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李鸿章持续记录着他对不同主题的各种看法。如果将他的文章悉数译出，尽管涉及各不相同的内容，但还是可以按年代顺序关联起来。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主题里，李鸿章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无疑是最有趣的一个。
正如在本书的前言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从译者手中接到了大量的资料，加以精心挑选，再以不同的章节和标题呈现出来。这个方式是非常适用的，这样一来，读者可以通过各个主题，对他做全面的了解。
然而，有一些宏大的论题，篇目冗长，且分别出现在日记的诸多条目中，或者出现在毫不相关的其他卷宗里。光光单个论题，都可以集结出版。例如，据权威估算，关于慈禧太后和宫廷生活的文字，译成英文后要有五十万字之多。有关外国人、传教士和基督教的论题，也在资料中反复出现。李鸿章要么把所有的外国人当成基督徒，要么把所有的基督徒视为外国人。这位总督似乎从不厌倦地写作这些论题，因此，我们精选的内容只占回忆录众多条目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所提出来的内容极为严格谨慎，力图把李鸿章对于外国人和基督教的看法体现清楚。在这个五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他的看法是不断改变并改进的。
1849年，李鸿章在北京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第一次在他的文章中提及了基督教：
“我想，如果我能在我的书或者文章里，把洋鬼子们信奉的诸神真相和虚假的上帝告诉国人。这将是一件多么高尚和光荣的事情。同时，也会让我们冥冥中的圣贤们和列祖列宗倍感欣慰。我可以确凿无误地掌握相关信息，向国人揭露这些骗子令人蒙羞的真面目。至少让南方那些愚昧的底层苦力们明白。他们已经沉沦于这些黑袍人的亵渎言论当中，中蛊太深了。”
“这些洋鬼子到我们中国来，并没有做任何的好事。他们举起双手，高声布道，声称他们是为中国人自身的利益而来。但是我听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为外国那些别有用心的机构所雇佣。他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暗中监视我们的政府。”
“我听说，很多年来，一些黑袍人在我国西部传播他们邪恶的教义，公然挑衅玉皇大帝和众神。这些黑袍人属于洋鬼子的某一个教派。我听说他们分为很多教派，都为同一个被称为‘天父’的神灵而布道。这些教派彼此间相互憎恨。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位天父，他是不会为自己有这样的徒子徒孙而感到骄傲的。因为他们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的教义说，天父让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为了人类犯下的罪恶而赎罪献身——未料世间竟然有如此荒唐的教义！即使他们的教义听起来如此荒唐，我作为有头脑的人，也禁不住对之认真思辨一番：若说天父之子的到来是为善良的人献身，听来也似乎合乎情理。但如果神是至善的，也希望人们好，难道他会允许自己的家人为了那些罪犯而像一个罪犯那些死去吗？很久以前，一直有人暗示我，大多数的洋鬼子其实是疯子。现在，我开始相信了。奇怪的是他们竟有何种本事，怎能从我们古老的宗教和哲学中带走如此之多的信众？我无法理解，但是我坚信这种宗教狂热很快会消失殆尽。”
1849年，他又写道：“秦翰林告诉我说，他听说在河南有几个洋鬼子疯狂传道。这些人来自法国，属于天主教派。这些锲而不舍的洋鬼子，到我们国家传教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甚至结成了团伙，成了很大的气候。他们的信众不断发展壮大，不但愚弄我们的人民，还试图愚弄我们的神灵！他们假扮成中国人，同时，又在不停地嘲笑中国人的宗教。”
“这些狂热分子有非常古怪的念头。他们说，越要尊重天父，就越要禁欲，不能娶妻，甚至连一个老婆都不能有。然而，他们又积极劝导人们早婚早育。这是些什么谬论？这些家伙要是死了，没有人去吊唁，没有人为他们守孝，没有人为他们上坟。但我好奇的是，这个教派的人都不结婚，哪里来补充新的传道人？或许，他们指望能从那些愚蠢的皈依者中，挑选出那些不结婚的人来传教。也许，他们是对的，他们能够成功，因为当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听信了黑袍人的谰言，他们当然心甘情愿照着他们指示的去做。”
