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印痕，是心灵的犁沟。
最初的记忆是故乡的天，故乡的地。天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大明镜。它大，大得无头无尾；它高，高得不可估量。地呢，实际上是山，猛地一看，一座一座的，像一个个尖尖的馒头，又像是扣着的窝窝壳。仔细一看，一座座山又都形象殊异，各具面孔。老祖先给每一块地都起了名字，最平坦的那一块平地叫坪上，略微平的叫微峁，以至崖凹、西峰、刘畔……到底是谁给土地起的名字呢？这连妈都不知道，推测下来，一定是上辈子的祖先了，他们一代一代地在故乡的土地上出生、繁衍……一代一代地走了。留给下一代的，还是和故土打交道的营生。啊，我贫瘠而荒凉的土地，我一脉相承的土地，我生生不息的土地……故乡，你叫我这么痴迷，这么沉醉，你和我是如此血肉相连，难舍难分。即便我远离了你，你的印痕也成为我心灵的犁沟。因为没有你，就没有我，是你孕育了我的躯体，成就了我的思想。尽管你很荒凉，但永远是我心灵的沃土。
人们总把我们陕北叫陕北高原。在我原始的思维中，原就是平的，就像关中大平原，就像长江中下游平原，就像松嫩平原……
很早很早以前，在洪荒时代，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海里沉淀着很厚很厚的沙。后来，大海在亿万年间逐年蒸发，最后干涸，留下了百里千里的细沙高原。它相对南边的关中平原，地势偏高。因多年的风化作用，形成了极细的沙质土层。而后又经过亿万年雨水的冲刷，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山包，一条条沟壑，一道道山川。我的故乡是陕北腹地，这里十分幽美，最初受冲刷小的地方形成了最高的山，不到几十里、百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山上人家。山上人家自然离天近，离水远，身在高处视野开阔。沟里人家住在底部，一道道沟渐行渐宽就出了沟岔。横着沟岔，有一条较大的河。
我的坪砚村在高高的山上。向东，一道沟五里路上有邻村玉家硷（jiǎn，陕北地名用字），每隔四里一个村庄，一直到沟岔冯家洼。
向南下山五里的地方是邻村钟家沟，一直出去有三四个小村庄直到沟岔，横着的是小理河。向西下山五里是苗儿沟，一直出去又有四五个村庄，出了沟岔就是大理河。由西向东的大理河，由南向东的小理河，最后一齐汇入无定河。
由于地理位置的分布，我们那里就有山上人家、沟里人家、川道人家，还有城镇人家。山上人家羡慕沟里人家水石相连，沟里人家羡慕川道人家一马平川，川道人家羡慕城镇人家红火热闹。
由于年深日久的雨水冲刷，山越来越高，沟越来越深。后来，有的沟道就打了大坝，到了夏季暴雨导致水土流失特别严重，黄河里舀一杯水，百分之九十是泥沙。
据说，王士吉是我们的老祖先，当故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时，急流勇退隐居林下的王士吉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安插在远近相当的三个山头，所以就有了这三个自然村，一坪、二坪、三坪。一坪也叫中坪，地理位置居中，一坪与二坪的村后有块小盆地叫坪砚。它像一方平平的砚台，四周被山包围着，至今王士吉大人的碑仍高高地竖立在坪砚的北侧。由于风雨的剥蚀，碑上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文林郎王士吉于顺治六年”的镌刻字样。
