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的友情
唐朝是诗的鼎盛时代，初唐的诗坛有王维、李白、杜甫等名家，中唐更是群星璀璨，最为著名的三大诗人为，有“诗魔”之名的白居易，有“元才子”之号的元稹，有“诗豪”之称的刘禹锡。但令人叫绝的是，鼎鼎有名的三大才子的相遇相知，频繁的交游，大量的唱和，展示了才华，交流了思想，增进了情感，结成了文坛挚友。在十分崇尚友情的唐代，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是三人的幸事，更是中国文坛的幸事！
三人有很多共同点构筑了友情的基础：一是年岁相仿，白居易与刘禹锡同生于大历七年（772），元稹小他俩七岁；其次，三人是洛阳籍同乡，又同出身世宦之家；三是他们均为进士及第，才华横溢，且均有济世拯民的高远抱负；四是同朝为官，都有被排挤连遭贬谪的遭遇。如此多的相同，使他们的情感相通，乐于交流，易达共识。唐诗人交往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诗歌唱和，但流于应酬的平庸之作较多，从三人唱和始，情真意切、艺术精湛的篇章才增多起来，且促使唱和诗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诗人的友情正是在唱和中得以加深的。从802年白居易《秋雨中赠元九》、元稹《酬乐天秋兴见赠》第一组唱和始，至842年刘禹锡病卒，白居易作《哭刘尚书梦得二首》最后一首有唱无和诗为止，三人间的诗文交往唱和长达40年，在宦海沉浮、人生不断变故中，三人互为知己，联系不断，友情不变。正如刘禹锡《新秋对月寄乐天》所言：“相知尽白首，清景没追游。”如此这般情谊，真是唐代唯一，古今无二！
三人中白居易寿命最长，经历了友情的始终。他不到60岁便以闲职居洛阳，也有更多的时间联络元稹和刘禹锡等，无形中成了好友中的核心人物，他与元稹、刘禹锡的唱和都达到了30年左右。他们之所以互相欣赏，至关重要的是因为志同道合。白居易与元稹的关系，“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白居易《别元久后咏所怀》）；“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白居易《白封诗筒寄微之》）。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关系，“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指刘禹锡）更是谁（白居易《寄刘苏州》）？”元稹与刘禹锡对白居易亦有倾诉，元稹《酬乐天赴江州路上见寄》曰：“人亦有相爱，我尔殊众人。朝朝宁不食，日日愿见君。”刘禹锡《答乐天戏赠》曰：“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诗情逸似陶彭泽，斋日多如周太常。”
青年时期，因刘禹锡处于朗州、连州、夔州等偏远谪地，唱和不便，白居易与元稹为学为宦经历相同，地域接近，因而唱和较多。他们不仅政治观点一致，而且文学主张也相同：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诗体，创作了大批讽喻诗，在元和年间他们创立的一种长篇排律和小碎篇章还被称为“元和体”。因此，二人被世人并称为“元白”。至中晚年，刘禹锡从外任地逐步回迁，与白居易等人的地理位置逐步接近，尤其在元稹逝后的十多年里，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唱和逐渐多起来。在刘禹锡归洛阳任职至其去世的五年里，二人同城同游，唱和更是密集，世人并称为“刘白”。数百首的唱和诗在三人的各自创作中都占有重要比例，后分别收集在《元白唱酬集》和《刘白唱和集》中。《新唐书·白居易传》曰：“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对于三人的友情，历史早已认可，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对三人的友情和创作也有精辟的概括：“乐天一生之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为刘梦得。”
三人所处正是大唐帝国经安史之乱后日趋衰微的时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廷腐败。但科举制度激发起进士出身的新兴士族强烈的仕途欲望，他们忧国忧民，主张改革时弊，力图国强民安，因而与因袭官位的旧官僚之间展开了革新与守旧的政治纷争，使朝官与宦官的权利斗争愈演愈烈。
刘禹锡22岁登进士第，同年，登宏词科。白居易29岁时与22岁的元稹同中进士第，三年后又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同任秘书省校书郎。贞元二十一年（805），为监察御史的刘禹锡、柳宗元等积极参与了王叔文等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改革失败后，大胆陈情时弊的刘禹锡先期遭到贬谪，九月贬为同州刺史，十月再降贬为朗州司马。革新集团成员遭到打击时，白居易曾作《寄隐者》诗表示同情，从中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此后十年间，白居易与元稹因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革新运动的同情态度，且敢于上疏直谏，也相继遭遇贬谪。然而，正是逆境中的唱和，才把彼此间的思念、相互间的鼓励传达给对方，使相知进一步加深。
元稹、白居易的唱和在同进中便开始了，20多年间不曾间断；他们诗的取材及风格多有相同，相互影响较大。二人的官运也十分相似，屡陈时政，屡被贬谪外地。元和元年（806），元稹以《策目》考中第三等，授左拾遗，意气风发、锋芒毕露的他接连上书，论辩朝政，为守旧派所嫉，不久便被逐出京城，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作《赠元九》诗予以关心，表示同情，“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其间，元稹母卒，白居易为其撰墓志铭；元稹为母守丧期间，生计困顿，白居易资助之。元稹以《酬乐天》和之，表达深情：“放鹤在深水，置鱼在高枝。升沉或异势，同谓非所宜。……逮之忽相失，旦夕梦魂思。……愿为云与雨，会合天之垂。”而当数年后白居易母卒，其居渭村丁忧三年间贫病交加时，同处生计困境中的元稹作《祭翰林白学士太夫人文》，又三次分俸20万钱，对白居易解囊相助，还派侄子去下邦祭奠白母。白居易写《寄元九》诗以答谢：“不因身病久，不因命多蹇，平生亲友心，岂得知深浅。”如果不是因我久病在身，又命运不济，我对平生的亲友之情怎么能知道呢？