“秦翰林曾写过一篇咨议递交都察院，并上书圣上，肃清这些西方来的黑袍人。但是监察御史回信说，朝廷是不会关注这些外国教派的，以免他们妄自尊大。此外，据说法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国，在亚洲的另外一端，而这些黑袍人其实全是法国政府官员假扮的。据说，他们并不靠百姓的贡奉为生，也没有自己的衙门和舒适的官邸。他们的寺庙，是一个高大方正的建筑物，外形很丑，但建得很牢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李鸿章似乎没有怎么再写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可是，在1854年，他又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显然，他还是那么憎恨基督教。当时，他正在中国中部的家乡——合肥操办团练。而刚刚兴起的太平军都自称基督教徒。他们正携带枪炮和刀剑，朝着两湖地区进军[4]。不过，太平军上下根本弄不清楚“基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也不会去实践哪怕是最为细微的一个小小教义。
“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敢起身反抗，把这股邪恶的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家？先前，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可恶的洋鬼子能够控制得了这么多的人。现在看来，在南方，成千上万的愚民甘愿听从洪秀全的驱使。洪秀全大胆地吸取了异域宗教的教义。他们不但在摧毁这个国家，而且把这些邪恶的信仰强加在各地人民的头上。如果传闻属实，还有成千上万的狂热分子，正准备从广东及其周围地区北上。”
“据可靠消息。这些长毛乱贼，在南京砍掉了成千人的头颅，割掉了上万人的耳朵。因为这些人没有及时信奉他们邪恶的信仰。这就是那些拜上帝会成员的恶行。他们竟敢擅自称这个国家为‘天国’。”
“我认为朝廷对这些狂徒的惩罚远不够严厉。当他们投降称悔时，把他们纳入大清帝国的军队是非常错误的。他们是永不会悔改的。这是一群疯狗！他们就像是从广州麻风病传道士们那里跑来的病老鼠那样，窜入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的所有洞穴，传播着可恶的病毒。所有赞同外国教义的人，都以各种方式帮助过这些掠食者。即使他们没有跟他们一起行军，也应该被处死。在这个季节里，要不是我风湿的老毛病又犯了，胳膊用不上力，我真愿意亲自去处死这些歹徒。不过，我为抵抗太平军的爱国仁人志士们筹集财物。当中原的沃土不断被这些掠食者毁灭之后，如何战胜他们，将是越来越艰巨的任务。”
有关于这段光阴，李鸿章用诗歌的形式写道：
It is truly the greatest sacred duty
Of all patriotic sons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all who bow to the mighty Throne，—
The glorious seat of ten thousand years，—
To strike to the black heart
The Long-Haired bandits；
And to let out their vitals upon the earth，
That the swine of our gutters
And the fowls of the barnyards
And the mongrel curs of the alleys
MSy lick up their blood and gnaw their bones.
These fierce Long-Hairs are wild in their heads.
They have crazy notions of Heaven.
They have a new god
And his Elder Brother
Whom they follow to deeds of darkness.
They have forsaken all our sacred gods，
And spat upon the images，
And upon the graves of our ancestors.
They are dogs of low order.
Devils of blackest darkness，
Lepers of the foulest ills，
Serpents with marks of the pox，
Fowl that limp with gangrene！
They are not men at all in human shape，
Nor in their minds—for such are gone；
Nor in their new speech，
For they ape the tones of the foreign masters
And talk loud, like barking dogs at night.
Let them be given no quarter！
It is a great work and blessing
To pluck out their lying tongues，
To burn deep the sockets of their eyes，
To rip open their vile bellies，
To rub salt into many cuts，
To trim close their ears，
To draw forth the nails，
To bury deep whilst yet alive.
To use the pole upon their skulls.
Oh！all patriotic sons of the Middle Kingdom，
Drive these rank fiends
Into the salty sea.
