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施蛰存先生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世的消息，我是在杭州的报纸上看到的，这些报纸在报道中都提到施先生“原籍杭州”。但随后也就再没有更深一层的报道和介绍，似乎把施蛰存的户口迁回原籍也就够了——毕竟，施蛰存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新老杭州之间的对话究竟还能引发多少年轻人的兴趣，殊难预料。倒是广州的《南方周末》仿佛另有一眼，在同一期报纸上同时把“为别人活着”的巴金和活在自己“趣味”中的施蛰存置入长焦镜头观察，拼贴出一些不同于时调的味道。
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读大学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一副标准的左翼派头。施蛰存尽管早年也一度有过“革命的浪漫主义”热情，但后来的急流勇退和对“现代派”的热衷还是使他被排除在正统之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派”热，中国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传统才逐步得到正视。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时俱进”，推出了一套影响甚大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其中就有严家炎教授选编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共收入小说二十三篇，穆时英作品最多（十篇），其次就是施蛰存（八篇），另有刘呐鸥两篇，徐霞村、黑婴、叶灵凤各一篇。幸亏那时我已成了现代文学课的教书匠，有条件“现炒现卖”，也就补上了“现代派”或“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这一课。否则，很可能到现在也不认识谁是施蛰存。
讲现当代文学有个好处：只要你愿意，就有可能跟你的研究对象建立直接的联系，甚至还能见面、对话（当然，这得抓紧时间，“五四”时期的第一代新文学星辰至今已陨落殆尽）。这是古代文学教师不敢奢望的。
但是直到两千年的春天，我才有机会登上了施先生居住的北山楼，在最近的距离内端详这位常常被称作“现代派大师”的文学老人。这一年他九十五岁，而与他同龄的好友戴望舒早在五十年前就因病谢世。
尽管事先我曾向陈子善先生问清了施先生的住址，但是在愚园路的寻访还是颇费周折。因为即使站在施先生楼下的店铺或庭院里，也无从确认施蛰存先生的门牌。周围的人似乎都没听说过施蛰存这个名氏。辗转复辗转，终于推开一扇半掩的小门，通过一道幽暗的楼梯，迎着南窗透进来的白昼的逆光，我看到了坐在窗边一张堆满书刊的老式书桌前的施蛰存先生。
二
穿着一袭宽大的深蓝色睡袍的施先生和得之于照片印象的施先生还是有所不同。可能是刚刚理过发，所以灰白的头发显得很短，面色也较暗，目光中更是只有高龄老人才有的那种显出一点灰蓝的眼神。毕竟是九十五岁的老人了呵！
施先生尽管戴着助听器，但与人谈话还是不得不用“笔谈”的形式。他叫助手给我拿来一叠纸，大声问我：“你会不会讲上海话？”在得知我不懂上海话之后，他就一直用南方味儿很浓的普通话回答我的提问，在我仍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他就要过纸笔给我写出来。比如我问到他的意象诗里“极司斐尔公园”的所在，他一边大声回答一边在纸上写下“中山公园”四个字。我希望他能解释一下他的“意象抒情诗”中的《蛏子》，老先生却笑眯眯地把球又踢了回来：“这应当由你来解释！”不过当我接着问“这首诗是写实吗？那么公园里怎么会有蛏子？”时，施先生还是作了回答：“我写的是人。女人穿着黑衣服，裹得严严实实，像躲在壳里的蛏子，只可看见头和脚，往来穿梭。你到夏天去公园看看。”我又问：“‘银鱼’也是女人吗？”施先生说：“银鱼，你可以到市场去看。细细的，白白的，只有两只眼睛是黑的。这都是意象。印象是纯客观的，意象是有主观性的。”说着，随手又在纸上写下了后面这句话的汉、英两种文字。
施先生的心理分析小说《梅雨之夕》写一个青年男子在雨中回家的路上邂逅一个青年女子，在共用一把雨伞的路程中产生了微妙的心理感应。联系到这篇小说的写作时间，我会觉得似乎与戴望舒的抒情诗《雨巷》有着某种关联。是施先生受了《雨巷》的启发还是构思上偶然巧合？当我向先生询问二者是否有“关联”时，施先生摇摇头：“没有关系。”
施先生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走上文坛，先写新诗，继作实验小说，同时对文学翻译和小品文写作也始终保持热情。五十年代冯雪峰曾约请他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认为自己“还是做教书匠适当”，于是复信婉谢。此后就一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成为该校人文教育的象征性人物之一。不过这是后话，在一九五七年到“文革”十年期间，施先生也无法逃脱“被批判”和“干校劳动改造”的命运，着实写了不少“检讨”。以故，一九九五年他为《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写“自序”时，曾经不无幽默地说：“‘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写的‘思想汇报’、‘改造日记’，倒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特别是每日写的‘日记’，由红卫兵收去贴在学生宿舍楼下的大黑板上，惹来了许多学生的‘欣赏’。那些只占抄本簿两页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可惜当时不留底稿，现在无法把它们也编一个集子。”
