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汪国真踏上了南行的列车。车窗外，充盈着绿色。汪国真知道，那是希望的颜色，而这次南行之旅，开启的也正是他人生中的希望之旅，他已经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跃成为令人羡慕的大学生。
暨南大学的校门前，长途颠簸赶到学校的汪国真难以掩饰喜悦的神情。他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校门，内心早已泛起波澜。汪国真很清楚这座知名侨校的历史。学校名称中的“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它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迁址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1958年在广州重建。“文革”期间长期停办，1978年10月迎来了复办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其中，就有汪国真。
或许因为是侨校的缘故，暨南大学环境优美，学习、生活条件都很好。校园内波光潋滟的明湖，造型别致的蒙古包食堂以及淡黄色的学生宿舍，无不营造了清爽而美丽的氛围。中文系大一的男生被安排住在真如苑74栋，汪国真所在的宿舍，虽然是八个人的房间，但只安排了六个人住宿，留下两个床铺用来放置学生们的杂物。因为比较宽敞，也因为学校对内务卫生要求严格，所以，暨南大学的宿舍少一点人们概念中大多学生宿舍中的脏乱，多了些整洁。
汪国真对校园充满了爱，这种爱不止是因为大学生活的美好，更多的是来自珍惜之心。15岁初中毕业后错失走入高中的机会，在工厂做了七年半铣工的他，如今身处校园，仿佛如梦境一般。正因为有过失去，或许才更懂得珍惜，因此，眼前的校园令汪国真的内心充满了奋进的激情。在桉树遮蔽的校园小路上，汪国真享受着洒下来的斑斑点点的阳光，成为大学时代无比惬意的点滴记忆。汪国真曾回忆说：“每天傍晚吃完晚饭之后，我沿着学校的林荫大道一直走到湖边，当时就有晕晕乎乎的感觉，就觉得，心情特别好，特惬意、特舒服的感觉，我终于不用上夜班了！”暨南大学的校园，那条林间小路，曾激起汪国真创作的热情，他在日后为它留下了美丽的诗作《校园的小路》——
有幽雅的校园
就会有美丽的小路
有美丽的小路
就会有求索的脚步
忘却的事情很多很多
却忘不掉这条小路
记住的事情很多很多
小路却在记忆最深处
小路是条河
流向天涯
流向海角
小路是只船
驶向斑斓
驶向辉煌
还有一首关于暨南大学明湖的诗，名为《小湖秋色》——
秋色里的小湖
小湖里的秋色
岸在水里憩
水在岸上漾波
风来也婆娑
风去也婆娑
湖边稀垂柳
湖中鱼儿多
小湖什么都说了
小湖什么都没说
当时的广州，恰逢改革开放之初，文化氛围十分活跃。特别是流淌着青春气息的大学校园，文娱活动更加丰富。或许是性格使然，22岁的汪国真沉静斯文，虽然在同学中间也有说有笑，但并不活跃。当时很流行跳舞，却从未有过他的身影，体育活动中也很少看到他，他只是参加一些安静一点的休闲活动，比如下围棋。有一次，汪国真和一个同学下棋下得兴起，正好赶上上课的时间，可是还没决出胜负，于是就决定不去上课了。为了防止系里的辅导员余金水老师到寝室来找他们，两个人甚至想出了应对的办法：请同学在外面锁上了寝室的门。对学生要求严格的余老师发现有人旷课后，果真来到寝室找他们，看到门上挂着的“铁将军”，自然以为他们没在寝室里。可是，汪国真没有想到的是，认真负责的余老师并没有回去休息，反而担心两个年轻人出意外，寻遍了整个校园。汪国真听同学们说起后，十分后悔，急忙找到余老师承认错误，虽然余老师并没有过多责怪，但自那之后，汪国真再没有因贪玩而耽误功课。
