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亲临中国的大家之中，按来华时间顺序，内山完造是第一位：他首次来华时间是1913年。
或许有人会说，内山完造并不是某个方面的大家。的确，他不像杜威、罗素，也不像泰戈尔、萧伯纳、萨特和西蒙·波伏娃，不能被称为哲学家或文学家；同时，内山完造也没有在中国做过轰动一个时代的讲演，更没有在中国社会引发过多大的争论。
没有人生来是英雄。同样，也没有人生来是大家。
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内山完造的生平：内山完造（1885—1959，自起汉名邬其山），日本冈山县人。文化程度不高，只念过四年小学，便因家境贫寒而中途辍学。为了维持生计，少年时代即赴大阪，到一家洋纱店当学徒。1912年他27岁时，因信奉基督教而加入京都教会。在教会的帮助下，他开始在日本参天堂药房做店员。不久，参天堂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征派店员去上海，因此，内山完造得以来到上海。此时，他的唯一工作是推销员，为参天堂推销“大学眼药”，在上海及长江沿岸地区走街串巷……
且慢，让我们暂时就此打住。至此，我们还看不出内山完造有任何成为“大家”的迹象。参天堂当时的药品推销员，恐怕不会只有内山完造一人。按一般人的事业发展，多年辛勤工作之后，无非是得以（或许未能）担任类似“销售课长”之类的职务，最终荣归故里，安享晚年。如果他的儿孙有兴趣，他可以对他们讲一些中国见闻。但这不是内山完造。让我们接着看他的生平：
1917年，内山完造结婚一年多之后，在上海四川路魏盛里开设了一家书店，名为内山书店。虽然当时上海只有三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但这也绝对称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况且，书店的经营情况也不好，只卖日文书和一些德文书，平时靠妻子井上美喜子和中国店员王宝良，每天平均只能卖出十来本书。内山完造平时还是忙于做推销员，只有周末才得以在店里。这样，内山书店惨淡经营了10年。
1927年10月5日，星期三。这个原本并不特别的日子，由于鲁迅第一次出现在内山书店，而被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
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从广州到上海的，当时暂住在共和旅馆。10月5日这一天，内山本人不在店内，中国店员王宝良注意到了这位不同寻常的顾客，因为鲁迅一次所买的书，已经超过书店一天的营业额。对此，王宝良后来口述了一篇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
鲁迅第二次去内山书店，是10月8日下午。这时，他已经移居到了东横浜路景云里23号。这一天是星期六，内山完造恰好在店里。他们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内山先生曾说：“不知不觉，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在这10年里，鲁迅十分信任内山的为人，认为他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人”，而内山又善于结交各种朋友，于是，内山书店的一角，便开始了“漫谈会”，人员并不固定，但常常高朋满座。鲁迅本人也是兴致盎然，常在日记和书信中提及“漫谈会”。1932年4月，内山因事回日本。“漫谈会”主人不在，只好停办几次。为此，鲁迅还在给内山的信中深表遗憾，“热切的盼望您早日归来”。直到1936年10月17日，鲁迅去世前2天，他还抱病去参加“漫谈会”，并在10月18日写给内山的信（实际上是鲁迅先生的绝笔）中提到“漫谈会”。
鲁迅先生曾经在给内山完造的赠诗中提到，内山完造是“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由于广泛接触大江南北多阶层的中国人，内山完造得以对中国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开书店，使内山完造博览群书；“漫谈会”的交流探讨，又使内山完造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观。
1935年12月，内山完造所著《活生生的中国》（原名《支那漫谈》）在日本东京学艺书院发行。鲁迅先生特意用日文为之作序，高度称赞该书：“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真相，介绍给日本的读者的。”这是鲁迅一生中唯一一次为外国朋友的书作序。内山本人则把鲁迅的序言称作“天下一品”。
如果说内山完造并不是某一方面的“大家”，那么，他的的确确是一位“杂学大家”。
《活生生的中国》一书，由中国学者尤炳圻翻译成中文，改名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又名《活中国的姿态》，1936年8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鲁迅先生曾在给译者的信中称：“内山氏的书，是另外一种目的，他所举的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不是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
后来，内山完造又陆续出版了几本记录中国见闻的随笔集。抗战结束后，内山完造回到日本，此后又多次来中国访问，并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担任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他曾在晚年对家人表示，死后骨灰一半葬在中国。1959年9月，内山完造来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因病逝世于北京。按他的遗愿，一半骨灰葬在上海的万国公墓。
内山完造与鲁迅之间的友谊，当然并不仅仅限于“漫谈会”，还体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是书与画。书，包括买书、出书、卖书。画则是现代版画。
内山书店为鲁迅提供了大量书籍，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1928—1935年，鲁迅买书花费，多的时候每年2400元，最少的也有600元，主要是购买日文书。这些书籍，既包括传播马列主义的政治书籍，也包括日本和苏联的文艺书籍。内山完造的兄弟内山嘉吉曾说，鲁迅“购自内山书店的日文书籍，其数量之多，真够令人吃惊，书籍种类之广，也够令人吃惊”。
鲁迅曾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书，其中不少都是由内山书店代售，包括被当局禁止发行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等。有些书籍，还是经由内山书店去日本印刷的。除此之外，内山完造还曾介绍几十位日本作家、学者、政治家与鲁迅相识、相知。
版画，是宣传革命的重要工具。1930年，鲁迅与内山完造合作举办中国第一次版画展览会，影响甚广；1932年、1933年又连续举办。此外，鲁迅还请来了内山嘉吉主讲木刻讲习会，鲁迅亲自担任翻译。这些活动，为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人的交往。
患难之中见朋友。由于深信内山完造的为人，鲁迅在遭受迫害甚至被通缉时，总是得到内山完造的援助。内山完造曾多次保护鲁迅避难。
1930年3—5月，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而遭到当局通缉，曾在内山完造家中避难两次，在内山租用的拉莫斯公寓避难一次。每次都是十几天。
