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纳博科夫是一位俄裔美籍作家，不仅其文学创作深受全世界广大读者的喜爱，而且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一直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在纳博科夫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他曾经历多次流亡，从1919年离开俄国之日起，纳博科夫再也没有回到故国。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涯中，纳博科夫辗转漂泊于欧洲和美国各地，直到晚年才定居瑞士。纳博科夫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精通俄语、英语和法语，其中英语和俄语是其主要创作语言，因此纳博科夫堪称伟大的双语作家。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形式非常丰富多彩，虽然他以小说著称于世，但是他在翻译、诗歌和杂文等方面同样享有盛誉。除文学创作之外，纳博科夫的兴趣非常广泛，包括击剑、棋类、拳击等，然而上述爱好均远不及纳博科夫对捕蝶的痴迷。纳博科夫是一位捕蝶专家，他一生致力于蝶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且曾多次发表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人生中的种种磨难不仅造就其坚毅的品格，而且为其文学创作提供大量宝贵的素材。
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中，纳博科夫一直被冠以“流亡作家”的头衔。在近六十年的流亡生活中，纳博科夫辗转多个国家，先后经历许多流亡生活的艰辛和苦楚。纳博科夫将流亡生活中的林林总总有机地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其小说真实地反映流亡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孤独与忧伤。纳博科夫长期的流亡经历使其小说的场景富于地域空间的变化和文化情境的转换，同时纳博科夫在流亡过程中的内心孤独和凄凉使其小说的主人公充满对往昔回忆的向往以及难以释怀的思乡情结。对过去的向往使纳博科夫纠缠于思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受困于“时间之狱”而无法解脱。纳博科夫无法回到过去，只能困在当下，从而使1919年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1919年以前，纳博科夫在俄国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1919年以后，纳博科夫一直忍受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基于“时间”这一存在的重新审视，纳博科夫小说跨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纳博科夫的一生充满流亡的痛苦，他的大部分人生在漂泊和逃亡中度过，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成为形成其创作风格以及创作语言的重要因素。纳博科夫小说的创作风格和创作语言随其人生经历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本章根据纳博科夫的人生阶段来划分其文学创作阶段，以此阐述纳博科夫小说创作的发展与演变。
一、俄国阶段（1899—1919）：无忧无虑的黄金岁月
（一）优越的家庭环境
1899年4月23日，纳博科夫出生于位于俄国圣彼得堡莫尔斯卡亚大街47号的一个贵族之家，家庭背景相当显赫。莫尔斯卡亚大街位于海军部大楼地区，只有上流社会才能居住在该地区，由此可见纳博科夫家族在当时俄国的社会地位和家世渊源。纳博科夫的生日非常具有戏剧性，这一天既是俄国大文豪普希金的百年寿诞，也是英国文学大师莎士比亚诞辰的335周年纪念日。纳博科夫是家中第一个没有夭折的孩子，由于他自幼体弱多病，父母一直对他倍加关心和爱护。
根据史料记载，纳博科夫家族的姓氏源自来到俄国的鞑靼王子，因此纳博科夫的姓氏中包含阿拉伯语同根词“nabo”。纳博科夫曾在自传体小说《说吧，记忆》中提到，纳博科夫家族的成员一直都是俄国皇室中的军政要员，曾担任不同类型的政治职位。太祖父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纳博科夫将军在保罗一世王朝中任诺夫哥罗德卫戍军团团长；曾祖父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纳博科夫曾任海军军官，为了纪念他在勘探远征中的重大贡献，其中一条新发现的小河被命名为“纳博科夫河”；曾伯祖父伊凡·亚历山德洛维奇·纳博科夫是反拿破仑战争中博罗季诺战役的大英雄，曾担任关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司令官，娶普希金同学兼密友的妹妹为妻；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在两位沙皇手下担任八年左右的司法部长，祖母是德国男爵的女儿；叔叔谢尔盖为沙皇指挥猎狐犬，任米滔的总督；二叔康斯坦丁在外交部门工作；大姑姑纳塔里亚是俄国驻海牙领事的妻子；二姑姑薇拉是运动家和地主的妻子；三姑姑尼娜是海军大将军的妻子。纳博科夫的家境非常富裕，他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大约有50多名佣人为其家人服务，家里的生活用品都来自国外，各种食物和生活用品从英国商店如期送到家里，从不间断。
纳博科夫的家人对纳博科夫成长的各个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父亲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是著名的法理学家、出版家、民主运动者。早在圣彼得堡读大学时，纳博科夫的父亲就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毕业之后成为一名法律顾问。纳博科夫的父亲一生可谓政绩卓著：1895年，被任命为议院初等议员，兼任圣彼得堡皇家法理学院犯罪学讲师；1906年，入选第一届俄国国会；1906—1907年，任自由派日报《言论》和法理学杂志《法律》的编辑；1908年，因反对沙皇解散议会而被捕入狱三个月；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起草沙皇让位诏书，在第一届临时政府中入选立宪议会，成为立宪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十月革命爆发后，被布尔什维克党逮捕入狱五天，获释后才前往克里米亚与迁居此处的家人会合；1918—1919年初，任克里米亚政治司法部部长，并且出版许多关于政治和刑法学的书籍。纳博科夫的父亲不仅在政界颇具威望，而且在文学方面也造诣颇高，他非常热爱文学，尤其崇拜普希金和丘特切夫，并且能背诵他们的诗。由于纳博科夫的父亲在政治上是亲英派，他欣赏狄更斯、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作家，并且经常为家中的孩子们诵读诸如《远大前程》等励志作品。母亲艾莱娜·伊凡诺夫娜同样出身于上流社会的鲁卡维什尼科夫家族，纳博科夫的外祖父是百万富翁工业家的儿子，外祖母是博士的女儿，纳博科夫的母亲从小就拥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通晓多国语言。母亲喜欢写诗，也喜欢将写好的诗读给别人听，同时在绘画、音乐方面也颇具造诣。母亲出嫁时，外祖父将维拉庄园送给女儿作为嫁妆，纳博科夫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然而这段经历在纳博科夫开始流亡生活后便永久性地成为尘封的回忆。除了父母之外，最疼爱纳博科夫的是卢卡舅舅。卢卡舅舅在外交部门工作，经常游历各国，其经历令少年时代的纳博科夫大开眼界。此外，卢卡舅舅同纳博科夫的母亲一样喜欢音乐和诗歌，培养了纳博科夫对音乐和诗歌的浓厚兴趣。卢卡舅舅去世时，将自己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遗产全部留给纳博科夫，可惜这些财产在纳博科夫一家流亡国外时全部被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纳博科夫永远失去了这笔巨额财富。
纳博科夫家族一直延续优良的传统教育，为孩子聘请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的优秀家庭教师，使孩子在语言、文学、音乐、游泳、骑马、击剑等方面得到专业系统的训练。纳博科夫的父亲沿袭纳博科夫家族传统的教育方式，从首都聘请大学毕业生到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在十一岁之前，纳博科夫一直跟随家庭教师学习。这些家庭教师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语言背景、不同专业领域，他们受聘于纳博科夫家族，与孩子们住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尽心尽力地教导纳博科夫家族的孩子们。虽然纳博科夫家族的家庭教师来自不同国家，但是纳博科夫的父母都能够与他们自如地沟通与交流。纳博科夫的父母颇具语言天赋，精通多种语言，母亲还经常用英语为孩子们讲故事和读书。父母的遗传和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使纳博科夫对俄语、英语和法语均颇具天赋。纳博科夫率先掌握的是英语和俄语，他在六岁时便能用英语阅读。纳博科夫具有非凡的语言学习能力，他五岁时开始学习法语，六岁时已经可以聆听法语女教师用温柔、婉转的声音朗读如《索菲的不幸》《小东西》《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八十天环游地球》之类的法国著名小说。在幼年就开始接受多种语言教育的纳博科夫在成年之后这样回忆自己幼年时学习语言的经历，他认为自己当时是“我的脑子说英语，我的心说俄语，我的耳朵听法语”[3]。幼年时对语言的学习帮助纳博科夫形成扎实的语言功底，同时也使纳博科夫在成年后的文学创作中能够自如地运用俄语、英语和法语，在语言的三度空间中自如地穿梭与转换。
由于九岁那年的一场重病，纳博科夫遗憾地丧失了数学方面的才能，使其原本在数学方面显示出的天赋就此搁浅。面对儿子的不幸，纳博科夫的父母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他的培养。母亲请来美术教师培养纳博科夫绘画技能，推动他在艺术之路上继续前行。绘画的学习使纳博科夫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得到显著提高，绘画老师要求他凭借记忆尽可能细致地描绘自己非常熟悉的物体，通过准确的想象建立视觉上的平等互助系统。早期的绘画训练使纳博科夫在小说中描绘人物或事物时如摄影般清晰与逼真，这种描写的真实不仅使小说更加生动、逼真，而且引领读者走入一个真实的世界，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
十一岁以后，纳博科夫开始进入学校学习，纳博科夫的父母为其选择到位于圣彼得堡的铁尼塞夫学校学习。该学校由自由派贵族开设，是一所典型的俄国学校，学校不开设英语课程，但讲授法语课程，重点学习俄罗斯文学尤其是中世纪俄罗斯文学，包括拜占庭的影响、古代的编年史、中世纪俄国社会生活、普希金的诗歌艺术以及对果戈理、莱蒙托夫、费特、屠格涅夫等著名作家的研究。贵族家庭出身的纳博科夫在学校遭遇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滑铁卢，他发现自己无法与同学相处，与同学的关系非常疏远，究其原因在于纳博科夫与其他同学存在明显差异。纳博科夫每天由专车送到学校门口，而不是像其他同学一样步行到学校；纳博科夫还拒绝使用学校提供的脏毛巾，甚至与同学打架时只用手指关节而不是拳头。虽然纳博科夫的成绩十分优异，但是他却没有受到老师的青睐。一方面，纳博科夫拒绝接受老师让其在距离学校较远的地方下车的建议；另一方面，纳博科夫在作文中夹杂的英语和法语使老师在批改作业时非常为难。尽管这些英语和法语都是纳博科夫不经意地自然流露，然而老师却认为纳博科夫是在故意炫耀自己的小才华，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尽管纳博科夫在学校遭到非议，但是仍然有一些老师和同学钦佩纳博科夫的才华，比如作家奥列格·沃尔科夫是纳博科夫当年的同窗，他曾多次称赞纳博科夫的才华，为纳博科夫的天赋所折服。