同学们都亲切地叫汪国真为小汪，还喜欢和他开玩笑，可是汪国真从不恼怒，和蔼谦卑也就出了名。他无比享受着大学的生活，心里充满感慨。几个月之前，同学们还分布在中国乃至海外的不同地方，如今，大家却聚在一起学习、生活，这是多大的缘分啊。而且十分有趣的是，因为原本的生活环境不同，同学们会说很多种语言，一个小小的中文系，仿佛就是一个外语学院——启光是印度尼西亚归侨，能讲一口顶呱呱的印度尼西亚语；朝鲜来的小管，会写一手漂亮的朝文；几个从加拿大和港澳来的同学，竟然还当过英文老师。于是，聪明好学的汪国真也不甘落后，他来自北京，原本对粤语是一无所知的，但暨南大学所在地广州市使用粤语很普遍，所以汪国真便决定自学粤语。令所有同学没有想到的是，自学三个月之后，汪国真就已经能用粤语与来自香港的同学交流了。汪国真学习粤语的办法十分有趣，经常拿着一本《毛主席诗词》找到会说粤语的同学，指着其中的诗句问：“这句用广东话怎么读？”同学告诉他以后，他就反复读，为了检验学习效果，他会找到另一个会说粤语的同学：“我念给你听，你帮我纠正下。”就这样，汪国真学会了粤语，虽然说得并不地道，可是那种大胆尝试的精神和学习的能力却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文系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几名同学中，汪国真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上游，但考试答卷的速度却是首屈一指。无论是哪门功课，两节课的考试时间，汪国真总是半个小时便答完交卷。汪国真后来曾在文章中提及此事，说：“我不是一个把分数看得很重的人，但我也不愿太丢面子，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决定了我既成不了优秀生也成不了劣等生。”其实，因为家庭的教育，学生时代的汪国真一直都十分认真刻苦，只不过他不是一个“死脑筋”的书呆子，所以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后，并没有局限于课本里的知识，而是延续了儿时养成的爱读书的习惯，在书的海洋里广泛涉猎。那时，汪国真最大的嗜好就是泡图书馆和阅览室，如饥似渴地借阅各类喜欢的图书和期刊。普希金的抒情、狄金森的凝练、李商隐的警策、李清照的清丽，都是他在这个时期收获的感受。然而，书的海洋那么浩大，汪国真带着喜悦徜徉，却总也无法触到边际，越发充满渴望，《惜时如金》正是他当时的心境写照——
用心灵追赶金色的时间
用憧憬编织绚丽的花环
捧起庄严的书本
走向风
走向雨
走向大自然
思索在历史的沙滩
听大海弹奏如泣的慢板
摆动不懈的双脚
耸起巍峨的信念
让今日的平静
掀起明天的狂涛巨澜
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在入校之后不久，便创办了一本油印的系刊《长歌》。这是一本诗刊，由同学们自己编辑、自己创作，虽然印刷质量远远比不上正式出版物的水准，但因为饱含了同学们的热情与心血，已成为校园内最受师生重视的一本刊物。心存文学情怀的同学们总是带着对文学的敬畏，选择自己反复斟酌的佳作，认真誊写在稿纸上，然后郑重地将稿子投送给《长歌》，期待能在诗刊的版面上占据一隅。
在众多投稿的同学中，就有中文系的汪国真。虽然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工人时，汪国真作为工厂里的团支部副书记时常写文章，但那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虽然从儿时到步入暨南大学，汪国真都对读书如痴如醉，未曾间断，但读书并不等同于写作。大学的校园有着浓郁的创作氛围，特别是文学系的学生，更是文学的骄子，于是，汪国真也在那时开始尝试着迈出创作的第一步。也许他根本想不到自己日后会有一天享誉中国诗坛，但在当时，他只是带着真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写出了一首名为《学校的一天》的组诗——
晨练：
天将晓 同学醒来早
打拳做操练长跑
锻炼身体好
早读：
东方白 结伴读书来
书声琅琅传天外
壮志在胸怀
听课：
讲坛上 人人凝神望
园丁辛勤育栋梁
新苗看茁壮
赛球：
篮球场 气氛真紧张
龙腾虎跃传球忙
个个身手强
灯下：
星光间 同学坐桌前
今天灯下细描绘
明朝画一卷
汪国真的这首组诗最终如愿刊登在了校园诗刊《长歌》上。这对一个中文系大一的学生来说，是对创作极大的激励与肯定。接下来的事，却出乎了汪国真的意料。
那一天午饭时间，汪国真早早来到学校食堂，打好饭坐在那儿吃饭。不一会儿，他就看到系里的同学陈建平向他兴冲冲地走来。
汪国真心里很纳闷，难道陈建平遇到什么喜事了？
