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曾国藩正是中国中部对抗太平军的团练武装——湘军和部分清军的统帅，如日中天。而李鸿章却籍籍无名，不过他聪颖过人。李父与曾国藩有同年之谊，故而李鸿章得以引起曾国藩的关注，并提携入幕。李鸿章从此踏入了军旅的行列。军人的职务和战争的生涯，最终让李鸿章接触到了查理·戈登将军。双方彼此信任，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在多年的戎马岁月中，李鸿章对此详加记述，积累了丰富的内容，足足可以编成一本书。
1855年，李鸿章三十五岁。尽管如此，他像一个少年一般热情洋溢地赞美着曾国藩：
“这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最高的赞美，也是对我在不同职位上所从事卑微工作的最高褒奖。我听说曾国藩大人已经决定将我招至麾下，帮他一起剿灭长毛逆贼。虽然不知道具体会授予什么样的职务，但不管是干什么，我都会尽力做好。我要战斗。战斗，只有战斗，可以平息我内心对这些粗野叛贼的憎恶。他们是一群强盗，在全国乱窜，竭尽全力去摧毁朝廷。他们会向北京进军，一举推翻神圣的朝廷。我们必须彻底铲除他们，把他们赶到海里，或者用他们的肉体去喂泥堆里的猪。”
“我父亲见过曾大人三次，他说曾大人是最近几个世纪来最伟大的学者。这是多么显赫的名声！曾大人博学多才，精通古典文学。同时，他又是一位明智的管理者和深谋远虑的战略家。这就是曾国藩大人，不愧为一时之豪杰——博学、贤明、严厉和勇敢！他的功绩从遥远的南方传到最北国，从西藏传到东海，令我称羡，一心想襄助曾大人建立功业。”
“我的家庭背景和曾大人的很相似的。但是我更应该在他面前表现出谦虚，不应该牵强附会。据说，曾国藩大人的家族是安徽和江苏两省最古老的世家之一，还有人说他有满族血统，因此颇受朝廷的厚爱与倚重。但据我后来得知，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一千多年来，曾大人[9]的祖上一直生活在湖南省乡间。”
“1855年——我昨晚和学生时代的三位老朋友一起吃饭。他们来到我的花厅（李鸿章指的是他在合肥担任副通判知幕时的办公室）参观。我很快看出，他们来的目的是拿我开心，妨碍我的工作。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很不对的，如果自己没正事可干，也不该去打搅别人去完成自己的志向。”
“阿平对我品头论足，说我衣服的质地很好，玉戒很沉。他说父亲这些日子比我读书那会对我宽松多了。我告诉阿平，我并不喜欢他的说话方式，因为他等于在暗指我不应该拿俸禄，或者直截了当地，我在混日子，拿着我不该拿的钱。”
“我的父亲和叔父对我，确实要比六七年前更慷慨了许多。需要时，我可以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大笔钱。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花钱的态度，而是因为他们现在知道，借给我的钱，很快就能被还清，而且带着很好的利息，而之前，他们是不敢确定的。”
“我的社会经验还不够丰富，但是我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信念：如果你拥有某个物品一定数量，人们会愿意帮助你好上加好，此所谓锦上添花；而假如你什么都没有，只有圣人才会馈赠你一些东西。这就是损不足而奉有余，人生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学生考试总是不及格，连一个秀才入第都考不中，我想，是不会有一个秀才或者进士，愿意陪他熬夜背书或者给他解释深奥难懂的典籍段落的。但如果他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所有有学问的人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越学越精，越来越好。”