元和五年（810）年春，元稹于东台来京任监察御史职，不数日，因弹劾贪官河南尹房式等人，为权贵和宦官嫉恨，加以暗算，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任左拾遗的白居易连上三个状子，论元稹不当贬，但未能奏效。诏书下达之日，白居易正行在归家路上，与已动身启程的元稹在街上不期而遇。白居易将元稹送至城外新昌之北，才与之话别，还委托弟弟再送一程，并送一轴诗相慰藉。元稹赴任途中，有17首诗寄白居易，白居易之酬和诗亦有10多首。白居易始终惦记着元稹，接连寄诗安慰之。“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元九初谪江陵》），作《寄元九》诗：“别来未开颜，尘埃满尊杓。……谁识相念心，鞲鹰与笼鹤！”鹰与鹤虽被束缚，但思念之情却翔之高远。再作《忆元九》诗：“渺渺江陵道，相思远不知。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以至日夜思友，不能释怀。三作《元九初谪江陵》诗：“以我今朝意，忆君此夜心。一章三遍读，一句十回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为金”，文字与友情如精金美玉一般宝贵，可见白居易对元稹诗的欣赏，对友情的珍重。元稹也同怀如此心意，他的《酬乐天书怀见寄》诗中有句：“封题乐天字，未坼已沾裳。坼书八九读，泪落千万行。”听说元稹江陵卧病，白居易寄去大通中散及膏药，元稹酬谢诗中说，“唯有思君治不得，膏销雪尽意还生。”思念之病，良药难愈。挚友之深情倾述伴随着声声泪落，读来令人动容。
白居易一面上书言事，一面以诗为谏，屡陈时政，为宪宗皇帝所恶，至元和五年（810）五月，他也被逐出朝廷，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身在朗州的刘禹锡也有诗分别赠酬白居易和元稹。对于长安的白居易，刘禹锡作《翰林白二十二见寄一百篇因以答贶》诗，表达思念之情，“吟君遗我诗百篇，使我独坐形神驰。……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对于江陵的元稹，刘禹锡作《酬元九院长自江陵见寄》诗，并赠寄文石枕，又作《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诗以慰之：“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纵使凉飚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元稹以诗回酬并赠壁州鞭。当他从江陵府奉召回朝时，途中作《桐花诗》等，题于蓝桥驿，留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元稹虽不是永贞党人，但他敢于斗争，弹劾宦官，并公开与刘、柳等人唱酬，从其言行可见，他的政治主张与革新派是相近的。
真正的友情，生长在各自的心头。是时时刻刻的挂记，是魂牵梦绕的念想。元稹丁忧结束，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剑南东川。与他离别后，白居易偕弟和友李健等同游曲江和慈恩寺，并至李家饮酒，席间，白居易突然停杯道：“微之应行至梁州啦！”随即提笔赋诗《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于壁上：“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同日，元稹果然到达了梁州驿馆，夜里还梦见了白氏兄弟一行之游，醒来后，作《梁州梦》诗，其中有“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句。这千里之外的心神相交，其不谋而合竟如此默契，挚友之心心相印竟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惊叹！可见二人平日交情之笃，别后相念之深。
元和九年（814）之后，三人又都遭遇了新一轮的贬谪。二月，一贬朗州十年的刘禹锡刚刚被召回长安，等待下一步的安排，却因所作诗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句，遭人指责为暗讽投靠权门的新贵之徒，为当权者所不喜，便再次被贬到更为边远的播州。经柳宗元提出互换恳请和宰相裴度面见皇上说情，后改为连州刺史。明年初，元稹奉召回京，任职三个月便出为通州司马。又三月，白居易因上疏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被指责宫官先于谏官言事为越职，贬为江州刺史，人尚未出发，又追诏改贬为江州司马。江州之贬，对于白居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其政治态度从此由“兼济天下”为主转向“独善其身”为主。
元和十年（815），44岁的刘禹锡、白居易，37岁的元稹都在贬谪任上。真是个多事之秋呀！但相似的遭遇，加上诗文的唱和交流，倒使三位好友增加了思想的共鸣，使感情日深。
白居易在凄冷的秋风中上路，走的恰好是不久前元稹走过的路线。他一路寻找好友留下的墨迹，行至蓝桥驿，发现了元稹路过时在墙上留下的绝句《西归》，便提笔在旁也写下一首绝句：“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白居易由汉水乘船而行，在船上反复吟咏元稹的诗篇：“把君试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而刚到通州不久的元稹因水土不服，加上心情抑郁，染上重病，横卧在榻。当他听到白居易被贬江州的消息时极度震惊，不顾重病在身，提笔给白居易写信，并赋诗一首：“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灯影憧憧凄凉暗淡，病卧者突然惊悚坐起，情景交融，其哀伤怨苦之情直入心扉。这已不仅是朋友间的同情，而是失意人的强烈共鸣。白居易读后作《与元九书》曰：“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说“垂死病中惊坐起”这句诗，不相干的人看了都会凄恻难忍，何况我呢？
