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山东老革命根据地几位年轻记者一同参加了“临沂之战”，其中冠西同志经常在小油灯下写日记。30多年以后，他把这些日记交给出版社出版。这些日记记录了冠西同志的足迹，也记录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足迹，使许多年轻读者从中受到教育和鼓舞。而和冠西一起当记者的辛冠洁同志从来不记日记。战争年代的往事虽然常在念中，但大多是影影绰绰。他读了冠西同志的日记以后，自然会觉得后悔。日记不仅能唤起记者对往事的回忆，而且可以帮助记者积累材料、整理材料。每个有事业心的记者都应养成写“记者日记”的习惯。
以上简要地介绍记者常用的六种笔记本，下面想着重谈一谈“采访笔记”。
关于采访笔记，有的记者不主张过多地记，理由有三：一是在采访过程中过多地记笔记会影响思考被采访对象的谈话，不能及时向被采访对象提出新的问题；二是材料记得太多，没有时间消化，旧的材料还没用上，新的材料又来了，材料的新闻价值会逐渐贬值；三是一开始采访就打开笔记本不停地记，容易使被采访对象感到拘束。因此他们主张除了人名、地名和数字，基本不记。有的记者主张全记，即根据自己的记录速度，尽可能地把被访问对象的谈话内容记下来。还有一些记者主张有选择地记笔记，即重要的记，次要的不记；对此次采访有用的记，无用的不记；容易忘掉的人名、地名、时间要记，不容易忘掉的故事情节不记。
采用以上三种记笔记的办法，都有成功的先例。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晚报》的一名记者，一次访问一位已退休的参议员。访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他没有记一点笔记，写的特写准确、生动，令那位前参议员赞叹不已。
但是，不记笔记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人的记忆力有限。俗语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采访中许多精彩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往往因为没有记入笔记本很容易被我们忘掉，当你感到这些细节有用时，就会“无从查找”。其次，由于没有原始记录，或原始记录不完全，写稿时单凭记忆，容易发生差错。鉴于上述理由，我主张在采访过程中尽量多记，力争“全记”。同另外两种办法比较起来，这种办法笨一些，但是对于采访和写作大有好处。
为了更好地利用笔记本上的材料，当采访告一段落，应对笔记本进行一番整理。整理笔记的好处是，可以使自己对于此次采访所得的材料有一个概括的、系统的认识，便于了解所得材料的完整程度。从表面上看，整理笔记要花费一定时间，实际上，笔记经过整理，可以省去许多反复翻检的时间。
怎样整理自己的笔记本呢？我觉得应该做好几件事。
——编写页码。
——每一新闻事件、新闻人物、典型细节之前，用粗体字加一醒目的小标题。
——用各种不同颜色、不同符号在笔记本上标出“重点”。
——每一本采访笔记的前面留出几页空白，按照已标出的标题和页码，编写出“目录索引”。
——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可以编写摘记或提要，字数应为全部采访材料的5％左右，最多可占10％。
——书写“封面”和“书脊”。笔记本的“封面”应包括采访时间、采访地点以及素材利用情况。“书脊”上书写
“标题”及年、月、日。
在做了这番整理之后，“笔记本”就不再是“杂乱无章”的东西，而成为一本随时可以翻检利用的资料册。记者在几十年采访生涯中积存起来的几百本甚至上千本笔记本，将成为从事写作和研究工作的“万宝囊”。
提高新闻素材的利用率
“人民艺术家”老舍曾经对初学写作的年轻人说：“先搜集材料，越多越好。”著名作家周立波也认为“材料少了不好办”。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每次采访都要搜集大量材料。仅1970年以来采集的新闻素材笔记就装满了两大箱。遗憾的是，新闻素材的利用率太低了。
拿1978年的一次采访来说吧。我在山东诸城县住了20多天，了解县委书记王树芳的事迹，记下1 200多页笔记，约计
20万字，可是只发表了一篇4000多字的人物通讯，利用率只有2％, 98％的新闻素材没有派上用场。
我们常说“搜集材料要以十当一，使用材料要以一当十”。采访到的材料多，稿子里使用的材料少，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不想办法提高新闻素材利用率，让大量有生活气息的材料“烂”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怎样提高新闻素材的利用率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细心检阅采访得来的材料，尽量把新闻素材转化为新闻题材