Or make their rotting bones
Manure the land
时艰知巨责，蛮夷引祸多。
家邦虽荣光，基业耀万年。
奈何长毛乱，禽兽乱纲常。
喋血害人伦，犬食陌中骨。
野匪蓬长发，尊天迷邪帝。
天兄作鬼魅，晦暗恒无际。
背弃圣人教，惨绝掘祖坟。
如恶犬横行，魍魉传鬼声。
虫豸布瘟疫，蛇蝎染腐疽。
不复有人形，良知俱成灰。
高亢随夷狄，吠吠不可止。
毒舌播谬种，癫狂乱中华。
余愿兴义兵，斩尽此罗刹。
剥舌坠九重，尸骨扬于野。
只手造玄黄，孝义定中原。
兴起沧海水，涤尽腐与恶。
1865年，在清军收复南京和太平军全线崩溃两年后，李鸿章在苏州城里如是写道：
“一个人面对一个问题，应该持续地严肃思考，深思熟虑，最后做出决定。我探寻太平天国本质时，这一个观点尤为显著。在那个漫长而艰苦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坚信沿海地区的洋人，特别是上海、香港和广州的洋人，对此次长毛叛乱应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我现在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当时的想法和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我是通过许多方式得出这一结论的。特别是收复南京后，我还记得‘常胜军’参将戈登将军不止一次试图向我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但是，我没有任何耐心去倾听。我对基督教这个名词充满了憎恨。因为，我听到太多让我憎恨它的口舌。”
“戈登当时想让我明白，世界上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同情长毛军的作为。为了证实自己的所说的话，他提供了部分的证据。他坦陈，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基督教国家，却在第一时间内给予大清国政府充分的援助，帮助我们一起镇压叛乱。我清楚地记得戈登的原话——当然是被翻译过来的，因为戈登的中文讲得很不流利。但是事有凑巧，当时，程学启[5]将军正向我控告戈登，说他和太平军的五王有联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是否该信任他。因为这种情况，我就越来越怀疑他所说的话是否属实。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基督徒在努力帮助另一批基督徒。后来，我知道自己是完全错了，这么看，对于如此优秀且忠诚的戈登将军是多么地不公平啊！”
“但自从我当上总督以后，和平盛世给予我多年来无法享受的很多东西。我开始趁机仔细研究洪秀全的领兵之道和所谓的‘天启’之道[6]。结果我发现，就像我本人和鞑靼人毫不相干一样，太平军的领导者们与基督教徒相差甚远。洪秀全与他的追随者根本不知道西方真正的教徒们是如何在和平状态之中生活的，如何在战场上战斗的，甚至我还见过最初给洪秀全传福音的洋鬼子教士的弟弟。他告诉我，他的教士兄长并没有鼓励洪秀全和其他追随者研究基督教的典籍。”
“然而，长毛贼的猖狂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的邪教四处宣扬，鼓动了四个省份几十万的信徒。每次行军打仗掠夺时，他们都会念着洋鬼子神的名字，希望上帝保佑他们打胜仗，并招募到更多的新兵。在初期，他们很成功。无数人相信洪秀全是上天派来的救世主。连我都误以为真，相信他们如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一群真正的基督教徒，所谓的天父和天兄（即上帝和耶稣基督）在给予他们无限的帮助和鼓励。不过，让我相信神灵遗弃了中原之地，不再保护朝廷，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随着叛军的节节胜利，我先前坚定的信念一点点地发生了动摇。甚至，暗自责备我们杰出的先祖们，疑惑他们是否还在保佑膜拜他们的人。于是，日复一日，我更加憎恨这个外国宗教。特别是长毛贼横扫环宇，并得以集结出更加庞大的军队时，我这种憎恨之情尤为强烈，觉得基督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灾祸都可恶。我们向上天祈祷，希望太平军能全部被剿灭，还希望那些基督教国家统统都被地震、山崩和可怕的瘟疫给毁灭，最好无一人能得以幸存。”