“如果一个人身无分文，是一个沿街乞讨的要饭花子，很可能他一辈子都只能沦落成那个样子。因为除了和他一样的乞丐，他根本不会有其他任何朋友。当他想在寒夜里喝一碗热汤或者在过节时吃一些好吃的，那些乞丐朋友对他来说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个规则甚至也适用于家庭：假如一个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没有老婆，那个地方的姑娘就会认为，他要么娶不到一个老婆，要么认为他即使娶到家中也养不起。但是一旦这个男人结婚了，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很多女人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那个男人有地位的小妾。”
“阿平，阿三和何龄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当我在花厅工作时，我无意再让他们对我的工作说三道四。当他们拜访我的时候，通判知事大人恰好不在。如果他在的话，会立即阻止他们说笑的，命令他们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最终，通判大人还是听说了此事。从知府衙门回来后，他质问了我，问我是否把衙门当成了与朋友聚会的地方了，我惭愧不已，无言以对。顺带一说，这位知事对文学一无所知，但他是一个财政数算专家。在他的驱使下，本府大大小小的税官们忙个不停。他在任职期间，辖区内很少有偷税漏税的情况。除非是那些遭受太平军严重劫掠的地方。总督对那些地区考虑得很周到，很关照他们的疾苦，允许当地百姓免除税捐。”
“朋友们知道我入了行伍，要到军队中去任职，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嘲笑我之前宏伟的文学抱负。我曾说过，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写出一部经典史诗般的作品，使自己迈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行列。于是，他们逢人便讲我有怎样的抱负。甚至，曾国藩大人在与父亲的谈话中，也用诙谐的口吻调侃我，并问及，将来是要做一个怀抱词典的文官，还是做一个手持利剑的武将？哪个能干得更好？当然，他只是在开玩笑，我父亲也明白这一点。因为曾大人曾告诉父亲说，他第一次注意到了我的文学才能和造诣，是从那位知县大人的褒奖中听来的。后来，我给曾国藩大人写过一封自荐信，谋求军职。曾大人见信后，高度赞扬了我的书法——说实话，我的确在书法上狠下了一番功夫。见到恩师本人后，他说我的履历和成绩都不赖，他会把我安排在他的身边。如果，我确实笃实能干，他会栽培我，提拔我，委以重任。”
“所有人都知道一句俗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根据老祖宗的训诫，大事从小处做起。我为了一个最低下的差事，放弃了最崇高的职业理想。说白了，假如我在军队里不能当上大将，而最终只落得为可怜的那一点点军饷而打仗，会被人看不起。但我心意并非如此，我的本心中是不喜欢行伍的，也不想做一介武将。但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更何况军队现在急需人才。在行伍中，我依然可以独善其身，不放弃写诗作赋，坚持自己的文学梦。但如今这世道，哪里是一个写诗的时代？谁又有那份闲心去读我的诗呢？这片土地如今满目疮痍，处处刀光剑影，谁还有那份诗歌的浪漫？”
“因此，说我背弃了文学，改变了志向，这是不对的。曾国藩恩师岂非一代之鸿儒？他同样可以跃上马背，统帅千军万马。”
接下来的那些年头，李鸿章笔下的记录更加谨慎。日记主要记述了他自己如何一步步深得总督曾国藩大人的器重，从一个职位升到另一个职位。他的日记和备忘录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从军细节。所有的记录都表明，李鸿章由一个踌躇满志的少年逐步成长为一个笃实能干的官场大吏。从此，他将为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无尽的政治事务操劳一辈子。
在放弃了他的财务工作五年后，李鸿章仿佛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因为他在在八月份的一篇长文里这样写道：
“我被推选为很多部队的统领。这种荣耀是不可小视的。我麾下的部队最受曾大人青睐。最终促使他保举我督办江苏的军务。我并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就获得如此的升迁。不过细细想来，也并没有太大的意外。因为我的军队行事雷厉，总是赶在友军之前，像秋风吹稻草一样，赶走了那些长毛贼寇。”
