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5年，反印花税议案提出的时候，我还只是威廉斯堡法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去聆听了那一场辩论，尽管只是在下议院门口，却有幸听到了亨利先生精彩绝伦的演讲。亨利先生（Mr.Henry）的演讲优于我之前听到过的任何一个。对于我来说，他的演讲就像荷马史诗当中的诗文一样完美。另一名议员，约翰逊先生（Mr.Johnson）也是一名律师。他进一步陈述了这个议案，详细地解释了议案所涉及的知识和逻辑。
关于我的这部分的回忆，在沃特先生的著作《帕特里克·亨利传》的第60页可以读到。
1769年5月，总督波弗特勋爵（Govr.Ld.Botetourt）召开了一次立法机构的集会，而我也参与了这次会议。我从会议上了解到1768-1769年英国议会关于马萨诸塞联合决议以及给国王的呈文，几乎是全票通过了。
之后，总督便解散了会议。但是隔天，我们这群人自发在罗利客栈的阿波罗房内见面，开始了会议并起草了文件，其中规定了不购买任何从英国进口的商品等条款。我们签署草案后，将其推广。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好像我们的同胞根本不知道我们身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茶叶税仍然没有被废除，而是以法律的形式附加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的枷锁。但是1762年在罗得岛成立了一个调查法庭。1773年春，人们便开始讨论这一项政策的合理性，这花费了大家不少的精力。我、亨利先生、理查德·亨利·李（R.H.Lee）、弗朗西斯·L.李（Francis L.Lee）和卡尔先生等人，并没有顾及昔日领导者的关注和热情，晚上九点在罗利的一个包房里相聚，共商国是。可能还有其他几个人，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们都认为，当务之急便是所有的殖民地都需要达成一致，认可英国发出的索赔是对所有殖民地的压迫。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相互协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各个殖民地建立通讯委员会将会是最好的互相联系的手段。那么，需要采取的第一步措施便是各地选出一名代表，在某一个集中的地方召开会议，以此来决定殖民地各地应当采取的共同方略。因此我们起草了一份议案，这份议案可以在沃特的书《帕特里克·亨利传》第87页看到。
与会的成员希望我能够动议决议，而我则推荐了我的妹夫兼好友卡尔先生，当时他刚加入其中，我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在议会当中展示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机会。最终我们达成一致，由卡尔来负责，全体一致通过之后，通讯委员会便成立了，并由佩顿·伦道夫（Peyton Randolph）担任委员会主席。然而，很快，这个委员会便被当时的总督邓莫尔勋爵取缔了，但隔天委员会成员便开会讨论，准备给各个殖民地的发言人发去通知信函，信函当中还附上了议案的副本，由各地的负责人以快件形式寄出。马萨诸塞州声称建立通讯委员会的创意是他们想出来的，而马歇尔的著作《华盛顿传》也认可了这一错误，尽管他书的附录中显示他们所谓的通讯委员会只限于他们所在城镇的内部。
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可以在塞缪尔·亚当·威尔斯（Samuel Adams Wells）在1819年4月2日给我的信件以及我5月12日的回信当中可以看到。威尔斯先生的信件更正了我的认知，正如在书中87页所说，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信使在传递相似的主张时相遇。因为威尔斯先生说马萨诸塞州直到在他们下一场会议接到了我们的提案之后才采取这样的措施。因此，他们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一定是关于别的事情的。因为，我仍记得伦道夫告诉我两方的信使相遇了。
后来又颁布了波士顿法案，要求1774年6月1日关闭波士顿港，这件事激起了我们对于马萨诸塞州的广泛同情。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开春季会议期间。当时领导讨论这些议题的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老成员了。亨利先生，R.H.李，Fr.L.李，其他三四个成员，我已经记不起名字了，还有我，我们一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明确地跟马萨诸塞州站在一起。为了方便使用委员会的图书室，我们决定在委员会会议室见面共商事宜。
我们都坚信，是时候该将广大的民众从昏幽的蒙昧状态中唤醒了。同时，我们也都一致认为，应该规定某天为斋戒日或祈祷日，这样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觉。