我常常想，祖爷爷多么有胆有识，有远见呢！当初，这里多么荒僻呀，是不是虎狼出没，狐狸成群，野兔野鸡乱跑？最初没有路，祖爷爷带着几个儿子，是怎样踩出一条条路的？新安置一个家，什么都没有，是多么不容易。六七百年前，又没有帐篷，祖爷爷到这荒僻之地时是不是在野地露宿，是不是先挖一个小小的洞，像放柴的一米高的窑，来遮风挡雨呢？我有些替古人担忧。创业安居，无路的崎岖，无物的困扰，无水的烦恼，无人的孤寂，一个个的难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的祖先是多么了不起，多么果敢，多么能吃苦耐劳。我为有这样的祖先，心中充满了激动、感慨和自信。
一坪人家最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概有三十多户，二坪有二十来户，三坪有十多户。一坪的人忠厚、聪慧，二坪的人精明、灵醒，三坪的人既聪明又勤快。一坪有像我们家这样的先生门第；二坪有木匠和画工；三坪在清朝还有在朝廷里戴顶子的拔贡，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两位教书先生。那时，我刚记事，清明节三个自然村的人一同上坟。三个村的活动还有祈雨、庙祭、唱戏，三个村的人都很亲热，路上一旦遇见，就家长里短地攀谈问候，按辈尊称，互敬互让。
经过几百年的繁衍，三个自然村的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窑洞也不断弃旧建新，王士吉大人当年无论如何是想象不出今天的发展和变化的。但王士吉大人当年的宏图、理想、果敢、志气，至今还是被许多后人提及和敬佩。但凡有点儿文化，识得几个字的人，每到碑前都要仰头观看，那几百年风雨剥蚀的石头，是我们的祖先王士吉当年扎根荒山思想的化石。
父亲九岁时，爷爷就走了，我四岁时，父亲又走了。所以，有关爷爷的故事，都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四十五岁是正当壮年的时候，可是，爷爷抱着他未尽的理想和抱负，一头钻到了地下。
据说，爷爷当年下了决心要给四个儿子一人建一院地方，把四个儿子都供成文化人。每天天不明，他就起来，驮着水还要背一块老石头。爷爷留给了我们五孔窑洞，每一孔窑得多少石头呀！有多少石头就有多少血汗。高大的大门楼，下院草房驴圈都是石板盖顶，硷上和垴畔四周都是枣树，结鸭枣也结团枣。硷畔底下和远一点儿的地方，有果树和梨树，果是老果，梨有圆梨也有锤锤梨。
爷爷只活了四十五岁，但他一生中要做多少事情啊，尽管大门上没刻耕读传家的字样，但爷爷骨子里有耕读传家的思想。这思想是谁教他的呢？是先人王士吉吗？
尽管从母亲口里得知有关爷爷的故事只有寥寥几句，但爷爷的魂，已经深深扎进了我的心坎。当我们走在那条曲里拐弯的水路坡上，似乎就能看到爷爷辛苦劳动的模样。驮着水的驴四蹄蹬在陡陡的坡上，不停地喘着粗气，大汗淋漓的爷爷弯着腰吃力地边挪动步子边吆喝牲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思想使他不遗余力地奋斗着。
秋天，当我们吃着香甜的果子，水灵灵的梨和甜丝丝的枣子时，爷爷挥汗如雨，挖坑、浇水、施肥、剪枝的情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二伯和父亲是按照爷爷的意愿，从师范毕业了，成为彬彬有礼的先生。旧社会，先生家的规矩是比较严的，因为他们读了一些三从四德的书。母亲说，一天到晚，大门总是紧紧地关着，出来进去男多女少。村子里有什么红白事情和热闹，妇女们是不许看的。有一次，结婚的队伍正从我家硷畔上过，她们妯娌踮着脚，想探着头从墙头上看一看，二伯就大声地训斥道：“锣响一声墙头上，马叫一声房檐上。”她们吓得赶紧跑进窑去。
要想走出这个院子，只有回娘家时，娘家人来请了，拉着备着鞍子，鞍子上搭着红绿被褥的毛驴，媳妇骑上驴，才能一路风风光光地看看外面的世界。