“起初的那些日子，我觉得自己是绝不会喜欢上打仗的，更不会喜欢上血流成河的屠杀场面。但是军旅生涯令我的性格和态度渐渐改变了，有时候，我在犹豫自己是否会希望回到宁静而没有厮杀的文官差事上来。”
“只要这些乌合的狂妄之徒还在蹂躏这片土地，我就一定会坚守自己的阵地。他们到处传播邪说，组织拜上帝会，召集了几十万之众的皈依者。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对大清帝国的不忠。他们攻城略地，屠杀民众，摧毁城市，罪不可恕。但是他们烧杀抢掠，对渴望安居乐业的百姓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还强迫国人，无论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都要追随他们，一起尊崇天父和天兄（这帮无知的狂妄之徒，居然把耶稣基督称为‘天兄’）。不过，我们已经肃清了来自南方的太平军。令我倍感骄傲的是，只要我一声令下，成百上千颗太平军人头就会落地。”
“我进军浙江时，一些浙江的屠夫告诉我，因为太平军的劫掠，附近已经无肉可卖。现在，他们囤积的肉，还不够大军吃一顿。他们问我是否可以杀死狱中的一些太平军囚犯来吃。我告诉他们，我会命令手下的都统督办此事。能补充城市的肉食供应，这不是个不坏的主意。”
“太平军控制下的南京，也是如此。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此地，摧毁边远的城郊，肆意屠戮百姓。城墙被攻破后，长毛贼如凶猛的魔鬼一般涌入城市，四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些人全都是些流氓地痞，凶神恶煞。他们分布在广州到长江汉口在内的广大地区。好几万人高举着天国的旗帜，所到之处，城毁人亡。”
“尽管他们自封很高的头衔，举行很多煞有其事的敬天仪式，但是依旧改变不了这一群乌合之众的本质。他们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性可言，他们的领袖洪秀全和军师冯云山不光光在邪教信仰上，而且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毫无理智可言。他们很快发现自己被围困在南京城内——他们吐着长舌，急切地想喝水。因为缺少食物，他们的胃就像空瘪瘪的猪膀胱一样枯瘦。”
“他们不敢出城，在长江沿岸打仗。不！他们也不愿意投降，接受曾大人的招安。不！他们宁愿一大批人抱团，待在南京城内，直到瘟疫把他们统统消灭，一船一船地运走。而城内，对大清王朝忠诚的臣民每天也会死很多人，很多的尸体被堆在肉摊上叫卖。”
“我手下的官兵不断向我汇报南蛮长毛贼的暴行。我也亲眼目睹了一些事实。如果我母亲只是间接听人说起，或是在书中读到此事，她是不会相信的。但是，她和父亲也曾亲眼目睹了太平军的烧杀抢掠。我们家的宅院——那个我出生的地方，以及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夫人生活着的地方，大部分已经像一堆稻草一样，被这些强盗放火焚毁干净了。那个地区，成百上千的房屋遭受到了同样的厄运。老百姓成批被屠杀。所以，我对这些把死人尸体和活人都堆在一起焚烧的疯子，对这些长毛逆贼，下什么样的命令来惩罚都算不上过分。我无法原谅他们的罪孽，无法对他们滔天的罪孽和嗜血杀戮视而不见。我请求列祖列宗让我把他们全部赶走，赶尽杀绝，全部丢到海里去。”
“1859年12月12日——今天，有人向我汇报，说我的同窗阿平在一次口角中，被人杀死在城郊。听闻此事，我非常难过。好像有谁说过，阿平要准备投降太平军。他跟几个士兵开了句玩笑，或者说了点风凉话。士兵就把他和他的兄弟杀死，挂在了大桥上。那些士兵的名字被报到了我手头上。我命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的方式处死了他们。值此战时，我不愿失去任何一个好士兵。但是这两三人，想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多或少，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的。”