1755年之后，民众始终没有从痛苦之中缓过神来，不过，所幸新的一代已经长起来了。因此，我们仔细研究了罗什沃斯先生的著作，找到了其中记录的当时清教徒所举行的具有革命性质的先例和仪式。我们专门制定了一项决议，使得表达用语更现代化一些，并把6月1日——港口议案实施的这天定为了禁食、忏悔、祈祷的日子。通过这样一个节日，一方面向上苍祈求让我们远离战争梦魇的庇护，一方面希望改变英国国王和议会的心意，能够更加公平地对待我们。
为了能够更明确地体现出我们的立场，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尼古拉斯先生（Mr.Nicholas）。他对宗教的态度既严肃又虔诚，因此，与我们所决议的基调非常一致，我们希望能够招揽尼古拉斯先生来帮我们推动决议的进程。
我们早晨找到他后，当天他便赞成这项决议，于是，这一决议在没有任何反对声中便被通过了。但是，总督还是一如既往地把会议解散了。
与之前一样，我们又撤回了阿波罗厅，然后联合起来督促通讯委员会向其他殖民地的代表发出提议，既为了更方便更直接的沟通，也为了集体的利益，每年都应该举行全体大会。同时，我们正式宣布，对于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殖民地的进攻，都算作是对于所有殖民地的侵犯。
当时是5月，我们又督促其他几个郡选举代表去参加8月1日在威廉斯堡的代表大会，也希望各个殖民地可以派遣特别代表来参加会议。通讯委员会也普遍接受这一做法。于是，最终决定9月5日，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
回到家后，我们邀请各自郡县中的神职人员在6月1日这天参加人民的集会，并主持仪式，同时，我们向他们解释了目前的局势。人们基本上都参加了仪式，能看得出他们脸上的焦虑和恐慌。那天的影响很快波及到整个殖民地，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所震动。
基本上，他们都选派了代表来参加会议。而我则有幸成为了我们郡的代表，因此我准备了在议会当中呈给代表们的说明，同时也要在会议当中向大家做报告。在报告当中，我主要提出的便是针对英国与各个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应该跟詹姆斯国王继位，到英格兰与苏格兰变为联合政府是一样的。（拥有相同的最高首领，但在政治上没有其他的联系；作为从英格兰移民至此的人民，不会给其高于我们的权利，就像英格兰和汉诺威王朝一样。）
然而在这一点上，只有威思先生（Mr.Wythe）一个人赞同我的观点。实际上，在我提出我们与英国之间关系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就是一致的。而其他爱国者们——伦道夫、李氏兄弟、尼古拉斯、派乐敦（Pendleton）都赞成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提出的想法：承认英国有权利掌控我们的贸易，也可以为了管理而向我们征税，但不能为了增加收入而向我们征税。不过这个折中的办法并没有协定依据，也不符合常理：因为放弃国籍，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便向费城出发，但是由于在路上染上了痢疾，最终便没有成行。
因此，我将两份我的演讲稿的手抄件寄到了威廉斯堡，一份寄给了佩顿·伦道夫，据我所知，他是大会的主持；另一份寄给了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但，不知道亨利先生是由于不赞成我的观点，还是懒于阅读（因为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懒于阅读的人），这些我便不得而知了，他并没有跟任何人提到这件事。
而佩顿·伦道夫在大会中提到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一位因疾病而无法到场的代表的文件，并把文件放在了桌子上，供代表们阅读。绝大多数的代表都读了我的文件，其中也有很多人表示赞同，但是在他们看来，我的看法对于当时的境况来说还是有些太大胆了。最终，他们将我的文件印成了小册子，并命名为《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论》。之后，这本册子便被传到了英格兰，并吸引了反对派的注意，伯克先生（Mr.Burke）对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进行了篡改，以配合反对派的目的。册子便以这样的形式火速被重复出版了几次。这些信息，我是从赫特牧师那里听到的，他当时恰好在伦敦，履行他的神职。之后，他告诉我，我因为这本小册子，被列在了英国议会颁布的一份长长的黑名单上，附于一项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的法案之后，由于紧接着发生的草率而仓促的事情，反而给了他们警告，使得这件事最终没能成行。蒙太古先生，是下议院驻英格兰的代表，他从法案中摘抄出了那份名单，寄给了佩顿·伦道夫。