“但是通过研究学习，我学到很多东西。首先，我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在没有长期勤勉研究之前，不要轻易对任何事情急于定论。遗忘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当一个人对某个问题寻求一个公正明确的见解时，你应该当以前什么都不知道那般，仔细地去审视它。当脑海中同时出现事实与理论时，你最好首先抓住事实，而不是理论，因为理论如日月的变化那样，随着情况而变化。你要像法官审视犯人那样，找出事物的真相和实质，而不受多余芜杂的事物干扰。”
“自从担任高职以来，我和洋人接触的机会要比生平任何时候都多。事实上，我已经不能确定，他们比我们的同胞更会用阴谋诡计来捉弄我。但是，洋人的骄横确实盖过了他们的诚实。据我了解，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臣民在亚洲人面前会表现出优越感。因此，在他们自己出生地没有半点犹豫会奉行的礼节，在自己国家之外的地方，他们会疏于去做。”
“我不能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出任何的道德来，相反，他们只是试图给他们眼中的弱国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我听说，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香港和澳门的洋人，肯背井离乡，是因为他们欠下了一大笔的债务。要么还不起，要么不愿意还。然而，同样是这群洋人，当他们在亚洲的某个港口安居下来，如果他们的仆人不及时把每个月应得的酬劳领走，他们会非常生气——我不相信他们会真的生气，至少真的非常生气。因为那样毫无道理。干完了活的人，哪个不急于得到报酬？难道洋人为他们保管一两天会有什么损失？假如能保管上两个月或者两年，那么利息岂不是很可观？”
“自从我身居要职以来，到上海来的英国官员给我留下了最好的印象。我很希望自己能讲他们的语言。有些英国人的汉语说的很流利；还有一两人的秘书，居然会写中文，写得也很不错。他们已经在我国沿海生活好多年了。”
“所有这些洋人都告诉我，太平天国的覆灭，所有的外国基督徒们都很高兴。但是我找了一些英国报刊文章翻译了来看，好像编辑们对长毛贼的最终覆灭的遭遇非常难过，好似他们自己要死去了一样。而且，我发现几乎每一个洋人的聚集地，都因为我在苏州处死太平军的降将而严厉指责我，称我为‘黄种野蛮人’。我不再打算回应这些外人无耻的攻击。我想说明的是，事实上，我并没有下令处决这些降将，不过，即使真是我做的，我也不会痛心与后悔。因为他们死有余辜，消息传到京城，圣上龙颜大悦，太后也大喜。我是精忠报国。如果戈登将军在拜会时，擅自对那些太平军将领许诺过什么，那么他的做法早已经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
1870年6月，北京的清廷让李鸿章起身北上，准备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如是写道：
“对于这次宣召，我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我对现在的职位很满意，在此活得很舒心。但是现在的直隶省里，有着大清帝国最棘手的地方事务，还要考虑如何去对付洋人。不过，另一方面，我也很高兴朝廷对我的信任。他们相信我有能力摆平这些问题。”
“即使是与我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也不会诬陷我是洋人的知心朋友。无论是那些强迫我们与之贸易的洋人，还是那些把他们的宗教硬塞进我们头脑里的洋人，都不会是我的朋友。可是，通过签订和约，我们已经准许他们在中国传教。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牧师，试图真诚地告诉我们何为最美好的生活方式，何为最幸福的死亡方式。而我国那些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儒士，一定会非常不快。但是，洋人们却已经凭借武力，把文化的楔子打进了中国。和约已成，现在吵嚷着反对曾经应允的事情，为时已晚。我们一旦打开了大门，羊群们就蜂拥而入。现在的情况是，那些牧人[7]是绝对不会同意收回他的饥饿羊群，更不会放弃中国这个草肥水美的牧场。尽管我们很厌恶这种情况，但是假如我们真正地把中国的利益放在心里，就不要反对洋人的到来。不管他们是商人、传教士还是其他什么人。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注定是要来的，不管是骑着马、扛着刺刀，还是坐在军舰或者大炮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现实。”
