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人民出版社的几位老出版人，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编辑刊印了几种标明为“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的现代史料著作。其中有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张国焘的三卷本回忆录《我的回忆》，陈公博的《苦笑录（一九二五—一九三六）》，有德国人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纪事（一九三二—一九三九）》，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还有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一九一九—一九三一）》等。这些著作的作者大都是中共早期活动的参与者、见证者，有的还是主要领导人。这套印本统一用淡黄色素面纸做封面，没有任何装饰，后来人称之为“黄皮书”或“白皮书”。主事者还在书前印了一段出版说明：“为了满足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和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研究中共党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
二〇〇四年，这套史料著作中的一些篇目，又在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出版者还加了新的出版说明：“由于上述图书当时印量很少，目前图书市场上已经绝版，但仍不断有读者来信索要复印上述资料。有鉴于此，我们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这次出版，封面统一改为仍然不加装饰的黑色，或可称为“黑皮书”了。
二〇〇五年，我曾应出版社之约写过一本传记读物《少年邓小平》。为写这本小书，我曾到小平老家四川广安的那个乡场上住过和走访过一些日子，后来又借去欧洲出差的机会，专程去过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时做过工的法国南部小城克鲁梭。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也意外地在旧书店里买到了一册珍贵和有用的“黄皮书”《郑超麟回忆录（一九一九—一九三一）》。后来从范用先生的文章《郑超麟及其回忆录》中得知，郑老先生的这本回忆录只印了一千册。范文里说这本书是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可能是误记，因为书上印有“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一九八九年七月印刷”的字样。
郑超麟（一九〇一—一九九八）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失踪者”。他在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由李慰农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参与建立旅法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共产党”，与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维汉、王若飞等，都是当时的核心成员。后来还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布尔塞维克》。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以后又渐渐脱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后完全转入了托洛茨基立场，并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至于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改变自己选择的这个信仰。这位传奇般的人物，为了自己的信仰，一生大半时光在监狱里度过。他曾因反对国民党坐了七年牢狱；新中国建立后，又因托派问题被捕，坐了二十八年监狱。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恢复人身自由，在上海市任政协委员。毫无疑问，他的回忆录，对于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托派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研究，有着独到和重要的史料价值。当初我在撰写《少年邓小平》时，就从这部回忆录里找到了不少有关二十年代赴法勤工俭学人员的足迹和广安少年“邓希贤”的线索。
郑超麟先生虽然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早年却也曾喜欢文学，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家和文学社团都有接触和了解。他的回忆录里对一些现代作家的评价十分独到，所记录的故事，也非常珍贵和有趣，是难得的“一家之言”。
例如对蒋光赤这样的“革命作家”，他坦率地写道：“蒋光赤的小说出版，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于蒋光赤本人，对于他的诗和小说，对于一般新文学，怀有很深的成见，即使有空闲，也不愿去看他的书。陈独秀翻一翻《少年漂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老蒋送我一本，我勉强看完了，下次见面时并未给他所期待的赞语。他常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我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发的牢骚。（瞿）秋白比较同情他，也能同他谈论中国的文坛。有一天，他先走了，秋白同我说：‘这个人太没有天才！’光赤写了一本小说，关于我们那几年在上海的生活，其中秋白占了近乎主角的地位，也有我的一个影子。他问秋白用什么书名才好，秋白主张用《短裤党》。……虽然如此，蒋光赤仍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路先锋……”
再看这一段关于“创造社”的：“创造社本是文学的团体，过去只出一些文学的杂志和文学的书籍。这些出版物，我看得很少，偶然看看也不合我的胃口。连写实主义我都认为过时了，何况浪漫主义？我特别不喜欢郭沫若的诗，因为白话中夹杂着文言辞藻。此外，我回国以后完全被革命吸引了去，对于文学不感兴趣。北伐以前，创造社一派文学家与革命无缘，倒是他们的对头，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人与我们接近，例如沈氏兄弟就是我们的同志。”
他接着写到了和沈雁冰的交往：“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在四马路一家绍兴酒馆遇着宋云彬，他就是雁冰一篇写牯岭文章中的‘云郎’。宋云彬就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几日后，我带了《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到窦乐安路景星里或景云里去访他。……直至以后好久才知道他用茅盾做笔名，发表他的处女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那日沈雁冰还是同我谈政治，他不满意于八七会议以后的路线，他反对各地农村进行暴动。……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志明白反对中央新路线。他这反对暴动意见后来写在他的《从牯岭到东京》文章中。”
写他和创造社诗人王独清交往那一段逸话，也足资文学史家参考：“有一次去访王独清，他请我到新雅喝咖啡……他把创造社的内幕告诉我。他说：创造社的人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成作家’，如沫若、仿吾、资平、伯奇和我；一部分是‘未成作家’，如彭康、李初梨，等等。这两部分人以外，还有一些‘小伙计’，如仿吾的侄子成绍宗，以及邱韵铎、龚冰庐等，他们有时也写文章。创造社中有的人有野心，要拿创造社这个组织，以对等资格，同共产党说话。资平是第三党人物，根本不可靠。伯奇是个小政客。那些未成作家方面，大多是新从学校出来的，都很纯洁，其中个别人颇有野心，我们须用力量去克服他。”
郑超麟先生还是一位翻译家，解放前翻译出版过俄国人写的一本达·芬奇的传记《诸神复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范用先生在三联书店重版过这本书），还翻译过纪德的那本曾经引起过争议的游记《从苏联归来》。他晚年的生活和对外联络事宜，多由孙女郑晓方料理。晓方原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做编辑，后来调到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工作。我在徐迟先生晚年侍奉左右的那段日子里，曾和晓方女士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承蒙她的热诚，还寄送给我几册上海书店版的文史图书。那时她正在协助柯灵、范泉两位老先生编辑出版“文史探索书系”。可惜我那时并不知道郑超麟老先生就是她的祖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