通州与江州，虽路途遥远，但二人常有书信往来，赠送衣物，互为关切。白居易寄蕲州竹簟与元稹，元稹则寄绿丝布、白轻容给白居易。在江州的白居易将元稹的诗题于屏风，作《梦微之》诗给元稹：“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在通州的元稹将白居易的诗题于开元寺墙壁，以《酬乐天频梦微之》诗和之：“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互相思念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在孤寂落寞的处境中，元稹每得白居易的书信，都会激动不已。如，《得乐天书》诗：“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元稹见到白居易的来信，还未拆开就已泪流满面。这异乎寻常的举动，令妻子惊诧，将女儿吓哭。元稹能把未得信的思念与得信的欣慰之情刻画得如此生动细腻，是因有真情实感深蕴于心。元稹作《寄乐天》诗，表达他的思念：“无身尚拟魂相就，身在那无梦往还，直到他生亦相觅，不能空记树中环。”即使到了自身躯体不存在时，我的魂魄还要到你身边去；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彼此就会出现在梦中；我们不能只记得彼此相识多少年了，而应想着来世再结为友。这种生死不渝、世代追寻的真情怎能不令人感叹！白居易给元稹的《和〈寄乐天〉》诗中也为他们不同寻常的友情做了定位：“贤愚类相交，人情之大率；然自古今来，几人号胶漆？近闻屈指数，元某与白乙。……松筠与金石，未足喻紧密。……不似势力交，有名而无实。……目眩心忽忽，……老泪凄凄出”。如胶漆，如松竹，如金石，这贴切的比拟，让超常牢靠的友情生动而逼真。元《唐才子传》高度评价白居易与元稹的友情：
“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彼此敬爱倾慕的友情，又可压倒黄金玉石。
情趣相投的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爱鹤之人。鹤的高洁不群、闲逸自立如同君子般的高尚品格被他们所推崇，成为他们寄情寓志唱和交流的重要对象，也充当了他们友谊的媒介。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在唱和赠答中，常以鹤自比、互喻在遭际面前的超然心态，以鹤的高贵品性相互激励。白居易寄元稹的诗中有“看院只留双白鹤，入门惟见一青松”句，表达出一份恬静；元稹唱和白居易诗句有“石立玉童披鹤氅，台施瑶席换龙须”句，显示出一份从容；刘禹锡给白居易的诗中有“故人青霞意，飞舞集蓬瀛。昔曾在池鹤，应知鱼鸟情”句，传递着一份慰藉。他们还常常将鹤与鸡、乌等其他杂鸟相比较，突出鹤的君子之风貌。白居易《感鹤》诗中有“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贞姿自耿介，杂鸟何翩翩”句，赞扬鹤的耿介刚直，卓而不群；元稹《和乐天感鹤》诗中有“我有所爱鹤，毛羽霜雪妍。秋望一滴露，声洞林外天”句，表露出对霜雪般高洁的鹤的喜爱。元稹在被贬之地作《大觜乌》诗，以“白鹤门外养，花鹰架上维。……众乌齐搏铄，翠羽几离披”诗句，对得意的众乌表达愤懑之情；白居易和酬元稹诗《答〈四皓庙〉》，以“先生如鸾鹤，去入冥冥飞”句去慰藉身处贬境的元稹。
自谪江陵始，白居易、元稹唱和赠答之诗已逾百首之多。元和十四年（819），分别四五年的白居易与元稹不期而遇。白居易自浔阳溯江而上，赴忠州刺史任；元稹从通州启程，赴虢州长史任。三月二十一日二人相遇于峡口，停靠夷陵，逗留三宿才作别。二人各做江楼夜吟三十韵长诗唱酬。白居易诗中有句，“雁感无名者，猿愁亦悄然。交流迁客泪，停住古人船。”以眼前所见情景表达离情。元稹诗中有句，“阮籍惊长啸，商陵怨别弦。猿羞蹄月峡，鹤让警秋天。志士潜兴感，高僧暂废禅”诗句，连用几个典故来表达离怨别愁。
但当元稹的官运有了一个大转机之时，他与白居易的友谊却出现了裂痕。二人峡口分别后的深秋，元稹回朝之初任膳部员外郎，为了个人的权利地位，他投靠了宦官，并献诗于当权宰相令狐楚，得其赞赏，连年升迁。第一年，令狐楚先荐元稹为判官；五月，任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第二年，升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赐紫金鱼袋；第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坐到了宰相之位。为迎合皇帝“销兵”旨意，元稹建议穆宗罢兵，极力打击裴度，甚至以统兵讨伐河北之乱未能取胜之由鼓动解除裴之兵权，最后，致使其遭罢相。元稹的一连串举动，遭到朝官的一致鄙夷。
值元稹被提拔伊始，白居易亦被从忠州召回朝，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次年，加朝散大夫，赐绯鱼袋，后转中书舍人。当他耳闻目睹早期与自己一样正直敢言的元稹在这次调职中阿谀当朝权贵，不惜诋毁国相裴度，这令廉洁、正直、历来不以私害公的白居易十分气愤。之前，白居易曾在《赠樊著作》诗中以“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句，大赞元稹的刚正不阿。在《对新栽竹有怀》》诗中还把元稹比作竹子，“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并以“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与之互勉。此时，二人的友情遇到了考验。面对元稹的所作所为，白居易是不满意的，他发出了一连串真正朋友的诤言：立即写《初赠绯，戏赠元九》诗，“身外名徒尔，人间事偶然。”提示元稹在名利面前要注意控制私欲。还公而忘私地给穆宗皇帝上书——《论请不用奸臣表》，毫不客气地揭露元稹之流，指斥其为“奸臣”。并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作《话旧感怀》诗寄以元稹：“闲宵静话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他把元稹的降格投靠讽喻为鹤与鸡同宿，并斥其行为老丑；他想用鸡鹤鲜明对比的犀利讥讽来惊醒好友。因为多年前，二人曾有关于鹤的唱和，白居易在《感鹤》诗中曾对元稹有过提醒：千万不要做“委质小池内，争食鸡群前”那样的鹤。当时，元稹在和诗中也有一个致谢的表态：“吟君感鹤操，不觉心惕然……期君长善救，勿令终弃捐”。（《和乐天感鹤》）如今，白居易又用鹤鸡之喻是对元稹的再次提示。