当时的俄国贵族家庭非常流行在家中收藏大量书籍，纳博科夫家也不例外。利用家中藏书的优势，纳博科夫在五年时间里饱览家里的万卷藏书，阅读了威尔斯、爱伦·坡、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伦、兰波、契诃夫、托尔斯泰、勃洛克的文学巨著，最崇拜的小说人物是斯卡利特·平珀乃尔、菲利斯·福格和夏洛克·福尔摩斯。在记者对晚年纳博科夫的采访中，纳博科夫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人生中的这五年，他认为自己在这五年内所读的书籍数量要远远胜过人生中任何一个五年所读的书籍数量。文学阅读和知识积累不仅拓展幼年纳博科夫的眼界，引领他走入文学殿堂，而且为其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3年，纳博科夫小试牛刀，出版《钉子》和《山路》两本诗集，诗集的风格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年家中藏书的影响，吸收当年所阅读书籍的精华，受到大师级作品的启发。纳博科夫在家中的图书馆中读到英国心理学家艾利斯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对其理论十分推崇，此后纳博科夫对心理学理论的热衷在多部小说中均有体现，如《眼睛》中的斯穆洛夫、《绝望》中的赫尔曼、《洛丽塔》中的亨伯特等创作原型均来自艾利斯的书籍。此外，家中的图书馆中关于苏联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三次中亚之旅的书籍为《天赋》的创作奠定基础，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纳博科夫亚洲之行没有实现的遗憾。
纳博科夫家庭的文学气息非常浓厚，母亲爱好写诗，经常把自己喜欢和自己创作的诗歌抄在小册子上，在大家聚在一起时读给大家听。纳博科夫家族的孩子们在诗歌方面均颇具造诣，堂兄季米特里曾出版个人诗集，最小的弟弟基里尔也曾发表高水平的诗篇。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纳博科夫在十六岁那年将自己创作的诗歌进行整理后编辑并出版第一本诗集。同年，纳博科夫第一次萌生爱情。爱的甜蜜和力量激发了纳博科夫的创作灵感，他将自己创作并整理的第一本诗集送给心爱的女孩塔玛拉。纳博科夫在诗中将塔玛拉称为自己的“灵魂的伴侣”和“天上的原形”，诗歌中充满唯美的诗句。在纳博科夫的眼中，生活中的一切都显得幸福而美好，仿佛生活可以永远幸福地继续。不幸的是，政局的改变完全打破纳博科夫一家平静的生活，同时也打碎了纳博科夫的美梦。
纳博科夫的父母都信仰基督教，童年的纳博科夫经常跟随父母阅读《圣经》和其他宗教经典，因而了解不少圣经故事和宗教诗。当时，在俄国青少年中非常流行梅音·瑞德上尉翻译和简写的西部蛮荒小说以及无删节的《无头骑士》小说，纳博科夫通过父亲送的插画本传记对堂吉诃德产生难解的情谊，并因此对骑士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逃亡到克里米亚期间，纳博科夫反复阅读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的故事，该故事也成为此后纳博科夫以浪漫骑士尤其是特里斯丹为抒情对象创作大量诗篇的创作源头。
十九岁那年，纳博科夫的第二本诗集问世，诗集中主要收集俄语的爱情诗和咏颂祖国风景的赞美诗。除了家庭氛围的熏陶，圣彼得堡浓厚的人文气息和文化氛围也着实激发出纳博科夫的文学灵感，促成这位文学大师的诞生。作为俄国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圣彼得堡涌现出如普希金、勃洛克、别雷、曼德尔施塔姆等一批著名诗人和作家。生长于圣彼得堡的纳博科夫不仅秉承俄罗斯的文化传统，而且受到俄国传统现实主义以及俄国象征派、阿克梅派理论的影响，深深打上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精神和传统美学的烙印，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受到父亲的影响，纳博科夫怀有深刻的蝴蝶情结，尤其是对鳞翅目昆虫的兴趣特别浓厚。从六岁开始，纳博科夫在夏季每天都要利用几个小时捕捉蝴蝶。到七岁时，纳博科夫已经能够标识和辨别二十种普通型蝴蝶。随着纳博科夫对蝴蝶日益熟悉，他对蝴蝶的求知欲完全被唤起。纳博科夫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蝴蝶的知识，整个人完全沉浸在蝴蝶的世界之中。八岁那年，纳博科夫在别墅的储藏室里无意中发现许多自然科学书籍，包括苏里南昆虫图片、蝴蝶的木刻画、《鳞翅目》《新或罕见鳞翅目的历史画像》《英国蝴蝶飞蛾自然史》《欧洲鳞翅目大全》《亚洲鳞翅目回忆录》《新英格兰蝴蝶》等科学著作，这些书籍是当年纳博科夫的外祖父为纳博科夫的母亲准备的自然科学书籍，而这些书籍再次为纳博科夫提供汲取知识的源泉。通过阅读这些书籍，纳博科夫对蝴蝶的认识更加系统和深入。九岁那年的夏天，纳博科夫在去比亚里茨旅行时捕捉到全新的蝴蝶品种，并把自己的稀有发现寄给“世界所有时代最伟大的鳞翅目学家之一”[4]。十岁时，纳博科夫已经完全掌握《欧洲鳞翅目大全》中所提及的所有昆虫。到十二岁时，纳博科夫已经广泛阅读昆虫学刊物，并且能够独立购买稀有品种的蝴蝶。
在纳博科夫的少年时代，对蝴蝶的爱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精通的学问，他已经能够准确说出鳞翅目昆虫具体分为蛾和蝶，已经发现且命名的鳞翅目昆虫大约共计二十万种，并且能够准确描述鳞翅目昆虫在斑纹、线条和毛序方面分别具有哪些各自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背后蕴藏着哪些美妙的玄机。少年时代的纳博科夫不仅已经熟知鳞翅目昆虫的理论知识，而且已经着手捕捉各种类型的蝴蝶，并将其制成标本，以便收藏。在迁往克里米亚的那段日子里，纳博科夫全家寄住在父亲朋友的别墅中。尽管如此，时局的动荡和生活的颠沛流离丝毫没有减损纳博科夫对蝴蝶的热爱。在克里米亚居住的几个月中，纳博科夫从未因为寄住在他人家中而感到愁苦，反而将所有精力和时间都集中于收集蝴蝶以及制作标本，甚至因为捕蝶而被误当成刺探情报的间谍。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纳博科夫共采集蝴蝶标本七十七种，采集飞蛾标本一百多种。在采集蝴蝶的过程中，纳博科夫深刻地体会到大自然的玄妙与美丽，也体会到昆虫学的博大精深和变化无穷。收集蝴蝶使纳博科夫的观察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进而对他的文学创作大有裨益。在精准的洞察力的作用下，纳博科夫意识到细节的变化所带来的差异，认为只有抓住细节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同时他也认识到科学与艺术可以完美结合。在纳博科夫的文学生涯中，他始终将对蝴蝶的热爱贯穿于文学创作始终，也时常将鳞翅目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学现象的阐释。因此，纳博科夫认为艺术不应该桎梏于民族或国家之中，真正的艺术是无国界的，每只蝴蝶身上独特的斑纹和色彩如同每位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个性，都是独一无二的。
（二）纷乱的社会环境
1899—1919年，俄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俄国沙皇统治时期，对内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对外战事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了保证对外作战的战斗力，俄国被迫大量扩充军备，急招成千上万的男性青年入伍，造成国内劳动力大量短缺，田地无人耕种，工厂无人生产。物资的奇缺使百姓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百万人因寒冷饥饿而死亡。在与德军的交战中，沙皇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节节败退，最终德国占领俄国的大片土地。为了免于遭到迫害，大批俄国民众逃离俄国。1917年2月，俄国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布尔什维克通过武力终结腐朽的沙皇封建统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组建起来，然而缺乏中央集权的俄国政治统治仍然混乱不堪。虽然沙皇的封建统治已经被推翻，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仍然无法帮助人民改变饥寒交迫的生活现状，仍然无法为人民带来安稳的生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下，俄国人民多次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腐朽统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同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暂时稳定了俄国的政治统治。尽管如此，苏维埃政权很快便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一方面国内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另一方面国外的战争升级，伤痕累累的俄国不得不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中艰难度日。
从俄国社会的政治环境来看，俄国政局的动荡与混乱突然打破纳博科夫一家平静的生活，完全改变了纳博科夫的生活境遇。纳博科夫的父亲曾经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担任职务，在临时政府被推翻后，纳博科夫的父亲别无选择，只能举家匆匆离开俄国，以免遭到政治迫害。为了保证全家的安全，纳博科夫的父母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逃离俄国，于是他们将庄园等大量无法带走的财产永久性地留在俄国，其中还包括纳博科夫从最疼爱自己的舅舅那里继承而来的大笔财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推翻使纳博科夫一家失去显赫的政治地位，仓皇出逃又使纳博科夫一家遭受惨痛的经济损失，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完全改变了纳博科夫的生活境遇，他一夜之间从生活优越的贵族少年变为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往日奢华的生活已经永远变成回忆，眼前的现实是流离失所的流亡生活和化不开的乡愁。怀着失去亲人的痛苦、流亡生活的苦闷以及无尽的思乡之情，纳博科夫开始充满孤独、不安的流亡生活。流亡生活不仅完全改变了纳博科夫一家的生活状态，而且彻底打碎了纳博科夫一家的精神家园，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毁灭使纳博科夫一家的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
（三）多元的文学思潮
从俄国社会文学创作的发展状况来看，俄罗斯文化精神和文学理念对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具有深远影响。一方面，俄罗斯文化精神对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其中尤以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精神的意义最为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精神是理解纳博科夫小说的关键所在。虽然纳博科夫于1919年离开俄国，此后再也没有回到故国，完全割断了与故国的联系，但是俄罗斯文化精神已经如血液般流淌于纳博科夫的全身，既无法更改，也无法抹去。在众多艺术创作理念中，象征派的艺术理念对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影响最为深远。象征派主张“艺术至上”，认为艺术是“独立而自在”的，艺术家的宗旨是摸索和追求精神彼岸。从象征派的角度来看，艺术犹如思想家和预言家，它既能够创造生活，也能够预知社会和宇宙中发生的一切。象征派将艺术家视为自然的继承人，他们不仅可以向人们传达上帝的神谕，而且可以洞悉通往“彼岸”的桥梁和媒介，因此艺术家不应该局限于鄙俗的尘世生活，而是应该超脱于尘世生活，凌驾于尘世生活之上，全心创造全新的生活。象征派的理论观念充分论述艺术家的本质，该观念为纳博科夫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纳博科夫对时间的认识也对其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纳博科夫认为，人们无法突破时间的限制，无法走出时间的环形怪圈。时间犹如一座环形的监狱，人们被困在“时间之狱”中无法逃脱。纳博科夫认识到，客观世界决定精神世界，面对时间，任何思想都无法找到出口。由于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实主义意识，其文学作品自然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纳博科夫的文学作品具有浪漫的诗意，以及大胆的创造性和探索性，时常被当时崇尚现实主义的主流文学所排斥，因此纳博科夫这样写道：“我曾在思想中返回——我返回时思想毫无希望地越来越窄——到遥远的地带，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出口，最终仅仅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环形的并且没有出路。”[5]这段话表明纳博科夫并没有将注意力转向现实生活，而是将虚拟的心灵“彼岸世界”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纳博科夫小说独树一帜，特色鲜明，为文学的发展指引新的方向。根据德裔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森的观点，童年时代给人们留下的记忆往往是最深刻的，因此纳博科夫在俄国的生活经历才是他人生的精神寄托。虽然物质世界的完全改变造成精神世界的崩溃，但是童年以及青少年时代在俄国生活的记忆使纳博科夫高度认可并接受象征派的艺术理念，并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理念。象征派理念对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曾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使其小说具有高雅而又神秘的风格，尤其对细节的处理十分细腻到位。在俄罗斯文学新旧交替的时代，俄国现实主义的力量依然坚不可摧，象征派在当时只是无法与现实主义相媲美的文学流派。许多文学大师并不认可象征派的理念及其作品，他们认为象征主义是贫乏的一种证明，将象征派称为“资产阶级的浪子”，认为其结局注定是无疾而终。在一片否定与批判的浪潮中，象征派自然成为边缘化的文学理念。