我记得，那份名单里大概有二十人，但目前我能想起名字的也只有我自己和两个姓亚当斯的人，以及佩顿·伦道夫和帕特里克·亨利。大会于8月1日召开，这也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代表们无论是措辞还是行事都有理有节，在规定的时间到达了费城。众所周知，第一届大陆会议十分精彩，将会名垂青史，在这里我就不做赘述了。
10月26日，大陆会议结束了议程，并决定在次年5月举办下次大陆会议，参会代表将再次聚首。考虑到主席与会议的发言人佩顿·伦道夫先生有可能无法成行，大会将我的名字加入到了代表团成员名单当中。伦道夫先生因为要去参加于1775年6月1日由邓摩尔勋爵召集的全体大会而辞去了大陆会议主席一职。
诺斯勋爵提出了十分缓和的主张，也符合大会的主题，最终被总督接受了。伦道夫先生如期参加了会议，参会的官员都知道了那些主张。伦道夫先生最关心的是我们集会的回复是否与他刚离开的组织的意见和愿景一致。他担心尼古拉斯先生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前进速度，于是把负责回复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接受了任务，尽管尼古拉斯先生和詹姆斯·莫西尔先生（James Mercer）颇有怀疑，并且给我泼了些冷水，但在伦道夫先生的帮助下，我写出的主张被大会一致通过了。在提案被通过之后，我立马又前往费城，向议会提交了第一版公告。议会立马通过了该公告。同年6月21日，我也加入了议会当中。24日，议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起草声明，用来说明发动武装起义的理由，与报告一起提交到了议会（我记得是小拉特利奇撰写的），议会认为不妥，于是26日他们再次提交了声明，迪金森先生和我一起被加入到了委员会当中。委员会当时并没有召开会议，而议会召开的时候，我恰巧在W.利文斯顿总督（Govr W.Livingston）旁边，于是就向他提议由他来起草文件，他却推辞了，并推荐我来负责这件事。
当我再三迫切地向他发出请求，总督说道：“先生，我们也只是刚刚认识而已，你为什么这么迫切地希望由我来做这件事呢？”我说：“因为，有人告诉我是您起草了《致大英帝国人民书》，那绝对是美洲最出色的文章了。”而总督先生却回复道：“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你一定是听到了错误的消息。”我在弗吉尼亚的时候，从科洛·哈里森那里听来的消息，他当时刚从议会回来。李、利文斯顿总督和杰当时都在起草委员会。刚开始，是由李来起草的，但是在议会没有通过，所以又再次提交。第二次是由杰起草的，由利文斯顿总督提交的，所以科洛·哈里森便以为文件是总督起草的，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第二天早上，议院里，议会还没开始，许多议员已经到了。我看到杰跟李谈话，随后把李引到了我面前。杰跟我说：“先生，我知道，是李告诉你是利文斯顿总督起草的《致大英帝国人民书》。”
于是，我立马向他保证，我所知道的消息不是李先生告诉我的。而李先生和我也没有进行沟通，关于这个话题，聊了几句之后就搁下了。他们两个人之前有一些冲突，因此后来，彼此之间一直有敌意。后来，我又准备了一份新的独立宣言草稿上交，而这份文件对于迪金森先生来说，言辞仍然过于激烈了。他仍然期待着能和母国和解，因此，他觉得言辞应该柔和一些。
迪金森先生是个诚实人，也是个有本事的人，即便是不能感受到他顾虑的人也能支持他。因此，我们请他来负责修改草案，改到他能够接受为止。确实，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基本上将之前的版本一半的内容都进行了改动，只保留了最后的四段。我们通过了文件，并将其呈交给了议会，议会接受了草案。这一方面显示了议会对于迪金森先生无条件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议会不希望我们的脚步太快，于是同意让迪金森先生按照自己的想法起草呈交给国王的请愿书，之后请愿书基本没有经过任何改动，便被议会通过了。这一卑微的举动，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感。他们愿意一致通过这个请愿书只是为了让迪金森先生开心。尽管后来发现，通过的选票实际上是颠倒了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迪金森先生表达他的满足感，并总结道：“总统先生，在这封请愿书里，只有两个字我是不同意的，那便是‘议会’这两个字。”而本·哈里森先生则提出，在这封请愿书当中，只有一个词是他同意的，那就是“议会”这两个字。
7月22日，富兰克林博士（Dr.Franklin），亚当斯先生，R.H.李先生以及我本人，被任命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讨论，报告诺斯爵士的调停方案，弗吉尼亚集会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已经被通过了。委员会要求我来准备这份报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两份报告中有诸多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