡的亲人吗？他后悔离乡背井奔走仕途，又如弃敝屣抛掉四品黄堂的锦衣玉带寄寓异地友人吗？
他想起了大别山麓的黄安、麻城和那里的挚友、宿敌吗？他若是可以重新选择，该不该不留情面撕破正人君子们的伪装，无所顾忌地放言高论，评说千古是非？
他七十六年的生涯，历尽人间坎坷。经五十余年跋涉，由逆至顺，官至“二千石”，却舍顺处逆，弃官弃家，去追求他的时代注定不能给予他的生活。
让我们从他悲壮的人生历程中第一次自主的选择讲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