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黄卫华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16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逸夫楼
采访整理：单雨婷、袁缘、张益偲
作者简介：黄卫华，江苏靖江人，1957年7月生。1978年3月进入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现为南京大学数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教授。
我的乡村教师生涯
我于1957年出生在江苏靖江，那个地方不是很大，现在尽管变成了市，但也是县级市，归泰州市管，原来是扬州市管。我一直是在靖江上的学。我们家里，我爸对我们的教育很重视。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我上面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是至少上到初中。像我二姐，成绩非常好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上高中都要领导推荐，有人说你们家文化水平这么高，都是初中生，那人家三代，有的还是文盲，就让给人家去上。轮到我的时候，正好是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又看成绩了，我二姐就说，这是我家最后一个了，我这个弟弟学习蛮好的。考试我考得也可以，这样，我才上了高中，要不然也没有机会。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只要能上就去上。从扬州专区来看，我们靖江地区的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我们1977年考取高校的比例，是全专区第一，扬州专区十几个县，现在一分为二，一部分在扬州，一部分在泰州。
我小学是在靖江市越江中心小学上的，我们简称越江中心小学。我是六岁上的学，农村一般是七岁或八岁上学。那时候家里小孩要有老人带，但我奶奶去世早，家里没人带，我父亲就说你去上学去，这样就去了。那时候就学语文算术画画这些常设课程，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不是很正式了。后来我初中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时候高中不分科，什么都学。那时候我们高中才两个班，一个班不到六十人，就是学物理、化学、数学、政治，没有历史地理，因为“文化大革命”时，“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能够继续上课，还是邓小平1973年出来抓教育以后带来的好气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的风气就不是太好。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有学生批斗老师。批斗的时候，老师挂一个牌子，站在主席台上，戴一个高帽子，还有在高帽子里放石头的，因为很重，就压得老师抬不起头。老师带一个高帽子又挂一个小黑板——那种教室写字的小黑板……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从来不会去做的，因为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善待别人。小学时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反而初中的时候，批斗也就是把老师拉到讲台上，不太戴这些。高中以后就没有了，因为那时候邓小平已经开始抓教育了，对老师还是比较尊重，所以那时候我们师生关系都很好。
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毕业以后，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回到家乡，不算插队知青，美其名曰：回乡知青。回来之后，因为姊妹六个我最小，我父亲说我不适合干农活，就给我找了个代课教师的工作。那么就是说，我从1974年9月开始做代课教师。我先是给小学生——小学四年级——做代课教师，教数学。做了两年之后，又去“戴帽子的中学”——就是小学里面办的中学教书——教初中数学和英语，同时在我们县文教局办的教师进修学校进修。这个进修对我帮助很大，“文化大革命”里，初中教学实际也不是很全面，教材都不是统一的，还是扬州专区编的教材，内容不是很扎实。我们当时是有教师用书的，也有教学大纲。我每周都要备课，认认真真地写每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课讲什么内容、举什么例子、该怎么板书以及学生上来做的题目，都要设计好。