“1860年4月16日——夫人又给我生了个男孩，我很高兴。我希望他将来能有所成就，成为一个伟丈夫和封疆大吏。”
“1860年6月16日——太平军的头领们想谋杀我。他们在太仓谋杀了我一位高尚的兄弟。但是，我血管里有足够多的鲜血，大脑有足够的智慧，足以去打败太平军的叛乱和他们的头领。”
同一年的同一个月，李鸿章首次提到了“常胜军”的名字。来自英国军队的查理·戈登后来成为了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他带领着“常胜军”在浙江和江西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将太平军的力量全部瓦解了。清政府也逐步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与此同时，李鸿章得以擢升，督办大清帝国两省的军务，并代办两江总督。不久，在曾国藩的极力保举下，北京朝廷颁发圣旨，李鸿章正式出任两江总督。
他写道：“我从不以为，鼓励洋人干涉朝廷内政是好事。如果我现在有足够的权力，调动足够多的兵马，能尽快肃清太平军，我也不会奏请朝廷允许英法出兵镇压太平军。但是，恩师曾国藩大人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君子，他是此政策最强有力的拥护者。所以，我不会去批评。他认为最适合的办法，就是全力以赴去肃清长毛，丝毫不要动摇。曾国藩大人说过，洋人的问题是，至少在宗教上，他们要为叛贼负责。所以，用他们的士兵和海军去为平叛作出一些牺牲也是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同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给予洋鬼子们经常参与解决类似麻烦的机会，他们就有了更多的借口，就像被赋予了更多的特权来参与中国内政，从而借机为自己的国家谋利呢？”
“但是我必须说的是，他们的确帮了大忙。特别是英国人，他们在过去的四年里，派出了很多训练有素的士兵来支援我们。这些洋人在没有喝酒的时候，都是非常出色的战士，值得我们尊敬。但是喝醉的时候，他们既不喜欢也不尊重我们大清的军队。每攻下一座城池，爱国的将士们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来管束他们。他们见什么吃什么，见什么喝什么，但是他们不会虐待妇女，也不会杀死毫无战斗力的人，除非受了对方很大的挑衅。”
“我交给苏松太道的吴煦[10]一笔钱，让他和美国人华尔平分。华尔正在积极地为我的‘常胜军’招兵买马。我向总督举荐他去做‘常胜军’的统帅。不过，我还没有见过他。我只是听说他的战功，并相信他是一个勤劳肯干，勇猛过人的人。”
“1861年，1月5日——松江被大股的太平军所攻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收复。我命令吴煦和华尔立刻前来与我商议此事。‘常胜军’已经很多天闲着没有打仗了，也许这支部队应该由我来亲自调遣。我本想休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打了这么多的仗，我发觉自己浑身酸痛乏力；可是，‘常胜军’却一直在休整，他们在休息时，吃得比作战时还要多，当他们行军打仗时，他们总是设法去找吃的喝的，不论什么方式，他们总能找到。但是当他们休整下来，士兵们要变得慵懒很多，恨不得希望有人把饭送到他们的嘴边。但是这一点，就需要更多的伙夫服务，而且食物的费用也难以承受。此外，无事可干的时候，他们变得十分过分，无法无天，还总想着拿到更多的饷银。我想最好还是让他们打仗去比较好。这样，一到晚上，他们就想睡觉，而不是鬼鬼祟祟地四处惹麻烦。”
1862年12月，他写道：“糟糕的是，我听说接替华尔当管带的合适人选，至今还没有着落，试过了好几个军官都不成。华尔真是位精力充沛的统帅，如果他还活着，将对大清国非常有利，也会给他本人带来更多的荣耀。无论是在哪个地方，他几乎是每战必胜，他的名字已经开始令太平军闻风丧胆。”
“他战死在慈溪时，我就在他的身边。在他临终之前，我泪水盈眶。令人难过的是，他走的时候，远离家人和朋友，孤苦离世。这种悲伤比死亡本身更伤痛，尽管他的士兵领到了全部的军饷。但作为常胜军的管带，他被拖欠了一大笔的饷银。他对此事只字未提。我要用这笔钱，在圣祠里祭奠他。”