施先生在主编《现代》的时候大力倡导“现代诗”，自己也探索着“意象抒情诗”和“心理分析小说”的写作，所以那天谈到诗歌倍受冷落的现状，我曾向他提问“是否与市场经济有关”，孰料老人立刻做出反应：“历来是这个样子的，不止是市场经济时代。你不要管这些，你应该编一部新诗史，以及一九一七年以来新诗作品的目录。”随即又说：“不过‘新诗’这个名词应该取消了，当时是相对于‘旧诗’而言。”我接上说：“叫‘现代诗’比较合适。”施先生表示肯定：“对，从一九一七年开始至今，现代诗歌已经有了八十年的历史。胡适之他们是第一代，我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写诗，属于第二代，艾青应该算第三代吧？”
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我在纸上写到：“您怎样评价自己的创作？您认为您的代表作是小说还是散文？”施先生看了看回答：“自己怎么评价自己？这要你们去‘评价’。”这使我想到曾经读过的苏雪林一篇讨论施蛰存小说的文章，其中认为施先生是一位“文体作家”，我想请施先生谈谈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他的回答是：“‘文体作家’这个词太大了，不得要领。每个人的文体都不一样，你有你的文体，我有我的文体。”我又提到苏雪林对他小说“文藻富丽，色泽腴润，结构严谨，刻画细腻”的评价，施先生笑着说：“捧得太高了。我写得没那么好，诗写得也不好。苏雪林也是老朋友了，她活到一百零四岁。”
一九九〇年前后的若干年内，“老年散文”方兴未艾，施先生和冰心、夏衍、柯灵、金克木、张中行都成为“散文热”中的“寿星级”人物，施先生的散文集一本接一本地印出来，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他的小说，在“寿星”之外，又再一次成了文坛“明星”（不少年轻人则以为他是一颗“新星”）。对此，他也不无揶揄。还是在《七十年文选》的“自序”中，他感叹：“当我和我的同行们都感到文集供不应求的时候，散文集的编辑先生或女士们又想出一个印选集的办法。他们从各个作家已印行的文集中选出几十篇，编一个选集，于是，我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印行的两个散文集子，现在已变成四本了。这真是‘太上老君一气化三清’，妙不可言！”由此，施先生不免担心：“散文热，热到连长眠于地下的古尸也活转来了，出版界的这一现象，我实在有些担忧，怕它成为一种歪风邪气。”这种清醒，似乎也不是所有“明星”都有的吧？
所以，当我询问先生：“您现在还写作吗？”他一边笑一边摇头：“不写了，也不搞文学了。老了，九十五了，耳朵也聋了！”
三
施先生是杭州人，但是除了早年曾就读杭州城外的之江大学和有一段在杭州教书的历程，他一生的绝大部分岁月都是在上海度过。他老年所住的“北山楼”，位置在愚园路的闹市，可能是他自己购置的房子。楼底是铺面，楼上南边一个大间是他的卧室兼书房，实际上施先生写字读书的地方只局限于东南角一个临窗的书桌。整个楼都已显得十分老旧。走上这座楼，穿过它幽暗的楼道，那种不同于单位里单元房的格局，也让人觉得施先生已是时代主潮之外的人。
但是实际上，施先生虽远离当代学术“圈子”，头脑却清楚得很。读读他八十、九十年代的短文，发现他常常喜欢“唱反调”、“泼冷水”，对一些新鲜、时髦的论调总会做出与人不同的反应。像《真实和美》、《官僚词汇》、《百花齐放》、《贺年片》、《关于“当代文学史”》、《“俗文学”及其他》、《论老年》、《文学史不需“重写”》诸篇，都写得个性独具、趣味盎然。
谈到对住在上海的感觉，施先生摇摇头：“上海有好有坏。好处是在上海能买到外国书，坏处是上海没有风景可看。旅游不方便，是我特别头痛的。抗战时期我在云南，那里的风景真好。”
那时报纸上正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我想听听施先生怎么说。我写了一个问题：“您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有什么样的人格？”施先生看过后说道：“这个问题太大，不好回答。”我又写了一条：“知识分子是否应有独立思考的品质？”施先生这回说的是：“不广泛地吸收、博取，怎么独立思考？我给你改一改，不说思考，说‘见解’。”
可惜在上海的时间有限，我在连续两个下午的访谈之后，不得不告别高高的“北山楼”。记得在告别施先生的时候，施先生连连说：“你过几天再来，我要送你一本书。”
然而岁月匆匆，琐事扰人，北山楼终于没能再次造访，九十八岁高龄的施先生却已走完了自己的路程。
闹市里的北山楼，静悄悄的北山楼，轩窗四开的北山楼，会不会人去楼空？
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农历正月初一 朝晖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