“不久之前，直隶省某些阶层的民众发生了骚乱。他们反对法国的神父和修女。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机构的所有成员。朝廷只是希望这一切能立即中止。我感到非常荣幸，朝廷认为我是解决问题，实现朝廷愿望的最佳人选。我就任后，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参与骚乱的人的。如果这些人当中也有洋人，无论是神父还是妓女，不管他是传教士还是鸦片贩子，都不会受到我的庇护。我的队伍已磨刀霍霍，将毫不手软。”
“上次见到曾国藩大人时，我们就这个话题深入探讨了足足几个小时——除非找到一种如快刀斩乱麻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否则，它就会像一把匕首那样随时可以刺进我们国家的身体。和我一样，恩师在过去的五六年时间内，改变了对基督教文化的看法，不再憎恨基督徒了。他告诉我，有些日子，他曾想上奏朝廷，请求颁发一道上谕，充分接受各行各业的洋人。我告诉他，如果他的这一愿望非常强烈，我愿和他联名上奏。”
“6月12日——尽管民众可能无法理解我的行为，我还是要写一篇奏折，为洋人争取到在中国的合法居住权，让他们在不被侮辱和骚扰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事务。我希望尽快完成这篇奏折，并交给曾国藩大人，因为他很快就要面见老佛爷。他也许有机会把这篇文章留在宫中，让太后私下审阅。如果朝廷批准，我会自费印刷几千份，在所有省份去传播。目前，我想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百姓和洋人谋求双赢的最大利益。”
在随后几星期的一篇日记中，李鸿章提及他为洋人请愿的那篇奏折还没有完成：
“我希望尽快面奏太后，征求她的同意，对于把这件大事，我把自己的看法全写下来。”
“6月23日，天津总督衙门，这个城市的暴徒们遵循着自己可恶的理念，又一次在世界面前出丑，使得朝廷蒙羞。这些煽动或参与暴行的无知恶魔，不要以为他们能够逃避惩罚。我会彻查此事，任何与两天前屠杀案相关的人等，都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6月24日——今天早些时候，法国领事前来拜会我，并递交给我驻北京的法国公使所写的一张纸条。他询问我，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惩罚那些参与袭击领事、天主教神父、修女和皈依者的暴徒。”
“这就是外国外交官员在中国蛮横行事的风格：一家英国商店的窗户被闹事者砸碎了，领事或公使就会到衙门询问我们该怎么处理；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在市井上与一群无知小民吵架，我们官员甚至还没有听说这事，法国的领事或公使就向总督挥舞着拳头抗议；一个红脸蛋的德国胖子，满肚子烈性啤酒，浑身散发着浓重的奶油味，跌进阴沟里，摔断一条腿。路人走过来，扶他站起来，他却认为人家要抢劫，便掏出了左轮手枪，开枪打伤了一个当地人，伤者的朋友向他扔石块，划破了这个德国胖子的红脸蛋。他的领事和公使就会立即前来，大声叫嚷，敲打衙门的大门，说‘德国的旗帜被玷污’了，要求给他们‘公道’。”
“——就因为这是在中国！如果同样的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遇到了同样的什么麻烦，能有一个警察或者治安官把他的情况记录在案，他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是因为在中国，他们就期望整个政府机器能够使那些‘黄种野蛮人’就范。”
“当然，我举出这些例子，并不是为了拿它们和眼下这桩可恶的暴行相提并论。在天津和北京的每一个外国情报人员，包括法国公使和领事都知道，我对于违法的行为向来严惩不贷，特别是针对洋人的恶性暴力事件。可是法国公使和领事还敦促我，问该怎么去办。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
“我对那个法国官员说：‘领事先生，请原谅我的缄默。但是如果阁下能屈尊到监狱去打听的话，你就知道我为这件事做了什么。如果阁下随便找任何一个这城里的人去打听，你就会知道，有三千名士兵正在全城大搜查。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直到把所有的嫌疑犯都带到官府里来。’”
“尽管我只是向他透露了他已经知道的消息，我的答复却让这位法国领事非常满意。他也只是向我强调自己作为法兰西帝国代表的重要性。而他却忘记了我实际上管理了相当于法国巴黎城市人口二十倍的地区。而领事先生自己站在巴黎街头，估计无人认识他。”
“（没有日期）——处决暴乱元凶的日子定下来了。而法国和俄国的大使都要求延期斩首。他们渴望能到现场看看，确切地说，他们渴望亲眼看到那些罪犯的头被砍下来，死在他们的面前。”