1.现实主义
传记作家博伊德曾经这样评论年轻的纳博科夫，如果没有战争和政局的变化，纳博科夫仍然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享受甜蜜的爱情，创作浪漫的诗歌，对周遭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完全沉醉于诗歌创作。青少年时代的纳博科夫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享受着优越的物质条件，无忧无虑。在纳博科夫看来，生活就像俄罗斯诗歌一样宁静而美好。绵绵的亲情，海量的藏书，渊博的知识，朦胧的爱情以及俄罗斯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这一切都在促使纳博科夫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对生活的评论见诸笔端。在当时的创作中，纳博科夫的创作风格是轻松的、愉悦的，他运用清新的文字抒发美好的情感，宛如田园诗一般恬静。青少年时期舒适安逸而又浪漫的生活不仅为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提供抒情的原动力，同时也为纳博科夫的文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奠定了基础。显然，家庭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的文化环境共同在纳博科夫心中深深地打上贵族式文化的烙印，同时俄罗斯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成为促进纳博科夫创作风格形成的美学力量。
纳博科夫浪漫而自由的创作风格并没有持续太久，生活境遇的改变不仅使他遭受身心的双重打击，而且使他的创作风格发生根本性转变。1919年，俄国政局的变化迫使纳博科夫一家逃离俄国，开始流亡生活，生活境遇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纳博科夫生平第一次失去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上流社会的社会地位，第一次体会到颠沛流离生活的滋味，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往昔的美好生活和俄国的庄园与财产只能永远成为美好的回忆，现实的生活中只有各种艰辛和无奈。为了生计，纳博科夫一家只能无奈地放弃所有爱好，努力在战争和种族排斥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竭力将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转换为谋生的手段，以便艰难度日。尽管生活中的巨大改变使纳博科夫在现实生活中艰难生存，但是他的内心仍然充满对美好往昔的回忆。在流亡生活的初期，纳博科夫仍然没有完全脱离俄罗斯文化氛围，他与大批俄国侨民居住在一起，日常运用的语言仍然是俄语，他的写作也基本以俄语完成，以方便广大侨民阅读。此时的纳博科夫依然非常眷恋自己的故土，对俄罗斯文化依然非常痴迷，时常在作品中向故国表达由衷的敬意。纳博科夫对俄语十分珍视，甚至将俄语视为从故国保留下来的唯一珍贵的财产。纳博科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俄语，十分担心在不同国家的流亡生活会减损自己对俄语的掌握，于是他坚持用俄语创作诗歌，甚至包括诗歌的风格也力求与俄罗斯风格保持一致。由于生活境遇的改变，此时纳博科夫的创作风格比较偏重现实主义，尤以承袭现实主义作家布宁的写作风格为主。布宁擅长细节描写，擅长从细处着笔，发掘现实生活中的美，描绘人物入木三分。纳博科夫在文学创作中充分吸收和运用布宁的创作手法，刻画人物，描绘生活。在流亡德国期间，纳博科夫曾出版一本名为《乔尔巴归来》的小说集，其中一篇名为《委屈》的小说便是对布宁的精神分析小说的成功借鉴。在这篇小说中，纳博科夫以细致入微的印象主义笔法刻画人物，展现情节，细腻地刻画小男孩普嘉·希什科夫在参加他的命名日的一天中的情绪变化以及他对自然界的体会，这篇小说也被视为纳博科夫专门献给布宁的作品。
在经历一段流亡生活之后，纳博科夫不再创作浪漫抒情的作品，而是创作反映社会现实和流亡者内心世界的作品。纳博科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就是一部反映流亡者生活的小说，小说准确地刻画了流亡者无奈的生活和心灵的偏执。小说的主人公加宁是一位俄国流亡者，他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现邻居拿给自己看的照片中的妻子竟然是自己的初恋情人玛丽，于是加宁完全沉陷于回忆之中无法自拔，回忆起与玛丽度过的美好的往昔。虽然加宁仍然处在流亡的途中，但是初恋的美好还是让他感到非常甜蜜，同时平日难以排解的心中愁苦也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最终，加宁决定在玛丽搭乘火车来到膳宿公寓之前，到火车站与玛丽会面，并与玛丽私奔。当加宁来到火车站时，却突然意识到他和玛丽已经无法回到过去，他和玛丽无法再续前缘，于是他一个人默默离开。《玛丽》讲述的是加宁的故事，却真切地反映了纳博科夫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初恋的难以忘怀。小说中加宁思想的转变恰好反映了纳博科夫思想的转变，体现纳博科夫对流亡生活的安于现状，表达他决定隔断回忆的心情，也表明他面对现实生活的决心和走向未来生活的信心。纳博科夫曾经在自己的小说简介中这样写道，作家总是有一种在自己的处女作中展现其人生经历的冲动，会将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设置为自己在小说中的替身。纳博科夫称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使小说的故事更具有真实性，而是为了使自己从过去跳脱出来，以便在此后更加自如地放手去进行文学创作。虽然《玛丽》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但是小说也充满现代主义气息。虽然小说以玛丽命名，但是玛丽只是加宁回忆中的形象，并没有以小说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加宁是故事的真正叙述者，故事通过加宁的回忆来完成，小说中现实与回忆互相交错，由加宁有机地将现实和回忆衔接起来。纳博科夫认为，回忆是现实的隔断与连接，回忆反衬出现实的苍白。虽然《玛丽》具有现实主义风格，但是小说凸显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理论和“心理时间”说，突出“思乡”这个虚拟“心理时间”的意义，这表明小说带有明显的象征派和后现代派的叙事特征。
2.象征派理念
20世纪初期，俄国文坛迎来一段黄金时期，象征派艺术思潮兴起。随着该思潮的发展和壮大，俄国象征派应运而生。象征派有力地促进俄国文坛的发展，在短短的十年间，俄国文坛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称为“白银时期”。俄国象征派的精神源自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是索洛维约夫的“索菲亚”学说的拓展，在俄国思想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索菲亚”是西欧神学传说中的女神，这位女神雌雄同体，完整合一，纯洁神圣。弗拉迪米尔·索洛维约夫是俄国著名思想家和宗教家，他在西欧神学传说的基础上，对“索菲亚”女神的形象进行本土化改造。索洛维约夫的理论将人与神合二为一，使这个人与神的合体成为永恒宇宙的女性，将女性独有的魅力化身于神的体内，以此警醒人们不要单纯追求爱情，要时刻关注神的存在，感悟人与神的合二为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永恒的力量，领悟“此岸”与“彼岸”、天堂与人间的根本差异。该理论将人们对永恒的期待和对女性的迷恋完美融合，同时也使“索菲亚”成为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融合，该理论观点一直为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所追捧。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索菲亚”学说对白银时代的诗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它引领白银时代的诗人追求“彼岸世界”。象征派的思想点燃白银时代诗人的内心灵感，勃洛克、别雷等白银时代的诗人纷纷追随象征派的思想。在象征派思想的指引下，象征派诗人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现实世界犹如一座监狱，将人们的肉体和心灵层层束缚于其中。现实生活无法解救人们，只有艺术能够解开人们心灵的束缚，引领人们通往永恒自由，与人神合一的“索菲亚”相会。艺术不仅可以通灵，而且可以摆脱时间的束缚，使象征派作家通过“象征”将永恒与其时空的体现方式相融合，指向已经逝去的过去和仍待开启的未来，通向“索菲亚”的永恒世界。因此，“索菲亚”学说主张现代艺术家应该努力将自己的作品升华为开启现实世界中人们心灵的监狱之门的钥匙，帮助人们走向通往永恒之路的大门。
象征派理念不仅对纳博科夫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与他的唯美理念十分契合。受到象征派观点的影响，纳博科夫认为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是二元对立的，极力排斥俄国现实主义，将自己完全沉浸在象征派与俄罗斯新古典风情构建的亦幻亦真的神性世界里。纳博科夫吸收象征派的理念，并且在象征派理念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文学理念，在文学创作中形成自身独特的意境和氛围，即“超结构的特性”。由于当时俄国文坛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现实主义文学，因此象征派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纳博科夫因对象征派理念的推崇自然也被现实主义边缘化。
在俄国白银时代的众多著名诗人中，勃洛克对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影响最为深远。纳博科夫十分崇拜勃洛克，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而且自称为“勃洛克时期的诗人”。勃洛克的创作恰逢俄国社会的新旧交替时期，当时的社会转型与政局动荡直接波及文学理念的变化，引发一代人对艺术的思考和探索。勃洛克是“索菲亚”学说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理念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向当时由现实主义主宰的俄国文坛，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指引方向。纳博科夫十分钦佩勃洛克的才华，认为勃洛克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由于勃洛克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难以超越，因此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无人能够撼动。勃洛克是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他的诗歌充满音乐的美感，而且词汇优美。在勃洛克的诸多作品中，纳博科夫尤其对《十二个》《美妇人诗集》等作品赞不绝口。纳博科夫从勃洛克的诗歌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一方面，勃洛克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元素进一步加深纳博科夫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另一方面，勃洛克诗歌中的忧郁、哀伤和玄学意味为纳博科夫的心灵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文学创作中，纳博科夫一直承袭勃洛克的艺术理念，追求象征派的“彼岸世界”，让真理开启人们心灵的大门，在诗歌中探索通过理性的文字构想非理性的神秘；同时纳博科夫开创性地将文学创作的灵性和神秘与“宇宙同步”的玄学观点相融合，形成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
