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话题。邓小平曾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和中国梦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政治民主化已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党的十八大把“民主”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国家对民主的孜孜追求，契合了民众对民主的深切期望。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 自古以来，中西方的先哲们关于民主提出了无数的假设与理论，然而关于民主的讨论却永远没有止步。在当代中国全新的历史时期下，中国是选择普世价值的民主概念，还是在遵循民主一般规律与价值的基础上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毫无疑问，后者才是我们的选择。当然，我们更需要在理论上凝聚共识，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一节 民主的概念与时代价值
一、民主的概念
民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范畴，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是人类自古以来共同的价值追求。人类对民主的探索始于原始社会，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奴隶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历史文化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民主的价值内涵、制度形态和实现方式各有不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民主是人类的崇高政治理想，是一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条件下的政治理想理念、理论体系、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与机制的有机结合。
二、民主概念的产生及其变化
1.西方民主观的演变
古代希腊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在西方，“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民众掌握、做主”，也就是“人民管理自己的事物”。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将雅典这种政治制度称之为“民主政治”。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的典范是雅典城邦，具有早期奴隶制民主的鲜明特点。第一，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从原始民主逐渐过渡而来的，雅典人的民主政治是与雅典国家同步产生的。第二，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核心。在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中，公民、公民权是至关重要的。第三，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奴隶制民主，古希腊的制度和实践是人类古代民主政治的巅峰。罗马人与希腊人“本是一产双生”的民族[2] ，早期罗马与希腊的历史是平行发展的。古罗马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城邦形成时期的“王政时代”，外部扩张、内部城邦繁荣而后开始解体的“共和国时代”，独裁专制统治的“帝国时期”。共和国时代罗马的民主制度值得我们研究，罗马在共和国时期设立了包括元老院、人民大会、执政官在内的一整套国家机构，彼此之间形成了古代的权力制约关系。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成为三大世界性宗教中唯一的“信仰——理性”的统一体。这种统一是基督教与古代文明结合的产物，信仰源自宗教自身，宗教是一种信仰体系。基督教对西方民主观的传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早期的主教由教徒推选产生；第二，人民授权；第三，选举自由；第四，用宗教会议的形式统一教义和立法。基督教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制度，既是古希腊、古罗马民主观念的产物，又为后世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种神圣的范例”。
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世纪商品经济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体现。它上承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下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开启了近代民主观念之门。文艺复兴形式上是指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活，实际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用隐晦的方式对封建势力和基督教会黑暗统治的反抗。近现代西方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具体表现形式是保障人的权力和限制国家的权力，其法理基础就是对个人主体地位和人的权力的肯定，实际上就是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权力本位。近代民主观缘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确立的“个人本位”的世界观。
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在政治上、思想上、法理上为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准备，确立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观念，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最终在法国的确立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民主观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天赋人权论。所谓天赋人权是指人的生命自由、平等和财产等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力。天赋人权学说最杰出的贡献是它使个人权利观念深入人心，但它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建立在假说基础之上的，而且天赋人权学说过度夸大理性的作用。第二，人民主权论。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它对内具有最高性，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均源自自主权，对外具有排他性，主权国家互不隶属。18世纪，启蒙思想家形成了基于社会契约的人民主权学说，成为近现代民主观念和民主政治的基石。社会契约论是关于国家权力起源的政治假说，它源于对教会统治和“君权神授”观念的批判，是对神权至上、君权神授论的否定，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进步意义。第三，权力制约论。近代启蒙思想以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研究对象，确立了分权以制约权力的基本理论框架，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权力异化问题。“近代分权学说是由洛克所倡导，由孟德斯鸠加以发展和完成的。”[3] 三权分立理论经美国宪法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实践后，较好地解决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制约问题，与封建专制国家最高权力无以制约相比是个明显的进步。第四，自由论。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最明显的标志是个人自由的充分实现，自由观是资产阶级民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平等论。西方民主观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同源，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欧洲形成了市民社会，民主观念是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封建势力阻挠这一法权要求实现时，资本主义革命也就顺理成章了。从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看，资产阶级革命是民主观发展的产物，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又固化了民主观并促进民主观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后，欧美资产阶级通过制定宪法或实际形成宪法来固化资产阶级的成果不被颠覆，资产阶级运用一切手段确保宪法的至上地位。自从宪法至上地位的政治假说被人们广泛接受后，资产阶级成功地确立了民主等于宪政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观。