尽管我知道关于爷爷的故事少之又少，旧社会的人也不曾留得一张照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爷爷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愈来愈高大，愈来愈丰满。我感到，爷爷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的人。农民的事业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土坷垃打交道。因为爷爷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也就非常热爱土地。他不断地置买土地，据说，坪上的百十垧地都是在他手中置买的。每天他兢兢业业地劳作，带着满足吃饭和休息。故乡的土地上东来西往，南去北归，都有他的脚印，空气中仍留有他的气息。
爷爷早已升天了，我为什么要想他呢？
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本分、很正直、很能干的庄稼人。是他把勤劳朴实的特点传给了我们整个家族和后代，假设爷爷要是一个赌棍或是二流子，我们肯定会羞于想他的。
红红的太阳高高地挂着，慢慢地移动着。天蓝蓝的，蓝得高远，蓝得水灵，蓝得透彻，蓝得像美丽的蓝宝石。和天相辉映的是黄黄的土地。如果说，天是一位穿蓝褂褂的爷爷，那么，地就是一位穿黄褂褂的奶奶。因为我没有爷爷奶奶，就把天当爷爷，把地当奶奶。把天当爷爷不是我的先见。
妈说：“穿蓝布衫的是长眼睛的。这不是人吗？”还说，一个财主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吃瘾、穿瘾、住瘾、赌瘾都过过了，就一样没过过。
讲到关键处，妈也知道卖个关子：“你当他什么瘾没过过？”沉默片刻，我俩四目相对，妈才说：“他没过过官瘾，所以他想呀想，想起了用钱买官。说也怪，有个卖啥的，就有个买啥的。这一回有个买啥的，还真就有个卖啥的呢！老财主用八百两银子买了个连长，有屈有冤的呀就来告状，进了当院，就两腿一跪哭着大喊：‘青天的刘连长呀！’”
官是老爷，老爷是青天，天就是官，天管着所有要吃饭的人。六七月间，庄稼长得生机勃勃，人们兴高采烈地想着要丰收了。可有老年人就说：“打在囤里才算哩，要看老天爷给吃不给吃。”
果真有的时候，老天爷一不高兴，八月中旬就冻了，一地好庄稼可就收不上好颗粒了。老天爷多厉害呀！我幼小的心灵慢慢地对老天爷产生了无比敬畏之情。敬畏它，也热爱它。一清早，抬头一看天蓝蓝的，高高的，给人一种高深莫测，十分遥远又十分亲近的感觉。天边的朝霞无比绚丽，先看霞再看日出，看着看着就入了迷，有时，我就坐在硷畔上的红柳上面，有时坐在簸箕上面，两只手托着下巴，眼睛盯着远方蓝蓝的天空。我并不知道欣赏，只知道天很美，朝霞很美，晚霞很美，太阳也很美，以及山、水、鸟、树，大自然一切的一切都很美。直到逗我的六姐姐从侧面或后面呔的一声，才会把我惊醒。有时，就会有几个人笑我发呆，或是说，想什么呢？是想女婿吗？女婿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大人很忙，他们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他们顾不上看天、特意品味那美丽清纯的自然，只有忙中偷闲，仰头时，才会感叹今天是个好天气。父亲威严得像一堵墙，一天到晚板着面孔。但是，父亲也有很多体贴子女的地方。比如，他见姐姐们整日整日地纺线，就会说：“把纺车扔了，上书房念书。”可是，那纺车怎么能扔呀，全家人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都得指望这捻子里一条一条的线织布呢。尽管父亲说是说，但到了晚上，父亲自己也在炕棱边搓捻子或是缠线、拐线。
大家都忙，只有我闲，我就坐在炕角看姐姐们一下一下地抽线。随着纺车嗡嗡的响声，一条细细均匀的线越抽越长，长到左手不可及的时候，左臂就扬高，右手反一拧那线就绕上了锭。那纺车一天到晚总是那嗡嗡的声音，纺线的人也总是那个动作。我看烦了，听腻了，就看窗棂上的窗花，红的公鸡，绿的猪，黄的老牛。再从小窗中间的那方玻璃上看院子里抖着翅膀高鸣的公鸡，边走边啄食的母鸡，步态蹒跚哼哼着的猪……累了我就趴在窗台上睡着了，睡醒了神情呆呆的，妈知道我饿了，便递来一块窝窝，串门的大婶子好奇地看着我说：“这女子都这么大了，看看，吃得挺好，我还以为活不了呢。”那是指我一岁多时，一直拉肚子。