“这是洋人们另一个令人生厌的特性。今天他们写来的这些信，令我非常生气。也许，他们认为我的这些反对暴行的言行，只是为了制造震慑气氛。但是如果他们能体察事实的话，其实应该知道，我比北京或者天津所有的外国政府代表们更急于处理掉这些恶棍。这不只是为了复仇或者为了补偿那些被夺去生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也是为了大清帝国的利益考虑，必须对所有的罪犯实施雷厉风行的惩罚。如果我的儿子或者女儿在欧洲或者美国无辜被杀，我相信外国当局也会查办此事，把凶手或者凶手们绳之以法。只要我担任一天的直隶总督，直隶省都会这样依法办事。”
“当然，大多数中国人或许认为，如若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希望跑到国外去，并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她就活该被暴徒杀死，或者，活该有其他什么致命的灾祸降临到她身上。但是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基督教国家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杀死那些修女对她们有好处，因为她们既没有丈夫，看起来也吃不了什么东西。总的来说，对世界没坏处——法国领事则说，这些修女在法国基本上都被看成伟大的圣人。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她们只是些平庸、勤劳的女人，照顾着很多的孩子（很可惜的是，这些孩子没有在婴儿的时候就死去）。而一群狂热分子，却把她们看成是圣徒和不朽的祖先。据我对法国人性格的了解，他们会派舰队和陆军来，杀死所有拦路的中国人。法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履行他们所宣称的那些个教义的，也不明白他们不惜去维护的道义究竟是什么？凭什么值得为这些修女们大动干戈？”
“6月21日——处决杀害法国领事馆官员和基督徒的罪犯的日期，再一次被推迟。这一次是应俄国公使的要求。然而，外交部门不断从巴黎和圣彼得堡接到消息，说他们的政府已经对拖延惩罚这些暴徒很不满意了。这是什么意思？俄国和法国是不是想找借口与大清国开战？”
“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提醒我，如果法国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普鲁士的争霸上，很可能会向我们宣战。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我听说，北京的总理衙门也从另外的一个渠道得到了一份报告。如果是这样，那么，错误完全在法国一方。如果没有法国公使的要求，暴乱分子早在几天前就被处决了。这件事非常奇怪，而且根本不应该发生。”
“公使亲自向我保证，他对我在整件事上的态度十分满意，但与此同时，他也对所谓大清政府的漠然态度抱怨了几句。我向他解释，太后、皇上还有衙门与惩治暴徒无关，这件事由我全权负责，如果没有公使馆的干预，我保证用最可靠最迅捷的办法将全部罪犯捉拿归案。我希望公使确定一个明确的处决的日期，但他拒绝了。”
“7月25日——我认为那些谎话连篇、态度轻率的官员是此次排外暴乱事件的主导因素。过去，我一直愿意相信，绝大多数的大清官员都是极力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的。但是，通过调查这起可怕的杀害如此之多外国官员和教会工作人员的暴乱案件，再考虑到最近发生的其他一些暴乱，我确信那些见识浅薄，心慈手软的地方官员应该负主要责任。”
“我知道这么做，一定会在全国树敌，少说有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但是下次面见太后时，我依然要力劝她颁布一道上谕（只要我敢于这样坚持下去），命令府县官员负责保护基督徒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损失的，要么偿命，要么还钱。如果这条法令颁布下去，传教团就会少受到攻击，传教士们就能畅通无阻地追求自己的天职。”
“7月27日——曾国藩大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免除了所有近来引发暴乱的神父和修女的罪责。他严厉地谴责了疯狂的暴乱行为，并宣布圣上代表所有的臣民极力抵制这种行为，并希望对肇事者实施应有的处罚。”
“我很高兴曾国藩大人会有这样的举措，更让我欣喜的是，得知皇上和太后支持我采取严厉的措施，镇压那些无法无天的反对基督教的暴徒。必要时，我将对其采取更加猛烈的打击。”