陈建平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汪国真的对面，兴高采烈地对他说：“汪国真，你的诗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
汪国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但转念一想，却笑了，因为他心里知道，自己从未给《中国青年报》投过稿啊，怎么会发表呢？而且，就在不久前，文笔出众的陈建平刚刚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那是整个系里的大新闻，如今，他一定是在拿自己打趣。于是，汪国真笑着说：“你别骗我了。”
没想到，陈建平却一本正经地说：“我没骗你，是真的，我刚刚看过。”
汪国真看着陈建平，的确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就开始有些将信将疑起来：“是吗？是什么内容的？”
陈建平说：“是写校园生活的，是由几首小诗组成的。”
汪国真开始相信陈建平的话了，因为不久前他在系里的诗刊《长歌》上发表的正是这样一组诗。可自己的确没有给《中国青年报》投过稿子，怎么可能刊登呢？汪国真的脑海里瞬间闪现着种种猜测。
那一天，是1979年的4月13日。当时学校为系里的学生订阅了几份报纸，其中就有《中国青年报》，不过，这份报纸是送到中文系的女生宿舍的，如果要看，就需要去女生宿舍找。汪国真没有心思在食堂里慢慢吃饭了，把剩下的饭胡乱吃了几口，就收好饭碗向女生宿舍跑去。
当时的广州，前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从北京发出，第二天才能到达。汪国真在女生宿舍中很快找到了送到不久的前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他匆匆浏览着，心中好像揣着小兔子，让他不安又渴望，终于，在某个版面上，他的那首名为《学校的一天》的组诗跳入了眼帘。
汪国真兴奋极了，向女同学借了这份报纸，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出了女生宿舍。此时，他手中的《中国青年报》仿佛是一份价值连城的至宝，带给他的喜悦无法言喻。的确，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文学环境正由封闭走向开放，青年学生创作投稿的热情空前高涨。然而，报刊版面十分有限，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对一个学生来说简直有些遥不可及，特别是在全国性大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诗作，更是难上加难。汪国真后来才知道，《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不久前刚刚来到暨南大学进行学校复办的采访，返京时带回了一本校园诗刊《长歌》，其中就有汪国真的组诗《学校的一天》。尽管这首组诗略显稚嫩、直白，但因为真实反映了当时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梁平才从《长歌》中挑选出并刊发在了4月12日的报纸上。不久后，汪国真收到了《中国青年报》编辑的来信，信中说：“汪国真同学，我们在贵系系刊《长歌》诗刊里选了你的诗，现寄上两元稿费。”
1979年，在新诗潮风起的时代，大一学生汪国真发表了处女诗作，由此敲开了文学之门。那之后，汪国真饱含激情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开始积极写稿、投稿。由于处女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所以汪国真先是将投稿的目标放在首都北京的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专攻北京的报刊，但寄出的诗稿却总是毫无反馈。不得已，他才将投稿的目光转向广东省内的报刊。然而，降低了规格，并不意味着就会收获成功，他的诗作仍未获得省内报刊的认可，大多如泥牛入海，只是偶尔才能有所收获，且是在一些不知名的小刊物，如《群众说唱》上发表了一首短诗。
