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童星
采访时间：2016年7月，2017年3月15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
采访整理：江漫、徐鹏、张玥敏、胡上洋、白桦、
单雨婷、张益偲
作者简介：童星，江苏南京人，1948年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社会风险研究基地主任。曾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起个大早，赶了晚集
我小学和初中时光都是在南京燕子矶度过的，我母亲后来做了燕子矶小学的校长，我父亲是燕子矶中学的老师，我也在燕子矶中学读书。后来通过全市统一考试，我考入南京一中读高中。当时中小学没有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别，教育资源配置还是比较均衡的。
当时也没有分什么文科班、理科班，数理化，历史、地理、语文，所有这些课程都是主课，大家都是重视的，不像后来有文科生、理科生的区分。我的母校也就是燕子矶中学，现在校史展览的时候还把我的照片放到最大，因为后来他们的升学情况越来越糟糕。我的儿女读中学时也不在重点学校，如我的儿子初高中都是在十一中读的，后来照样考上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再到国外，在美国布朗大学读博士，现在回来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我的三个小孩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上过一个补习班，也没有请过一个家教，但这是在1990年代，我最小的孩子是1996年上大学的。那时候什么补习班都没上过，其他人也没有上过。
下乡以前我基本上都在中学图书馆看书，那时候图书馆条件挺好，西方的、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基本上我都在中学时候看遍的。因为那时候不分文理，所以都会涉及。另外那时候的考试和现在不太一样，现在考试越来越专业化了，我们那时没有选择题、填空题，一般都是论述题，一张卷子，大小问答题，然后是作文，前面小作文，后面大作文。一次语文考下来，你都得有一篇大作文，两三篇小作文，基本上都这样。现在都是填空、选择，专业化了，就出现了专业机构、题海战术，连猜带蒙的一些东西也就答出来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先是小学教师、后任中学教师。因为他们都是教师，“文革”期间属于被整的对象，然后成天就挖防空洞，书也不教了。当时叫“深挖洞，广积粮”，准备跟苏联打仗，就挖地道，挖防空洞。现在对我来讲，父母对我最正面的影响，大概是在奉献精神方面了。我认为，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他们是真心希望学生超过自己。大学老师就不一定，大学老师有的拼命压住自己的学生不让他出头，害怕他抢了自己的饭碗，但中小学老师大多有“蜡烛精神”：点亮了别人，燃尽了自己。我觉得这方面我受的影响比较深，所以我留南京大学任教以后，不管是教书还是做科研，都是真心扶持学生，结果我的学生跟其他同龄人相比，好像要强一些。我现在带出来整整七十个博士，其中做教授的有三十九人，博导二十一人，长江学者一人，跨世纪和新世纪人才有八九个。
在我读高二时，因成绩优异，学校准许我提前一年高考，当时志愿都已经填报好了。由于我视力不好、高度近视，而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对视力要求不高，我就报了这个专业，体检等一些准备也做好了。然而这时“文革”开始了，大学招生考试停止，这一停就持续了十一二年。
“文革”对我的影响，这个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我们今天对于“文革”的讨论分短的和长的两种看法，长的达十年，真正闹得厉害的就是两年多。一开头我们是“红卫兵小将”，之后就一起被动员下乡了，这就导致我们对“文革”那一套东西信仰的破灭。到了农村之后，就必须面对现实的生活了，以前那些高调的东西都没有了。我原本做好了在农村待一辈子的打算，和当地人结了婚，在读大学以前就生了三个小孩。所以我现在有三个子女、四个孙辈。我在南京大学留校以后过了几年，才把我爱人从插队的农村调过来，此前则是分居两地。
那个时候，应该讲几乎人人都是红卫兵，但是打架、斗老师的并不是很多。喊喊口号开开会，这是大多数人都跟着做的；真正的“文攻武卫”，真正打人、捏造一些谣言来整老师的，比较少。特别是我们这些当时学习比较好、老师比较喜欢的人，不会干这类事情。在1966年，大概是11月，我也去过一次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之后作为知青我下乡插队。下乡之后，先是种田，当农民，搞了三年；后来到公社的供销社做临时工，公社现在叫乡，现在的乡比较大，往往是两三个公社并在一起的，供销社临时工按照现在的讲法就是农民工；农民工做了大概有三年，后来正式招工，身份就成了工人；成为工人之后又被县委、县政府借调去，也是中国特色，叫“以工代干”，就是以工人编制当干部，大概又干了三年。在农村连头带尾十年，实际上待了九年，1968年10月下乡，1977年底考上南京大学，1978年2月入学。
我插队落户的地方叫夏集，属于苏北宝应县，是宝应、兴化、高邮三县交界的地方，位于“里下河地区”，是江苏省最低洼的地方。有四条河，北边一条苏北灌溉总渠，西边一条京杭大运河，东边一条串场运河，从盐城到南通，南边一条通扬运河，从南通到扬州，被这四条河围在当中的一块就是里下河地区。它的地面比海平面还低，都是沼泽地，现在叫湿地，“城市之肾”，就像长征时候过的草地一样。
准备考试我只花了一天