同一天，他写道：“无论是白齐文（一个接替华尔统领‘常胜军’的美国人）还是霍兰德（一个英国前军官）都无法胜任重新组织常胜军的工作。依我看来，他们只是装作受过军事教育。因此，我愿意让一个拥有优秀履历的库克少校来统领，看看他的表现究竟如何。我的两只脚很不舒服，因为去年不慎摔过了一次。后背也很僵痛，否则，我一定会亲自上阵指挥。”
“1863年2月18日，我收到来自布鲁斯爵士和斯特维利将军的来信，说英国最好的军官之一，查理·戈登会被派到我的军中，接管常胜军。而且他们说，这位优秀的军官，在其服役期间不需要任何的酬劳。大英帝国政府真是非常地慷慨。我听到此事，非常高兴，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的太平军叛乱不仅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耗尽了私人的资金。可是，雇用戈登的钱，大清国还是出得起的。难道是因为这个人其实对他们的政府而言没有用处？如今并不怕他要价高，更担心的，反而是他不要报酬。他是否可以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指挥好这支军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863年2月28日——我又收到英国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戈登少校亲笔所写的。这封用英文写的信很简短，信中陈明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他必须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否则将不接手这一事务。”
“为了得到朝廷的答复，还需要花上好多天甚至很多星期。为我们做事的洋人，全是这种傲慢的态度，即使是他们在为自己的出路而求职。当然，我不能这么简单地说这位英国军官，因为并不是他自己申请做统帅的，而是大英帝国的要求，况且，他也没有要求薪水。他自己没有提，可是，他的上司替他说了。数目不惊人，对我而言，完全付得起。如果他很能干，能率领常胜军无往不利，斩断十万太平军的头颅。不管他的大英帝国政府向我伸手要什么，我都会用荣誉和金钱回报他们。”
“没有日期——我可能不会跟这位新任的指挥官英国少校相处得愉快的。这个想法令我很担忧。在信中，他宣称只有掌握最高指挥权的前提下，才同意与太平军作战。这令我更不安。华尔说过同样的话，无用的白齐文和霍兰德也说过同样的话。至于库克，他会是一名出色的将领，统帅一群无业游民拉着骆驼去饱饮水的好将军。”
“我痛恨所有的这些洋人，不过，让他们知道这一点就太不明智了。我不讨厌某个洋人本身，而是讨厌他们自恃高人一等，装腔作势的样子。每一个人都会用同一副腔调说，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我会把太平军全部都赶走或者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杀掉。我要让你的军队比任何时候都荣耀，但是你必须让我用自己的方式作战，不能横加干涉。”
“这就是洋人做事的整体风格。在这场战争中，我真领教了不少。因为紧急的情况不断出现，我们不得不赔着笑脸忍受，跟他们说‘是是是’。这让我怒不可遏，最终有一天，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自诩的国家到底有多文明？是否是在我们之前就学会了六艺？你们出生的年代里，是否有比我更加智慧的人？”
最好，在此解释一下时代背景。此时，太平军已经推进到了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四省。他们四处搞破坏，滥施暴行，以反抗清政府的残暴统治。这些人被一个很有蛊惑力的人领导，他自称从“基督徒的上帝和他的兄长耶稣基督”那里获得了权力。这源自于一个事实，他们的那个最高领袖洪秀全，曾经从落入他手中的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上吸收一些空幻的观念，宣称在他所见的幻象中，“基督徒的上帝”任命他为中国皇帝。