2.中国民主观的演变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西方意义的民主思想，民本思想是形式上与民主思想最相近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以“君”为主体，臣民为客体，服务于专制统治的温和的治国思想，它客观上有利于专制统治下的人民。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理论形态有孔子的“仁”学，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贾谊的以民为本思想，唐太宗的民本思想，以及宋、元、明、清的民本思想等。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民本思想贯穿中国专制社会的始终。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源自儒家“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4] 的政治主张。第二，民本思想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本善，这与西方近代民主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本恶不同。第三，民本思想不会产生现代民主。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最早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当属林则徐和魏源，而最早使用“民主”一词的当属郑观应。戊戌变法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将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归为封建专制统治，提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主思想。之后，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理论；1924年，孙中山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现了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带入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观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是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的认知不断与时俱进，认识不断深化，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5] 首先，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民主思想的形成。其次，是马克思、恩格斯民主思想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经济结构入手来论证其民主的思想。民主主体的发展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民主的实现形式之一是选举，马克思考察了民主发展的过程，认为民主发展需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和社会有机体结构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看来，民主一直是作为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而存在的，它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也将随着国家和阶级的消亡而消亡。最后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民主观的成熟阶段。马克思对民主的本质和主体进行了再考察，对民主主体进行了界定；还对人民管理和直接民主进行了思考，对民主运行方式进行了新的论述。马克思还强化了人民监督制的思想，对民主实现过程中的权力监督制约进行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民主观的创立是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是对资本主义及其以前历史上一切民主观的历史性超越和发展，这种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民主观揭示了民主的阶级本质，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第二，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形式，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从而揭示了民主的经济根源。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及其制度构想。第四，指明了人类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中国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党的历届领导人把马克思民主理论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不断完善和改革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经历了重大曲折。毛泽东领导的党的民主政治实践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党初期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政治纲领明确指出，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此后，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举民主的大旗，开始了对民主政治的探索和追求。第二个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实践的主要内容有：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和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1941年，为全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政权，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在原有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全面贯彻和落实“三三制”原则，实现民主改革。“三三制”原则是我党的一次创造，它并非仅仅着眼于政权内部人员的比例分配，更重要的是真正体现政权的民主性质。第四个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法治建设。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用国家大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正式确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政党制度，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初具规模。[6] 最后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民主政治建设。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大力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把民主法制建设提到很高的位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初步建立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次，在法治建设方面，初步建立了维护人民民主的法律制度。但是，1949年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很快被中断。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始终存在着“左”的思潮，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使得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断，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八个方面：（1）走出历史周期律，提出民主新路，这种新的思路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的思路；（2）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思想；（3）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4）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5）人民自由和平等思想；（6）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思想；（7）协商民主思想；（8）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思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大胆创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集中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从而独创性地提出了他的民主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邓小平民主理论。邓小平的民主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辩证统一，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江泽民的民主思想主要有五个方面，分别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求真务实，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大胆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胡锦涛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进一步深化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论述，则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的民主思想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民主和法治的统一，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7]