农村里面做老师就两条路，一个是公办教师，一个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就是县文教局发钱，是有编制的；民办教师，国家只发一半工资，另一半由地方财政，就是大队或者公社筹资来支付。我那时候是代课教师，不是公办也不是民办，不是正式的。这样公办教师大概一个月四十多块钱，民办教师一个月三十多块钱，代课教师就二十块钱。我代课换了三个学校，因为代课本来就是哪个地方缺老师就去哪里。缺老师的原因，一个是老师生病了，一个是小学里面办初中，师资本来就缺，但又没有正式编制。那时候代课教师可以参加考试，考得好可以成为民办教师。我考完高考也去考了，考了全县第一，但是当我要转的时候，我已经接到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当初回到农村，其实我已经做好扎根的准备，因为当时要通过推荐上大学，我家的成分是下中农，也算贫下中农，但没有继续上大学的机会。因为我家不是干部家庭，当时要大队干部的小孩或者所谓的能人才可以，所以这个我没有想过。我是代课教师，但是农忙的时候，还要回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农村是集体劳动，无论你在哪个队，都是要干一定量的活。像我去代课，每个月要给生产队交一定的费用，我一个月拿二十块，要交十块钱，否则就不可以分配到粮食等农业物资。
一九七七年的“扩招”
1977年9月的时候，我从代课学校回家，路上听广播——那时候是高音喇叭——听见喇叭里广播说，高考改革，我们可以去考了。我当时就报名了。我所在的代课学校的校长非常支持，我说还有两个礼拜就考试了，可能复习时间会多一点，那么我的课就需要暂时停一停，请其他老师帮忙代一代，他也同意了，我们校长还是非常关心我的。地方政府也比较支持，包括大队领导、小队领导——现在不叫小队，叫村民小组，大队现在叫村。虽然我一直当教师，但其实很多知识都忘记了，于是我参加了我原来高中举办的复习班，这样通过复习掌握了一些知识。我也不敢完全裸考。我虽然是数学老师，但是有些东西，像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因式分解，以前学的都很简单。像十字相乘法，还是我当教师的时候，把我姐姐的书拿出来自学才学会的。她是“文化大革命”前上的初中，内容比较全。我不会做，但是要去教人家，就得自己看。很多数学知识实际上我是自学和在县文教局教师进修学校学的。
考试的时候，除了数学，其他基本我都是在半裸考，特别是物理。物理四个部分——光学部分、力学部分、电学部分、磁学部分，我就会光学部分和一点点力学，还都是自学的。高中我们有物理老师，后来他家里有事情，就请假了，但很奇怪的是，学校没有再派老师，那个学期就不上物理课了。不上课了我就对物理不感兴趣了，时间都花到数学和化学上，而且我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所以我对化学感兴趣。语文考写文章，写文章就看平时基本功，你基本功好，发挥不失常就行。上大学之前，我在生产队集体劳动，需要写点宣传稿，而且我喜欢看书，有时会到县图书馆借一点书来看，所以我的语文基础还可以。回去时我的母校老师还都说我怎么报数学了？没有报中文。
当时是有政审的，报名的时候要交政审表，进学校以后，政审材料会到学校，学校录取的时候会看。因为我是贫下中农——准确地说是下中农，我家那时候有一点点地，要划到中农又不够，所以是下中农——所以不受什么影响。而且那时候政审其实不是很讲究，如果很讲究，很多人都过不了。我有个同学，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保长，按某些说法，就是维持会长，也就是地方小官，但是他也过了，那时候不那么唯成分论了。
那时候考试，是在扬州专区初试，我们公社有两千多人报名，但进复试的只有不到三十个，这样就是只有百分之一点五，淘汰率很高。公社也很重视参加复试的人员，把我们参加复试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希望我们考好一点。到了复试，是江苏省命题，当时没有全国统考，就是各地方出题，阅卷也不是全省阅卷，是各专区自己阅。
我们是去我们县的县中考试。考试的时候，也不是很紧张。做数学的时候，有两个半小时，我一个半小时就答完了。之后还有两个附加题，我就在那里做附加题，一个是求极限，一个是求平面图形的面积，两个内容我都没学过，当然就不会做。我闲得没事干，就把数学题目全都背下来，回家之后把题目写下来，然后把答案写后面，给我的数学老师看，老师说，数学考得不错。
那年考试应该说不是太难。因为那么久没有考试，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又不可能像“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样考，所以难度就比较适中。难度要历史地看，对于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老三届”来说，可能觉得非常简单；对于我们七四届、七五届、七六届“新三届”来说，卷子是适中的；但是对六九届到七三届这五届来说，可能就难了。因为“老三届”和我们还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到1973年的，没有我们学的多，难度就大了。