大婶子矮矮的胖胖的，圆圆的脸慈眉善目，圆头每天都梳得规规矩矩。她从不大声笑，但满脸都是和气。她看看父亲，看看妈，看看正在纺线的两个姐姐，心满意足地走了，她是父亲的表姐，很关心我们家的。父亲和妈只管招呼着：“二姐，二姐坐。”她挪动着小脚迈出了门，边走边应承着，就慢慢地走了。家人望着她亲切的背影，还真有点儿舍不得呢！
妈长叹了一口气说：“楚楚，你的小命还是你大叔大婶救下的呀。生你的时候，月子里没啥吃，你大婶让你大叔每天送一筐白菜，我们就是用这白菜汤才养活了你。”
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造捻子缠线，妈在纳鞋底。她一边过来过去地拉着长长的麻绳，一边讲述着自己的身世：“苦菜花开心里黄，满月那天就没了娘。”外婆在妈满月那天就去世了。那时，外婆二十五岁，妈是她的第二个孩子。满月那天是三月十八，上午外婆便下地干活了，她觉得很热，便将棉衣换成了夹衣，到中午，就大出血要了命。当时没有大医院可救，只说是血迷。外婆走后，妈的那个六岁的哥哥整天坐在大门墩上哭，后来也生病死了。讲迷信的人说，是外婆把他寻走了。妈是让别人奶大的。妈只知道最后一个奶妈如何好，如何疼她，妈铭记着她奶妈的情意，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她一分一角地积攒了一点儿钱，买了一件蓝卡其的衣料和一个红兜肚，领着大姐，去看了她的奶妈。母女一见有诉不完的亲情，她们整整说了一宿的话。
妈小时候离开奶妈后，就被送给她的亲姑做了养女，她姑性格不好，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有时偷偷地拧妈的大腿和胳膊。妈本来姓李，她姑家姓马，人们顺便就叫马李家，当她姑在家把她拧得大哭时，外边的大妈、三妈就说：“马李家太娇气，也不知她怎么了，就不停地哭。”有一次，当她们发现了妈身上的暗伤后，也就承认了弟媳的狠心。她们说：“还是她娘家亲侄女哩，就下得了那手！”
妈吃饭用的是一个油漆碗，热饭一烫，气味很难闻，妈不敢告诉凶神恶煞的姑姑。这是一个地主家的大四合院，三孔窑洞，一面围的是墙和大门。窑顶上还有小楼房，妈整天呆呆地坐在楼梯上发呆。有一次，一个小孩扑过来把她推倒，她从八十级台阶上摔到楼下。她姑看她摔伤了，还只管骂：“死女子！”
妈在她的亲姑家，不爱她的姑，反而爱她的姑夫。妈说，最开心的是姑夫叫她上学。姑夫见她饿了，就让她买油饼吃，买了不付现钱，记在账上。到了年底，油饼铺的人常逗妈：“马李家又吃下几吊的油饼钱。”
妈的姑家在街上，离五里路就是妈的家。有时妈也回家，她奶奶的性格和她姑一样，整天骂骂咧咧的。说妈是克星，妈回到家就经常缠在她二妈身边。妈偶尔也去另一个村里她的舅家，她外婆一见她就抹眼泪，那是想起她的女儿了。老家人都好把年轻的遗孤叫作眼泪滴子。妈说，她外婆家五孔石窑，穿廊挑石，穿廊上有鸽子，妈在外婆家敢与表哥、表妹争鸽蛋。
妈说，她也很想自己的母亲。有一次，她梦见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指引她到了一个又大又干净的院内。进得一孔窑，窑里干净得像一池水，炕上坐了一个又白又俊的年轻女人，正在绣花。白胡子老爷爷说：“你常说要见你的妈妈，这就是。”她一股劲儿地盯着她的妈妈，妈妈也盯着她，正当她满心委屈地要对妈妈诉说时，瞬间又醒了。她久久地回味着梦中的情景，那位白胡子爷爷真好，他一定是位神仙，他体谅没娘的孩子，就特意领着见了一回。
妈说，她上了两年私塾，听说街上有一家上学的女子，学开化了，就跟人走了。所以马家大院的十一个女子都停了学，再大一点儿就学针线、学绣花。