虽然投稿受挫，汪国真并没有因此气馁，年少时家庭培养的坚忍品质显现了力量。他一如既往地徜徉于图书馆的诗山书海之中，偶尔的一点收获，也对他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或许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中间，汪国真并不是文笔最优秀的一个，但他的文学天赋以及勤奋、执着，使他在文学道路上得以越走越远。汪国真的笔头很快，有时一天能写出几首诗。他把课余时间几乎都给了创作，很少参加社团活动。不断有新诗出炉，除了投稿之外，他还经常拿出来和同学分享。同学们读到他的诗，很多时候都直言不讳，有的诗大家觉得好，有的诗大家觉得有欠缺，无论评价好坏，他都笑呵呵地照单全收，但在私下里，他会仔细揣摩，在练习中默默改进。回头看去，暨南大学的读书时光，是汪国真难忘的《青春时节》，也是他发表处女作、敲开文学之门的伊始。在他的诗作《青春时节》里写下了这段美丽时光。
当生命走到青春时节
真不想再往前走了
我们是多么留恋
这份魅力和纯洁
可是不能呵
前面是鸥鸟的召唤
身后是涌浪般的脚步
和那不能再重复一遍的岁月
时光那么无情
青春注定要和我们诀别
时光可也有意呵
毕竟给了我们
璀璨的韶华和炽热的血液
我们对时光
该说些什么呢
是尤怨
还是感谢
不过，大学时期的汪国真也不是单单只写诗歌，散文、小说都有所触及，只是相对较少。特别是小说，写的数量屈指可数。至于小说写得少的原因，说来较为有趣。大学时的汪国真总是觉得自己的字写得很不好看，不但无法令观者赏心悦目，若是让人看得太多了，反而会生厌。这种想法可能有些夸张，可是当时的汪国真却受了束缚。在他看来，诗的篇幅有限，如果誊写诗，大多只有短短的几句或是十几句，会在编辑对字体产生厌烦之前就结束了，所以投稿时至少还有被成功采用的可能；可是小说的篇幅较长，每次誊写的时候总是要有好多页，如果字写得很难看，便很难让编辑看到最后，更别说被采用了。就是这个可爱的原因，使汪国真在大学时期写诗多，散文少，小说更少。
但在汪国真创作量极为有限的小说中，也有被报刊采用的作品，就是刊发于1980年1月20日《广东侨报》上的短篇小说《丹樱》。丹樱是故事中的人物，名叫刘丹樱，小说中，他的父亲在日本是很有名的科学家，他没有忘记祖国，毅然返回北京，为国家贡献力量，却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文革”后选择了回日本。多少年后，长大成人的丹樱学有所成，同样义无反顾地返回了祖国，效仿他的父亲为祖国效力。在小说的结尾处，汪国真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年轻女孩丹樱的爱国形象——
“难道你不觉得……”我欲言又止。
“你是说，我们国家生活水平太低是吗？萍萍姐姐，俗话说得好：孩子不嫌娘丑。中国人是聪明、勤劳的，祖国一定会富强起来的。”她用低缓的声调亲切地说。
我赞赏她这番话，但我心中仍有一些隐隐的忧虑，我说：“生活给我们这些天真的人的教训够深刻了。当年，你爸爸……”
丹樱理解了我没说完的话。她把头微微昂起，用手理了理被夜风吹乱的几根头发，说：“萍萍姐姐，我是这样想的：我国人民已经从那场大悲剧中学到了怎样去防止再发生那样的悲剧。因此，我不会再有我爸爸那种遭遇了。你说是吗？萍萍姐姐。我记得我爸爸在送我回国时给我说了很多话，其中有这句古话：‘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祖国一定会由我们建设得更好，会富强起来的！”
丹樱，你说得多好啊！
这篇《丹樱》不仅是汪国真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也是他在大学时期唯一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1982年6月，暨南大学在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毕业在即，中文系从八二届学生发表在国内及海外各种报刊上的文艺作品中遴选佳作，特别编印出版了八二届毕业班作品选《鸿爪》，其中便收录了汪国真的这篇《丹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