可能白居易的诚心劝诫起了作用。之后，元稹作《寄乐天二首》，诗中可见元稹的悔悟之词：“荣辱升沉影与身，世情谁是旧雷陈？唯应鲍叔应怜我，自保岑参不杀人。……老逢佳景唯惆怅，两地各伤何限神？”但白居易未作和诗，可能他在给元稹改正的时间。是年，二人的唱和在数量上有所减少。直到元稹被罢相外放同州刺史，与在杭州刺史任上的白居易政治立场趋于一致，二人才重修旧好。这期间，应是白居易的诤友之举，让元稹深受触动；从其诗作中，似乎愈加看懂了白居易的心意。长庆三年（823）十月，元稹自同州迁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经杭州，与白居易相聚，数日方别。之后，二人的唱和恢复如前，仅此一年竟达十四五次之多。
培根在《论友谊》中说过，“最好的忠告只能来自诚实而公正的友人。”白居易的举动是难能可贵的。二人由失和到复交的过程，直接表现出唐代文人士子交友不以私废公的高尚操守，也充分体现了古人推崇的正直交友原则，即道家所说的“君子之交”，是儒家所言“以德交友”，朋友之间，不是一团和气，而是要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友情的保持，不仅要互相信任，还要重劝勉，贵相规，诚如唐代诗人王建所言“不求立名声，所贵去瑕疵”，通过互相批评，去掉各自毛病，以保持品德的高洁。白居易与元稹友情的发展过程即是对真正友情的最好诠释：他们不仅才华上互相欣赏，还在品德上相互负责；发现朋友的毛病，适时地进行劝勉。
早在刘禹锡于朗州后期，白居易与之已有唱和，但不多。二人年逾半百后，白居易自求外放任杭州刺史，刘禹锡转任和州刺史。地域邻近，交通便利，两人的唱和才多起来。在越州的元稹，与白居易毗邻，二人之唱和更加频繁。不知谁的创意，元白还发明了更为方便安全的以竹筒寄还诗篇的办法；有唱和的诗篇，便放到竹筒中寄递。当此时，三人均在楚地，居址距离最近，以诗相赠答不断。对此，刘禹锡在《白舍人杭州寄新诗……兼寄元相公》诗中言曰：“莫道骚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
长庆四年（824）五月，白居易杭州任满，被授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至洛阳时，他滋生了退隐之念，便决意买房定居洛阳。因其从杭州带回了华亭鹤和太湖石，所以欲购之房，既要适宜退隐养老，又要兼顾鹤的湿地水栖及园艺需要。最后，白居易不惜卖马凑钱，终在洛阳城东南履道里，买下了一处有池水的宅院，实现了一个终生爱鹤之人的夙愿。而在越州的元稹在编辑完成自己的《元氏元庆集》后，接着整理白居易此前的诗，编录为《白氏长庆集》50卷，并为之作序。此为白居易总共75卷诗的主体部分。两个才子，诗作互为润色、交流，于共同提高中形成了相近的创作风格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旧唐书·白居易传》评价元稹、白居易的文章：“元白主盟，微之、乐天而已。”两人就文学创作的主张如文学功能等基本问题，在白居易《与元九书》等篇中有过深入的交流。白居易曾约请元稹，待得时日，对他的诗文作一番全面删汰整理，但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翌年三月，朝廷迁白居易为苏州刺史，三人仍在“三楚”区域内，相距愈近，唱和交流更为方便，因此唱和颇多。其中白居易《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诗意境高超：“朱顶鹤一只，与师云间骑。云间鹤背上，故情若相思。”好友共同骑鹤背于云间遨游，所描绘之情景尤为生动形象。这憧憬是何等的美好而惬意，这情景是何等的旷远而高洁呀！友情在这里被提升到一个空前神圣崇高的空间，令俗人望尘莫及。白居易酬和元俗的《霓裳羽衣歌》也很独道：“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若求国色始翻新，但恐人间废此舞。”之后，非常爱好乐舞的白居易还请元稹为之寻访霓裳羽衣舞者。
白居易倾心于文学的同时，对政治却失去了兴趣，心态日益消沉。然而，一场相遇，却给他带来了些许的激励。宝历二年（826）秋，白居易以眼疾自请免去苏州郡事，卸任北上返洛阳，刘禹锡奉命卸和州任也回洛阳。在扬子津渡口，两位挚友不期而遇了，真是天赐良机！于是，二人结伴游扬州，然后一路同行，经楚州、汴州，唱和不断。其时，白居易身边带了两只雏鹤，刘禹锡赞誉其为“华亭尤物”；二人酷爱鹤的风姿，与鹤“闲玩终日”。白居易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曰：“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夸赞刘禹锡为诗之国手。刘禹锡在和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欲扬先抑，感叹自己“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不济命运，但随即便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扬起了他不屈的头颅。这一首千古绝唱便在好友偶遇的唱和中诞生了，堪称奇迹。在扬州，刘禹锡还作《同乐天登栖灵寺塔》诗：“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语笑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希望乐天像自己一样，不要气馁，不要沉沦，而要意志坚定，抬眼云天，瞩望未来。
