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奥尔加·欧文·哈金斯（Olga Owens Huckins）在来信中向我诉说，她生活的小镇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她的苦涩经历促使我的注意力骤然转向一个我长久以来关注的问题。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写下这本书。
从那时候起，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鼓励，我无法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列举在此。那些毫无保留向我分享自己多年来的实验和研究成果的人们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部门、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来自各行各业。我向他们所有人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慷慨付出的时间和思考。
另外，我要向那些花费时间阅读本书手稿并基于他们的专业知识给出点评和批评的人们表示特别的感谢。虽然对这本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承担最终责任的是我本人，但若是没有以下专家的鼎力协助，我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他们是：梅奥医学中心的医学博士巴塞洛缪（L.G.Bartholomew），德克萨斯大学的比塞尔（John J.Biesele），西安大略大学的布朗（A.W.A.Brown），康涅狄格州西点军校的医学博士比斯坎德（Morton S.Biskind），荷兰植物保护局的布里杰（C.J.Briejer），罗布和贝西维尔德野生动物保护基金的科坦（Clarence Cottam），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医学博士格瑞尔（George Crile,Jr.)，康涅狄格州的艾格勒（Frank Egler），梅奥医学中心的医学博士哈格瑞夫（Malcolm M.Hargraves），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学博士胡珀（W.C.Hueper），加拿大渔业研究委员会的科士威尔（C.J.Kerswill），荒野保护协会的莫里（Olaus Murie），加拿大农业部的皮克特（A.D.Pickett），伊利诺伊自然历史考察会的斯科特（Thomas G.Scott），塔夫特卫生工程中心的塔兹韦尔（Clarence Tarzwell），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华莱斯（George J.Wallace）。
每一本涉及大量事实的书籍写作都依赖于图书馆管理员的专业和帮助。许多图书馆管理员的帮助令我受益匪浅，但我在此要特别感谢内务部图书馆的约翰斯顿（Ida K.Johnston）和国家健康研究所图书馆的罗宾逊（Thelma Robinson）。
我的编辑保罗·布鲁克斯多年来一直给予我坚定不移的鼓励，并毫无怨言地推迟自己的出版计划以配合本书的写作进程。对于他的这般付出以及他精湛的编辑能力，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在繁杂的图书资料研究调查工作中，我得到了阿尔格里（Dorothy Algire），戴维斯（Jeanne Davis）和达福（Bette Haney Duff）有力和无私的帮助。并且，若是没有我的管家斯帕罗（Ida Sprow）尽心尽力的照顾，我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因为有时候我确实会遭遇十分艰难的境况。
最后，我还必须向很多人致以无限谢意，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素不相识，但是他们赋予了写作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是第一批挺身而出的人，反对莽撞和不负责任地毒害人类及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世界的行为。甚至直到现在，他们还在进行数以千计的小型斗争，这些斗争最后会带来胜利，为我们带来理智和正确的认识，使人类与置身其中的生态环境和谐共存。
蕾切尔·卡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