白银时代的另一位诗人古米廖夫也对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纳博科夫一直非常崇敬古米廖夫的诗歌中所描绘的戏剧性的死亡及其散发的英雄气质。古米廖夫的许多诗歌都反映死亡主题，在古米廖夫看来，死亡是英雄的壮举，它能够充分展现一个人的本性，因此纳博科夫称古米廖夫为“崇高的彼岸性”诗人，是一位能够微笑面对死亡的真正的艺术家。纳博科夫不仅多次在自己的诗歌中赞颂古米廖夫，而且还在自己的小说中加入死亡的情节以表达对古米廖夫的敬意，比如在《斩首之邀》和《洛丽塔》中，纳博科夫将象征派的诗意和写实派的英雄主义相融合，展现一种悲壮的死亡。
3.“有机时间”理念
离开俄国之后，纳博科夫心中充满思乡之情，然而现实的流亡生活使他永远失去故乡，无奈地忍受凄凉的流亡生活，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流亡中的纳博科夫而言，现实生活已经将其边缘化，他无法割裂自己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联系，也无法使自己融入西方文化之中，始终游走于文化的边缘。与此同时，纳博科夫的未来又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当时的纳博科夫甚至无法知道自己未来将会流亡到哪个国家。对于纳博科夫而言，只有对故国的回忆一成不变。由于纳博科夫的特殊经历，他的“现实”完全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现实，而是存在于他的内心世界的“现实”，因此该“现实”仅存在于消失的时间之中。这里所提到的时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物理时间”，而是“心理时间”。“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断裂，而且与空间相分离。在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中，大多数主人公都是与纳博科夫一样离开故国、流亡在外的流亡者，他们游走于各个国家之间，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地。在某一个国家生活得越久，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与该国家的文化越疏远。随着流亡生活的日益深入，现实生活境遇的改变使纳博科夫的文学观完全发生转变，他渐渐疏远俄国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认为文学创作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应受到文学理念的束缚，否则文学将无法反映真正的现实，同时也会磨灭作家的创造性。由于生活中的巨大变故，在俄国生活的美好回忆在纳博科夫的内心世界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彼岸世界”和“有机时间”逐渐成为纳博科夫关注主观意识的焦点，同时他也逐渐加深对心理的“有机时间”与现实生活的“物理时间”之间冲突的认识。
与此同时，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潮的发展也对纳博科夫的“有机时间”理念产生显著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在欧洲各国突飞猛进，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西方社会文明变得畸形，陌生感和压抑感在西方社会的民众中间迅速蔓延。在这种陌生感和压抑感的压抑下，人们的心理也开始发生畸形的变化，焦虑、孤独、恐慌成为人们面临的主要心理问题。为了帮助人们摆脱生存危机，哲学家和文学家开始关注人类心灵的关怀以及异化问题。现代主义作家主要针对异化的“自我”，分析由异化而产生的痛苦，发掘生存环境的变化以及异化的力量对人们的束缚、扭曲与迫害，同时表达对人们未来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忧虑。纳博科夫推崇“有机时间”的概念，关心人类异化现象，追求如勃洛克的语言般的韵律感和美感，这一切都使纳博科夫一直追随纯艺术形式，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着重刻画内心世界，抒发内心情感，使读者的阅读过程成为一种奇妙的体验。基于上述观点，纳博科夫的文学理念与俄国象征主义“彼岸世界”的文学理念日益契合。在纳博科夫看来，艺术的吸引力不仅在于现实的本真，更重要的是将来自“彼岸世界”的信息传递至“此岸世界”，当然信息的传递必须以语言为媒介。
4.现代主义
1940年以前，纳博科夫均运用俄语进行文学创作，这一阶段的作品成果颇丰，包括上百首具有先锋派风格的诗歌，四个剧本，五十多篇短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和八部长篇小说。俄罗斯文学为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俄罗斯传统美学中的真善美也极大地滋养着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比如象征派的“艺术创造真实”的理念、普希金的浪漫情怀、勃洛克的深邃哲理以及布宁的细腻入微的描写笔法，这些不仅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提供精神源泉和宝贵财富，同时也为日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现代主义发展得如火如荼，已经成为欧美国家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趋势和强大力量。在现代主义浪潮的推动下，纳博科夫的文学理念逐渐发生转变。除现代主义的推动作用之外，俄国未来主义所提倡的“词语革命”也极大地促进了纳博科夫文学理念的转变。纳博科夫极具语言天赋，他精通俄语、英语、法语三种语言，可以通过阅读多国作家的作品，从中享受语言的美感，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语言的魅力。纳博科夫是一位语言的先锋派，他非常擅长设计各种语言游戏，并且尝试各种语言变革，比如双关、方言、古语等都是他偏爱的语言变革手法。通过各种语言游戏和语言变革的运用，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语言成功实现质的飞跃。
二、欧洲阶段（1919—1939）：凄凉苦楚的流亡岁月
1917年，俄国爆发声势浩大的十月革命，为了保证一家人的安全，免于遭受政治迫害，纳博科夫一家逃离俄国，放弃无法带走的大量财产，开始长达几十年的流亡生活。1919年4月15日，纳博科夫全家被迫在隆隆的枪炮声中登上逃离俄国的轮船“希望”号，经希腊和法国，辗转到达英国伦敦。从此以后，纳博科夫始终过着流亡生活，中断与故国的一切联系，在故国短暂的爱情也就此宣告终结。离开俄国之后，纳博科夫一家几经辗转，终于在英国伦敦落脚，此时的纳博科夫一家不仅永远失去故国，而且永远失去高贵的社会地位和巨额财富。开始流亡生活后，纳博科夫一家的生活相当困苦。为了帮助纳博科夫进入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母亲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后，纳博科夫首先学习生物学，后来转为学习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他十分崇拜普希金、托尔斯泰、丘特切夫和果戈理等俄国作家，深入研究爱伦·坡、乔伊斯、普鲁斯特、福楼拜等欧美现代派先锋作家，对中世纪法国文学尤其是克雷提安·德·特洛阿编写的亚瑟王传奇特别感兴趣。
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纳博科夫并没有专注于学术，而是热衷于英式足球、拳击、网球等各类体育活动以及风花雪月的恋爱。由于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和运动时间相互冲突，纳博科夫竟然从不去图书馆。尽管纳博科夫在准备复习考试时还在忙着写诗，但是他每次考试都能轻松名列第一，并因此而获得学院的奖励。纳博科夫在大学里并没有发表关于文学或俄罗斯诗歌方面的论文，却在克里米亚蝴蝶的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在《蝶谱专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克里米亚蝴蝶》的论文。总之，剑桥的大学生活并没有在纳博科夫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一度想退学，但在父亲的劝诫下，最后坚持拿到学位。
在流亡期间，纳博科夫极力固守自己的身份，努力保存与故国有关的一切。对于遭受经济和政治双重损失的纳博科夫一家而言，俄语成为他们非常珍视的宝贵财富，于是纳博科夫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俄语交流，阅读俄语报刊，用俄语进行文学创作，以便使自己时刻保持对故国的回忆，保护硕果仅存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纳博科夫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俄国诗人，他喜欢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尤其是俄国白银时代代表象征主义和早期俄国现代主义的作品。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中指出，自己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将大量精力投入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俄国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纳博科夫在英国的生活与他在俄国的生活，尤其是特尼谢夫时代的生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纳博科夫一直想努力成为一位杰出的俄语诗人，尤其是像勃洛克那样的诗人，却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日后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英语小说家之一。
毕业之后，纳博科夫没有选择留在英国工作，而是前往德国柏林。在十月革命后，由于地理位置、印刷成本低等多种原因，德国成为俄国移民中心。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德国距离俄国相对较近，方便移民返乡；其次，德国的纸张和印刷成本低，是欧洲最大的出版中心，在这里出版的俄语书数量甚至远胜过俄国本土出版的俄语书数量；再次，德国的生活支出相对较少，因此德国绝对称得上外来移民的理想选择。由于当时的纳博科夫专注于成为一名俄语作家，德国柏林的环境当然比英国伦敦更适合他的发展，这也是纳博科夫选择前往柏林的主要原因。为了儿子的生计，纳博科夫的父母为其在银行安排一份工作，但是纳博科夫仅工作三个小时就选择放弃，因为这份工作对他而言毫无吸引力，与他成为俄语作家的梦想毫不相干。为了实现自己的作家梦，纳博科夫一边依靠讲授英语、法语、拳击、网球等课程维持生计，一边坚持创作诗歌、杂文、小说等，并且尝试在各类报纸和刊物上发表。
鉴于纳博科夫的选择，1920年8月纳博科夫一家流亡至德国柏林。当时柏林是俄国侨民的聚居地，许多俄国作家流亡至柏林，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纳博科夫的父亲也不例外。纳博科夫与父亲同样，虽然已经远离俄国，但是他仍然将自己固守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侨民汇聚于柏林，众多侨民中不乏优秀的作家和文化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尝试自己出版报纸或刊物，在广大侨民中间发行，在侨民中逐渐形成一个文化圈。尽管当时的纳博科夫在生活上和心灵上由于流亡生活而备受煎熬，但是侨民之间的文化氛围却为纳博科夫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会。纳博科夫开始尝试在各种报纸和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使自己的文学创作逐渐呈现出进步的趋势。在到达柏林后，纳博科夫的父亲与其他俄国侨民合伙编辑流亡者日报《舵》，纳博科夫的父亲担任编辑，于是纳博科夫以“西林”为笔名在《舵》上首次发表文章。随后，纳博科夫又在《舵》上发表多篇俄语诗歌、散文以及英法诗文翻译。随着作品在《舵》上成功发表，纳博科夫开始尝试在其他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纳博科夫的早期作品主要刊登于俄国侨民自己创办的报刊和杂志。纳博科夫是一位多产作家，后经纳博科夫的传记作家安德鲁·费尔得的权威统计，纳博科夫在俄国侨民创办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多达百余篇，在当时的侨民圈中享有盛誉。尽管如此，由于俄国侨民的生活圈比较封闭，再加之创作语言的限制，纳博科夫的读者群仅限于俄国侨民，俄国侨民圈以外的读者对纳博科夫及其作品一无所知。