考完以后，我总觉得自己有把握。考试是考四门，一个数学，一个政治，一个语文，语文不考基础知识，就考一篇作文[5] ，理化是一张卷子，就是物理和化学，总分是四百分。考完以后，我觉得除了物理，其他的都尚可。我是化学好，化学五十分，我那五十分肯定能拿到。数学差不多九十多分，语文大概八十多分。作文怎么估的分呢？那年正好我老师去批卷子，作文题目是《决战》。农村里有个“双抢”，就是抢收抢种，把前面一季的稻子割完，然后犁田，马上种第二季稻，这样人会非常疲惫，我就以这个为背景写了。因为老师知道我的文风，所以他一看就估猜是我的。阅卷回来他告诉我：“黄卫华，你这次语文，理科生能考到八十多分就不错了。”所以我一算，我的分在三百左右。
我考完就没有太多想法了，继续做代课教师。报考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孩子，能够鲤鱼跳出龙门，由农村户口变成国家户口，就不管哪个学校都觉得可以。因为我是老师，视力检查又是色弱，有些专业是限报的，我想可能我报师范学校会好一些。所以第一志愿我报的南京师范学院，那时候不叫大学，叫学院；第二志愿扬州师范学院；第三志愿徐州师范学院，只能报三个志愿。我都是报的数学专业，因为我是数学教师，我想是不是会有倾向性一点，但最后录取基本上都结束了，也没有我的。
我算算我三百分也不是太多，因为十多年积压下来的人都参加了考试，从六六届一直到七七届。当时比较急，但又不晓得自己多少分，也就是说我们那一年高考分数是不公开的，说是保密。我大哥在南京做小学教师，我说你到省招办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也搞不清楚。反正那段时间，心情也不太好，后来我大姐夫跟我说，今年不行我们接着再考。他讲了之后一个礼拜，我说那就算了，就再考吧。正好那个礼拜六我回家——因为那时候我住在代课学校，我父母当时年纪比较大，我总不回去，不放心——回去以后，我妈告诉我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妈只知道是南京的一个学校，具体也不清楚，因为那个录取通知书是发到县文教局的。我第二天去查，是南京大学。
在高考三十年我们系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叫我谈感想，我说我就讲两句话，一句是感谢邓小平，第二句还是感谢邓小平。第一为什么感谢邓小平？因为他倡导了高考改革，让我们这些没有机会高考的可以参加高考了；第二为什么感谢邓小平，因为我当时已经算是现在讲的落榜生了，后来却又被南京大学录取，就是因为有个扩招问题。因为我们那届基数太大，邓小平他们就说这一批里面有很多好的苗子，希望各个学校挖潜，尽可能多地招一些学生。这样子一扩招就把我扩进去了。
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考了二百九十七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录取，后来被南大扩招进去？因为南京大学比其他院校早一天，而数学专业以往第一志愿招不满，那年有个作家叫徐迟，写了一篇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报考的人多了一些，但还是不太多。南京大学就把数学好的人档案拿过来，总分和数学一起看，这样拿过去，我第一志愿录不到，第二、第三志愿就也录不到了。就扩招而言，我这个分数就算是高分，这样我就被录取了。我上大学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那个班开始招了二十二个人，后来扩招了九个，后来又从另一个专业——计算技术专业调配了十个，最终我们班（计算数学专业）有四十一个同学。
五光十色的大学生活
报到的时候，我当兵的二哥转业在南京，正好回家探亲，我就和他一起来南京，等于是他把我送到南京大学报到，然后再回自己单位去，实际上我来报到时也算是有家人陪伴了。我们扩招进来的，一共不到两百个人，开学典礼的场面不是很大，就在鼓楼校区教学楼的122教室，由韩星臣主讲。他们第一批1978年2月入学，我是3月底4月初进来的，这样二批学生之间的课程进度就相差近一个月的课程了。正好5月的时候，学校在溧阳有个农场，第一批的就去农场劳动去收割农作物了，劳动了三个礼拜。我们这些扩招的没去，就在学校加紧补课。
我们班“老三届”多一些，九个“老三届”，1956年、1957年、1958年三年出生者居多，班里有九个女生。“老三届”的水平明显高一些，辅导员会组织他们抽时间给我们补高中的数学知识，后来大家水平就比较接近了。我们那时候是五级计分制，就是一分到五分，五分是优秀，九十分以上就是五分，八十到八十九是四分，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保四争五”，没有哪个说我七十多分就行了。其实成绩的影响没有很大，但是大家都很努力，最后成绩都是四分、五分。单位过来要人，也知道我们这一届的水平，比较放心，把指标往南京大学一放，直接报人上去。