我在宝应参加的高考，因为我的户口在宝应，考上以后才回南京。中央做出恢复高考的决定后，《新闻联播》第一条就播送了这个重大消息，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也都是这个内容。但人们对高考恢复的态度并不是一致支持的，现在媒体报道说当时群情激昂，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社会上“左”的风气还没有扭转过来，比如江苏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极力批评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决策，称之为邓小平“右”倾路线的又一次“复辟”，认为应该保持原先由工农兵推荐入学、不考试的做法。
当年江苏省高考文科有四门科目，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我准备考试只花了一天时间，用来复习数学书上的一些公式。当时并不能说是下定决心去高考，而是有些犹豫。县委宣传部报道组五人之中有四个都是毕业了的大学生，只有我的身份是知青；但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一些大报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却是我的较多。我的编制在供销社，但是一直被借调到县委、县政府工作，当时在县报道组。我拖到报名期限的最后一天才去报名，因担心如果考不好而被下岗，不让我在县里工作。报道组的其他四位劝我放心去考，就算没有考好他们也会去说情，不可能下岗的。我的家庭也很支持我参加高考，包括爱人也支持，好多人都劝她不要放我走，但她还是支持我。虽然当时复习时间非常短，但我也没有很忐忑，而是抱着考得上就读、考不上拉倒的想法，心态比较放松。
1977年还是各地自行出卷，所以我们考试用的是江苏本省出的试卷，总分是四百分，数学附加题二十分，但不计入总成绩里。我数学是一百二十分，但只算一百，政治是九十九，历史地理是一百，语文扣分比较多，总分三百八十六，名列全省第一。作文题目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也可能是《登攀》。考政治时，后面有道问答题是关于索马里军事政变的，很多人都答不出来，但只要是批判美帝苏修，都可得分。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曾被省委宣传部抽调去参加过为期三个月的“大批判”写作组，撰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讨论些国际形势的问题，因此对此比较了解。许多考生说没有复习到这个内容，当时补习班也还没出现，谁都不知道会怎么考。我原来的学习底子和工作经历对我参加高考帮助挺大，数学全靠之前中学的底子，在宣传部工作也得到了很多语文和政治方面的锻炼。
关于填报志愿的情况，那个时候选择专业有这样一条背景，经过“文革”中以及“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转变，大家都发现，思想、理论是最重要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这都是哲学问题。第一，人们很信仰哲学，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第二，大家都非常羡慕文学家、作家。现在作家没什么地位——最近有一张照片，大家都捧陈凯歌，莫言站在旁边都没人睬——但在1980年代，文学青年写文学作品，往往一篇文章就能改变人们的观念。我考入哲学系时，考分高的都报了哲学系。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科只有四个系，哲学系分最高，中文系第二，历史系第三，还有外文系。其他许多院系都是1978年之后才有的。
虽然我分数比较高，但是也不存在遗憾。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南京师范学院的中文系，第三志愿是扬州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后来省政府招生办允许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当时的南京工学院）提前拿考生材料录取，于是我的相关材料被拿到南京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十分惊讶。我下放到农村，跟当地人结婚，有了小孩，能进入南京大学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了。我觉得现代人生活工作压力过大，有些过度紧张，什么“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等等，都是些害人的话，没道理。对一个单位、一种事业来讲，不能够知足常乐，但对一个人来讲就是应该“知足常乐”。每个阶段都应该有目标，这个目标比现实略高，原来的目标实现了，高一点的目标再往前。一开头就定一个大目标，始终实现不了怎么办呢？我认为，许多时候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什么考虑，只是出于一种本能，下意识的。
我选了文科，还因为一条，下乡后接触到的社会现实对考文科是比较有用的。理工科的东西，十年都没有接触，也没怎么用过。我在上大学之前，写的人物通讯在《人民日报》头版都登过，笔头比较厉害，是大家公认的。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要带工资上学的话，一定要单位开证明，单位证明最后是宣传部开的，我发现如果学哲学和中文，让部长签字比较容易。