“我决心终止直隶省的动荡，如果有必要，凡是我在任的每一个星期，我会亲自去北京、保定府和天津拜访文武官员。如果这些不可饶恕的可恶袭击事件持续发生，整个世界会真的认为我们是一个黄种野蛮人的国家。我肯定会奏请朝廷颁布一道法令。同时，我会让我管辖的直隶省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外国的商人，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安心地居住。”
“8月23日——今天闻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8]，心如刀绞。他是一位令我感到自豪的朋友。可恶的暴徒！可惜啊！但愿行刺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仅仅被处死，如果祖先有灵的话，一定要将他们的灵魂撕成碎片。”
“也许我的一些敌人会认为，马总督之死是我的前车之鉴。因为他一直对洋人和他们的宗教表示好感。毫无疑问，就是因为这种感情，他才在权力和事业的巅峰期横遭杀身之祸。光荣啊！他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思想的自由和心灵的豁达。我想知道，洋人们是否会真的对这种因他们而起的牺牲而心存感激？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的。”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行为，更不要说我的想法和感情会受到两江总督遇刺的影响，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我李鸿章！相反，我将比任何时期都更严厉地处置直隶的暴徒。如果朝廷不干预的话，我会把这些闹事者和凶恶的罪犯赶出我的地界。”
“光荣的马新贻总督！他为中国而死！在西方上帝的眼中，他也是中国的殉道者！”
“8月25日——整夜都梦着死去的两江总督，看见他冰冷的尸体在杀手的手里。何时我像今天这样难过过呢？我甚至拒绝接见俄国的公使代表。”
“9月4日——军机处问我待斩的暴徒人数能否适量地减少。这种干涉像公使馆的干涉一样糟糕，甚至更糟。我回答说，绝不可能为任何一个犯人开脱，更何况我还在努力增加人数。军机处和其他高官忙着准备他们自己的事情，需要付给的赔偿金。而我来具体负责这些刁滑、愚顽的无赖，这样最好不过了！”
“9月5日——一共有十九名死刑犯，我赦免了其中一人的死罪。他是一个愚昧低贱的人，对他来说，死去比活着更幸福快乐。但今天上午，我允许他把他自己的故事讲述一遍。他被带到了我的面前。陪同前来的还有一名法国神父。发生天津教案时，他很幸运地在通州。这个犯人解释说，他一直为一个仁慈孤儿院工作，并没有参与最初的暴乱。但是那些暴徒威胁他，如果不参加这场疯狂而残忍的暴乱，他们就杀了他。”
“我问他：‘你杀人放火了吗？’”
“没有，大人，我没有。我很快就逃走了，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我在老城的老家。”
“我继续问他，是不是改信基督教了。”
“哦，没有，大人，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听到他这么回答，神父用责备的眼神看着这个家伙。对他说，他知道他在撒谎，他怎么能够否认自己的信仰呢？他应该愿意为之而死。接着这个低贱的草民自觉羞愧，告诉我，他确实是一个教徒。”
“嗯，你知道承认了就好，我告诉他，因为我不希望被人指责谋杀了一名基督徒，哪怕你是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坏蛋，所以，我要免去你的杀头之罪，但是你将永远被驱逐出直隶和周边的省份。我希望你去一个基督徒的国家生活，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会马上找出理由杀死你。”
“然后，这个低贱的草民乞求我维持原判，那个神父则说他不在乎怎么判。我把这个懦夫骗子撵走了，下令他不许在沿海地区停留。这种撒谎成性的人当刀子架在他脖子上，嗓子眼里都会有一个魔鬼在说谎。如果杀了他，刀锋会钝，那一损失，要比他一条贱命大多了。”
9月1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针对好几个月前发生的天津教案做了最后一次评论。这起事件差点儿引起了中法战争。幸好，处理结果令法国政府满意。年底，法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用法兰西共和国公使的话说，这是一份“圣诞节和平礼物”。