这正是刘禹锡诗歌注重立意，取境优美，精炼含蓄，流畅自然基本格调的展现。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还是进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自己早年因参与“永贞革新”而遭受23年的贬谪之苦从未后悔，始终秉持革新思想，身处逆境仍持乐观心志。他的《秋词》即是第一次被贬朗州时所作。“自古悲秋多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反古人悲秋的常调，唱出高昂雄健之声，充分表现了他的顽强性格和不同世俗的情怀。在唱和中，其豁达向上的乐观情绪，时时给白居易以积极的影响。
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诗才十分倾倒，他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尤令他服膺的是刘诗立意之神妙深远。一次，刘禹锡与元稹、韦楚厚等在白居易的寓所欢宴，席间，谈到南朝兴废之事，约定每人作一首《金陵怀古诗》。刘禹锡满饮一杯后，即刻赋成《西塞山怀古》。白居易读后说，“四人叹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于是大家便都搁笔。之后，白见到刘所作一组《金陵五题》怀古诗，摇头长吟，叹赏多时品评说，这《石头城》中的“潮打空城寂寞回”诗句，写到了极致，令以后的诗人无法下笔了。
其实，刘禹锡一直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不甘心只当一个文人墨客。但奋斗一生，夙愿难偿，他在长期的困苦中磨练出了一种轩昂刚强的气质，倒成就了他的“诗豪”风骨。因此，即使晚年以闲职居洛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仍是“精华不衰”。他与白居易唱和的诗篇，表面上平静闲逸，但平静中包含着不平静，时时隐现昂扬、振奋的情思。在《酬乐天咏老见示》诗中，他唱出了“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诗句，英迈之气直冲霄汉，全然不见叹老伤逝之低沉情调。当然，刘禹锡对白居易也是十分赞赏的。在其《春日书怀》中有“心知洛下闲才子，不作诗魔即酒癫”诗句，称白居易为“才子”加“诗魔”。
各自横溢之文采幽思，使他们的唱和更为丰富；才华为人上的互为钦佩，使他们的友情更为浓郁。白居易与刘禹锡携双鹤同归洛阳后，刘禹锡留洛阳，任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是年岁末，白居易回长安任秘书监。他只身赴任，把一双鹤留在了洛阳家中，由此而生发出了一段文坛趣闻。一日，刘禹锡去白居易家中造访。于同行中认识的那对鹤，对其到来竟“轩然来睨，如记相识，徘徊俯仰，似含情顾慕填膺而不能言。”刘禹锡很惊喜，即作《鹤叹二首》寄与白居易。诗中描摹鹤的情态：“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丹顶宜承日，霜翎不染泥。爱池能久立，看月未曾栖。”身在朝廷、心系故园的白居易见到诗，亦很激动，即以二绝句答和之。其诗先赞颂双鹤之忠贞与坚守：“惭愧稻粱常不饱，未曾回眼向鸡群。……荒草院中池水畔，衔恩不去又经春。”接着分析了“鹤轩然来睨”的原因为“见君惊喜双回顾，因为吟声似主人。”两人因鹤的媒介感情愈深。不久，白居易奉使也回到洛阳，与刘禹锡交游唱和不断。白居易想就此留在洛阳任职，但裴度、韦处厚等好友坚决不同意他以闲职居家。大和二年（828）春，白居易从洛阳返长安，任刑部侍郎。刘禹锡亦至长安，授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在京都，白居易续编与元稹唱和集《因继集》二卷，作《因继集重序》，编辑完成与刘禹锡唱和集《刘白唱和集》，作《刘白唱和集解》。
刘禹锡、白居易与裴度等人经常在一起饮酒唱酬，还分别与在越州的元稹寄和。那天，同在长安的白居易与刘禹锡正乘舟西上，元稹寄诗来问候二人。白居易作《和〈寄问刘白〉》诗，描述当时二人的喜出望外：“正与刘梦得，醉笑大开口；适值此诗来，欢喜君知否？……爱君金玉句，举世谁人有？……吟哦不能散，自午将及酉。遂留梦得眠，匡床宿东牗。”友情是这样的随性而温馨！
此间，还发生了一件裴度乞鹤、白居易送鹤的文坛轶事。由此引起了多位诗人的关注与唱和，被后世传为美谈。裴度于贞元五年（789）进士及第，在宪宗等四朝出将入相，他反对宦官弄权，反对藩镇割据，心系国家安危达20年。虽以功业著称，但也勤为诗文，在文学上很有见识，欣赏人才并予以保护，因而诗人出入其门者众，而裴度与刘禹锡在政治上的关系尤为密切：当朝廷再次贬谪刘禹锡到遥远荒僻的播州时，正是裴度帮忙劝谏皇帝做出了移往稍近之地的改变；裴度领军征讨淮西获胜，刘禹锡曾热烈地加以赞颂；后在裴度的荐举下，刘禹锡得任一个以待重用的职位——集贤殿学士。
唐代文人雅士多以吉祥鹤意寄托高情，爱鹤饲鹤同样为裴度所好。刘禹锡到裴度家做客，见其西园规模阔大，便自然介绍说，白居易洛阳家园中留有双鹤，可爱但冷清，并吟咏起自己的诗作，“寂寞一双鹤，主人在西京。故巢吴苑树，深院洛阳城。”（刘禹锡《鹤叹》）裴度听了，心有所动，便提笔写下《乞鹤》诗，向白居易索求其笼中之鹤，其诗曰：“闻君有双鹤，羁旅洛城东。未放归仙去，何如乞老翁。且将临野水，莫闭在樊笼。”白居易很敬重裴度，但对在苏州即与其相伴的双鹤实难割舍，便作《答裴相公乞鹤》诗，以“白首劳为伴，朱门幸见呼。不知疏野性，解爱凤池无”句婉约相绝。刘禹锡一看，忙作《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双鹤》诗予以调和，帮裴度说情：“留滞清洛院，裴回明月天。何如凤池上，双舞入祥烟。”他认为裴度家园更为开旷，鹤因此会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写有“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著名诗句的张籍也以和诗相劝：“丞相西园好，池塘野水通。”面对大家的纷纷说情，最后，白居易只好忍痛割爱，以诗作答同意送鹤，并像对待至爱亲朋一样，在诗中与鹤作别：“夜栖少共鸡争树，晓浴先饶凤占池。稳上青云勿回顾，的应胜在白家时。”（《送鹤与裴相公，临别赠诗》）他叮嘱他的鹤，不管到了哪里，也不要失去高洁的品位，不能与鸡类同流合污。刘禹锡甚为高兴，又作《和乐天送鹤裴相公别鹤之作》诗，也以对鹤的口吻劝鹤更是劝慰白居易：“朱门乍入应迷路，玉树容栖莫拣枝。双舞庭中花落处，数声池上月明时。”