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纳博科夫等许多俄国侨民均先后流亡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尽管诸多俄侨作家纷纷努力在文坛崭露头角，或者在俄国侨民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或者像纳博科夫的父亲一样在欧洲各国创办自己的刊物，纳博科夫的才华仍然使其迅速在诸多侨民作家中脱颖而出。随着多篇文章的发表，“西林”这个笔名开始在侨民圈中为人们所熟知，纳博科夫也在他的写作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为创作长篇小说进一步奠定了基础。1926年，纳博科夫用俄语撰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面世，小说一经出版，立刻受到广大侨民的关注，纳博科夫也因此在侨民圈中被誉为“新一代最伟大的希望”。取得初次成功后，纳博科夫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信心大增，他开始坚信自己可以在写作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于是他乘胜追击，接连完成几部优秀的作品，包括《卢仁的防守》（1929）、《保护鲁宁》（1930）、《乔尔巴的回归》（1930）、《奸细》（1930）、《光荣》（1932）、《暗箱》（1932）、《蒙昧的囚牢》（1933）、《绝望》（1936）。1941年，纳博科夫的第一部英语长篇小说《塞·奈特的真实生活》取得巨大成功，此时纳博科夫的创作已经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他甚至与193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凡·蒲宁齐名。尽管纳博科夫已经开始运用英语进行创作，但是纳博科夫仍然坚守自己的俄语传统，受邀用俄语参加俄国侨民组织的散文和诗歌朗诵会，在侨民中间引起巨大反响，受到广大侨民的关注。
虽然生活在德国，纳博科夫却拒绝学习德语，坚持用俄语与他人交流，坚持用俄语进行文学创作，最大限度地保留俄语传统，使自己的思乡之情得到最大限度的表达。当时纳博科夫生活在俄国侨民圈里，用俄语与人交流，阅读俄文报刊和书籍，唯一使用德语的机会是同房东们打交道或者外出购物。尽管纳博科夫非常具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但在柏林旅居十五年后，他仍然无法灵活自如地运用德语。与纳博科夫对其他几种语言的掌握程度相比，他几乎没有学过德语。为了坚守自己俄罗斯的根，纳博科夫拒绝拓展语言空间，担心流畅地运用德语会不同程度地损害自己十分珍视的俄语基础，仍然把俄语凌驾于其他几种语言之上，专注于俄罗斯文化。多年后，纳博科夫有些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学习德语，导致他无缘了解德国文化。
尽管纳博科夫坚守俄罗斯文化，但是扎实的语言功底和非凡的语言天赋使他不仅用俄语进行大量文学创作，而且将许多优秀的英语作品翻译成俄语。在将英语作品翻译成俄语的过程中，纳博科夫在坚持俄罗斯翻译传统的基础上，大胆使用归化法和挪用法，成功地将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遇记》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翻译成俄语。在翻译方法方面，纳博科夫进行大胆的尝试，使两部作品更加俄罗斯化。首先，标题的翻译更加俄罗斯化。纳博科夫将小说的标题分别翻译为《安妮亚漫游奇遇记》和《尼克尔卡·别尔西克》。其次，情节的翻译更加俄罗斯化。原著中英吉利女孩爱丽丝在背诵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作品，而译著中则变成俄国少女安妮亚在背诵俄国文学宗师普希金的作品；原著中英国的威廉大帝转换成基辅中世纪的弗拉基米尔王子；原著中使用的英镑也转换成卢布。此外，纳博科夫还将大量英语诗歌翻译成俄语，其中主要包括英国诗人莎士比亚、济慈、拜伦、丁尼生、叶芝的诗歌以及法国诗人兰波和波德莱尔的诗歌。归化和挪用翻译方法不仅唤起背井离乡的俄国移民的民族文化感，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纳博科夫心中对使用其他语言会减损其俄语熟练程度的担忧。
在文学之路一路坦途的同时，纳博科夫也幸福地收获了自己的爱情。1922年，纳博科夫在柏林俄国侨民举办的一次慈善舞会上结识具有犹太血统的女子薇拉·斯洛宁。薇拉是一位生性幽默、思维敏捷的姑娘，她不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具有非凡的记忆力。薇拉一家原本也住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全家从克里米亚来到德国，她的父亲来到德国后受邀成为一家出版社的合伙人。纳博科夫与薇拉在舞会上相遇后一见如故，互生情愫，薇拉对纳博科夫的才华给予高度评价，纳博科夫还特意为薇拉创作诗歌《会面》，两颗年轻的心坠入爱河。三年后，两人在柏林结婚。在与薇拉结婚后，纳博科夫开始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薇拉对纳博科夫的爱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创作动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纳博科夫共完成八部长篇小说，堪称一位多产作家。爱情使纳博科夫找到新的方向和新的动力，为爱而写的纳博科夫在这一阶段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薇拉是一位贤妻良母，多年来她一直默默支持纳博科夫，在文学创作上和生活上给予纳博科夫许多无私的帮助。薇拉不仅是一位温柔体贴、任劳任怨的妻子，而且是纳博科夫的速记员、打字员、审校、编辑、翻译甚至司机，她悉心照料纳博科夫的生活，认真处理他的一切事务。正是在薇拉全心全意的支持下，纳博科夫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优秀的作品频频问世。此外，薇拉还十分支持丈夫的昆虫学研究工作，帮助丈夫收集昆虫的资料，在柏林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中进行昆虫分类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薇拉是纳博科夫事业发展的强大支持。
1932年，希特勒上台执政，德国的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大肆屠杀犹太人。为了防止具有犹太血统的妻子遭到纳粹的迫害，纳博科夫向朋友求助，与薇拉带着孩子逃离德国，前往法国巴黎定居。虽然法国的政局较为稳定，但是纳博科夫一家在法国的生活相当贫困。由于当时纳博科夫始终坚持用俄语写作，他的创作仅为俄国侨民所熟知和推崇，因此使用其他语言的读者并不熟悉纳博科夫。当纳博科夫一家来到法国时，纳博科夫遭到冷遇，一方面法国人并不熟悉纳博科夫及其作品，另一方面法国政府拒绝向纳博科夫发放工作证，导致纳博科夫夫妇失去生活来源，陷入极度贫困之中。纳博科夫和妻儿只能暂住在一间公寓房中，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当时法国比较流行召开廉价的文学聚会，纳博科夫有幸在一次文学聚会上结识崇敬已久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二人共进晚餐，还谈论起蜂蜜酒的俄国配方。随后，乔伊斯还应邀参加纳博科夫在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用法语做的讲座。与乔伊斯的交往使纳博科夫体会到文学大家的风范，现实的残酷以及乔伊斯的启发使已近不惑之年的纳博科夫逐渐改变想法。纳博科夫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读者群，拓展自己的发展方向，摆脱生活的窘境，于是他不再坚守用俄语写作，开始尝试用英语和法语进行创作。在创作语言转变之初，纳博科夫尝试用法语翻译普希金的诗，并用法语撰写一些介绍普希金的文章。1937年，纳博科夫用英语翻译自己的俄语小说《绝望》后，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用英语创作的信心。1941年，纳博科夫创作的第一部英语长篇小说《塞·奈特的真实生活》问世，引起世人瞩目，纳博科夫也从此进入英语创作阶段。同时，纳博科夫仍然继续用俄语创作，先后完成《斩首之邀》（1936）、《天赋》（1938）、《孤单的国王》（1940）和短篇小说《魔法师》（1940）等作品。截至1940年，纳博科夫共出版八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五十篇短篇小说，上百首诗歌，四个剧本，几十本棋局解答和字谜游戏。
在欧洲流亡期间，纳博科夫先后失去三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使他的内心备受折磨。1922年3月，纳博科夫的父亲在一次公开活动中遭到沙俄右翼君主主义分子暗杀，父亲的去世给纳博科夫带来生命中前所未有的震撼。次年，纳博科夫发表《山路》和《钉子》两本诗集，作为父亲逝世一周年的纪念。父亲的死不仅对纳博科夫的精神世界造成重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纳博科夫的写作风格。在父亲去世后，纳博科夫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血腥恐怖的内容，这既是对父亲的死的无声抗议，也是在寄托对父亲的无尽哀思。1939年，纳博科夫的母亲在布拉格去世，纳博科夫却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的路费而无法与母亲见最后一面，也无法参加母亲的葬礼。之后弟弟的噩耗随之而来，纳博科夫的弟弟在德国集中营中被折磨致死。至此，纳博科夫生命中三位至亲的人均离他而去，永远消失在他的生命中。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的局势也变得动荡不安，纳博科夫还来不及为失去亲人而悲痛就忙于逃亡。1940年，纳博科夫终于在犹太人救助团体的帮助下买到廉价船票，前往无数人憧憬着的美国。
三、美国阶段（1940—1960）：日臻成熟的创作生涯
1940年5月，在德国的坦克即将占领巴黎之前，纳博科夫一家成功登上逃离法国的船只，带着仅有的一百美元，前往美国。抵达美国后，纳博科夫一家无家可归，只能暂时寄住在纳博科夫的表妹娜塔莉的家中。由于当时俄国移民圈中兴起反对犹太人的趋势，而且日益盛行，纳博科夫因此逐渐减少与俄国侨民的联系。来到美国后，纳博科夫凭借自己的才华很快找到了工作。他一边在《纽约客》杂志工作，一边从事鳞翅目昆虫的研究工作。不久，纳博科夫开始一边在几所大学授课，一边进行文学创作，同时他还利用暑假时间在美国各地收集蝴蝶标本。1942年，纳博科夫因蝴蝶研究的突出成就被聘为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研究员，研究员的工作为纳博科夫带来稳定的收入，使他能够进一步从事鳞翅目昆虫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工作中，纳博科夫先后发现蝴蝶和蛾子的新品种，并且从中获得巨大的快乐。随着纳博科夫的成就逐渐为世人所关注，荣誉纷至沓来。1943年，纳博科夫接受古根汉姆奖学金。两年后，纳博科夫夫妇顺利获得美国国籍，成为正式的美国公民。此后，纳博科夫的事业一帆风顺，先后获得在多所大学任教的机会，主讲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等相关文学课程。
