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好还是小国好通常是一个在哲学上可以讨论而在现实中却往往无法选择的问题。古往今来，推崇和向往小国的不乏其人。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就是“小国寡民”的提倡者。他在《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中这样写道：“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连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也指出：“尽管道德和文化水平不同，小国一般都比大国容易谋生和安居乐业。”的确，从理论上说，小国是幸福的，因为国家小，统治者就很难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不会将资源浪费在追求荣誉上，而对荣誉的追求，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造就了累累白骨，使无数的财富和文明成果化为灰烬。
但是，国家定位又总是无法选择的。且不说作为其基础的国土规模、人口数量、资源多寡及地理位置是与生俱来或难以更改的，就生长于竞争激烈、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体系的每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没有大国的身份（特指具备客观条件的国家），似乎很难有国家的繁荣与生存。托克维尔在指出小国幸福的同时，更强调了大国的好处和必要性。他认为，
“大国的存在为国家繁荣提供了一个新的因素，即力量”。因此，“小国之所以往往贫困，绝不是因为它小，而是因为它弱。大国之所以繁荣，绝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强”。而且，“在大国，由于领土辽阔，所以即使战祸连绵，也能使人民群众少受灾难”。从另一方面看，黑格尔所说的个人寻求承认的欲望也体现在国家身上。作为国际体系的一员，国家就像个人在社会中所做的那样，渴望荣耀与成功，希望能名垂青史。寻求承认的斗争既是个人行为，也是国家行为。
所以，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就是，几乎稍有条件的国家都会奔着大国地位而去，大国的兴衰与沉浮成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而与之相伴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似乎也就成为大国崛起的不二法门。
当然，大国的崛起并非易事，有成功的，就必然有失意和失败的。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波兰就是欧洲的大国，但至18世纪末终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殆尽；中世纪欧洲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进入近代之后也沦为一盘散沙；至于说曾经辉煌的大帝国——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在19世纪更是遭受了彻底失败和被掠夺、被瓜分的命运。而对那些成功者来说，其秘诀不外乎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三项条件，换句话说，就是由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所谓天时就是机遇，即正确的时间。机遇是转瞬即逝的或时过境迁的，每个大国在崛起时几乎都抓住了某种机遇，如大航海时代的贸易与殖民机遇、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发展机遇以及被迫开国后的改革机遇等；所谓地利就是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即正确的地点。保罗·肯尼迪在论述近代早期影响一国国运或者说国际竞争能力的因素时特别强调了两点：财政与地缘政治。他非常推崇所谓的侧翼大国，如英国、俄国、美国、日本等。这些国家进可攻、退可守，既可以避免对国际事务不必要的卷入，又能使国家战略选择相对简单化。所谓人和就是要有英明的领导人或统治精英群体，即有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纵观各个崛起的大国，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无一不涌现出一个或若干杰出人物，由他们引领国家走向正确方向，如英国的资产阶级新贵族，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德国的俾斯麦，等等。
不可否认，以上种种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又是通过战场的较量，以血与火的形式将一国推向大国宝座的，大国的崛起与战争之间就这样建立起某种似乎是不解的渊源与必然的联系。至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很自然要转向中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当下的中国，大国崛起都已经是事实而非未来愿景——如果GDP和军费开支都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家还不算大国，那还有谁能算是大国呢？但是，中国的崛起如果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譬如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说中国梦，现实与理想之间显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毕竟，中国此时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人均GDP和科研创新能力在世界排名靠后；中国也缺乏拿得出手的软实力。
回顾过去，如果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大国崛起的1.0版本，那么下一步就是向2.0版本迈进。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用著名学者许纪霖的话说，就是“富强的崛起”与“文明的崛起”的区别，前者指的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即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后者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曾经向人类贡献了影响至今的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显然，中国的崛起决不能止步于“富强”，而必须要走向“文明”。
那么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毫无疑问，它既不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也不是对西方文明的简单模仿和追随。中国需要的是在普世文明之内走自己的道路，通过在融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
这样的崛起对中国来说任重而道远。
然而，问题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个似乎更大的悬念摆在中国面前：以和平方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的中国，还依然能够不通过战争达到“文明的崛起”吗？中国能否终结大国崛起必须以战争来完成的魔咒？
这又一个巨大的考验。
希望《战争与大国崛起》一书能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有益思考与启发。
2014年12月22日，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