是年底，白居易以眼疾久治不愈乞百日病假，归洛阳。裴度为之置酒饯行，刘禹锡等陪酒赋诗。待白居易回到洛阳履道里宅院，征尘未洗，便急忙写作《问江南物》诗，“别有夜深惆怅事，月明双鹤在裴家。”刘禹锡当然能体会到白居易的心情，心里记着找机会给补偿一下。直到四年后，他到华亭鹤产地苏州作刺史，赶忙弄到一只鹤，托人捎送给白居易，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白居易作《刘苏州以华亭一鹤远寄，以诗谢之》：“老鹤风姿异，衰翁诗思深。素毛如我鬓，丹顶似君心。松际雪相映，鸡群尘不侵。殷勤远来意，一只重千金。”比拟他们如老鹤般的暮年英姿与纯洁心性。裴度夺人所爱，也一直深怀歉意，再三寄诗致谢，白居易作《酬裴相公见寄二绝》和之：“一双垂翅鹤，数首解嘲文。总是迂闲物，争堪伴相君。”十年后，裴度归洛，买了一匹好马回赠白居易，白则以《酬裴相公赠马相戏》诗谢之。可见老友间是何等的知心会意。
几番出入朝廷，使白居易深感仕途艰难，且年老体衰，便决意隐退。大和三年（829）春，59岁的白居易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居洛阳，从此长别帝都长安。他的退隐，实际上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继而为河南尹，因洛阳是河南府所在地，故仍留洛阳；不到两年，连河南尹也辞掉，得再授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自此，他晚年的25年时光均在洛阳度过，是一种有职级无实职有俸禄的舒坦日子。洛阳是南来北往行旅出入长安的必经之地，恰恰成了白居易与好友们的相会之地。
无论聚合分散，好友间的联系都未曾间断。不得相见时，就互寄诗文，以唱酬相交流相慰藉。是时，元稹在越州，刘禹锡在长安，三人身处三地，在往返唱和中，他们抒发的多是怀友思远之情，此离别类题材诗作因而格外动人。一次，在长安的刘禹锡作《月夜忆乐天，兼寄微之》诗：“今宵帝城月，一望雪相似。遥想洛阳城，清光正如此。知君当此夕，亦望镜湖水。展转相忆心，月明千万里。”一样的月光照耀着长安、洛阳、越州三城，传递着一样的思念之情。白居易作《酬集贤刘郎中对月见寄兼怀元浙东》和之：“月在洛阳天，天高净如水……眇然三处心，相去各千里。”虽然相隔千里，但我们彼此的萦念之心是相通的。二人同借望月，以寄怀远方好友。刘禹锡和白居易一样喜盼元稹的归京，作《乐天洛下寄诗，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怀也》诗，畅叙三人友情：“一从别乐天，诗思日已沉。吟君洛中作，精绝百炼金。乃知孤鹤情，月露为知音。微之从东来，威风鸣归林。慕君先相见，一豁平生心。”既为元稹之即归而欢喜，也羡慕元白二人能先期在洛阳会面。三人还有一次60首的大唱和，元稹先作《春深二十首》，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春深二十首》。这是他们才华的交相辉映，更是情感的集汇迸发。友情之共鸣如此蔚然大观，着实令人惊叹。此乃缘分造就的大景观也！他们还有一些表达相互思念慰藉之情的唱和。刘禹锡给白居易的诗句，“他日卧龙终得雨，今朝放鹤且冲天。”（《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安慰好友，居洛是暂时的，定会有如鹤飞冲天的被重用之时。白居易以“只有今春相伴在，花前剩醉两三场”（《赠梦得》）诗句，回忆在洛阳时，同游共饮的快乐时光，表达他对好友的依恋之情。刘禹锡则以“寻常相见意殷勤，别后相思梦更频”（《忆乐天》）和“两心相忆似流波，潺湲日夜无穷已”（《叹水别二十二》）诗句来回应，刚性的刘禹锡以如此柔性的一面来表达他的绵绵思念之情，真是难得。
最令人伤感的是元稹与白居易的洛阳之会。元稹从越州入朝任尚书左丞，经过东都，与白居易相聚。尽论时事，畅叙友情，对饮唱和，二人好不快活！但年过半百身体多病的元稹冥冥之中有些预感，这次与白居易之别显得格外的缠绵悱恻，难舍难分，作《过东都别乐天二首》：“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恋君不去君需会，知得后回相见无？”他之所以“辞别难”，是担心“相见无”没有机会再见。白居易想到20年间他们的三次大相遇、大别离，也格外难过，对元稹愈加流连，连作两诗，表达心意，安慰元稹。一为《醉别微之》，曰：“沣头峡口钱唐岸，三别都经二十年。且喜筋骸俱健在，勿嫌须鬓各皤然。”二为《想东游五十韵》，曰：“精神昂老鹤，姿彩媚潜虬……名愧空虚得，官知止足休。”安慰元稹，不要言老，我们后会有期。但此次真就成了二人的最后一次晤面。
三人相会相别，寄往唱和，互相启发影响，在把唱和诗提升到一个更高境界的同时，也共同把他们的友情推向了极致。此时，元稹与刘禹锡、李德裕的《吴越唱和集》也结集。
大和五年（831），噩耗接踵而来。先是白居易晚年所得唯一爱子阿崔三岁夭亡，接着，时年53岁的元稹卒于任所。上半年，元稹还给白居易写信，说找到了白氏始祖白公胜之墓，白即派家人将遗骨背回，安葬于洛阳龙门西山。接到元稹逝去的讣告，白居易背气晕倒，椎心泣血，接连写下深切哀婉的《哭微之二首》诗和《祭元微之文》，追赞元稹：“文章卓茕生无敌，风骨英灵殁有神。”直接点明诗文在二人友情中的重要地位：“始以诗交，终以诗诀”，“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诗歌唱和者九百章。”并将其诗文寄赠刘禹锡，刘读后作《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和之，表达同样的哀痛之情，但其中“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句，很有哲理地揭示出了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意在让白居易尽快从伤痛中振作起来。次年，元稹灵柩自鄂州归葬咸阳，途径洛阳时，白居易在其灵前拜倒哭泣，写挽歌词三首，记其下葬事。离开元家洛阳旧宅时，不禁又悲从中来，作《过元家履信宅》诗以祭：“前庭后院伤心事，唯是春风秋月知。”之后，白居易践元稹卒前之托，为其撰写墓志铭，对元稹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同一个人为一对母子撰写墓志铭，实属罕见，表明元白缘分之深。此时，白居易向佛心切，与僧人唱和、寄和、交游颇多，遂将元家所馈六七十万润笔钱全部捐修香山寺。