1931年1月17日，“左联”五烈士被害，鲁迅也上了黑名单，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于1月20—28日避居在日本人开的旅馆花园庄楼梯下潮湿的小间里。这一次，鲁迅还带上了家属，并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这一年，鲁迅50岁。
1932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一颗子弹穿入鲁迅的寓所，30日，寓所遭大批日军搜查。幸好鲁迅及周作人一家共十人及时转移至内山书店及设在英租界中的内山书店支店。时值春节，鲁迅却过着“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的生活。鲁迅回忆说：“在这样的形势之下，30日下午，我们仅仅带着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女工连同我们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女工、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到2月6日旧历元旦，才得迁避到三马路内山书店支店里去。住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的时候，我们看到书店中人们忙乱不堪。我们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得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堆旁边守卫的踱步声，因着人声的静寂，反而历历可闻了。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饱尝了侵略者加给我们的窒息难忍的压迫。大家都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过着日子。这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时时纠缠在一起向心头猛烈的袭来，真是不好过极了。”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杀。鲁迅不顾有遭暗杀的危险，义无反顾地去万国殡仪馆参加悼念活动。这次，又在内山家中避难。
1934年8月23日至9月18日，内山书店两位中国店员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为保护鲁迅，内山完造又安排鲁迅住进自己家里。
内山完造对鲁迅的保护，并没有因为鲁迅的逝世而结束。1941年，许广平被日本宪兵抓走，寓所被搜查，又是内山完造出面，多方设法营救她出狱。
可以说，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的交往，充分阐述了“朋友”这个词的定义。
《活生生的中国》是内山完造的成名作与代表作。文章短小精悍，却立意颇深。时至今日，仍有很大的可读性。
概括起来，内山完造的著作主要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从鲜活的现实生活出发，观察细致，立意深刻。
《活生生的中国》首篇《文章文化与生活文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总之，我不再阅读研究中国的书籍，摒弃了文献先入为主的思想，把对中国人的生活本身的观察和把握作为第一要务。抓住这生活文化——真实的文化，即使只是沧海一粟也好，就这样努力至今。”20年的推销员生涯，首先接触的是人。内山完造所接触的中国社会，主要是上海及长江沿岸城市的中层市民，同时，他也接触到了下层劳苦大众。细致观察“活生生的中国”而写出的“漫文”，的确如鲁迅所言：“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可以说，《活生生的中国》实在是“适当的人物”（鲁迅语）经过适当的观察而写成的“活中国”的适当的“姿态”。
第二，注重中日比较。
内山完造作为一个日本人，在观察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有意无意地时时将它与日本比较。
诚然，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内山完造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注重中日比较，尤其是中日之间实际社会生活中细微之处的比较方面，《活生生的中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在《木与竹》一文中，内山完造指出：“日本人的生活是直线式的，所以称日本人的生活为直线生活。中国人的生活是曲线式的，所以称中国人的生活为曲线生活。”鲁迅先生同意这个观点，据内山完造所作《鲁迅先生》一文回忆，鲁迅曾说：“中国四万万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
此外，内山完造还在《钟声》一文中比较了寺院钟声与佛像的不同，在《天井》里比较了对生了孑孓的饮用水的态度的不同，在《饭店二景》中比较了饮食与饮食环境的不同，在《看法和想法》中反思文化深层的原因……
这些细致入微的比较，可以使中国人省悟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态度，或许还可以从中找出改进的途径。
第三，内山完造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
首先是充分肯定中国人国民性的优点。
比如他在《因人定价》《便茶》《剩饭》《又一剩饭》《零买更划算》《帮的一种》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了中国下层百姓的一些优良品质，比如同情穷人、互相扶助、互相团结等。这样的文章，在《活生生的中国》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以至于鲁迅先生评论该书“太偏于写中国的优点了”。
其次是揭示了中国人国民性的缺点。
比如中国人的马马虎虎（《木与竹》）、缺乏公众精神（《股份有限公司无法盈利》）、爱占便宜（《福禄寿》《唯吃论》）等。不少文字相当犀利，刻析入微，发人深省。在这方面，他与鲁迅先生的文章即使不能说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互相映衬，互相影响，其中不少是“漫谈会”的结晶。
再次是展现了中国人国民性的现实。
比如买一碗粥喝也要计较稀稠（《彻底的实际生活》），中国人对待工作之便（《偷与落》），中国人对待赌博的态度（《赌博的概念》）等。另外，对于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内山完造也在《洋纱》《不用心必败》等文中提出不少见解。
第四，生动展现了老上海的市井生活。在《魔都》《白相相》等文章中，内山完造用细致的观察和生动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幅上海市井百态图。
总之，《活生生的中国》等书充分反映了内山完造的中国观，它不是系统阐述性的论文，却通过中日日常生活的比较，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国民性，颇有大家风范，可称“天下一品”，至今仍值得一读。
内山完造关于中国的著作，除了《活生生的中国》之外，还有《上海漫语》（1938）、《上海夜话》（1940）、《上海风语》（1941）、《上海霖语》（1942）、《上海汗语》（1944）以及《花甲录》（1960），本书从这些著作中精选了30多篇具有代表性的短文，由邹欣晨和黄晨最新译出。译文兼顾了内山完造的语言风格与当今的语言习惯。此外，本书还编选了鲁迅、内山完造、王宝良等当事人的几篇珍贵的回忆文章以作映衬。
我们愿以本书来纪念内山完造对中国的友谊，并以此献给当今的中国读者。
编者
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