新闻素材是进入记者视野并被记者所意识、所采撷的生活现象，即从社会生活中摄取而来、尚未经过提炼和加工的原始材料。新闻素材经过选择、集中、提炼，其中一部分被记者写入新闻作品。这些被写到稿子里的材料称为新闻题材。要提高新闻素材的利用率，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尽量把精彩的新闻素材转化为新闻题材。
1979年冬天，我到泰安县徂徕公社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徂徕村的同志告诉我，这个大队有男女整劳力和半劳力754人，耕地1 471亩。1978年吃“大锅饭”，全年农业用工15.7万多个，每亩农田用工115个，平均每个工日生产粮食7.3斤。1978年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全年农业实用工6.9万多个，比上一年节约了8.8万多个；每亩农田平均用工55个，比上一年节约了52％；每个工日平均生产粮食18.8斤，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半。全年节约出来的劳动工日相当于272个男整劳力全年的投工总量。农田作业节余出来的大批劳动力，为发展林、牧、副各业创造了条件。1979年，徂徕村从各生产队抽调了20名劳力打石头，10名劳力搞条编，他们还扩大了原来的木工组，全大队从事副业生产的人员由上一年的25人增加到60人，1978年全年副业收入1.5万多元，1979年1至10月份副业收入超过了5万元，相当于上年全年副业收入的3.5倍。
这件事最初只是作为新闻素材记入笔记本。后来，在翻阅笔记本时，我觉得徂徕村合理利用剩余劳力的经验很有价值。我国农村人多地少，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不到5亩土地，同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数字是相当低的。就是同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相比，也下降了许多。农业合作化时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8亩左右土地。按照这个标准计算，目前全国的耕地只需两亿个农业劳动力就够了。如果考虑到机械化水平提高这个因素，农业战线劳动力的潜力就更大了。在不久的将来，全国将有一亿多到两亿农业劳动力从农田里解放出来。这么多剩余劳动力怎样才能得到妥善安置？怎样才能合理使用？这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村即将面临的重大课题。
于是，我将笔记本中的这一新闻素材摘了出来，写成一篇题为《要合理利用农业劳动力》的“记者来信”。《人民日报》刊登这封“记者来信”时加了一则“编后”，充分肯定徂徕村合理安排剩余劳动力的经验。1978年我写的《从十二斤七两到一百零八斤》，也是利用翻检笔记本时发现的新闻素材写成的。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仅要善于搜集丰富的新闻素材，而且要珍惜每一个有报道价值的新闻素材，及时把它转化成新闻题材，不要让水灵灵的新闻素材变成枯萎的
“花”。
二、许多新闻素材可以用作背景材料，使新闻报道有纵深感
1983年夏天，我到沂蒙山区采访，写了一篇题为《眼界与财富》的“沂蒙山书简”，想反映沂蒙山区领导干部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经历的“三重境界”。从前，由于受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不少人一提起“农业”就是“粮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抓了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眼界稍微开阔了一点，把公式改为农业等于粮食加经济作物。但是，他们仍旧是在“二亩三分地”上打主意。直到1983年，干部的眼界才开始超出耕地的范围，逐步认识到山、水、田、土都是宝贵财富。