裴度一直受保守的牛党排挤。元和十五年被解除兵权后，几进几出于朝。大和四年（830）六月再被罢相，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刘禹锡也随之请求外任到了苏州。后期，刘禹锡与稳居洛阳的白居易见面机会增多，唱和次数也增多起来。刘禹锡外转为苏州刺史，赴任经洛阳，停留15日，与白居易游山玩水，朝咏夕饮，极尽欢乐。白居易作多首诗为之送行，刘禹锡一一酬和。分离后，两位老友更频频寄诗唱和以呼应知己情怀：白居易《酬秋夕不寐见寄》诗曰：“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时生。”刘禹锡《答乐天见忆》诗曰：“唯馀忆君梦，飞过武牢关。”及《冬日晨兴寄乐天》诗曰：
“独吟谁应和，须寄洛阳城。”白居易致刘禹锡《初冬早起，寄梦得》诗曰：“诗成遣谁和，还是寄苏州。”情感上是如此地相互依靠。
大和八年（834），裴度改任位高职闲的东都留守，亦居洛阳。刘禹锡特作《郡内书情献裴侍中留守》诗，以“兵符今奉黄公略，书殿曾随翠凤翔。心寄华亭一双鹤，日陪高步绕池塘”句劝慰裴度。是年七月，刘禹锡移任汝州刺史过洛阳，会白居易、裴度。三人同游，往还唱和。刘禹锡至汝州后，曾寄酿酒糯米给白居易，白作诗谢之：“惭愧故人怜寂寞，三千里外寄欢来。”刘禹锡酬诗曰：“终朝相忆终年别，对景临风无限情。”越明年，刘禹锡移任同州刺史，朝廷本是派白居易去同州，其以病辞，才以刘禹锡代之。刘禹锡赴任路经洛阳，又与裴度、白居易等唱和数日。这次他做出了在洛阳养老的决定，便把家眷留在了洛阳。白居易编辑《刘白吴洛寄和卷》，作为《刘白唱和集》之下卷。
到同州刺史任上两年后，66岁的刘禹锡由同州迁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也回到洛阳。一到洛阳，他便投入到与老友的聚乐之中。裴度到洛阳后，建起了集贤坊园及午桥庄绿野堂，构筑假山，开挖池塘，架桥建阁，植木种花。其架构之恢弘大度与巧妙自然，堪称洛阳园艺之首。公务之余，裴度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名士交往甚密，酣畅宴饮，纵情放歌，那情景好生热闹！直到开成四年（839）裴度于洛阳去世，几位老友频频在这样一个宽敞而宁静的好去处自娱自乐。想必当时白居易赠裴度的鹤犹在，刘禹锡赠白居易的鹤也在，所以，诸位老友的同游唱和多愿取鹤之材，立鹤之意，以老鹤喻己喻友，寄寓高志。白居易有《和裴侍中》诗：“静将鹤为伴，闲与云相似。”及《奉酬侍中》诗：“老鹤两三只，新篁千万竿。”裴度有《窦七中丞见示》诗：“须为九皋鹤，莫上五湖船。”刘禹锡有《昼居池上亭独吟》诗：“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白居易即刻原韵和之：“永日若为度？独游何所亲？仙禽押君子，芳树倚佳人。”虽然闲居整日，但有情怀相通的老友及君子般的白鹤相伴随，此时的白居易该是最为惬意的。聚会的人数多时，大家喜作联句，娱戏以乐。如刘禹锡归洛，众友便集联句欢庆。其中裴度有“唯忆刘夫子，而今又到来”句，白居易有“乐观鱼踊跃，闲爱鹤裴回”句，刘禹锡有“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句。此外，他们还集有多组联句，一为《秋霖即事联句》，其中白居易有“湿泥印鹤迹，漏壁络蜗涎”句，刘禹锡有“鹤鸣犹未已，蚁穴亦频迁”句。二为《喜晴联句三十韵》，其中白居易有“晒毛经浴鹤，拽尾出泥龟”句，刘禹锡《喜晴联句》有“霞文晚焕烂，是影夕参差”句。真是抒发不尽的鹤意诗情呀！
当同城只剩两位老友时，白居易与刘禹锡相依为命，须臾不想离。尽管二人都年近古稀，且体弱多病，但他们互相欣赏，相约相伴，友情日笃，于晚岁共享了一段夕阳美景。这期间，二人在交游中进行了大量诗的唱和，每年均达五六十首之多。充分显示他们诗作的成熟风貌，“甲子等头怜共老，文章敌手莫相猜。”（白居易《喜梦得自冯翊归洛》）“
随时求伴侣，逐日用风光。……不论招梦得，兼拟诱奇章。”（白居易《醉后狂饮》）两大诗人的携手交友，还成为洛阳城的一道景观；正如白居易《赠梦得》之描绘，“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他们此时的唱和，更多的是通过佳作交流来颐养心性。白居易以《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向刘禹锡发出邀请：“晴引鹤双舞，秋生蝉一声。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倾。……只应刘与白，二叟自相迎。”刘禹锡即刻应和，《酬乐天晚夏闲居，欲相访，先以诗见贻》：“步因趋鹤缓，吟为听蝉高。……老是班行旧，闲为乡里豪。经过更何处，风景属吾曹。”晚年的他们一直有鹤相陪，美丽高雅、寓意长寿的鹤仍在不断地激发着他们的不老情怀，二人均以鹤的君子品性勉励对方，涵养自己。这正如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诗所云：“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同城同游同快乐，好友好诗好心情。即使到了后来，二人不巧同患足疾不便行走，也毫不影响相思相念之情的传递交流。刘禹锡《秋晚新晴，夜月如练，有怀乐天》诗曰：“相望一步地，脉脉万里情。”白居易《小台晚坐，忆梦得》诗曰：“月明候柴户，藜杖何时来。”刘禹锡《酬乐天小台晚坐见忆》诗曰：“高门勿遽掩，好客勿前期。”安定下来的两个老友正好有时间同编《汝洛集》，即二人唱和集的第四卷，刘禹锡为之作序。二人唱和集最后续到五卷。他们还一起尝试了一种新的形式——长短句，白居易作《忆江南》三首，刘禹锡和二首，这五首词，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于后来词的兴起起到了启蒙作用。