纳博科夫对俄罗斯文学的高深造诣以及对英语的熟练掌握使他受到美国大学的青睐，先后在斯坦福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康奈尔大学讲授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纳博科夫将自己对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等文学大师的热爱和敬仰融入课堂教学，他的授课深受学生喜爱。尽管纳博科夫在上述三所大学开设课程，但是由于自身学历和专业设置等因素的限制，他始终没有被聘为全职教师。纳博科夫通过运用联想发音、对比记忆等方法使学生更好地记忆俄语的发音和用法，他的授课颇受学生欢迎。纳博科夫的俄语课程寓教于乐，生动形象，每周授课的次数一再增加，由最初的一周两次增加到一周三次，从此纳博科夫的收入得到切实的保障。随着纳博科夫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纳博科夫开始为美国的文学界所熟知。康奈尔大学拉丁语系主任莫里斯·毕肖普在读过纳博科夫的几部作品之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主动邀请他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纳博科夫在经历多年的漂泊后，终于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康奈尔大学为纳博科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纳博科夫先后开设俄罗斯文学高级阅读课和专题讲座、欧洲小说和文学大师等课程。纳博科夫的授课思路清晰，视角独特，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1952年春天，纳博科夫还受邀到哈佛大学纪念堂为学生讲授一个学期的欧洲小说。在十八年的教学生涯中，纳博科夫先后向学生介绍多位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尤为推崇普希金、果戈理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后来，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授课的讲稿均被编辑整理成册，编入《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关于〈堂吉诃德〉的讲稿》，讲稿中的观点具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对俄罗斯文学研究大有裨益。出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眷恋，纳博科夫还试图将俄罗斯文学与美国文学有机结合。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纳博科夫还着力完成大量翻译工作，先后将《伊戈尔远征记》《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等经典作品翻译成英文。经典名著的翻译工作不仅使纳博科夫对俄国文学大师及其作品的了解更加深入，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差异的理解。
在授课和文学创作之余，纳博科夫仍然没有停止自己非常热爱的鳞翅目昆虫研究。在受聘担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兼职研究员之后，纳博科夫一直从事鳞翅目昆虫的研究和分类工作。纳博科夫对鳞翅目昆虫的研究非常痴迷，经常连续五、六个小时在显微镜下工作。每当谈起这段经历，纳博科夫都认为那是自己流亡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甚至可以与自己在故国的童年时光相媲美。经过对鳞翅目昆虫的潜心研究，纳博科夫成功发表多篇关于鳞翅目昆虫研究成果的论文，因此受邀担任《新世界》刊物关于蝴蝶方面文章的撰稿人和修订人。纳博科夫经常利用暑假时间与妻子游历美国各地，采集蝴蝶标本。在不断的搜寻过程中，纳博科夫成功收集到许多珍贵的蝴蝶品种，其标本分别陈列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之中。1952年，纳博科夫成功采集到一种新的蝴蝶品种，最终这个新的蝴蝶品种以纳博科夫的名字命名，以表彰纳博科夫捕蝶的成就。在采集蝴蝶的过程中，纳博科夫经常穿行在各大公路上，居住在各种汽车旅馆中，深谙美国普通人的生活状况，这段人生经历为纳博科夫此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纳博科夫流亡到美国的时候已近不惑之年，生活的磨炼使他对文学创作的看法逐步发生转变。虽然在俄国的美好时光已经在纳博科夫的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使他在离开俄国多年之后仍然对故国无比眷恋，但是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迎合读者的需要。经过思想的转变，纳博科夫改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以便扩大自己的读者群，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为了维持生计，纳博科夫十分关注市场的变化，不断寻找畅销的题材来迎合读者的口味。在纳博科夫看来，放弃俄语而改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使他被迫由一位俄语作家转变为一位英语作家，这完全是他个人的悲剧。在纳博科夫的心目中，俄语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主流语言的地位，俄语是浑然天成的语言。尽管纳博科夫仍然对俄语怀有深厚的情感，然而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放弃俄语而改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1941年，纳博科夫发表第一部英语长篇小说《塞·奈特的真实生活》，小说一经出版立刻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评论界称其为“英语语言文学的里程碑”。初战告捷，纳博科夫对自己的英语信心大增。1944年，纳博科夫用英文撰写半传记、半评论式的长篇论著《尼古拉·果戈理》，解读这个“俄罗斯有史以来产生的最不平凡的诗人与小说家”。纳博科夫和著名作家、评论家艾德蒙·威尔逊一见如故，两人在艺术创作上惺惺相惜，艾德蒙非常赞赏纳博科夫用意译的方法翻译普希金的诗歌。随后，两人共同为《新共和》杂志编译普希金的《莫扎特与莎列丽》。此后，纳博科夫不断在《大西洋月刊》和《纽约人》等著名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回忆录和诗歌。1945年，纳博科夫开始翻译四卷本《叶甫盖尼·奥涅金》。1947年，纳博科夫发表《庶出的标志》。纳博科夫在小说文本中显示出非凡的语言天赋，地道的英语使其小说行文流畅，读者反响不错。1951年，纳博科夫发表英文传记《终极证据》，经用俄语修订后，于1955年以《彼岸》的书名正式发行，该书被视为纳博科夫著名的自传体小说《说吧，记忆》的前身。《终极证据》《彼岸》《说吧，记忆》中有很多极为相似的地方，但内容上得到不断充实与丰富。
1955年，《洛丽塔》的出版将纳博科夫的创作事业推向巅峰。在成功的背后，纳博科夫也曾经历不少心酸的故事。在写作过程中，纳博科夫对自己的创作十分不满意，几次想将手稿付之一炬，幸好薇拉及时挽救手稿，否则今天读者就无法读到这部伟大的作品。书稿完成后，小说的出版又遇到难题。纳博科夫先后向四家出版社投稿，但都因书中涉及中年男人与少女的畸形恋爱以及性爱内容而被拒绝。由于当时美国禁止出版描写性爱的书籍，因此有些出版社明确表示，一旦出版《洛丽塔》，他们将会触犯法律。无奈之下，纳博科夫只好将手稿送到法国专门出版色情文学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出乎意料的是，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追捧。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购书需要，出版社连续三次加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该书共售出十万册，连续一个月斩获《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之位。《洛丽塔》的出版为纳博科夫的写作生涯带来巨大的辉煌，令人遗憾的是，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洛丽塔》在多个国家遭到冷遇，英国、新西兰都将其列为禁书，美国的图书馆也禁止该书向公众借阅。在纳博科夫陷入色情文学的质疑声中时，英国作家雷厄姆·格林率先发现《洛丽塔》的精妙之处，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称赞《洛丽塔》是1955年度三部最佳小说之一，以此为《洛丽塔》正名。1958年，《洛丽塔》由美国普特南出版社再度出版。由于之前的禁书风波和评论家的褒贬不一，《洛丽塔》的出版立刻引起广大读者的追捧，连续六个月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从此，纳博科夫和他的《洛丽塔》享誉全球。虽然法国、比利时、新西兰、苏联等国家明令禁止《洛丽塔》的出版和发行，纳博科夫也被冠以色情文学作家的头衔，但是纳博科夫却从此进入文学创作生涯的鼎盛时期。自1953年起，纳博科夫的小说《普宁》中的四章内容开始在《纽约人》连载，立即引起读者对小说的极大关注，《普宁》也因此成为纳博科夫第一部受到美国读者广泛关注和好评的小说。1957年，《普宁》全书内容与读者见面，期待已久的美国读者对这部小说好评如潮。小说的热销使纳博科夫名利双收，同时《普宁》的成功也使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纳博科夫早期的作品。当时比较有名望的美国企鹅出版公司抢得先机，率先出版《黑暗中的笑声》《普宁》《塞·奈特的真实生活》《斩首之邀》等多部纳博科夫的小说，《花花公子》《纽约客》等知名杂志也争相刊登纳博科夫的多部小说，纳博科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名作家。虽然纳博科夫的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也变得富足，但是他和妻子始终没有购买固定房产，总是租住公寓或者汽车旅馆。1959年，纳博科夫辞去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离开美国，回到欧洲。
（一）后现代主义文学理念
从欧洲流亡至美国成为纳博科夫人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这次流亡不仅使纳博科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更重要的是，纳博科夫的创作语言由俄语转变为英语，使其读者群得以实现实质性的扩大和前所未有的突破。如果对纳博科夫的创作阶段进行划分，可以根据其创作语言进行划分，即运用俄语创作的第一阶段和运用英语创作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纳博科夫仅运用俄语进行文学创作，其读者群仅限于俄国侨民；而在第二阶段，纳博科夫改为运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不仅读者群得以扩大，而且成功跻身世界知名作家的行列，享誉世界。尽管评论界对于纳博科夫小说的态度一直莫衷一是，但是评论界的质疑与争论仍然无法减损纳博科夫作为文学大师的风范。
1940年春天，身上仅存一百美元的纳博科夫和妻儿乘船到达纽约。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战争正在摧毁人们的肉体和精神。战争肆意打乱正常的生活进程，无情地荼毒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美国文坛紧密关联，各类社会事件不断震撼和激荡着美国文坛，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以及原子弹爆炸等事件均震撼着美国民众的心灵，从而导致美国社会原有的道德准则、人生观、价值观动摇。在基本价值观的根基被严重撼动的情况下，社会中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随着科技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发生重大改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却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一系列社会事件，总统遇刺、暴力事件、导弹危机、学生运动、政治丑闻、女权运动等都使美国人在精神上陷入迷惘和彷徨之中。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驱散的阴影，美国民众普遍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开始对生活丧失信心，认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在战后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内心情绪的催生下，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日益流行起来，潜移默化地对民众的思想产生影响，其中尤以知识分子对上述两种哲学思潮最为推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涌现多种哲学思潮，均对当时美国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其中尤以萨特和加缪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即自我”的哲学理念最为突出。萨特十分推崇不受干扰的自我意识，认为人生而自由，只有人们获得自由生活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才能塑造人的本质。萨特的观点解构传统意义上的人生观，激励作家以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人生，这与象征派的理念十分契合。纳博科夫认为作家要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生活，这种生活脱俗于尘世的生活，不仅能够向人们昭示生活的真谛，而且能够帮助人们由“此岸世界”到达“彼岸世界”，开创全新的生活。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整个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荒诞的，甚至包括人类所生存的现实环境。基于上述观点，存在主义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赋予荒诞以价值并以文学的形式将现实中的荒诞呈现出来。后结构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虚无和变幻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无论是历史还是真理都不会永恒不变，因此后结构主义指出，文学的目的在于以高深复杂的结构呈现客观世界的虚无和变幻，文学应该专注于文学世界内部，不受文学世界之外的因素干扰，消解主题和动机，颠覆秩序和真理。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文学作品中无法协调的矛盾是造成文本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因此所有模式都能够深度消解。