李鸿章和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士，包括曾国藩和恭亲王在内，还有大清帝国政府本身，都曾经相信太平军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根据历史事实，当时去广州传教的国家基督教大主教罗孝全牧师拒绝承认洪秀全的思想，并对洪秀全大病时所见的异象不以为然。洪秀全本人也绝对没有可能得到任何基督教国家或者团体的鼓励。然而，他自称是一个受教者，受天命领导中国人过上“洋鬼子式”的基督教宗教生活。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把这次起义定性为基督教对清朝的攻击。清廷和中国上下，对太平军发起的这一场可怕战争的仇恨，统统转嫁于外国教会。
到目前为止，李鸿章与外国人之间的交情为零。可能，他的思想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开明的时期，所以，他写下了我们所见到的上面那些文字不足为奇。毫无疑问，他心中对外国人怀有更多的恨意，只是不适于付诸笔端，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值得称颂的是，随着他的日渐成熟，对“西方教会”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后，他成为教会最热心的朋友之一，就如我们可以在他的回忆录的其他部分中所读到的那样。
“3月17日——我相信英国人戈登的到来是上天的恩赐。我已经任命他为‘常胜军’管带。他以前好像在火烧圆明园的那支英法联军里效过力，还在天津待过好一段日子。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一见如故，我对他很满意。”
“他的言行举止都要优于任何我见过的洋人。在我看来，他没有明显显露出那种跟大多数洋人一样令人厌恶的自负。此外，他很有军人风度，说话办事直截了当，秉公行事。他在到来后的两个小时内视察了部队，下达了命令，我非常高兴地见到，士兵们都乐于服从他的命令。”
“看来，英国政府只是把戈登先生借给我们使用，朝廷根本不用给他发薪水。我突然担心起来，某种程度上，这不是件好事。因为一个愿意提供无偿援助的人，更倾向于独立自主，比那些拿着哪怕是一点饷银的人更容易撂挑子不干，说走就走。我必须活动一下，让戈登将军接受我们的饷银。”
“4月7日——戈登将军带领着两千名‘常胜军’将士以及一万五千到一万六千名清军和地方武装，在福山向太平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前天，我给他们一些赏金，并让他们知道，如果能拿下福山，还有一大笔丰厚的奖金。后来，我们再次拿下了苏州，我告诉他们，戈登统帅下的每名官兵，除了得到全额的军饷，还有额外的赏金。”
“5月2日——一位太仓府的前任知县前来向我诉苦说，戈登手下的人在攻占太仓后，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把太仓剥夺得像一副干巴巴的鱼骨架。他们还杀了好几百个太平军。他情绪激动，问我能否命令戈登保护他的生命和财产。”
“这个厚颜无耻的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一度暗中勾结太平军。我早就听说这个叛贼有叛变的倾向。他比比画画地控诉着‘常胜军’的不是，当时我就想着要叫侍卫来，在院子里结束他无边的烦恼。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让我的英文秘书赫尔，用英文写一封信给戈登，让他带着这封信去求见戈登，然后让戈登见信后砍掉他的头。这个家伙兴高采烈、满意地走了。”
“（没有日期，可能是在五月中旬）——见到这么一位优秀的英国人领军打仗，我疲倦的眼睛重新亮了起来。沉重的心灵，就像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我和他共处了九天九夜，刚刚从前线回来。如果有什么品质，能让我像对恩师曾国藩大人一样崇拜的话，那就是这个军官雷厉的军人作风。战斗——部署——再战斗——再部署；晚上计划，白天执行——白天计划，晚上执行！他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军人。”