我们四十一个人在校学习的时候，大家真是都很珍惜这个再次学习的机会，都觉得这机会来得不容易。所有的课我们都是全到，就算是政治课也都去上，现在的学生可能对这类课程不感兴趣，但我们那时仍然认真听讲，很少在课上做数学作业之类的。所以辅导员不用管学生来不来上课，上课时是否认真听讲。我们那时候的辅导员，是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根本不需要管我们的学习，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从教室拉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要把我们的身体搞好，因为出现了一些为了学习而累坏的同学。班里也有个别同学挂科，顶多一门课一两个。我们班现在做得最好的，是在北京大学现代数学研究中心的田刚教授，他早就是院士了，而且应该是全国七七级的第一个院士。
那时候我们用电都受限制，晚上十点关灯，有的同学就会借着走廊上、盥洗室的灯看书，所以我们那届同学真的是很认真学习。我们那届最小的1961年出生，最大的是1947年出生的，相差十四岁，最小的同学就是原计算机系副主任，人称宋公。
我们那一届，大家都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气氛比较融洽。应届考的同学，因为小，好像有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们都包容他们，所以都很和气。我们年龄差距大，不像现在，干什么事情，大家一哄而上，一呼百应。我们这一届有自己的稳重，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是互相之间也没什么隔阂。工农兵学员跟我们住在一栋楼，但交往不是太多。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他们也就剩最后一年——他们是三年制——加上中间一段时间没有招生（1977年没招生），我们跟他们没什么利害冲突，所以应该说关系还行。
我们那时候教室里基本上没有桌子，都是扶手椅，哪个教室椅子不够了，去别的教室搬一下就行。晚上也可以在那边自习，不过晚上九点就关灯了。宿舍是晚上十点关灯，熬不了夜，除非你在走廊上、盥洗室里。浴室是全校一个。宿舍楼里的盥洗室，就只有一排水池，四五个水龙头。旁边就是厕所，厕所不是现在一个一个的，都是很简陋的。我们洗澡，夏天可以用冷水那么一冲，冬天就要到浴室。浴室也比较便宜，我们洗澡一次三分钱，也不是一直开的，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
我们那一届住宿比较紧张。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八个人一个宿舍，十八平米的房间，高低铺十个床位，八个住人，两个放东西。我们来了以后，一个房间分一个，就九个住人，一个放东西，所以很挤。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三年级。我们以前住三舍，后来搬到十二舍，才是八个人一间。当时三舍南面一直在建新的宿舍，我们看着它呼呼地造起来的，每天晚上非常嘈杂，但是造好之后，没有我们的份，把我们弄到十二舍了，心情郁闷极了。
饮食的情况，我们第一年是包伙食，就是一个班十人或者八人一桌，给个大牌子，凭牌子统一打几个菜——用那种大脸盆——打了菜大家一起吃。大家分配好每次谁去打菜。二年级以后就分开了，自己去买着吃。伙食马马虎虎吧，对于我们农村的学生来说，肯定是比在家里好多了。我们在家一天三顿稀饭，根本吃不到干饭，但是我在学校里一天两顿干饭，还吃不习惯，晚上还想找些稀饭吃。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是人民助学金制度，分一等、二等、三等三个档次，我一开始拿的是二等，一个月十几块钱，一年后给我上调为一等。这是根据家庭情况的变化定的，基本上就够吃饭了。有的同学是带薪的“老三届”，从工厂里来上学，单位还发着工资，那他们肯定就不要了。当时班里大概有四五个带薪的。那时候是有粮票的，我们上学是二十八斤一个月，这是全国的规定：国家户口，成人，一个月就是二十八斤。上大学就从农村户口转到国家户口了，所以是二十八斤。