三、民主观的特征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是重要的核心价值，是国家层面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念。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而民主无疑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纵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批判，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理论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主体，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发展史的始终。全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都是围绕着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实现人民民主而展开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价值。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广大人民领导的广大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实现国家治理、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协调各种政治利益关系，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而形成的政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以宪法法律规范为基础，集中体现为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实现民主、对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实现专政的有机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精神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基础。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就是指国家在一定的治理理念的指导下，建立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制度并运用制度治理国家的活动过程，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善治，所谓善治就是指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可见，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一，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目标，主权在民、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最本质的内涵，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第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增进人民福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人民福祉，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求，也是历代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第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依靠人民，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力和自由，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是善治的前提。最后，民主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近现代民主一经西方传入中国，就成为中国人的重要政治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历史使命，近现代中国的全部政治斗争都围绕着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争取民主展开的。为了追求民主，历代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历史表明，民主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政治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8]
社会主义民主观的主要特征有四个方面：第一，人民性。社会主义民主从本质上说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人民群众应当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体。社会主义民主观必须凸显人民性。社会主义民主观的人民性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结构和制度设计所决定的。首先，社会主义民主观的人民性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结构和制度设计所决定的。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次，人民性是由中国执政党的宗旨与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民主事业的领导力量。最后，人民性是由中国的国体决定的。
第二，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与人民专政的有机统一，在彰显其人民性的同时，体现出了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实现民主，另一方面对剥削阶级残余势力和敌对分子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事实上，民主与专政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统一的关系，民主本身就蕴含暴力专政。国家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真实的民主权力，就必然意味着对人民的敌人进行必要的镇压。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两个基本职能和属性：一是担负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对外抵抗外来侵略的阶级工具职能，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二是具有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协调关系、保证公平、繁荣文化、统一道德、提供保障等服务职能，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
第三，广泛性。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广泛性源自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主主体的广泛性，一是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广泛性。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和建设的所有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因而，社会主义民主享有民主权利的主体范围得以空前扩大，使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的民主，从根本上实现了民主在形式上的普遍性与社会利益的普遍性之间的统一。
第四，真实性。社会主义民主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具有充分的真实性。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来实现和保证的。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从而赋予社会主义民主观的真实性。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观的真实性体现在其民主理论体系建构上的真实性。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生成并且不断发展的有机系统，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遵循民主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实事求是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观的真实性体现在其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来落实和完善，具有有效性与真实性。
四、民主观的时代价值
民主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才是民主，这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罗伯特·达尔认为：“在长达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时期里，民主经受过探讨、辩论、支持、攻击、忽视、建立、实践、毁灭，然后又被重建，然而，在有关民主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产生共识。”[9] 就当代政治学领域而言，“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际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通常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10] 因此，民主不仅仅只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鲜明特征。在当下中国，我们甚至可以说，民主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之所以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主要是因为：其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立身之本，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其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之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其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活力之源，只有通过人民民主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形成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合力。
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国家现代化离不开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状态直接决定着国家现代化能否最终实现。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11] 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严格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方向予以推进，也就必须遵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要求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既要体现出人民主权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又要发挥好民主的效能，激发出民主的活力。