李鸿章总督写道：“信仰基督教的公使、神父、仁慈堂的修女们宣扬和平友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传教工作来证实了其真诚的意愿，为教徒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事情进展得不够如意，他们从不直接找衙门控诉。如果他们在小村子里遇到麻烦，他们不去找村长，也不去找知县，知府，巡抚或者总督，他们会直接找领事诉苦，领事再找公使。我本人于公于私，对于能当上公使的洋人都很是尊重，因为他们往往都是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会把麻烦直接汇报给他们的政府，而且常常事先不通知我们。于是，外国媒体登出最新消息说‘中国人向基督徒施暴’。看到消息的所有人都会以为，我们整个中国都在武装起来对抗他们外国人。两三个市井无赖或者几十个自以为爱国的暴徒，就能败坏了整个国家的名声。上到朝廷，下到黎民百姓，都会诅咒他们！”
“我不厌其烦地向教士们建议，当他们遇到各种性质的麻烦时，最好的解决途径就是报官。其实很简单，他们只需和当地衙门的官员认识，并相信衙门的官员会给予他们全面的保护，免遭暴力。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当地官员、知县或者知府的真诚和可靠，可以直接要求巡抚或总督来保护他们。巡抚和总督也许并不比那些知县和知府更赞赏这些传教士或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害怕丢了官位，而且通常这些人更聪慧，更开明。”
“今天，我目睹了那些杀害法国外交官和仁慈堂修女的人被处决。我很高兴，如此悲惨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外国政府代表们也悉数到场。我相信他们都很满意。十六颗人头落地，其余的三十三人正在被流放途中。”
“我问法国公使是否满意？”
“是的，非常满意。”他反问道，“那么大人您呢？”
“我告诉他，在某种意义上，我相当满意，但是直隶省内，还有许多死硬的人，伸着脖子，他们都需要沉重的剃刀去修理一下。说这句话时，我也想起了马总督。”
1886年2月17日，李鸿章写了这样一篇日记：
“我越来越肯定，基督教本身并不可恨，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憎恨洋鬼子，是因为他们只是外国人。”
“在潜心研究思考西方宗教这么多年之后，我看不到它与我们的哲学有什么冲突。相反，孔子的思想和耶稣的教义都是建立在一个高尚的层面，都是为了对人类加以改良，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我知道：如果我恰好生在英国、法国或者美国，我会自称为基督教徒。因为基督教是那些国家的宗教，遵守教义的人可以免除生活中的麻烦，且受人尊敬。他们无需考虑孔子，因为他们不需要他和他的学说。同样换做中国，也是如此。我跟随着伟大的圣贤和智者，也不需要基督教，但是，不能只因为我自己没有感受到基督教的呼唤，就反对它。我相信有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从了解耶稣中获益，特别是当他们遇到麻烦，孔子的思想又不能解决的时候。”
“因此，我要总结一下当今最具才智的官员和文人的感受。从广州到北京，整个东部省份属于这个阶层的人，都持有类似的观点——我们不是因为宗教而憎恨洋人，而是另有原因。我们之所以害怕，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或者是他的信徒，而是担心他们可能威胁中国的政治和独立地位。”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暂且不论其他，有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明：在所有的外国人里，日本人是最让国人瞧不起的。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基督徒，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没有基督教国家的优点。正相反，日本人在宗教、哲学和伦理等方面和我们很相近。然而，我们仇恨他们，他们也看不起我们。尽管他们全盘吸收中国的艺术、文学和科学，而且他们一直假装比我们好很多。他们非但不感谢我们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反而会在我们这只鸿雁身上拔毛，从脖子拔到尾巴，假如有机会，他们会把中国当做一整只鸟吞咽下去。”
“了解了这些情况，仔细思考，非常感谢基督教国家在危难时刻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不得不说，我对于西方人很友好，无论他们来经商，还是来传教，或者根本不来。所有的国人都应该意识到，外国人都是一样的人，一些基督徒比某些道貌岸然的道教徒或者佛教徒更招人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