十九岁的那一年，经媒人介绍，她嫁给了我父亲。那时候，婚前谁也不见谁，一切婚前联络都由媒人跑，妈光听说了父亲的年龄和家中几口人，其他就一概不知了。外爷对她说：“我把你种在厚地里了。”结婚那天，她昏昏沉沉地坐在轿里，只觉得路很远很远，途中听轿旁一个年轻男人说：“这回还不知道四弟同意不同意哩。”妈说，她心里想，那我是同意了。可是她什么也不能说，只想想而已，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
原来父亲先娶了一房，那女的脸上有些小麻子，腿也微微有些瘸，父亲从来不愿与她说话，也不愿与她接触。据说，父亲从学校回来，晚上不进大门，夏天就把自己装在筒子（用白布做的睡袋防蚊子）里，睡在硷上。奶奶早上把大门一开，吓了一跳：“呀，硷上怎么有个白木棒？”等她知道是父亲，真真是打也不是，骂也不是。父亲的先房就那样孤孤单单地守了一年多，后来生病死了，她在冥冥之中做了我们一辈子的先妈。
等妈的盖头被掀起来，她和父亲才算是头次相见，互相都算看得过去。新婚宴尔，父亲只是对着麻油灯看书，威严的先生，高兴与否只在他的心中。
幸福是什么呀？有时候，幸福只是人的一种感觉，无论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你心情愉悦，身体舒畅，至少这一会儿就是你幸福的时候。我的幼年是很幸福的。我就像这只红眼睛、白茸茸的小兔一样，放到小木箱中，四面都有保卫它的围墙。我的围墙是用亲情筑垒成的。父亲、母亲、姐姐、哥哥都是我的围墙。我又瘦又小，前奔颅后马勺，只有一点点讨人喜欢的机灵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有时，大人们闲了也夸赞我的眼睛：“三女子真是长了一对好眼睛。”所以，我下意识地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看遥远的蓝天、红红的太阳，看院子里枣树被风掀动着婆娑的姿影。
小窗格格上贴着窗花，那羊、鸡、猪的样子十分逼真，和院子里的相差无几。只是它们不会走，老站在那固定的地方，直到太阳把它们红的、绿的、紫的、黄的颜色一层一层地剥去，就又要过年了。
把花样用清水沾在一张白纸或是什么有字的纸上，然后放在冒着缕缕黑烟的煤油灯上熏，熏好的底样再拓在一沓有颜色的纸上，用尖尖的小剪一下一下地剪，下一年的窗花又成了，那全是姐姐的功夫。我的大姐手真巧，她十二岁那年就给我缝棉衣。老家人说，养女穿花鞋，养儿烧干柴，还说男娃不吃十年闲饭。真的，八九岁的男娃就上山砍柴、拦羊、挖猪草；而女娃呢，更是不吃十年闲饭，她们六七岁就照看弟弟妹妹，喂鸡烧火。我的大姐比我大十多岁，更是妈的左膀右臂。我们小时候，姐不光照看我们，还给我们喂吃的，做穿的，有时眼睛都熬得红红的，因为母亲要做地里的活，还要推碾滚磨。
呀，今天怎么不见大姐纺线了，我正在疑惑，大姐从门里进来了，手里拿了一块花布，多么好看的花布呀！粉红的底，就像院里的粉豆豆花（太阳花），红的、蓝的、绿的小星星似的簇拥在上面。我眼前顿时一亮，一骨碌从窗台上翻起身来，跑到炕棱边，拽着花布的一角，又是笑又是跳。花布平铺在炕上的一条旧棉毡上，画上了线，姐姐很快裁成了一件小衫子，然后盘腿坐在炕上，一针一线地缝起来。“姐姐给谁缝花布衫？”“给人家娃娃。”“人家娃娃在哪里？”“人家娃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她姐姐怎么不给她缝呢？”“她喜欢让我缝。”自打懂事以来，我就不曾穿过新衣服，心里十分嫉妒人家娃娃，一个劲儿地追问。我姐姐一看我那可怜样，便心软了就说：“那个娃娃一听姐姐给她缝花布衫，就会笑得咯咯咯的。那个娃娃跟你一样大，也要穿花衣裳，你站好，伸开两只手。”姐姐把正缝着的花布衫在我身上一比，我明白了，我高兴地在炕上蹦了两下，姐姐给我缝花布衫了，那欢快的声音，一直传出了门外。