我们数学系不需要什么设备，一支粉笔或者一张纸、一支笔就行了。老师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没什么书教。工农兵学员是“文化大革命”后隔了好几年才招生，招了之后，有的就是初中水平，上大学后根本不会，所以他们这个书也难教。而且教材也没有，他们还得编教材。既要编教材，又要补中学的课，还要讲课。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师真的非常敬业，同学有问题，要问老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是没问题的。你找老师讨论，他很乐意给你解答。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质疑课，同学不去向老师问问题，老师会把一批学生叫过来，把一些模糊的数学概念拿来提问，所以我现在有些严谨的东西，都是跟他们学来的，他们都是言传身教。“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有职称问题，恢复之后他们基本都是讲师，副教授很少，很多老师也比较年轻。数学系有一个老师，身体不太好，今天宣布提为副教授，第二天就被发现在家里去世了，就是太辛苦了。
当时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非常稀缺，全国基本上都这样。那时候的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博物馆。我们借书就写一个条子，交给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进去找，找了以后，要是没有就借不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的参考书，就很难找，即使有，也可能被人家借走了。借书倒也不需要签字什么的，就是有个图书目录，对应着卡片写要借的书。借书就在借书证上做记录，一个人只能借四本书。数学系有自己的图书馆，但是不对本科生开放，到大四做毕业论文时才开放。
我们那时候没有军训，有英语、政治、体育、物理，以及各种数学课程。我们有第二外语，而且是必须的，就是自己选一门外国语。我当时选的德语，我们还有些“老三届”，当时选的是俄语。专业课和现在差不多，难度上肯定是我们那时候难，要是拿来考现在的学生，那肯定是考倒一大片。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平民教育，我们那时候是精英教育，所以应该说现在学生学得要比我们那时候简单些。我们那时候哪管难还是不难，老师出题考就考了。我记得有一门课程，早上八点钟开始考，我们都是考到十点就交卷，有一个同学考到十二点，老师也就陪她到十二点。当然这是特例，因为那个同学脑子有点小问题，老师就很有耐心，一直在那里等她，我们都吃完饭回来等下午上课了，她还在做。
我们和工农兵学员的培养方式不太一样，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个电影叫《决裂》，里面提出一个观点，说这手上的老茧皮子，就是上大学的资格。那时候有个张铁生，“白卷英雄”，他交了白卷来上大学，怎么能跟得上，所以他们的教学没有我们正规。我们是从正常渠道进来的，所以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复习考核上，都是很正规的。他们的教学内容应该比较简单，不然他们也跟不上，所以后来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国家专门有规定，工农兵学员留校，如果没有研究生学历是不能任教的。
我大学时候对于社团、学生会之类的，不怎么感兴趣，也没有人来找我，我也不愿意去，因为还是想学习。因为我丢了三年，又有了学习机会，机会来得不容易，我们大家都很珍惜。但是也有人喜欢做些社会工作。不过我偶尔会去看看电影，学校的大礼堂每个礼拜会放一场电影。我记得放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阿诗玛》，杨丽坤演的，还有《五朵金花》这些老电影，伤痕文学改编的电影也有，国内自己拍的，像《苦果》《驼铃》这些是属于记录“文化大革命”的，没有现在看的爱情片。西方电影几乎没有，只有一个日本电影《望乡》，是栗原小卷主演的，她是记者，去采访一个日本慰安妇，场景不在日本，好像是在东南亚，她就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是外国的，又涉及敏感话题，所以我们还是在辅导员那里用一个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的。为了消除电影的影响，电影前面的铺垫可能差不多和电影一个长度，它就是要你正确地来看待慰安妇问题。我那时候喜欢看小说，就是在考试之前，也会借一本，熄灯之前，看那么几页，就睡了。[6]
刚入学的时候，有一个集体爬紫金山的活动，后面集体活动就不多了，可能就是校运动会，还有毕业畅谈的时候，一般会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活动，例如去马鞍山远足等，全班的就只有那次爬紫金山的集体活动。我们几乎没有聚餐这些活动，就校庆或者重要节日（例如中秋节、国庆节等）的时候，学校会发一张加餐票，我们会把菜打回来，在宿舍一起吃吃，也没有什么酒。我大哥在南京，那时我们一个礼拜上六天的课，第一学年时，我每周六晚上都会到我大哥家里去，礼拜天下午再回来。那时候有严格的请假制度，不可以随意在外面住宿。