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第一，民主政治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必须要确保正确方向。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发展方向，决定着改革发展的性质和最终成败，也同样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遵循的根本方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发展方向上的保障。第二，国家治理体系是民主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是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一，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国家制度体系。具体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等法律性文件，党纪党规等执政党的规范性制度，执政党机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运行的体制机制，还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内的国家治理政策。其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种全面性的国家制度体系。该制度体系所规范的领域涵盖范围非常全面：从规范主体来看，涉及执政党、国家机构、军队国防、社会组织等领域；从规范内容上来看，则包含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活动。其三，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种协调性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必须要减少甚至着力避免制度之间的冲突，形成一整套有机统一、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所以只有通过民主治理，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取得共识，才会尽可能消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差异，也才有可能最终形成一整套相互协调、运转有效的制度体系。[12]
第二节 案例及其分析
案例一：网络问政
2011年3月26日中国“首届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峰论坛”在广西首府南宁举行。一百多位来自地方宣传机构、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的媒体高层、政府官员及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微博时代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中共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自治区主席马飚在给论坛的贺电中表示：“网络问政”是中共和政府察民情、集民智、解民忧的“民意直通车”，突破了时空限制，建立了便捷渠道，架起了互动桥梁，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4.57亿，是当今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由此社会舆论格局也发生很大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此次论坛旨在通过探讨“网络问政”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思路，增进主流传媒与地方党政机构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案例二：立法听证会
2005年9月，具有不同行业背景、收入各异甚至操着不同地方口音的二十位公众代表于27日聚集北京，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首次举行的立法听证会上就“个税起征点究竟应该是多少钱”发表意见。
这些从近五千名报名者中遴选出来的代表与《个税法修正案（草案）》起草部门、财税部门的代表一道参加立法听证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提出，把现行的800元/月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1500元。参加听证会的代表们提出的标准却有天壤之别，从800元到3000元，相差接近四倍之多。
主持听证会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对此解释说，听证会的本意就是让不同的观点在听证会上尽可能地得到反映。他说，在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过程中举行听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增强立法工作透明度、推进民主立法的一项重大举措。”他说。
差别自然有差别的道理。提出3000元标准的是产业工人代表末景昌，来自河北省秦皇岛南戴河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他说，"1500元的起征点，不能应对现阶段产业工人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的需要。3000元标准，具有5-12年合理稳定期。”福建省闽江学院院长杨斌则认为，现行的800元标准意味着个税征收对象范围包括城市中等收入以上家庭，排除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和一般农户。但是他建议调整税率，减轻中等收入的税赋负担。“广大纳税人均有纳税能力，符合公平原则。”公共陈述人中，有的来自上海、深圳，还有的来自内蒙古、西藏，中、东、西部各有代表。他们中有大学教授、律师、公务员、公司职员，还有工人、农民工。既有来自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外资白领江泓，也有重庆进城务工人员吴志才。出人意料的是，江泓建议的标准是1600元，而吴志才建议提高到2000元。22岁的吴志才是单身工人，他说他每月收入1500元，基本生活支出1000元，“如果要养家糊口，加上赡养在农村的父母，工资肯定不够。”
分析：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与新思路
案例一与案例二提到了两种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与新思路。这些提高民主质量的重要举措与新的尝试，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案例一中的“网络民主”开辟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政治参与应该是多数人的参与，但由于地域、时间、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政治参与长期缺乏广泛性与普遍性，许多公民都未真正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对公民参政积极性的极大打击。“网络民主”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它的灵活性与可选择性克服了传统参政形式的单一性和机械性，为实现民主的广泛性创造条件。同时，“网络民主”还有助于提高公民参政的自觉性，因为这种新的民主形式能削弱外在因素的干扰，给政治参与主体提供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纯净的空间，从而重新唤起公民的参政热情。但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在大力发展“网络民主”的过程中，必须要以法律规范去正确引导、辅助“网络民主”的进步，使其得以规范化与制度化，为公民自觉、自主、自愿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创造条件。
而案例二中涉及的全国人大在修改法律过程中直接听取公众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是新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尊重民意、推行民主的新举措，也是共产党保障不同利益诉求被表达、协调的动态过程。立法听证制度，不仅可以使不同的利益诉求用理性化的方式加以表达，再通过法定的程序转化为有关的法律，而且可以让法律制度安排得到各方利害相关人的理解，使得执行的过程更加透明化，更为流畅。立法听证制度可以说是立法机关的另一只“耳朵”，使立法机关养成兼听则明的优良作风，逐步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提高立法质量，确保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此外，立法听证制度还是一种生动有效的民主法治教育形式。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但如前文所述，由于我国历史的特点，群众提高民主法治意识需要有一个学习、习惯的过程。立法听证既是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途径和形式，也是人民群众很好的民主法治训练、实践的途径和形式。
事实上，无论是“网络民主制度”还是“立法听证制度”，都可以看作一个民主意识的教育过程、普及过程。这种对民主意识的启迪，不仅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起到重要意义，更使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了发扬与补充，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注释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
[2]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70.
[3]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88.
[4] 见《尚书·夏书》。
[5] 薛冰莹。马克思的民主观及其当代启示【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8~12.
[6] 魏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及基本经验【J】.理论导刊，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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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旺洪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民主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