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中国又迎来了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泰戈尔。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生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自幼受东西方文化熏陶，1878年赴英留学，先是学法律，后改学文学和音乐，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有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作品，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东方作家第一次荣获该奖。
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有崇高的友谊。他于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应邀访华，并作了不少讲演。1929年重游中国，宋庆龄曾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告别仪式。1937年泰戈尔曾致电蔡元培先生，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我和我的人民完完全全的同情你们国家。”同年，在写给日本“爱国诗人”野口米次郎的公开信中，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认为“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日本今日之所作所为，将自食其果”。他还于1938年6月发表《致中国人民书》，再次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示声援。对此，周恩来总理曾在1956年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时予以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有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泰戈尔的作品在我国深受欢迎。早在1915年10月，《新青年》就译载了陈独秀所译的几首泰戈尔的短诗。泰戈尔访华前夕，《小说月报》于1923年9月至10月出版了两期“泰戈尔专号”，集中发表了一批泰戈尔的作品和介绍文章。泰戈尔在华时，报纸上几乎天天都可见到有关报道。新中国成立之后，泰戈尔的许多作品都相继有了中译本。
早在1920年，中国知识界就有意请泰戈尔访华。1924年4月7日，孙中山先生又致函邀请。此前，孙中山曾派秘书会晤泰戈尔，可惜孙中山本人始终未能与泰戈尔一见。
泰戈尔以66岁高龄和病体，于1924年4月12日远涉重洋到达上海，受到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时事新报社等机构的热烈欢迎。在近50天的访华行程中，可以说马不停蹄地在北京、上海、南京、济南、杭州、太原等地巡回讲演。
泰戈尔回国后，于1925年在加尔各答把这些讲演结集出版，题为《在中国的谈话》，这些演讲的语言如诗一般地流畅，充分表达了泰戈尔的哲学观和文学观，同时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之情。该书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传”，着重介绍了泰戈尔本人的家世和文学创作生活；第二部分是“与主人的谈话”，介绍了他的来华经过，表达了中印友谊和他主张进步的思想；第三部分“与学生的谈话”主要是他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对青年学生颇多勉励之辞；第四部分是“与教师之谈话”，强调在教育中要注重自由、个性和人格；第五部分是“告别辞”，友好地表达了他此次访华的感想、收获和一些失望的感觉；第六部分是“文明与进步”，呼吁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注重理性和人类和平；第七部分“真理”则充分表达了他对东方文明的热爱。
当然，泰戈尔访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泰戈尔访华引发了“泰戈尔热”，人们争相传阅泰戈尔的诗作；另一方面，泰戈尔提倡东方文明，以及他的“泛爱”、“诗化人格”和宗教神秘主义，与中国当时复古派的“国粹主义”、“调和论”和“尊孔读经”、“整理国故”等论调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因此，既有梁启超、徐志摩、郑振铎那样欢迎和接受泰戈尔主张的，也有认为泰戈尔的观点与中国当时的现实政治相脱节，而提出批评意见的，比如瞿秋白、沈泽民、茅盾、陈独秀、郭沫若、鲁迅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言辞甚至还十分激烈。
泰戈尔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两种不同意见。一方面，他欣然在北京度过了他64岁的生日，接受了梁启超的赠名——竺震旦，并观看了他的剧作《齐德拉》的演出；另一方面，他也在《告别辞》中表达了他的失望。不过，泰戈尔对中国仍然十分友好，在离开北京时，有人问他有没有失落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没有了，除了我的心。”
泰戈尔访华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同时，泰戈尔的文学曾经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如郭沫若、徐志摩、冰心、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其中，曾为泰戈尔演讲作翻译，并与林徽因一起陪同泰戈尔的徐志摩，可谓最为热心。这一切，在比较文学方面已有不少论述。
本书全文收录了《在中国的谈话》，并按时间顺序，编选了与泰戈尔来华有关的评论文章，以使当今的读者全面地了解泰戈尔。此外，书后还附有泰戈尔在华日程表。
我们谨以本书来纪念泰戈尔的访华，纪念泰戈尔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以此献给当今的中国读者。
编者
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