至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学术方面肯定会学习西方，特别是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会看一些外国的文献。我们主要是看一些国外期刊，像美国数学学会的一些期刊，我们系是最全的。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交流还是比较少，出去或者来考察都比较困难，因为还是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后来我们毕业了，才慢慢有些短期的交流，主要是英、德、美、法，苏联倒没有。我们留校的时候，世界银行贷款给学生出去留学，读研究生。不过我没有考虑过，因为我大学身体一直不好，其实是抱着药罐子过来的，一直吃中药调理。我当时就说我能留在南京大学就很好，其他的等我身体好了再说。
1983年开始有清除精神污染，直到后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一直都有，就是学习学习文章。其实理科生这方面受影响还是少一点，文科生多一点，因为理科生思维是理性的，文科会受社会思潮影响。但很奇怪的是，“文化大革命”带头的都是理科生。你看我们数学系：南京最大的“造反派”头头，是数学系的；反对“四人帮”的时候，也是数学系带的头。这是我一直觉得很纳闷的事情。
“老三届”很多已经结婚了，这是历史造成的，但没结过婚的就不可以谈恋爱。还有的是在家里谈过对象，后来吹了，对象就到系里来告状说：人跳到高处了，就把自己甩掉了。当时哲学系有一个学生，就是男生考进去，女生可能没有上过学，男生要跟女生分手。那时候分手应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女生就到学校告状，后来是男生被处分了，留校察看，然后学生就铺天盖地贴大字报，反对学校处分这个学生。可能女方家里也有点背景吧，因为当时学校里分手的也不是他们两个，但也没有像这样处分的。当时也有写“人民来信”的，那时候被写“人民来信”，是不得了的事情，学校就要马上处理，好像你上了南京大学，就了不起，就把人家甩掉了，这个影响不好。
整个大学生活对我的影响就是，站的位置不同，视野也不一样，那关注问题考虑问题就比以前更加地细致。你学到一些更高级的知识，考虑问题的体系就更加周密。对我们来说，至少摆脱了农村的那种贫穷落后，当然现在我回去看，农村发展得也不错。但是出来学习，多学一点知识还是好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确是这样。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还是非常推崇学习的，能够考上大学，大家还是觉得很了不起的。我爸爸是做木工的，我考上南京大学，大家更加尊敬他了。我一考上，所有的复习材料就都被其他人要走了。
国家需要到哪就到哪
我们毕业后是国家包分配的，国家给指标。我们四十一个人，国家就给四十一个指标，我们有考研究生的，那就可以挑选。但是有个规定，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来指标的话，这个指标必须接受，不能空着。我们那一届分配到南京的是最多的，因为那时候师资缺乏，有到南京化工学院的——现在不叫化工学院，叫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建筑学院的——南京建筑学院，现在也没有了，和南京化工学院合并成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的；南京农林大学的等等。我们在南京的大概有17个人，人数比较多，还有部分去了北京，一两个到了无锡。
那时候我考研了，但是当时考研比现在难，就没考上。没考上就分配工作，正好我们计算中心要人，就到了计算中心。但其实我在计算中心仅待了两个礼拜，就又回到数学系做了老师，因为师资比较缺乏。当时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特别想要的去向，因为那时候人还是听党的话的，党和国家需要到哪就到哪，如果需要我到偏远的边疆去，那我就去，不会像现在都想去北上广。
那时候我觉得党和国家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好机会，那我就要把所学的知识奉献给祖国，我们当时都是这样的，也没有人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也可能我和辅导员接触得不太多。我跟辅导员说我想在南京大学留下来，他去看看有这个指标，我就留下来了。因为给我们的指标、单位都不错，所以毕业分配也没有问题或者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