存在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结合为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奠定基础，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均来源于存在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是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精神世界崩塌的一种体现，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恰好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相契合。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其作品往往在原有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开辟全新的创作思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吸收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运用创新性的语言和富于变化的叙事技巧描绘空虚、荒诞的现实生活，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体现人们面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的无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积极打破固有的框架、模式和定律，着重强调作品内在的不确定性和迷宫式的结构，使叙述手法和叙事风格难以把握和琢磨。虽然现代主义作品和后现代主义作品都在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不经，但是二者在表现手法上大相径庭，现代主义作品往往以凄苦的方式展现现实世界的荒诞，而后现代主义作品则以荒诞的方式去体现现实世界的荒诞。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家而言，展现荒诞不必大肆渲染荒诞本身，以无意义的方式表现无意义的事物往往最具有说服力。
在纳博科夫流亡到美国后，他一直无法融入异质文化，一直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文化身份的缺失导致纳博科夫在心理上备受折磨，此时的他深刻体会到“心理现实”与“客观现实”的二元对立，于是他运用“有机时间”重新界定“物理时间”或“应用时间”。纳博科夫的思想非常开明，在流亡到美国后，纳博科夫并没有固守俄罗斯文化传统，而是很快地接受美国文化，并且十分推崇美国的多元文化。纳博科夫将俄国传统的哲学观与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相结合，形成观点鲜明的后现代时间观。纳博科夫将时间比作抽象的河，这条河不断流逝，所有事物都将随着河流的流逝而流逝，人们根本无法阻止，只能控制“那由感觉、知觉向情感方向的衍变，那如潮水般在心中涌来、退去的往事，那由渴望、嫉妒和富有诗意的欣喜之情等等的绵延起伏所构成的情感波澜”[6]，在纳博科夫的时间观中，“物理时间”为“有机时间”所取代，过去与现在被“时间之墙”所隔绝，人们无法回到“过去”，也无法飞向“未来”，只能困在当下的“时间之狱”中，无法掌控。在对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纳博科夫开始探寻人类的生存之道与逃离“时间之狱”的方法。在上述时间观的基础上，纳博科夫形成自己的文学观，认为文学创作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生活，必须带有虚构的成分，风格与结构才是一部小说的真正精髓。
纳博科夫将“心理时间”和“应用时间”的概念与俄国白银时代神秘主义的理念相结合，顺利跻身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行列。在后现代理念的指引下，纳博科夫在探索中努力向“彼岸世界”靠近，随心所欲地将真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相交织，将二者在虚幻中同质化，使文学作品如魔方般不断变幻色彩和样式。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世界里，艺术世界的虚幻性与真实世界的真实性没有明显的界线，二者的真实与虚幻完全混淆，甚至具有同质性，二者兼具真实性和虚幻性。小说人物在真实的艺术世界与虚幻的现实世界之间随意行走，在小说中构筑自己独特的天地。纳博科夫视艺术创造为生命创造，试图用艺术打破时间的必然性，从而使生命实现永恒。
纳博科夫在《斩首之邀》中充分表达自己对“有机时间”和“彼岸世界”的渴求，同时也包括对穿梭于真实与虚构同质化的小说空间的渴求。小说的主人公辛辛纳特斯是一个流浪儿，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异类，辛辛纳特斯被判处死刑的原因在于他的伪装性和难以辨别性。在一个将同质和透明强加于人的世界里，不透明使辛辛纳特斯成为世人眼中的另类和危险人物。辛辛纳特斯在监狱里等待行刑日期的到来，可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行刑日期。监狱里没有钟表，只有通过观察狱卒在墙上画出的表来判断时间。即便如此，辛辛纳特斯无法知道准确的日期和时间，他手足无措，只能在监狱里煎熬着忍受无尽的等待。在《斩首之邀》中，时间已经不是人们日常意义上的“物理时间”，而是一个界限模糊、内涵不明确的概念，因此辛辛纳特斯的每一天都是相同的，如同时间是静止的，今天与明天首尾相接寓意人们对现实时间的无能为力以及时间对人们的强大束缚。通过描述辛辛纳特斯每天在监狱中经历的相同的日子，纳博科夫向人们昭示，真正囚禁辛辛纳特斯的是“时间之狱”，而不是现实的监狱，因此辛辛纳特斯是时间的囚徒。在双时间的叙述手法下，现实与虚构相互纠缠，辛辛纳特斯将当下的现实生活与过去的回忆相混淆，从而使现实的“物理时间”与其内心的“有机时间”相互矛盾，相互干扰，真假难辨。被时间束缚的辛辛纳特斯无法进入未来，也无法回到过去，只能困在现在的“时间之狱”中，唯一的解脱方式便是死亡。由此可见，《斩首之邀》充分体现纳博科夫对“有机时间”的认知以及对永恒的情感记忆。《斩首之邀》可谓纳博科夫后现代小说创作的开端，在此后的多部小说中，纳博科夫的作品开始逐渐融入后现代主义因素，凸显不确定的主题、解构主义的形式、迷宫般的语言等标志性的后现代主义创作风格。
《洛丽塔》是又一部体现“有机时间”的力作，作品充分反映纳博科夫对“有机时间”的理解和话语表述。主人公亨伯特因无法忘怀自己的初恋阿娜贝尔而形成对往事持久的“有机时间”记忆，成年后的亨伯特仍然禁锢于“有机时间”
之中，试图回到过去重温与阿娜贝尔的恋情。由于人们无法穿越“时间之墙”，亨伯特无法挽回过去的岁月，也无法挽回阿娜贝尔逝去的生命。为了弥补自己逝去的往昔岁月，亨伯特以少女洛丽塔为替代品，试图找回自己的过去。尽管亨伯特限制洛丽塔的自由，并且以各种手段控制洛丽塔，但是他最终也无法拥有洛丽塔。在洛丽塔逃走后，亨伯特与洛丽塔的感情纠葛最终以一场命案告终。当洛丽塔不再是宁芙，亨伯特才真正意识到洛丽塔不属于自己，洛丽塔也无法替代阿娜贝尔。《洛丽塔》是由亨伯特的回忆片断拼凑而成的，小说中充分体现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小说运用戏仿、语言迷局、不可靠的叙述者以及解构主义等手法，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洛丽塔》颠覆传统意义，解构当代人的道德理念，解放桎梏的思想，也因此而受到美国读者的推崇，连续数月稳居畅销图书排行榜，同时《洛丽塔》也使纳博科夫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作家。如果说《斩首之邀》是纳博科夫向后现代主义迈进的起点，那么随后出版的《洛丽塔》便是纳博科夫后现代创作风格的成熟之作，将纳博科夫的后现代主义创作风格表露无遗。
《洛丽塔》以及纳博科夫一系列后现代主义小说对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创作风格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垮掉的一代”是指美国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涌现出来的一批作家，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以怪异和夸张的行为表示对社会的反抗，其作品也多以描绘怪诞行为为主。金斯堡的《嚎叫》以及威廉·巴勒斯的《赤裸的午餐》都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垮掉的一代”的创作风格自由、洒脱、无拘无束，其创作风格与纳博科夫的创作风格十分契合。从某个角度来看，《洛丽塔》实则为美国50年代后半期的文学变革创造契机，它充分激发充满反叛意志的“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创作灵感，为传统文学打开全新的视野，打破现实主义的禁锢，冲破框架式的思维，极大地扩展了文学创作可以发挥的空间，有力地推进了当时美国文坛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进程。《洛丽塔》的热销为先锋派迎来春天，许多出版商争相出版先锋派的作品，比如厄普代克的《夫妇们》和《波特诺的诉怨》相继出版，并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随着先锋派作品的成功，甚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赤裸的午餐》也终于获得与读者见面的机会。纳博科夫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不仅促进当时美国作家的创作风格纷纷向后现代主义创作风格过渡，而且促进文学创作传统时代的终结以及全新创作时代的到来。纳博科夫着实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作家，他在自己的后现代小说中不断引入全新的创作技法，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均具有鲜明特点，对新兴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发挥关键的指向性作用。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常用的语言设谜、叙述文本创新等叙述技巧迅速成为后现代作家可参照的先例和标准，许多作家甚至开始承袭纳博科夫的创作风格进行小说创作。纳博科夫可谓一位承前启后的作家，他既吸收借鉴现代主义文学的精髓，又创新大胆地开创后现代主义创作风格，对美国文学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产生深远影响。
（二）后现代主义写作风格