为了揭示这一深刻变化，我选择了两个典型事例：一个是酸枣；一个是白莲。沂蒙山有许多酸枣林。扁圆形的酸枣仁是性质平和的安神药，有滋养强壮功效，有助于医治失眠、健忘、心悸、头晕等症。可是前些年，许多社员把酸枣树砍下来编织自留地的篱笆，有的把它连根拔掉，晒干了当柴烧。近两年的情况不同了，蒙阴县人民政府接连下达了《关于保护酸枣资源的通知》和《关于加速发展酸枣生产的通知》，有的县还专门召开了发展酸枣生产会议，研究保护酸枣资源、发展酸枣生产的具体措施。一两年工夫，日渐稀疏的酸枣林又繁茂起来了。我来到蒙阴县小山口大队，只见一道道的堰上全都长着嫩绿的酸枣树。我问一位社员，全村有多少酸枣树？他说数不清。一位大队干部告诉我，一斤酸枣核可以卖一元钱，估计1983年酸枣核收入抵得上1978年全大队社员集体分配收入的总和。
在苍山县，我参观了姚庄大队的火石岭。这道岭如同它的名字，被“烧”得光秃秃的。岭脚下有一棵刺槐，大队党支部书记姚恒忠告诉我，他7岁放牛时这棵树好像就这么粗，如今他49岁了，树还是这么粗。由于土地贫瘠，这个大队不纳税，不完粮，碌碡一停，就得吃统销。1975年，姚庄大队社员曾经想把火石岭改造成苹果园。他们挖了1 500个树坑，谁知火石岭土质坚硬，滴水不漏，太阳一晒，坑里的积水发烫，改造计划落了空。从此，在姚庄人眼里，火石岭成了地地道道的“废物”。
可是，随着人们眼界的不断开阔，像火石岭这样的“废物”也开始向人们献宝了。就在改造火石岭的计划失败以后，村里的20多户社员利用废弃的苹果树坑试种莲藕。一米见方的小坑，竟能收获十斤小白莲。群众的实践牵动了党支部书记的心。他想：莲藕“不怕天涝，就怕地涝”。火石岭不漏水，不会发生地捞，只要引来客水，火石岭是种莲藕的好地方。他们说干就干，1982年农历十二月，全村老少齐动手，在火石岭上挖成了400多个4米宽、6米长、90厘米深的藕池，池子里垫上熟土，掺上粪，从岭下扬水入池。1983年清明节前种下藕芽，大都是当地的优良品种“小白莲”，一藕三节，色白质细，吃到嘴里没有渣子。
我冒雨登上火石岭，看到一方连一方新挖的藕池中，鲜嫩的小荷叶漂浮在水面上，一派生机。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最好七八月份来，那时火石岭上荷花开，比现在更好看！”
酸枣核和小白莲，引起我的许多联想。我觉得这两件事虽然不大，但它足以说明沂蒙山区干部群众对自然界的认识比从前大大前进了一步。
然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他们并不了解沂蒙山区的过去。如果稿子里只讲现在，他们很难看出人们思想境界的变化。没有变化，写出来的只能是静止的、平面的、表面的东西，读者很难有深刻的感受。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变化，我翻阅了前些年到沂蒙山区采访时记的笔记，发现了一个可以用作背景的新闻素材：
1977年冬天，我到沂源县张庄大队访问一等残废军人朱彦富。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采访任务完成以后，大队保管员用独轮手推车推着铺盖送我。20里山路，我们边走边聊。我问：“队里一年能分多少钱？”他说：“不大分钱。”我说：“那你打油买火的钱从哪里来？”腼腆的老保管低着头，好大一阵才说：“我有私字。”经再三盘问他才告诉我，他在家门口的地堰上栽了10棵花椒树，有粪就上，就尿就浇，一年能换回300多元。
听了老保管的话，我的心颤动了：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可在这消息闭塞的沂蒙山区，“靠山吃山”仍然像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回到县城，我把老保管种花椒的事告诉了县里的干部。我说：“10棵花椒树一年收入300元，一道地堰的收入能顶1 000多斤粮食。沂蒙山区层峦叠嶂，沟壑纵横，要是荒山荒坡全利用起来，该创造出多少财富啊！”县里的同志说：“难啊！山里的干部，谁还不知道山是宝？可是，上级只认粮食。亩产过了‘江’（‘江’指长江，过了‘江’就是亩产超过800斤），开会坐头排，又发奖旗又提拔。‘指标’压着头，谁还有心思在‘山’上做文章？”
我把六年前积累的这一生活素材原封不动地用到“书简”的开头。有了这一背景材料，这篇通讯就有了立体感和纵深感，比只写“酸枣核”和“小白莲”深刻得多。
我们常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比较，有“纵的比较”，也有“横的比较”。“横的比较”是甲事物同乙事物的比较；“纵的比较”是现在同过去的比较。记者笔记本里积存的大量新闻素材，是进行纵横比较的好材料。
三、大量的新闻素材可以作为生活积累，帮助记者捕捉和深化主题
马克思说：“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丰富的生活积累可以促使我们孕育出较好的新闻主题。
1979年夏天，我到被誉为西瓜之乡的德州市五二大队瓜棚采访，写了一篇题为《只要政策不多变，往后城里人想吃啥都有》的访问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