因为去赶事，她才给我做了这么一件见人的衣服。姐姐缝好后，我就试着穿上新衣服，那感觉太新鲜了，我一时竟不知道手该放到何处，脸也不知该朝向何处，出了门扭扭捏捏地走着。二妈说：“看牛的。”三婶戏言道：“奔颅女宜打扮，擦上点银粉真好看。”五大婶说：“真是人凭衣衫马凭鞍呀。”二堂哥坐在炕棱边说：“过来，穿上新衣服再捞一次捞饭。”于是我习惯地将自己的两只小脚踩在他的两只大脚背上，两只小手塞进他的大手中。他扬起两条结实的腿，一起一落，升高落下。他嘴里说着“捞捞饭，打豆腐，干脑叫你二舅舅”的儿歌。这一刻，我只觉得自己不再是父亲说的那个“丑胡赖”了，也不是母亲叫的那个“奔颅女子”，我觉得，自己变成了院里的那一只红蝴蝶，在飞呀飞……
00我只知道我们这个村，一字排开的、参差不齐的一孔孔窑洞，是一户户人家。出了村头下水路坡，沟里有井子。井子前面的沟里有几块很大的石头，那是二姐领我洗衣服时才看到的，用手一摸，被太阳晒得烫烫的，上面很干净，把洗好的衣服晒上去，立马就干了。那么大的石头是谁放在那里的？他是怎么放到这里的呀？再往远是哪里呀？要赶事，要出门，穿新衣服，吃好的，看热闹，我多么有福气呀！
早晨洗了脸，姐姐用心地将我那撮细细的黄毛分成两半，扎成两个小辫，折上，扎成抓髻。二妈在一旁逗着：“抓髻扑来来，婆家不迎来。”父亲备好了毛驴，大大的鞍子上，又搭了一层被子。母亲今天也穿着净净的旧衣裤，头也梳得光光的，白白的四方脸焕发着光彩。她首先踩着门前的石床骑上毛驴，抱好了弟弟，用一根长长的带子把我绑在她的身后坐稳，然后我们便出发了。毛驴走开了，脖子上挂着铜铃，不紧不慢地响着，有节奏地响在晨曦笼罩的乡间小路上。坡崖上映着小毛驴的身影，映着母亲、弟弟和我的身影。我不停地摸我的抓髻，生怕它飞了一样。我不停地盯着身上穿的花布衫，心想，出门多好啊，只有出门才能穿这么好的花布衫。花布衫竟成了我全部的炫耀，似乎天地中有无数只眼睛在看着我。一个个寂寞的小山村，人们看见有个过路的都要站在硷畔上看，我好像在无声地告诉他们，看，我的花布衫多么好看呀！
我们到了一个叫苗儿沟的庄子，毛驴在沟底下走。高高的硷上，站着几个小孩看过路人，他们嘴里不知道在骂些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那个骂人的小孩。妈说：“楚寒不要动，两只手手抱着妈的腰。”驴似乎通人性，不愿听那孩子骂我们的话，四蹄交错走得飞快。
天近黄昏了，我们才到了外爷家。外面的世界真大呀，这一路都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庄子，我数也数不过来。外爷家在川道，一孔孔宽敞明亮的窑洞面川靠山。平展展的土地顺着东西方向无限延伸着，大理河水哗哗地昼夜向东奔流。川里的庄稼比我们山沟里的葱茏、茂盛，外爷家的硷畔底下是菜地，一畦畦的白菜、茄子、西红柿水灵灵的、嫩乎乎的，长势正欢。川道中央是一条大马路，偶尔有汽车嘟嘟地鸣叫着驶过。上川出产炭、食盐，运炭拉盐的生意人牵着驴赶着马来往在大道上。那些马头上顶着鲜红的缨子，脖子上拴着铜铃。丁零丁零清脆悦耳，十分动听。赶牲畜的甩着响鞭，有的坐在车边信口唱“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呀”的信天游。妈常说，她娘家是个“响铃炭马”的地方。我第一次来这里才细细体会到了“响铃炭马”的含意。
外爷家一线九孔窑，由三大门子分开，外爷家住在中间的三孔。进了大门，是一方小院，上了三层门台，正对着外爷的家门，是前后窑，一律的宝石炕棱，油漆炕围子，前窑还有暖阁，灶火炉台都是石板包装的。家里的陈设也很讲究，门箱夹柜、穿衣镜、木床。在二十世纪初，他们也属于小康之家，比起我们乡下的殷实之家要讲究得多。
外爷十分慈祥，深蓝色的大襟上衣干干净净，腰里总要勒一根宽宽的腰带，舅舅、妗子、表姐、表哥他们都非常会说话。一个全新的环境诱惑着我，我总是东瞧瞧西看看，看那油漆炕围子的各种图案，看墙上的四扇屏年画，外爷头头是道地给我讲拿米换鸡、鸡换牛的故事。
外爷家大门外边的电线杆子上还挂着一个四方红漆木匣，那木匣早晚会唱会说，我站在杆子下面，惊奇地盯那个木匣，不知它为什么会唱，大表哥就说：“那里边有个小人人在唱。”“那小人有多大？”“一寸大。”“那她怎么出来吃饭呀？”