“昨天，当我准备离开暂时休整的时候，我告诉戈登，他是我的兄弟。我心目中拿他当我那个已经死去的兄弟。这句话是不是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位英国人的脸上先是洋溢着喜悦，后来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伤心沮丧的事情。当他向我表示谢意的时候，笑容已从嘴角消失，泪水盈眶。难道在他生命中，曾经有一些伤痛，是他挥之不去，所以他期望不顾一切地打仗，想遗忘干净。或是，死亡对他来说，并非一件可怕的事，而是一种解脱？”
“（没有日期）——我很可惜的是，程学启和戈登的关系不是很和睦。他们打起关于对方的小报告来，源源不断，都表示难以相处好。”
“6月12日——许多被戈登将军革职的军官，联名请求我为他们恢复职务。但是我一概加以拒绝。我认为，他们早就应该被赶出军队了。他们没有丝毫的爱国心，满脑子只想着发战利品的财和纳美女为妾。”
“同一天晚些时候——程将军威胁说，如果再不约束戈登将军，他就辞职。也许我告诉戈登，让他直接听命于我，是个错误。虽然学启统领队伍，但无法干涉‘常胜军’的军务。学启并不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军人，他同戈登的脾气一样糟糕。他们两人都像我，性急争执起来，口不择言。”
“7月19日——即使戈登很有才华，他也必须要管好自己的那张嘴。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公然指责我暗中偏袒学启，并试图让他完全指挥包括‘常胜军’在内全部的清军。此外，他还公然指责我克扣军饷，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戈登将军要求职位比他低的人敬畏他，而且他认为，只有采取极其强硬的手段，才可以维持军纪。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就不能给我这位负责本地区军务和政务的长官一点面子，一点尊敬呢？”
“6月28日——今天程学启又来说戈登的不是了。我将他斥退，命他回部队安分去做他的指挥。这些琐事搅得我日夜不得安静，该集中精力处理军务的时候，却总昏昏沉沉欲睡。”
“（没有日期）——这些日子，戈登不想别的，满脑子全是钱。他向我要钱，好像我是财神爷。他说如果我不给钱，官兵们就无法打仗。我说如果能攻入苏州，就会有钱付清所有人的欠饷，同时，还会有一笔丰厚的赏银。这些话，我是从总督那里听来的，而总督又是亲口允诺的。”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李鸿章只字未提那段时间困扰他的无数难题和变化。但其实，最困扰他的，是戈登将军将要辞职去上海，希望他的英国上司——布鲁斯爵士和斯特维利将军批准他离开。但是到了上海，他陡然发现，那个在华尔阵亡之后继任“常胜军”管带的白齐文召集了百余名上海滩浪迹的洋人，已经投奔了太平军。那时候，白齐文正在苏州的太平军大本营中。很久以来，这位英国军官戈登一直在准备攻打这座城市。而事实上，他已经围困并占领了吴江、青浦和周边的几个重要的要塞。要不是李总督麾下的程学启和他之间互存猜忌与口角，他完全具备了攻打苏州的绝佳条件。他仍然很焦躁，因为那些借他助剿的人很霸道，不顾他的尊严。但白齐文的口是心非和临阵投敌，显然更致命，让这位英勇的战士打消掉了辞职的念头。我们发现，几星期后，他又返回了驻地。
“9月——戈登将军有很多的缺点。他傲慢，脾气坏，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还没完没了地要钱，但他依然是一个军事天才。不管我对他说了什么，或者对别人说过他什么，我对他依然非常青睐，时常高看一眼。如果他不介意与程学启共事，并能暂时搁下那些可恶的欠饷的话，我们会更好地协作。真可恶！没有军饷，那些洋兵们什么都不愿意干，就知道吃喝拉撒睡，并且骚扰平民百姓。”
“9月——我着令程学启暂时待在我的身边，不要去管戈登将军的事。”
“9月——今天我给戈登手下的七千人马发了一个月的军饷。还给了他一千块的英洋。他都拿走了，他说要把这些钱给自己手下的军官们发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非常难相处。”
“11月28日——昨晚攻打苏州城时，‘常胜军’第一次严重受挫。三百多名官兵阵亡，戈登将军死里逃生。但是，他还准备向苏州城发起最后的攻击。他让我阻止程学启干涉他的计划。这事我会照办的。”
“11月29日——程学启明白，虽然他协助督办江苏的军务，但是他是决不能阻挠戈登攻打苏州的计划的。”