白居易与刘禹锡的诗风因性情的不同而明显不同。即使在同样的主题下，他们表现出来的风格也明显不同，前者多是描摹生存实景，后者多抒发心中激情，白居易作《雨后秋凉》：“此境谁偏觉，贫闲老瘦人。”刘禹锡作《酬乐天雨后秋凉见寄》：“檐燕归心动，鞲鹰俊气生。”刘禹锡认为，“残春犹可赏，晚景莫相催”（刘禹锡《花下醉中联句》）。白居易言，“老岂无谈笑，贫犹有酒浆”（《分司洛阳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吟，偶成十韵》），刘禹锡答，“文墨中年旧，松筠晚岁坚”（刘禹锡《酬乐天狂吟十韵》）。刘以松竹喻晚岁之坚挺，豪气压过沉卧于酒的白。刘禹锡的旷达乐观，影响着白居易从消极低沉的情绪中逐步走出。豪情贯穿了刘禹锡诗歌的始终，也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他的诗豪之谓由此可证。但白居易与刘禹锡的胸怀境界、君子操守却是十分相近的，光明磊落，正直无私，诚挚对友，有始有终。对此，他们自己心中有数：刘禹锡去世前抱病所写《子刘子自传》为自己的一生做了认定：“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他为自己在立身行事方面问心无愧而骄傲。白居易在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中也评定自己为：“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事实的确如此，他们始终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念，绝不随波逐流，更不会同流合污。志同道合，以德相吸，永远心怀苍生社稷，这是他们成为终生知己的根本所在。两个老友至古稀之年都未泯兼济之志，白居易吟出了“争得大裘万千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的豪迈诗句，刘禹抒发了
“骥伏枥而以老，鹰在鞲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盼天籁而神惊”的动人诗情。一双伏枥老骥，始终在盼望为国家中兴百姓幸福而奔飞腾越，奉献毕生余力。
在刘禹锡归洛五六年中，白居易与之朝夕相伴，交游甚欢，但对那些逝去的好友，他也实难忘怀。正如其《偶作，寄朗之》诗中所言，“身与心俱病，容将力共衰。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及《哭微之》诗中所言，“今生岂有相逢日，未死应无暂忘时。”每次路过裴度的集贤里故宅，他都忆往思旧，泪眼婆娑：“每到集贤坊地过，不曾一度不低眉。”（《过裴令公宅二绝句》）“有泪人还泣，无情雪不知。”（《雪后过集贤裴令公旧宅》）他多次在诗文中忆及元稹，多是睹物思人，有感而发。其写于元稹去世四年后的诗句：“闻到墓松高一丈，更无消息到如今！”（《醉中见微之旧卷有感》）；写于元稹去世九年后的诗句：“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梦微之》）这种怀思之心，并没有随着好友的逝去而减弱丝毫。元稹去世十年了，年逾古稀的白居易在读卢贞的旧诗时，发现其中一些诗是卢与元的唱和之作，想起长眠于咸阳原上的老友，悲难自禁，即作《览卢子蒙侍御旧诗，多与微之唱和，感今伤昔，因赠子蒙题于后卷》：“相看掩泪情难说，别有伤心事岂知？闻道咸阳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对好友的那份情，从墓松高一丈，到高三丈，何曾忘怀过哪？刻骨铭心、生死不渝，这才是真正的友情啊！对元稹在政治上的一度过错，白居易应早已原谅了，此刻，唯有悲伤，唯剩思念。
每岁数十首的唱和，成了两人晚年友情的支撑、生命之必需。后两年，刘禹锡身体不好，诗写得少了，影响到白居易的诗作也少了。会昌二年（842），71岁的刘禹锡于洛阳病逝。屈指可数的四五个挚友均已离他而去，悲伤至极的白居易哪里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禁失声痛哭，即作《哭刘尚书梦得》二首表达深切的悼念之情。其一曰，“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诗中对刘的为人为文推崇备至，更令人感动的是，他还嘱咐刘禹锡的英灵到九泉之下，要与元稹多交游。生生死死相追随，三人友情深厚至此，怎不叫人啧啧以赞。
最后几年，年老多病的白居易倍感孤独寂寞，读其《偶作》诗中的“雀罗谁问讯，鹤氅罢追随。……谁人会我心中事，冷笑时时一掉头”句子，令人心酸。他的诗作大为减少：843年19首，844年10首，845年5首。在仅有的寥寥诗作中，仍有多篇怀念挚友的诗篇，对老友，白居易没齿难忘。去世前两年，他下力气所作《禽虫十二章》诗成，仍不忘与好友分享，在序中写下“顷如此作，多与故人微之梦得共之。微之梦得尝云：此乃九奏中新声，八珍中异味也。有旨哉！今则独吟，想二君在目，能无恨乎！”他揣度着友人们读到此篇诗作，一定会有感可发。他还专作《感旧》诗忆友，述及与元稹、刘禹锡、李建等四君子之友情，并回答了为什么生死挚交难以替代的原因：“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四人先去我在后，一枝蒲柳衰残身。岂无晚岁新相识，相识面亲心不亲。人生莫羡苦长命，命长感旧多悲心！”旧友逝去，新友难觅，与后识者已很难做到心灵的契合，垂垂老矣的白居易心中只能一任孤独与悲伤萦绕。但他并没有放弃好友们共同的理想追求。他拿出家财疏浚了伊河龙门潭以南的八节滩和九峭石，为过往的舟楫减少了舟破人伤的危险。鹤鸟是他的终身所爱，也是友情的重要载体，去世前一年，他再次在《九老图诗》中以鹤典描绘鹤之意象：
“雪作须眉云作衣，辽东华表鹤双归。当时一鹤犹稀有，何况今逢两令威。”白居易没留下一点遗憾，以75岁高龄病逝于洛阳履道里，被葬之于香山。
刘禹锡在《醉答乐天》诗中曾以翔鹤来比拟朋友间的生离死别：“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云间鹤背上，诗人间结成的那种纯洁高尚的友情是至死不渝的。白居易的最后一首诗《荣路虽殊，交情不替》，仍是关涉友情的，“故交海内只三人，二坐檐廊一卧云。……阿阁鸾凰野田鹤，何人信道旧同群？”他定是与野田鹤一起，去与他的同群老友相逐而飞于万里云天之上了。
柳宗元《重别梦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