1977年11月高考，一个月后收到录取通知书，1978年2月入学报到。我报到的前一天还在原单位工作，收到录取通知书也没有特别激动，就像平常一样。因为“文革”还在批“臭老九”，不知道后来会变成什么样。“文革”中学制改成九年，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来上大学时三十周岁，现在的考生一般都是十八周岁吧，当时有些人仅十五六周岁，就像我院的张凤阳老师他们一样。1977年恢复高考时张凤阳正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只有十五六岁。有的地方甚至父子一起参加高考读大学。
“坐冷板凳，搞真学问”
学校迎接七七级学生是在中央门的长途汽车站，我记得我见到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后来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胡福明老师。对我来讲，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现今八十一岁高龄的胡福明老师，他给我最大的教诲就是“紧密联系实际”——学习理论是为了推动社会改造，即务实精神、实事求是。其次还有孙伯鍨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我校张异宾书记的老师，他最激励我的就是“坐冷板凳，搞真学问”。他是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张异宾还跟着他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影响下我们都读原著，马恩全集也好，列宁全集也好，都认真地读，不人云亦云，都要见到证据，见到原始版本，所以张异宾写过的《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实际上都是继承了他的风格。胡老师和孙先生这两种风格，以前、现在和今后都在影响着我、引导着我，让我懂得做学问既要忠于原著、尊重历史，找到思想的源头，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同时也要坚持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而做学问。
那时候上课和现在不一样，因为当时高考停招了十二年，我们进来以后应该说所有老师都是很高兴的。大学那几年的学术氛围相当开放，有名气有潜力的老师都抢着在第一线教学生，给七七、七八级的学生上课。他们也憋了多年，给初中水平的工农兵学员上课，有的学员听不懂，教起来不顺畅。所以七七、七八这两级的教学质量是其他级所无法比拟的，加上之前在社会上受到的锻炼，学生写文章的功底和对社会的了解都是比较全面的。当然也有思想比较传统、保守的学生，“卫道士”还比较多。
所有的老师包括最好的老师都成天跟我们本科生在一起，给我们上课。当时享受这个待遇的主要就是所谓的“新三届”，七七、七八、七九三级，到1980年以后学生渐渐多了，老师就不一定能经常见到面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必修课、选修课，主科、副科，按现在的话讲，所有的课程，不管是基础课，还是方向课，选修课、必修课，全都是系里最好的老师上。而且老师们教得也很高兴，因为以前没有教的资格，后来如果要教也是教工农兵学员，讲得太深他们也听不懂，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都抢着上课，不像现在一些老师，能少上课就少上课。
哲学系的课程很多，基本上是两大块，一是哲学，一是科学，数理化、天地生都要学。数学要学两年，物理学一年，其他科目如化学、天文、地质和生物都只上一个学期。当时有种说法：“哲学是各门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因此自然科学都是要学的。哲学这一块又分成两类，一类是哲学著作，一类是社会科学著作，即经济学、历史学和法学，那时还没有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类著作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三个方面。总之，要上的课多，要看的书也多。
后来大三升大四时，开始恢复政治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学科。各重点大学派了一些人去南开大学学社会学，我的同班同学宋林飞就去学了一年，他们这些人是中国社会学的“黄埔一期”。现在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些大腕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
那时师生之间常常交流。学生围着老师不停地问问题，因为没有什么社团活动，也没有什么实习、找工作，就是成天读书、泡图书馆。老师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们上完课以后没地方去，就在系里的办公室，几个学生就围上去，你谈谈，他谈谈，到快吃饭的时间了，老师回家，学生们就去食堂，所以经常接触。那时候，大学的师生关系就像现在的中学、小学的师生关系一样，几乎天天都能见面。
当时图书馆里的设备比较简陋，到处都挤满了人。像星期天的话，常常都是吃过早饭就进去，带两个馒头，中午也不出来，就在里面喝开水、吃馒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去。自习就在教室、图书馆，宿舍里也有人。当时是八个人一间，基本上有一两个人留在宿舍看书，因为人多了就坐不下，所以有到教室的，有到图书馆的，有留在宿舍的，而且慢慢地形成了习惯，以后几年基本上就是这样。
当时也没有电子设备，每逢看书时就做卡片，把书上的内容摘抄下来，甚至页码、书名、作者名字、出版社和出版年份都详细记录，就和以前图书馆查找书目的卡片一样。有些人卡片数目上万，一般的人也会做到五千多张。当时一起上大学的人都特别刻苦，因为有十年空白没有书读，除了报纸和广播就没有其他的信息来源。在单位除了报纸杂志、几本马列毛著作，也没有什么书。