“12月2日下午，今天太平军的慕王谭绍光（苏州太平军的主帅）在苏州城内被刺杀。这真是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这表明太平军的这几个头目之间很不和。我们的诱降献城谈判，很快就可以启动了。今天，苏州送来了三千名饥肠辘辘的百姓到我们的军中吃饭。但是程学启凭着铁石心肠，把他们统统撵走了回去。得让太平军来背这个包袱。”
“12月6日——献城谈判成功了。我下令，赦免太平军几个头目和他们大部分的手下。投降时间定在下午三点钟。据报，戈登曾亲自去城里拜会他们。我看不太明白，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交易，是什么促使他单方面派人去谈判。程学启宣布了时间，他说戈登私下里和太平军头目达成了秘密协议，甚至还一直和卑鄙的白齐文保持着联系。他绕过统帅这样行事是不对的。但不管怎样，我是不会怀疑他的。因为，他劝说了白齐文再次叛变，主动回来投诚。”
在所存的李鸿章这个时期的文章里，他前后三次提到了戈登将军。一次是对杀掉苏州降将的简短记述；另一次写于12月29日，他说他代表了朝廷给戈登“一块头等忠勇奖牌”并赏银“一万两英洋”，“但是好像太平军将士的死，令他很受伤害，他傲慢地拒绝了所有的赏赐。”
李鸿章在1896年做著名的环球旅行时期，就太平军投降将领的死写了一篇文章，并把它交给了英国的媒体，目的是澄清自己当年和戈登不和的原因[11]。这篇文章写于1863年12月8日，事情发生后第二天清晨，原文于来自当天的日记。对比起来看，着实很有趣，因为在其回忆录的其他部分，也曾出现过那篇文章的引文。其日记的原文如下：
“苏州，旧的江苏巡抚衙门——今天，这座城市充满了血腥味。许久以来，这里一直是叛乱、饥饿的龌龊巢穴。但我此刻身在其中，感受到了久违的宁静。我们为朝廷打了一场伟大而光荣的胜仗。只需要再有一系列类似的大胜仗，就可以把这场叛乱彻底的镇压了。把那颗腐败、嗜血的头颅，从它邪恶的身体上砍下来。朝廷会对这次大胜仗予以高度的嘉奖，恭亲王接到了消息，一定会欢呼雀跃。我已经差人去报捷了。戈登，学启以及所有的官兵都值得褒奖。但这也是让戈登离职的良机，他越来越固执了。当他说起那八个被我处死的太平军头目时，好似在说他不幸的兄弟一般。”
“昨晚，为了表示对太平军这几个头目的投降表示肯定，我召开了议和会议，并设宴款待了他们。我们放弃旧仇宿怨，握手言和的方式很有意思。为了准备这些菜肴，我花了不少银两。这是一场盛宴。席间笑语连连，觥筹交错，一片祥和。尽管他们曾经都是长毛贼人，我依然很高兴结识他们，但我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派人把守东门。我的大战船停泊在那里。宴会结束之前，一大群亡命之徒，一些是绿营兵，但大部分是太平军将领们的部下，喝醉了酒，从东门涌了进来。他们造成了混乱，混乱带来了冲突和杀戮。我最先听到了吵闹声，起初以为是有人蓄意来谋杀我。因为我曾在很多营房里都遭受过刺客的威胁。我慌忙乘坐小船逃进了城。学启也成功地从闹事者手中逃脱了出来，跟着我上了岸。我立刻向遇到的军官下令，尽快调集部队，逮捕所有的闹事者。但是命令没有到位，我在船上看到的是我军失控的大屠杀场景。我将此事奏报北京朝廷，但是太后和皇上是无法体会到我们对于这次误会的悲痛。”
“同一天晚间——戈登将军前来指责我，说我蓄意谋杀了那些太平军将领。我反诘他，既然我们胜利了，为什么要密谋，为什么要费力兜圈子，只要下一道命令，用毛笔画上几笔，我就能办到同样的事。他没有回答我。但他侮辱了我，说会把他认为的我的背信弃义行为报给上海和英国的上司，公诸于世界。随他去吧，他这么闹又不能换回那些疯癫的太平军降将的命。他们的死，我并不感到难过，只不过为他们这么草率的死法感到惋惜。好歹，他们也都是些人才。”
“午夜——明天，一千二百名叛贼就要被处决。他们很多人是这三千造反者中最为邪恶的人。据最可靠的消息，他们中有很多人参与谋杀那些太平军的降将，而且他们也在找我报仇。”
“（没有日期）——我受到了朝廷的嘉奖，恭亲王说，择日我将被擢升。他向戈登和程学启表达了最诚挚的祝贺。我代表朝廷向戈登颁发了头等忠勇功牌，并犒赏他一万两洋银。”
“（没有日期）——戈登将军怒气冲冲地来找我。他又重复了先前关于太平军将领们的那套话。我不想和他争论，甚至也不想跟他解释当天的情境。因为该说的我都说了。他拒绝接受我给他准备好的一万两赏银，还发誓拒绝接受朝廷赏赐的功德牌。这是对朝廷的最大不敬，我要奏请朝廷，让他卷铺盖走人，另谋高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