初出门觉得很新鲜，过不了几天就想家了，想姐姐、哥哥，想家里的小米汤。我们乡下的水特别好，熬的米汤又甜又香。我常瞅着妈把绿豆和小米下进翻煎打滚的锅里，那豆和米就在开水里打着滚儿，汤过一会儿黄起来，最后熬成黏糊糊的小米稀饭。妈讲过一个傻媳妇的故事，说的是，婆婆问傻媳妇锅开了没有，傻媳妇说：“一颗豆豆上来了，一颗豆豆下去了。”这是真的呀，我不知道傻媳妇说的有什么不对。
妈熬的小米汤最好喝了，油乎乎的，香喷喷的，盛在碗里，凉一会儿，就会起一层皮子，像凉粉一样。先用筷子挑起一层皮子，一点儿都不烫，可是皮子底下的汤还是烧的。妈用小勺子一边搅一边吹着，还唱着：“东风凉西风凉，凉得楚寒站绵羊，绵羊挡在圪，楚寒回来吃糕糕。”在妈笑吟吟的歌谣中，我的肚子喝得像个大西瓜，好舒服，好痛快呀！
在外爷家住了几天，我就哼哼着。妈问我怎了，我说：“要吃咱家的绿豆米汤。”妗子便说：“乡山圪家快回去吧！敢情是绿豆米汤比这里的油糕八碗还香哩！”
妈常说：“有福的生在州城府县，没福的生在孤山旷野。”妈生在川道，长在城镇，但通过媒妁之约来到我们这个山乡圪。妈说，那是他的养父做主，认为乡里吃得好，再说，当时我家算是文风人家，有地有窑，日子殷实。
妈十八岁那年，娘家做了两个红顶箱，陪了一些绸缎衣物，六月十六响吹细打地娶进了我们家。一路上，她在轿里什么也看不见，进门背坐在炕头。等一切在闹哄哄中过去后，妈说，她一下子觉得掉进窖里。虽然姑母对她不好，但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她想子源的家，也想李峪的家。可是给谁说呢，父亲整日沉默寡言，大部分时间又不在家。她难过了，暗自流泪，偶尔被堂哥发现了，堂哥就会告诉大家，新媳妇又哭了。
妈结婚的时候，大伯有两个娃，大妈不在了，大伯急成神经病，两个堂哥一个四岁，一个一岁多。妈刚回过门后，就经管起大堂哥、二堂哥。晚上父亲搂着大堂哥，妈搂着二堂哥，父亲说，是他的大嫂临死时，嘱咐他要把两个侄子照看大。妈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妈说，自己是个没妈的孩子，就想着没妈的孩子可怜，妈整天给二堂哥擦屎擦尿，喂吃喂喝。
那时候，二妈有四个娃，二伯在县城关二小教书，父亲也在别的乡村教书。家里的地雇了两个人，一个十几口之家，碾磨、饭食、衣着，再加上喂猪、喂鸡，做不完的活一下子包围了妈。她每天天黑乎乎就起来，一直忙到黑。她从小没接触过农活，养母家是子源街首屈一指的大地主，米都是租户碾好送来的，所以她开始不会簸簸箕。二妈是个很尖刻的人，常常夺过她手中的簸箕，说：“光知道和男人睡觉。”妈不出声，眼泪一个劲儿地往肚里流。
十二年的大家庭生活过去后，就分家另吃了。父亲的工资是小米，把米驮回来，往笸箩里一倒，按人口分。大伯疯了三年病好了，续了弦。妈养育的两个侄儿对妈很有感情，二堂哥常坐在妈的膝前看她做针线活。有一次，他看着看着就说：“四妈，你长了个虎鼻子。”妈逗他说：“你那个猪八戒样还说人哩。”一句惹恼了三岁的二堂哥，他哭着说：“猪八戒耙（怕）你来来！”惹得众人都笑。妈有时到外爷家去，两个堂哥就一个劲儿地问：“四妈，你啥时候回来呀？”他们把妈当作最大的依靠。妈先后有了大姐、二姐，直到分家时，两个堂哥才随他们的继母过日子去了。
二妈和后大妈人都很厉害，她们自己瓮里的小米吃完了，就舀妈这边的，妈从来都不言传。父亲不在，妈没啥吃了，就捎话叫外爷来接她，到外爷家一住就是一年半载，回来时还得给后大妈、二妈拿一口袋干馍片。
再后来，大姐、二姐出嫁了，嫁妆都是妈做的。妈说，她一天要绱六双鞋。她的手真巧，十三四岁就开始学刺绣，她在娘家时那些绣品，二十多年后从包袱里拿出来，花草鲜艳夺目，蝴蝶栩栩如生。有枕头顶，有小孩兜、荷包。每嫁一个女儿，她都要做七八双绣花鞋，连同单衣棉衣，这一应的活儿就非妈莫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