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为纳博科夫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纳博科夫以其非凡的语言天赋以及创新的写作风格迅速融入美国文学界。虽然纳博科夫的母语是俄语，但是他凭借鲜明的艺术手法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吸引了无数读者的注意力，因此纳博科夫顺利实现创作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双重转换。由于纳博科夫对艺术的理解已经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因此他堪称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来到美国后，纳博科夫的写作风格得以实现本质上的飞跃，他的写作风格在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历史与未来、时间与空间、此在与彼在之间不断跳跃与转换。文学转向和文学越界现象的出现与作家的思想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纳博科夫所秉承的是自由主义思想，该思想恰好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风格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在于颠覆和解构传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一种反传统的创作风格。由于后现代主义作家秉承自由主义思想，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创作风格均反常规、反传统，充分体现文学创作的自由以及作家对这种自由的执着追求。反之，纳博科夫对后现代主义创作风格的追求也恰好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表达，这也是纳博科夫能够在文学内部和外部自由转换的原因。鉴于纳博科夫的自由主义思想，许多评论家从自由主义的视角分析纳博科夫及其作品，将其称为“极端自由主义者”。纳博科夫总是试图从世俗的语境中突围，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海洋里遨游，与其他作家相比显得更加独树一帜。
纳博科夫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与俄国人道主义思想以及自由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其中俄国文学大师普希金对纳博科夫的思想影响程度最高。普希金是近现代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不畏强权专制，对纳博科夫的思想产生诸多影响。在普希金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震撼下，纳博科夫将《叶甫盖尼·奥涅金》翻译成英语，并为作品加评注，以此表达对普希金的敬意。普希金的文学精神为纳博科夫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写作原则提供原动力，纳博科夫承袭普希金的写作原则，模仿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写作风格，将自由主义的文学传统提升到全新的高度。
除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自由主义精神对纳博科夫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之外，纳博科夫本人的人生经历也对其写作风格产生巨大影响。纳博科夫人生中的几十年一直过着流亡生活，在流亡过程中他深切体验到各种苦难和心酸，现实的残酷使纳博科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随着人生经历逐步发生转变。虽然纳博科夫一家因逃避政治迫害而逃亡到国外，但是纳博科夫本人并没有卷入政治纷争之中，因此对他而言，他的流亡生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流亡，而不是政治上的流亡。多年的流亡生活使纳博科夫始终保持质疑和警惕的姿态，他有意远离主流意识形态，使自己的精神边缘化，以保证自己的精神保持独立和自主，避免受到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控制。纳博科夫十分认同西方国家所提倡的民主和自由，认为政治专制与民主自由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任何形式的政治统治都是遏制个体自由的障碍和鸿沟，因此纳博科夫最终前往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努力在美国追逐理想，实现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纳博科夫选择后现代主义写作风格也是在表达自己对政治专断的批判和否定。
在美国自由、创新的社会环境下，纳博科夫不断接触全新的文学思想。根据“彼岸世界”的理念，纳博科夫认为“彼岸世界”是一个永生不灭的、非物质的虚无世界，这个世界永恒存在，不生不灭，对“此岸世界”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该思想与形而上的世界观十分契合。由于俄国象征派孕育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因此它能够迅速适应美国同样变化万千的社会环境，于是象征派的“独立而自在”的艺术观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与黑色幽默派遥相呼应。“黑色幽默”思想的精髓在于摒弃客观现实，鼓励人们自主地创造自身的本质，反观象征派的思想精髓则在于使人们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使文学成为个体精神实质和话语个性的来源。纳博科夫将黑色幽默派的理念与象征派的理念相融合，将黑色幽默融入小说创作，形成黑色幽默的写作风格，比如《洛丽塔》便是运用黑色幽默风格的范例。纳博科夫在这个社会变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进行文学创作，他将这个时代的价值、思想和判断恰当地融入自己的小说之中。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既具有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高贵气质，又具有黑色幽默的调侃气息，迅速在美国文坛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纳博科夫的小说也因此成为“超体验文学”的代表。在当时的美国，个人主义肆意膨胀，人们只关心自身的生活状态，完全不理会社会的发展状况。在此人生观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追捧无所介入的艺术。此外，新批评派对纳博科夫作品的流行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新批评派对作品本身的评论方式的关注恰好符合纳博科夫的创作思想。
因此，身处两种文化背景的纳博科夫成功地在文学上跨越国界、跨越民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纳博科夫在与俄国传统文学割裂的同时，顺利完成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这次成功的转型具有前所未有的创新性意义。只有充分理解现代文学到后现代文学的过渡与转型，充分理解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性与美国文学的后现代性，才能真正理解纳博科夫的文学世界。
四、瑞士阶段（1960—1977）：功成名就的晚年生活
1959年，纳博科夫从康奈尔大学退休，次年移居瑞士。根据纳博科夫以往的习惯，纳博科夫夫妇并没有购置房产，而是常年住在蒙特罗一家保持着19世纪风格的五星级宾馆的套房里，透过宾馆房间的窗户可以俯瞰美丽的日内瓦湖。在这样风景秀丽的环境中，纳博科夫专心从事一生执着的文学创作和蝴蝶研究。纳博科夫在晚年选择瑞士蒙特罗定居的部分原因在于从这里前往妹妹居住的日内瓦和儿子居住的意大利米兰都非常便利，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纳博科夫那份难解的俄罗斯情结，因为俄国多位文学大师都曾在这里暂住并且进行文学创作。尽管此生无缘回到故国，但纳博科夫尽量让自己的心贴近故国。
晚年的纳博科夫依然精彩迭出，1962年出版的《微暗的火》被美国著名女作家玛丽·麦卡锡称赞为“本世纪（注：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7]，这部作品进一步巩固了纳博科夫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同年，纳博科夫将《洛丽塔》改编成剧本，美国著名导演布里克将这部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并获得巨大成功。1967年，纳博科夫将俄文版《终极证据》修订并翻译成自传体小说《说吧，记忆》。1969年，纳博科夫最长的一部英文小说《阿达》出版，该书荣登美国当年年度畅销书榜。1972年，《梦锁危情》出版，该书被认为是纳博科夫小说艺术精华的浓缩。1974年，纳博科夫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瞧！那些小丑》出版。除了小说创作，纳博科夫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1970年，纳博科夫的一本别具特色的诗集《诗歌与残局》出版，其中收录三十九首俄文诗，同时将俄文诗译成英文诗，并增加十四首英文诗和十八局国际象棋棋谱，诗集中收录的十二首长诗包括《童年》《克里米亚》《彼得堡》等九首俄文诗和《俄罗斯诗歌晚会》《微暗的火》等三首英文诗。
纳博科夫在晚年仍然持续进行大量翻译工作，将自己早期创作的《王，后，杰克》《防守》《光荣》《绝望》《天赋》《斩首之邀》等俄语作品相继翻译成英语。作为一位文学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纳博科夫还将俄罗斯文学经典翻译成英语，以便扩大俄罗斯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包括莱蒙托夫的《伊戈尔远征记》《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丘特切夫、霍达谢维奇的诗。最值得一提的是，《叶甫盖尼·奥涅金》是纳博科夫历尽十五年翻译的心血力作，他创新性地采用直译加注释的个性化翻译方法，在四卷共一千五百页的书稿中，译文约二百五十页，译者序约二百五十页，索引约一百页，注释约八百多页，分别对诗中涉及的俄语习语、风俗、人名、历史文化事件、西欧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加以详细介绍，堪称一部标准的学术翻译典范。
纳博科夫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笔耕不辍，对于他毕生热爱的蝶类研究工作也从未停歇，日内瓦湖畔、意大利山里、地中海诸岛上、法国南部的山脉间时常可以见到纳博科夫夫妇“蝴蝶旅行”的身影。纳博科夫还曾参观多家博物馆，细致研究自古埃及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类画作上的蝴蝶。
晚年的纳博科夫不断收获成功的喜悦，他的多部后现代小说均受到评论家的好评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他也因而成为美国优秀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由于纳博科夫的多部小说均十分畅销，企鹅出版公司在1960—1964年间连续出版纳博科夫为读者所喜爱的多部小说，流行刊物《花花公子》《纽约人》等畅销杂志定期刊登纳博科夫的作品，各大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也慕名前往瑞士采访这位文学大师。纳博科夫一般不会即兴回答记者的提问，通常会要求记者事先将需要提问的问题寄来，采访时他会按照事先准备的内容回答问题，采访结束后再将手写稿交给记者。在最后出版前，纳博科夫还要亲自检查文字内容，即兴发言的内容必须征得他的同意才能发表。随着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电影《洛丽塔》与观众见面，纳博科夫再次成为媒体及大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纳博科夫受到大众的高度关注，先后成为多家知名杂志的封面人物；另一方面，纳博科夫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斯泰格纳的《遁入美学》和安德鲁的《纳博科夫之艺术生涯》等专门研究纳博科夫及其作品的著作纷纷面世。至此，纳博科夫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名副其实的文学大师。同年，纳博科夫因杰出的文学成就荣获美国文学艺术学院荣誉奖章。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向瑞典皇家科学院写信推荐纳博科夫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虽然纳博科夫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但是他已经是文学界公认的20世纪享有世界盛誉的经典文学家。1973年，纳博科夫因其终身创作成就而被美国授予国家文学金奖。1977年7月2日，纳博科夫因患肺病医治无效在瑞士洛桑病逝，享年78岁。纳博科夫的墓碑上镌刻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家。”纳博科夫在自己传奇的一生中书写了无数优秀的作品，他以大胆创新的写作风格、精巧的情节设计、入木三分的人物刻画、迷宫般的行文结构、简洁精妙的语言赢得读者的好评和评论界的赞赏，堪称一代文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