但那时大学图书馆的书，数量远没有现在的多，1980年之前能出版的外国人的书，除了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的一批文学作品，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两百种汉译名著，如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书。编译出版社也出版一些书，主要把马列著作引进国内，把毛泽东的著作翻译成外文。那时候课外书已经不怎么读了，课外书是中学的时候读得比较多，大学时因为岁数比较大，而且很多年都没有经过正式的训练，所以看的都是专业书，专业以外的书基本上不怎么看。
大家都想把时间补回来
有了家庭后再来读大学，生活当然会有困难。我有三个小孩，一个我父母带，一个我爱人父母带，最小的我爱人自己带。那时候生活也不用太多钱，一个月伙食费就十二块左右，我是带工资来读书的，当时的工资是二十八块五角。拿一等助学金的人是十六块钱，当时没有工作的多半都有助学金，助学金分一二三等，一等助学金就基本上够生活了。那时我们看电影就在百花剧场，位于新街口旁边，原来是说书的，后来改成剧场。那个地方专门放过期的电影，拿老片子来放，五分钱一场，因为其他的可能都要两毛三毛，所以当时我们都爱看老片子。当时有个流行的叫《流浪者之歌》，上下集就是一毛钱。当时我从来不逛街，主要爱看书，电影也是一个月看一回，所以基本上不出学校。
饮食方面，当时食堂一般是素菜为主，里面有些肉丝，然后炒鸡蛋等。当时大家都是一个菜，把菜往饭上一盖，就像盖浇饭一样的。都是自己带碗，柜子也不用上锁，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就自己去拿。大家一般都有两个碗，一个碗装饭、菜，一个菜花一毛到三毛，三毛的菜肉就比较多，一毛几的就只有一点儿肉丝了；还有一个碗就是去端汤，汤是不要钱的。早饭大概就吃稀饭、馒头。
谈对象的问题，对当时已经结婚的同学就无所谓了，没有结婚但已经谈好对象的，在读书期间都可以结婚。我们班上仅有一对是毕业时明确关系的，平时都是私下的活动。校规也没讲允许，也没讲不允许。但当时的人，即使是在热恋中，也不会当着人抱抱亲亲、牵手的。
举行舞会是到1980年代以后的事，当时的风气一是鼓励大家穿好衣裳，然后就是开展文艺活动、跳舞。我们读书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和现在相比，大学生活很不丰富，就是看书学习。大家都反感搞活动，当时的领导讲过一句话，“教学科研部门不要老是开会，一个礼拜充其量只能花半天。”“文革”的时候集体活动太多，浪费了很多时间，大家都想把时间补回来。还有一点，我曾经在1990年作为总教练带南京大学辩论队出国打过比赛，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感觉很没有意思。它给所有参加者造成的最大的影响就是诡辩——世界上本没有真理。辩论本来就是一种技巧性的东西，也辩不出真理。
我进入校时学校还有工农兵学员，张异宾书记、陈骏校长当时都是，后来考了研究生。我们七七级的同学和工农兵学员相处，关系也还好。因为那时候跟现在还是不大一样，那时候即使有意见，在面子上都会注意，很含蓄，口头上不会怎么样，但内心里瞧不起、不认同的可能还是有。最后一级工农兵学员，南京大学哲学系七六级的，好多课都是和我们一起上，当时不同年级的一些课是一起在大教室上的。
南京大学当时的住宿条件比较差，八九个人一个房间，上下铺都住人。床头放洗漱用品，衣服等很多东西容易发霉。大学里的学生思想不一定都是开放的，很多思想相当“左”。我们班上七十多人，只有十几个党员，入党很难，有人专挑各种毛病。党员有穿军装的，也有各级官员，官员一般是在县里和乡镇当干部的。
所谓“逆境”
因为我来读书时已经成家了，有三个小孩，当时大学包分配，我想在大学任教，所以第一志愿就报了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第二志愿是原来以工代干的县委宣传部，这两处单位都靠家。当时的要求都很低，大学任教的话，最后当上副教授和出国一次；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最后当个副部长就可以了。
大学生活应该说对人生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对于我来说起码有两个东西不是在大学里学到的，而是在下乡十年里学到的。一是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特别是对底层的了解，现在中央领导对普通的老百姓那么关心，这和他在延安插队七年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看报纸上领导讲的话，就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了，这是现在暑假社会实践，去个半个月也学不到的。二是文字功夫，那是因为因为我曾经被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和县政府办公室，做报道员、秘书。这两样，我不是在大学里学成的。当时我们班上，我三十岁，最大的三十一二岁，最小的十六岁，年龄相差蛮大的。
我们这代人也知道，像我这年龄早应该退休了，但大学还在用我。我们中学的同学、大学的同学，经常在一起活动。大学同学看起来还可以，有几个还在工作。中学同学，因为都是我这把年龄，有很多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有些拮据；有少数人去做生意，后来也发达了；但多数人再就业、改行经商都是不顺的。
下乡的经历对我来说算是逆境，反而激发了人的奋进，但有一条：不能人为地制造逆境。逆境下成才的是少数，多数人是给毁掉了。还有福祸互相的转化，一旦逆境发生了你要正确地去对待，但不能因为有的人在逆境中成功了就给所有人有意地制造逆境，这是很残忍的。
